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41年，兰州附近参加帮会的人在农民中约占10％以上，工人中约占30％，商界约占20％，军政教育各界约占10％，镇长和保安团队官兵约占30％。帮会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甘肃的帮会最盛时，成员多达六七十万人之多。民国19年（1930年），鲁大昌部队内也有许多人是红帮成员。截至新中国成立前，仅在陇西就有帮会成员80余人。
近代帮会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无序、混乱的产物。对各个不同的帮会要区别判断，有的帮会有政治结盟、经济结盟的性质，对社会没有什么危害；而有的帮会和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成为黑社会组织，以帮为匪，帮匪不分，放赌赊账，栽赃陷害，欺骗讹诈，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祸害百姓。清末民初，张掖、武威、酒泉等地的老吆会就属此列。后被各地官府抓获后，或枭首示众，或活埋，仅武威就活埋了100多人。而以后的青帮和红帮也有许多不义之举。
2．行会、社团
行会是民间行业组织，其雏形是封建行头。清末，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工商业的兴起，相关行业的交流日益重要，同一行业的竞争也越来越突出。为了加强交流，规范竞争，一些发展比较快的传统手工行业出现了行头，行头主要是协调同行之间的关系，加强彼此的联络交往。同一行业的人必须集中在某个有影响或势力较大的行头之下，结行生存。行头多由同行业的人推举，也有自荐的。在商业行业，商人以地缘为纽带组建同行组织——会馆。各个行会组织，根据不同的行业，分别修庙建祠，供奉守护神。守护神多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或传说中的人物。如水烟行供奉诸葛亮（传说诸葛亮用兵西南时，为了消除瘴气对士兵身体的危害，根据当地人的推荐，让士兵吸食水烟。因此，诸葛亮便为烟行的鼻祖）；木匠、泥瓦匠供奉鲁班；理发、裁缝等供奉罗祖；商人的会馆里也供奉着各自的庇护神，如山陕商人供奉关羽。各行和会馆共同的祭祀对象是火神，这是因为火灾危害甚大，祭祀之，以防患于未然。
随着行头、会馆的发展，官方开始关注并介入管理。当时官方将各个不同的行业称为同业公会，同业公会比原来的行会要宽泛得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经地方耆绅禀请创办农务总会，会内经理由各乡董公举，办事规则仿照推广农林与督垦总局的章程，这是甘肃农会的前身。民国元年（1912年），农务总会改为省农会，以后各县相继成立了农会。民国17年（1928年）改为农民协会。
在商业领域，官方开始筹建商会。商会是官方对商业进行管理的组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商会组织——商业会议公所。1903年，清廷设商部并颁行《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各省遂设立了商务局。1907年，京师设立总商会，归劝业道，各省设立商务分会，甘肃也于1908年成立了商务会，1911年改为商办，1916年，改为省城总商会。1924年，全国有商会160余处，1911—1927年，甘肃各县陆续成立了商会。官方对商业行业的介入，改变了商业行业在民间发展的情形。以后商会逐渐成为官方监督，民间自办的性质。而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行会仍在小范围内开展活动。
社团，顾名思义是社会团体之意，它是近代社会变革的产物。社团的组建有的以职业为纽带，有的是以身份为纽带，有的以政治愿望为纽带。有民间自建的，也有官方组建的。民国以后社团渐兴。甘肃最早的社团是1920年兰州各学校成立的兰州学生联合会，这个社团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后社团又不断地产生，最初的社团具有同业公会性质，其中以商业公会为多。甘肃近代社团在抗日战争时期蓬勃发展，主要集中在兰州。有些是从原来的同业公会、农会等发展来的，有些则是顺应形势的需要新组建的。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兰州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简称“八办”。在“八办”的领导下，新建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而原来的社团也聚集在抗日旗帜下，开展各种活动。比较有影响的有“甘肃青年抗战团”、“留外学生抗战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伊斯兰学会”、“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妇女慰劳团”、“联合剧团”等。当时兰州的各种社团名目繁多，基本包括了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其中有工人团体47个，商人团体61个，农民团体8个，自由联业团体6个，省内外同乡会52个，同学会16个，校友会19个多，学会26个，协会、研究会、促进会、协进会、理事会25个，各种剧团、剧社21个，教会9个，其他7个。这些社团有些是积极的、进步的，为当时全面抗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的社团还办理会员的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开展一些学术研究活动，调解劳资纠纷。但也要看到有些社团则是封建保守的，有结党营私，个别人把持，狭隘排外的现象，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1941年7月1日兰州正式建市后，随着各种行政机构的设立，市政府对社团的管理也逐渐规范。1942年3月，兰州市社会局成立，社团归其监管，民众社团的管理、监督、发展工作渐趋规范。
近代各种社团以民间自发组建的为多，政府和党派里的一些人士也组建了各种名目的团体。如由张治中倡导的“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就为一例。当时外地的社团也在西北开展各种抗战救亡活动，1938年，在上海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旨在支援抗战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工合”成立后，在西北地区建立工厂。同年，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参与支持的工合培黎石油学校在兰州落成。在各种社团里，一些少数民族的社团影响比较大，如1926年成立的甘肃藏民文化促进会，其宗旨在于促进地方文化，实施普及教育。该促进会成立后，在藏族地区开办了几所学校，活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另外还有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也致力于发展回族教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3．党派
近代政党政治的出现是传统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近代政党政治对传统社会专制集权的家天下的政治统治提出了挑战，预示着原来家族统治的集权政治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近代政党的前身是会党，会党最先出现在沿海省份，比较有影响的首属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甘肃没有同盟会活动，但甘肃籍人士有参加同盟会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日本考察教育的张掖人王之佐在当地参加了同盟会，并联合陕甘留学生成立了陕甘留学生支部，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会党在甘肃的影响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当时在甘肃文高等学堂的青年学生中，有不少学生向往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加入国民党，也有部分学生受甘籍国会议员秦望澜的影响，加入了共和党。
1912年，中国同盟会在北京与全国其他四个政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之后，党组织迅速向全国发展。国民党北京总部委派王之佐（曾任甘肃咨议局议员，后任省议会副议长）、武威人周之翰、四川人蔡大愚等为党务特派员赴甘肃开展党务工作。1912年8月在兰州曹家厅街左公祠成立了国民党甘肃支部，西军统领马安良为支部长，周之翰为副部长。支部同时在三十余县成立支分部，在甘肃各地发展党员数千人。在当时的国会、省、县议会选举中，国民党都占优势，如甘肃省议会议员共56名，而国民党员就有46人，进步党人仅有8人。1913年5月，国民党甘肃支部编印《大河日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批判腐败落后的时政，深受社会各界关注。1912年国民党甘肃支部为了争取民族团结，推举甘州提督回族人马安良任国民党甘肃支部部长．周之翰为副部长并实际负责。1913年11月袁世凯篡权后，下令解散国民党，一些负责人遭逮捕，党务工作遂停止。国民党在甘肃的活动只进行了半年便被迫停止了。
袁世凯退位后，甘肃国民党重新活动，但没有建立正式组织。直到国民军西征时，甘肃的国民党组织才正式建立并开展活动。但国民党在甘肃的力量仍然很弱，党务活动的开展也十分有限。宣侠父在《西北远征记》一书中，描述了当时国民党在甘肃的情形。“在甘肃方面，本来谈不到国民党的存在，北京政治分会，虽然派定了七个临时执委，秘密地组织临时省党部，但是就中有一个是腐败的官僚，一个是劣绅，一个是土豪，一个是知识分子，蛰伏乡间不来省城，其余的两人，是紧抱着饭碗，死也不肯放松的兰州中学教员。这一批革命领袖，从党部成立以来，几乎还不知道党部的大门究竟还是朝南或朝北，只剩下田君，孤零地爬伏在这封建势力的蛛网之下，一筹莫展地关着门围炉革命。”国民军到来后，对甘肃国民党组织进行了整顿，1926年10月，国民党临时新党部在兰州中街子17号成立。
当时国民军内的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在地方积极开展活动，发展地方进步人士。1925年12月，在兰州成立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由榆中人张一悟任书记，这是甘肃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肆屠杀共产党，冯玉祥也将国民军内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由开封政委会委派刘郁芬、杨耀东（国民军第七方面军总部政治处长）、马鹤天（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曾三省等为国民党党务筹备委员，成立筹备委员会，清理了甘肃的共产党组织和人员。1931年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甘肃执政，国民党成为最大党派。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对甘肃也有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南方红色区域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在北京学习的天水进步青年王承舜等人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积极参加革命宣传工作。后回到天水新阳等地发动组织农民，宣传革命主张，开展农民运动，成立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成立后，调解民事，整修道路，兴修水利，在当地开展工作，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1927年，西北早期的共产党员王孝锡、任鼎昌、王之经等人，在宁县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陇东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的组织——中共宁县支部，又称“邠宁支部”。该支部成立以后，在刘志丹的率领下，在陕甘宁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兰州成立甘宁青特委，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这是甘肃最早的共产党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1937年7月，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共产党以合法身份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同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又建立了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简称“陇东工委”。而在陇东的部分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这里成为孕育新政权的地方。
在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某些带封建落后愚昧色彩的会党也结帮进行活动。比如，民国初年前清部分贵族在东北及内、外蒙古一带结成“宗社党”，妄图复辟帝制。1916年5月，“宗社党”人吕光自称清室六皇子，在甘肃拉卜楞寺一带纠合流落到甘肃的满族王公以及其他旧官僚贵族，煽动当地的蒙藏王公贵族，抵制革命浪潮，开展复古活动，后遭到挫败；逃往青海同仁一带。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派甘肃提督马安良、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兰山道尹孔宪廷，查办剿抚。1917年9月，吕光在西宁被严惩，部众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