他这样对诸弟说，我们曾家现正值全盛之时，却不可因几个银子而招惹事端。如果让贤弟去过像楚善、宽五等人那样的艰苦生活，你能忍受一天吗？每个人的境遇的厚与薄、顺与逆，都是命中注定，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自作主张。天既然可以使我们今天处于顺达的境地，当然就可以使我们明天处于艰难困苦的处境。
同治兀年(1862)，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二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辉煌的时期。面对如此恩威，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喟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曾国藩不怀慕功名，志在清淡。这既是个人修身之法，也是家法。
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功名利禄，不是你想排除掉就能排除掉的，而是你必须面对的问题：要知道，世上有多少人都是在是是非非、功名利禄中挣扎的，每天都要绞尽脑汁与各种人过招；这还不够，还要私下里练拳法，才能不被打败。一点功名、一点利禄能引起轩然大波、毁掉多少人心啊!那些让他唾弃的事，反而让他锻炼了眼力。看透天下是非皆由人造。曾国藩的一生中不能缺少“平衡”两字，他心明眼亮，能容不能容之人，能存不能存之事，这与他深厚的个人涵养有关!一个缺乏深厚自我涵养的人，到哪里都想显耀自己，本来自己什么也不是，却把自己看成是“惟我独尊”，碰到得失不平衡，就彻底崩溃了。这些人与曾国藩一生追求的平衡心态相去甚远，不是一、两天能够学会的。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是一位平衡心态的大师，他从来不去做非份之想，因为人之痛苦，绝大多数是由胡思乱想开始的；那些蝇头小利不在他的盘算之内，他特别能做到不为成喜、不为败恼，在身处困境时，心态端正．承认不足，治疗硬伤。
为“小民生计”着想
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
——曾国藩
由于曾国藩的地位，他的处世，不可能只限于常人之间及日常生活的小事，更会涉及到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曾国藩提出了在对外交涉中须“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间，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这就说明，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就形成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极大妥协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积极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必须考虑“御侮”的问题。其基本设想是：“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非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永无一自强之日。”为了争得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之后，他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 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围绕着以遵守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准绳而进行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这个中心，我们可以就曾国藩在处理对外交涉中一些具体事例作些分析考察。
关于“华洋会剿”的问题，曾国藩先是表示反对，继则认为条约所未规定开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复，再则，既已借助，就得以礼相待，不能再生枝节。
在用中国之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也表示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1861年8月，曾国藩曾向清廷上了一个关于购置外国船炮的奏疏，主张用实力武装水师，以清军将领主办其事；他在给友人信函中指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每船只“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习枪习火”。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所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认为，这是喧宾夺主，“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他明确指出：“洋人本有欺陵之心，而更授以可陵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这种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引狼入室的作法万万使不得。曾国藩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下策是于所购七船中“酌拨数船，与阿思本统带，配用洋兵。拨数船与蔡国祥（按：蔡氏时为湘军将领）统带，配用华兵”；上策是给洋兵“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至于所费一百多万两银子，要尽数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应以维护主权为重。在曾国藩等人的“苦争”和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阿思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的水师提督。”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表现了既在总体上“坚守条约”的一面，又体现了他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抗拒的一面。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俄等国逼签的有关条约中的通商条款公布以后，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予以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以大臣“统辖江、楚、苏、渐、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以至形成“鞭长莫及”的状况，强化地方政权以应付“白轮船入鄂以来，洋人踪迹，几遍沿江郡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的局面。
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恣意扩大条约以外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贩卖剥夺“小民生计”，传教城镇乡村“以邪教诱惑”残害中国人民之事，曾国藩分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他反复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门迪商，长江通商，生汁日蹩，小民困苦尢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机，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当他发觉洋商违例私运盐米，违反条约规定的情况后，愤怒指责英国人“白齐文所犯情罪重大，至今未将该犯交出，即系洋官袒庇之明证。”坚决主张中国“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强调，此后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对于洋商无理提出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会对方“批驳不行”。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因为，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
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多次在奏折和给友朋的书札中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说：“小轮舟、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利；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又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外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因为，在“今日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徇和议，而不颐内地生民之困”。他在这个问题上总的“力争”方针是，作为一个中国官吏，应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极力为“小民生计”着想，这是天经地义之职责所在。他说：“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辞置办，甚至因此而致决裂”也不要怕，因为“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议而开衅，上可以对大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所以，在这方面之利一定要争，“中尤所惧，后无所悔。”
立世大智慧
作为一个中国官吏，应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极力为“小民生计”着想，这是天经地义之职责所在。他说：“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
居高位之道
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
——曾国藩
大凡做官的人，尤其是做高官的人，没有不想自己要有一个好的结局的。然而，很多时候却往往事与愿违。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有一个好晚场呢？曾国藩以他自己身居高位的体验，认为，主要应在平时领会居高位之道。他具体开出三个药方，以防居官之败。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惟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所说的“惊心啊，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烈马，万分危惧，就好像将要坠落在深渊里。”惟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鼎》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惟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不是如此？
他详细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介之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说，我略微加以改动：“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益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立世大智慧
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