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下》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意思是说，思想修养好的人，语言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很少。但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恰好异性朋友也在一起时，话就更多了，真可谓标新立异，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
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有一种表现欲，或者表现一种气质，或者表现一种才情，或者表现一种风度，或者表现一种智慧，总之是想表现一种优越感，掩饰一种自卑感；想表现自己某一方面长处的人，一定有某一方面的短处。
夸夸其谈的人，本来是想表现自己的长处，可是，他在表现自己的长处时，却暴露了自己的短处；他只知道谈论的乐趣，却不知道沉默的乐趣；只知道表演的乐趣，却不知道观赏的乐趣。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同当士兵，就想着要挺出于同列。同当小军校，就想着要在军校中出人头地。同是将军，就想着比别的将军高一头。同是主帅，也仍想着要比别的主帅高明。尽管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本分。能打破这种世俗的风气，就能和他谈论用兵之道了。
因此，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特别忠爱他，对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的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的条目，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都把他们召纳了进来。然而，只是挨个的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以事情做和职位。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坐着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某一位老儒所写的。这老儒，即是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诗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李鸿裔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很可能是又去秦淮河上游玩去了。曾国藩令材官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想一定能找到，果然在某姬的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隐伏在这里边了。”李鸿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便深深地收敛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处世以谨慎为怀
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曾国藩
一般而言，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势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挑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立世大智慧
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
为人处事不露锋芒
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曾国藩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在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办团练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为清王朝出山了。
可是，他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此一试探性的口吻，咸丰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曾国藩此时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诽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引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如，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泊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掳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立世大智慧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
修养心性，处事不烦
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曾国藩
做官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当官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做官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耿恭简所说的“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俱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立世大智慧
做官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以“匡时救世”为己任
莫大儒牛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曾国藩
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力营私，而用权力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曾国藩谋权、用权有一条基本原则即“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而不是用权力来谋取和满足私欲，所以，他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去为官为民，这样，就决定了他以清廉、正直为官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