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说法，显然是从东汉的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加以推断而提出的。在封建制度下，妇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在东汉的时候，权豪、贵族甚至宦官都是肆意掠夺霸占妇女的。《后汉书》中的《梁节王畅传》、《乐成靖王党传》、《单超传》、《曹节传》、《梁冀传》等都记载了这种事例。
《陌上桑》在民间产生、流传的时候，正是权豪仗势霸占、掠夺民间有姿色的妇女时代。所以，《陌上桑》就借歌颂罗敷刚毅不屈的高贵品质，来表达人们对权豪势要侮辱妇女、掠夺妇女的不合理现象的反抗。但是封建社会，人民大众所受的不幸，在民间诗歌或别的艺术样式里，只能以委婉曲折而含蓄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幻想和虚构的成分很重。这种幻想和虚构，都是有现实根据的；有的幻想和虚构，对于反抗封建压迫，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陌上桑》在民间形成流传的过程中，便虚构出了罗敷能文能武的丈夫；借罗敷的夸耀夫婿，无情地嘲讽侮辱、掠夺妇女的豪门贵族。罗敷是民间妇女的典型：美丽、善良，勇敢、顽强。她身上集中了妇女的很多美好的特征，所以成为一个美丽坚贞的美女形象，一个勤劳朴实的劳动妇女形象。
王季思先生在《<陌上桑的>的人物》一文里则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罗敷本是汉代妇女惯用的名字，而《陌上桑》中的秦罗敷更呈东汉后期有些故事传说中的好女子的通称。“罗敷”这名字，在西汉就有，严延年的女儿就叫罗敷(见《汉书·昌邑王传》，颜师古说“敷”的读音是“ｆū”)。乐府诗《孔雀东南飞》里也有“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长得十分漂亮，“可恰体无比”，后来盛赞“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可见“秦罗敷”一名，实在是东汉后期故事传说中美女的通称。
从诗歌里对夫婿的一段描述，王先生认为，秦罗敷可能是大家贵族的妇女。她身上的人民性，不能仅仅从她的阶级出身来看，而要看她跟故事里其他人物的关系，看她在故事里起什么作用：罗敷的丈夫统率着“东方千余骑”，显然是镇守辽东一带的郡守和边将，是个英雄人物。而《陌上桑》里的使君，自己已经有了妻子，还要跟罗敷调笑，这是作为罗敷的夫婿的对立面出现的可鄙人物。诗里的罗敷在这方面的爱憎是和广大人民的爱憎一致的，所以具有一定的人民性。
罗敷到底是邯郸秦氏女，是秋胡妻，是民间塑造出来的美女，还是贵族出身却有一定人民性的美女，这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梁祝故事
一曲感人至深的生死恋歌，将一代代中国人引入了爱情的凄美绝境，不论其故事真实与否，我们始终坚信爱情的魅力是永恒的。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在我国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梁祝故事的传播除了口耳相传以外，得益于舞台艺术颇多。举例而言，京剧有《英台抗婚》、山东琴书亦有“梁祝”的剧目，影响最大的是经过整理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流行到全国，特别是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我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问世后，梁祝因而“走向世界”，曾有国际友人誉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历史上是否实有梁祝其人其事?如果有，他们是哪个时代，什么地方人?抑或根本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之所造?这是个聚讼纷纭、饶有兴味的“谜”。
否定有梁祝其人其事者认为：梁祝和《白蛇传》、《牛郎织女》、《孟姜女》合称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后来编成戏剧。尽管戏剧和故事十分动人，但毕竟是传说，因此事实上不存在其人其事，进而言曰：梁祝死后岂能化蝶?孟姜女焉能哭倒长城?至于织女和白娘子一为天女，一为白蛇所化，属“子虚乌有”，其理自明。此是一家言，听来颇似有理。
然而持梁祝实有其人其事的也有不少。不久前读到江苏某报的一篇短文，说祝英台本是明代侠女，梁山伯是前朝书生，两人本来毫不“搭界”。只是祝英台为民造福，死后人们为她安葬，挖掘墓穴时发现下有梁山伯墓，遂为之合葬，才敷演出“梁祝”故事来的。这则“轶闻”曾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惜语焉不详，未说明来源，所据何书，因此无法进一步探索此说的真伪。又据《杭州日报》1958年1月20日报道，杭州市有关部门当年将开发凤凰山旅游风景点，第一期工程则将开辟梁祝故事中的“草桥结拜”、“十八相送”、“梁祝书院”等风景区。报道中虽冠以“民间传说”，但给人的印象是梁祝当在此地活动过。
其实，研究“梁祝”有否其人其事不自今日始。历史上有些严肃的学者亦进行过研究探索，清代乾嘉时著名经学家焦循就是其中一人。他在《剧说》卷二中引宋元之际刘一清的《钱塘遗事》及自己亲身见闻，说全国至少有四座所谓梁祝墓。第一处墓葬地在河北林镇之说，见刘一清的《钱塘遗事》。第二处墓在山东嘉祥县是焦循曾亲见祝英台墓的碣石拓片。他在《剧说》中说：“乾隆乙卯(1795年)，余在山左，学使阮公(即阮元)修山左《金石志》，州县各以碑本来。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刻石。”第三处墓在浙江宁波，此说是嘉庆元年(1796年)焦循到宁波“闻其地亦有祝英台墓，载于志书者，详其事云：“梁山伯、祝英台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后，旧称义妇冢。”焦循在记载中虽然未说亲见其墓，但据浙江一老新闻工作者告诉笔者，解放前该地除有梁祝墓之说外，还有梁山伯庙，鄞县乡间还流传有“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的俗语，而且庙中香火还很盛。焦循进而查考地方志，据方志记载：“晋梁山伯，字处仁，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山伯归访之上虞，始知祝为女子，名曰英台。归告父母，求姻时，已许郧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不能前，英台临冢衰痛，地裂，而埋璧焉。事闻于朝，丞相封‘义妇冢’。”第四处扬州祝英台墓，焦循基本持否定态度：“及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为祝英台坟。余入城必经此。或曰，此隋炀帝墓，谬为英台也。”清代另一著名学者毛先舒在《填词名解》卷二引《宁波府志》，和焦循记鄞县梁祝墓大同小异，只多了“今吴中花蝴蝶，盖橘蠹所化，童儿亦呼梁山伯、祝英台云”。
根据焦循、毛先舒引方志所记，谢安为东晋名臣，是历史上实有之人，那时女子亦未有缠足陋习，为祝英台女扮男装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且志书上记载竟如此详尽，因此不能排除历史上实有梁祝其人其事。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即使有其人其事，还有东晋、明代两说。持祝英台为明人说者，见于今人之著述，披露于报端。而且焦循曾目击山东嘉祥县明人为祝英台所刻的碣石拓片，(可惜他未引碣文，不知还能发现否?)加之明人有传奇《同窗记》(演梁祝故事，现存《访友》等出)，焉知不正是演的明代当代时事?又杭州市有关部门准备在凤凰山重建“梁祝书院”，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传说中的“梁祝书院”所在地确为明代杭州一所著名书院，不过不叫“梁祝书院”，而是叫“敷文书院”。蛛丝马迹，费人猜疑，故此不能就断为祝英台不可能是明代人。然而此说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因为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所记，元曲大家白仁甫有《祝英台死嫁梁山伯》的剧目，可惜剧本已佚，无法知其概要。由此上溯，北宋苏东坡的词集《东坡乐府》有词牌《祝英台》，以后辛弃疾、吴文英均有词作。据此又可以推断，至迟在北宋时已有祝英台故事的流传。唐宋词专家龙榆生则认为此调“殆是唐宋以来民间流传歌曲”。故此梁祝究竟是晋人邪?明人乎?由于都有一定的文字依据，难以遽断。再有，梁祝毕竟不是帝王将相，用不着像曹操那样死后造“七十二疑冢”，可是何以至少在山东、河北、浙江都有他们的墓?最后当然不能排除梁祝史无其人其事，确系民间传说，对此焦循在详记他耳闻目睹志书记载时，是有一定保留的：“此说不知所本，而详载志书如此。”我大胆地揣想，梁祝故事会不会本是编撰，由于这一悲剧感人至深，代代相传，后人误以为真的而写入志书的呢?总之，这其间还有一些谜，需要我们去探索、破解!
香风迷倒乾隆爷
如此可人的奇女子，偏又与风流成性的乾隆爷扯上了关系，难怪历代学人都对她念念不忘，情有独钟。
关于香妃，百余年来，民间广泛流传着她的传奇性的故事，野史中也有许多文笔哀艳的记述。大意是说，清乾隆年间，远处祖国边陲的新疆天山南路，有一位回部王妃，长得非常美丽，身上还散发出一种异香，因此被人称为“香妃”。乾隆中叶，清兵人回疆，定边将军兆惠将香妃俘获后，送往京师。乾隆帝有意将她纳入后宫，但这位艳如桃李的王妃对乾隆帝却冷若冰霜。她身上藏着一柄匕首，表示宁死不屈。乾隆帝对她无可奈何，经常到她的住所小坐，希望她能回心转意，但她丝毫不动心。年复一年，香妃思乡心切，每逢时令佳节，不禁凄然泪下。她想一死了之，但左右监视她的人寸步不离，无隙可乘。皇太后知道这件事后，劝皇帝说：“她不肯相从，不如杀了以成全她的名节，或者把她送回乡里。”乾隆帝明知香妃志不可屈，又不忍加害。有一天，乾隆帝为了到天坛圜丘祭天，先住到斋宫斋戒。这时，皇太后急速使人把香妃召来，对她说：“你不肯屈志，究竟作何打算?”香妃回答说：“唯死而已。”太后说：“那么今日就赐你一死。”香妃听了大喜，再拜顿首，说：“太后这样成全我，真是恩情天高地厚，我死之后，在九泉之下也感激您，”说罢泣下数行。太后乃命人引入旁室中将其缢死。乾隆帝在斋宫闻知，急忙赶来，见太后寝宫大门已下键，在门外痛哭失声一俟门启时，香妃已经气绝，然而肤色如生，面犹含笑。乾隆帝乃厚其棺殓，以妃礼送往新疆安葬。
就是这则凄恻动人的故事，长期以来，引起不少文墨之士的雅兴，从野史、小说到诗词、画卷，以及戏曲说唱，绘声绘影，大肆渲染，竟使不少人以为确有此事。只是到了近年，这个关于香妃之谜才解开。
清东陵埋葬乾隆帝的裕陵附近，有一座裕妃寝园，是乾隆帝30多位妃嫔的墓葬群。
1979年10月，在其中的容妃墓中出土一批残碎物品。考证这批物品，并和传世的史料相对照，可以证实乾隆帝确实有一位回妃，她就是容妃和卓氏，但和“香妃”毫不相干。
和卓氏是新疆秉持回教始祖派噶木巴尔的后裔，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九月十五日。她世居叶尔羌，属和卓旗，因此称和卓氏。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月，定边将军兆惠平定回部振旅凯旋，她的亲属因受封随同到京师定居，屡次受到皇帝赏赐。以后，和卓氏被选入宫。乾隆二十五年六月，福建巡抚吴士功进献的18棵荔枝树结了200多个荔枝，弘历赏赐给后妃们品尝，和卓氏当时是贵人，年27岁，也按例分到一份。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乾隆帝奉太后谕旨，册封和贵人为容嫔，时年29岁。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太后命升容嫔为妃，这时她已经35岁了。
容妃深得乾隆帝的宠爱。她曾随同乾隆帝南巡江浙，东巡到泰山、曲阜，也到过盛京(今沈阳)拜谒清太祖的福陵。她在宫中被允许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在封妃前夕，特地给她制作全部妃子冠服，如天鹅绒朝冠、染貂朝冠、吉服袍褂以及项圈、耳坠、数珠等饰物。为尊重她的民族习惯，宫内专为她设有回族厨师。容妃多次把回族厨师的拿手名菜呈献给乾隆帝品尝，乾隆帝也深知容妃的喜爱，每逢宫内赏赐哈蜜瓜时，总是把最上等的花皮回子瓜单赏绐她，其次妃嫔则赏给二等青皮瓜。容妃50岁生日时，赏给古玩、锦缎、银元宝、藏香等物。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容妃病逝，终年55岁。死后，以妃礼入葬。她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在棺木上特地刻有《古兰经》的经文。
清朝皇帝的妃嫔本来是满、蒙、汉各族都有。乾隆帝有后妃36人，只有这一名回妃。野史上传说“香妃”在宫中身藏匕首，最后遭到太后赐死，与容妃的真实史料不符，纯属无稽之谈。容妃死后葬在清东陵的妃子寝园，也是确凿无疑的。当时宫闱各种定制极为苛严，皇帝的妃子也不可能在死后送往万里之外的新疆下葬。
传奇性的故事不能代替真正的历史。那么，关于香妃的传说是什么人编造的呢?是怎样流传开来的?编造这一传奇性的故事用意何在?这仍然是未解开的谜。
卖身葬父换来佳人爱
《天仙配》的故事家喻户晓，为了追求名人效应，各地纷纷宣布自己这儿才是孝子之乡，即便七仙女再世，恐怕也会犯难了。
《天仙配》中的董永，以卖身葬父的孝心，感动了天女下凡，与之结为夫妻，为债主织锦顶债。当佣工期满，夫妻二人刚要双双还家过幸福生活的时候，最高统治者的化身——玉帝，强逼这对青年生离死别。
这个民间神话故事，从汉代开始便有记载。以后，晋、唐、宋、明、清历代都有改编和补充。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变文、杂剧、传奇、小曲、评话、弹词、地方戏等，无所不有。2000年来，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的家家户户，其影响非常深远。
董永的故事，歌颂了劳动人民，歌颂了男女自主的婚姻，反映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激烈阶级矛盾。历代统治者都想解释这个故事，纳入宣传封建道德规范。黄梅戏《天仙配》、川剧《槐荫记》都在传统剧本的基础上，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作了加工整理，使它成了戏曲百花中一朵娇艳的鲜花。
这个董永，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学术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辞海》编者认为董永是“文学故事人物”，并说：“其事始见于曹植《灵芝篇》，《搜神记》亦有记载，当为魏晋间流行故事。”
赞成这个观点的人说，董永的故事越到后来越详细、具体，而且各种记载又不尽相同。譬如仙女织锦，有的说10日织百匹，有的说1月织300匹。这些歧异，显然是人们的编造，不是真人真事。
有人指出，董永不仅是作为文学作品唐人《董永行孝变文》、明人《织锦记》、《百日缘》传奇等所描写的艺术典型人物，而且历史上确有其人。汉代刘向《孝子图》、唐代李翰《蒙求》、元代郭居业《二十四孝》、清代《历代孝子录编》及《中国人名大辞典》等都有记载。董永为汉代千乘人。汉代提倡孝道，统治阶级标榜“以孝治天下”，孝子董永卖身葬父便成了统治者极力表彰的典型。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把“孝”作为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董永故事也就久传不衰。
汉代刘向《孝子图》仅仅记载了故事的梗概。《孝子图》虽已失传，但唐初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和北宋《太平御览》两书中都有摘引，内容基本相同。这说明：这个故事在刘向所处的西汉末年便已流行。董永应为前汉或西汉人。
东晋干宝《搜神记》记载这个故事，就比较丰满，情节、人物也有所发展，为以后各种文学艺术作品所汲取的创作案材。《搜神记》也说董永是汉代千乘人。汉之干乘县和千乘郡，都属青州管辖。《山东通志》、《博兴县志》都记载博兴县陈户镇旧有董永墓和董永祠。
有人说，《太平御览》所引的《孝子图》，把董永写为前汉人，不像是刘向的口气，从而说董永是后汉或东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