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男女、夫妻的问题是套在政治问题里加以对待的。而负有指导人民迎新去旧职责的君子，连自己的性欲都控制不住的话，成何体统？修身齐家的人应当是治国平天下的人，而作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若在修身齐家的阶段就败退下来，那还像话吗？君子所具有的律己主义与政治志向是中国式的代表制、选举制的特殊所在。这一天，曾国藩体会到了自己的性冲动。这一天，也正是他立“三戒”的日子。戒烟、戒妄言、戒房闼不敬这三条的顺序按一般的做法应当是倒过来的。
立誓言才一个月，他就犯错误了。12月19日的日圮写道：晏起，绝无警惧之意矣!一早悠忽。饭后，读史十叶。房闼又不敬：前誓有三戒，今忘之耶？既写日课册，于此等大过，尚不改，其他更复何说？甘心为禽兽，尚敢厚颜与正人君子往还耶？
显然，他充满了自责的心情。这天晚上，他做完日记，又接着给胞弟们写信谈了学习的方法、克己的动态，以及在京讲学的现状。全信长达三千六百字，一直写到天亮。其中还附上了一份达十三条之多的“课程表”。这十三条是：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写日记。七、日知其所亡。八、月忘无所能。九、谨言。十、养气。十一、保身。十二、作字。十三、夜不出门。而且，每项都附加简短的说明，比如写日记条项加注：“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读书不二的条项附加：“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早起条里加：“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等等，写完信之后，又追加了日记，言：“恨自己无实学，教弟虽多言，但不要领也。”日记和家信流露出了欲以成就君子的坚强意志与自我不满的矛盾、不安的心态。
正如上述所示，日课册展示了赤裸裸的自己。而且他还把册子交给在京讲学的亲友们传阅，以期收到监督的效用。
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位极大臣，但他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敢言必能负重
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
——曾国藩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一入官场仕途，就等于入了“局”，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场积习却常使英雄感到无用武之地。尤其是到了一个朝代的后期，要破官场积习是很难的，更多的人都是随波逐流，俯仰任之。这也是许多人不能建功立业的基本弊习之一。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曲求全等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不多，但却往往是用得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原故，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文正即曹振镛，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镛之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靡泄沓。
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却是何等的胆量。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阅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伉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伉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曾国藩所上的这一奏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性，可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曾国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忱，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有书记载说，曾国藩最怕鸡毛。书中说，曾国藩平素莫名其妙的最怕鸡毛，偏又爱吃鸡肉。当时，紧急公文，信封口都帖有鸡毛，俗有“鸡毛令箭”之称，曾国藩一生，见了这种文书，总是不敢亲自开拆。曾国藩死前的一年（同治十年，1871年）他到上海阅兵，阅兵台上供张齐备，侍卫先来检查，瞥见曾国藩的坐位后面有鸡毛帚子，大骇，立刻吩咐取去藏过，阅兵仪式才如常举行。就是这样一个连鸡毛都怕的人，却能冒死犯颜直谏，不失时机地说出那些常人所不敢说的话，确是令人佩服。
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伉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皇帝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有清一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