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来的诚，是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
因此，
没有这样一些“果敢”和“勇毅”，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
立世大智慧
在曾国藩的处事之道中，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不多，但却往往是用得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避祸第一良方
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名誉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患。窝藏隐埋暗昧之事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害。经常忖度他人，诡计多端的人，有预测不到的祸患。
——曾国藩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人人都不希望失败，希望平平安安。但社会节奏越快，人们却越不自安，而“飞来之祸”又每每发生。曾国藩通过观察，得出祸福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二者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骗、暗、诡”这三种人最容易招来祸端。
如何避祸呢？曾国藩提出反其道而行之：诚、明、仁。诚，是诚实不欺，尽管世间充满尔虞我诈，但不能“以牙还牙”，以骗待不诚。曾国藩说：如果那样，人世间就无可信赖，人生一世也兴致索然。如以诚相待，欺骗人的人也会终究醒悟，走向诚信的。但诚不是一切都信，二者有严格的界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明”。“明”是心胸坦荡、开阔，用今天的话说，是有良好的心态，心理素质好；明的另一含义是洞察事物。因此，暗也指愚昧、愚蠢。他具体阐释“明”可避祸时说：古往今来，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常称之为英雄。英就是明啊。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精细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比好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方面的学问。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居高位，天赋方面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这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实在太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份。
第三是仁，仁是与人为善的意思，不是用阴暗的心理揣度别人。俗话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就是诡、是诈，是过于精明。如果处处与人为善，成全他人，自己也就欣欣向善了。在这一点上，他最崇拜提出“仁”这一学说的孟子。他说：读《养气》这章，好象对其要义有所领会，希望这一生都敬慕仿效孟子。即使仓卒苟凰之时，颠沛流离之际，都会有孟夫子的教诲在的，时刻不离身，或许到死的时候，可能有希望学到他的万分之一。
曾国藩从《易经》阴阳变化的道理，引伸出人一定要为后世着想。他开出了避祸的第一个药方是：“窒塞私欲，经常念及男儿有泪之日；惩禁忿怒，当思考人到绝气之时。”他痛加反省，五十岁时说：精神萎靡不振到了极点，我年纪还不到五十岁，而早衰到如此地步。这都是由于天赋资质不足所致，并又百般忧愁摧老和多年精神郁抑，又得不到快乐而使身体受到损伤，从今以后每天坚持静坐一次，或许能等于服一剂汤药的疗效。
他还把养生之道与祸福联系在一起，说：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个字是最为要紧。调息一定要归海，眼视一定要垂帘，饮食一定要清淡节制，睡眠一定要除去杂念而且恬静。归海，也就是说将气息藏入丹田。海，指气海。垂帘，也就是说眼睛半睁半闭，不全睁开眼睛。虚，是说心中保持虚静，没有思考，腹中虚静而不停滞。牢记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丹方秘诀，也完全可以祛除疾病的。这是说健身也可以避祸。
立世大智慧
以骗待不诚，人世间就无可信赖，人生一世也兴致索然。如以诚相待，欺骗人的人也会终究醒悟，走向诚信。诚不是一切都信，二者有严格的界限。
处事四要
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曾国藩
曾国藩为政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处理政事的经验。他每天处理的事情都很多，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积压与搁置。他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列出当天应办的事情，当天办完。如农家早起分派当天的农事一样。如果每天的事情都干完了，这样或许积压就少了。这还只是具体的办事风格，曾国藩还有一些抽象的办事方法。他归结为四点：
一、条分缕析。
从政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起来闲得要死，忙起来忙得要命；清闲的时候，还可以从从容容，忙碌的时候，就显得焦头烂额。当很多事情一起涌现，就要临阵勿乱，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分清轻重，分清难易，分清缓急。即使是办一件事情，也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抓住主要的、重要的、难度大的、紧急的，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仅信心十足，也会轻松自如。
二、相互关联。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办起事来，往往只是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妥当，导致其他几件事情陷入被动的局面。所以，做一件事情，就应想到它的前后因果，左右羁绊，上下影响。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不会办好。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三、详细思考。
曾国藩办事很谨慎，这主要表现在深思熟虑上。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不仅所办的事情办不成，往往导致功亏一篑。李续宾和曾国华在三河镇全军覆没，就是思虑不详所致。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太粗率，他总是反复叮嘱。他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比如怎样办好盐务，曾国藩有两句话，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井井有条。
四、遵守原则。
办事一定要讲原则，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也失奉了检查的标准。和稀泥，踩西瓜皮，都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越办越糟。比如军中吃饭宜早，就是一个原则，不能因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就可以宽容。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内外有别，亲疏有别，君臣有别。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为政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处理政事的经验。他每天处理的事情都很多，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积压与搁置。他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列出当天应办的事情，当天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