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黄土高原的窑洞是很有特色的民俗建筑。窑洞有单层的，也有两三层的，分明窑和暗窑。明窑建在陡峭的黄土断崖上，在崖上挖成，互不相通，有三孔、五孔、七孔、九孔为一院的，多为单数，中间一孔为主房，作为宾客室，称为客窑，两侧对称，为家中成员居住或做厨房及柴草房。暗窑称为地坑，也称为地窝子，在较平的地方挖一四方坑，面积有一院落大小，然后在四壁向里掏挖成若干单窑。大门是从院落外的地面上斜掘成洞后通入院落里，成为过道。院内可养花。暗窑从远处望去是不见人影，山岭起伏，似无村落，近看才见人家。暗窑是很有特色的甘肃黄土高原民俗建筑。无论哪一种窑洞，都是冬暖夏凉，它们是人们适应了黄土高原植被稀少、土质疏松的自然环境特点后建造的。有人曾根据窑洞的特点，撰对联形象地描述：“非房非屋非楼阁，如宫如殿如洞府”，横批是“冬暖夏凉”。近代在兰州以东的黄河峡上，有人凿山而居。有关资料记载：“由兰州乘筏过峡，见黄河滨之山，其上有土人穴居焉，凿山而栖，其穴甚高，无梯，但有木杙两枚，插于孔中，凡由下而上则逐渐移杙，蹑而上，及由上而下，亦然，山足有舟，所以渡河，间有穴外设门，门上留孔一，以置枪，其防御密已。”
民间绝大部分住房都砌炕，炕占房间的2／5。炕分土炕和木炕，土炕是土块泥巴砌的，上铺以麦秆，再铺席子或毡，用麦粟等秸秆和柴草、树叶为燃料；木炕用砖块砌成，上面架上木板，只限煤和炭作燃料。一般人家都用土炕，富裕人家才用木炕，木炕比土炕干净方便。炕在民间并不只是睡觉，它还有许多功能，上面摆个小方桌可以会客、用饭，架上小木机可以纺纱，妇女的女工活，诸如绣花、缝补、捻线、纳鞋底、剪窗花等都在炕上完成，可以说妇女的大多数时间是在炕上劳动度过的。房屋里的摆设也反映出贫富差异，富裕人家除了生活必需品，还摆放装饰品和奢侈品，一般人家则仅为生活必需品，有箱、柜、桌、椅、锅、风箱、案板、笊篱、蒸笼、菜刀、盘子、擀杖、粗泥碗、瓦盆、缸、背篼等。穷苦人家仅有几件简单的用品，有些人家几乎是家徒四壁。
2．少数民族的住所
定居在洮岷山地的藏族多住碉楼，十分富有民族特色。碉楼皆为立体式，砌石为墙，层累而上，高度两三层至五十层不等，顶为平顶，以曝晒农作物。普通碉楼均为两层，上层为人居住，下层放置农具或圈养牲畜。洮岷山地的藏族也有住木屋的，木屋用木头建造，如箱笼一般。这里也有一些藏族住土房，土房和汉族的土坯房基本相似。
游牧为生的藏族以帐篷为屋，帐篷是用牛羊毛擀制而成的毡搭建而成的，多为黑牦牛毛毡，故又称为黑帐房。蒙古族的蒙古包为白色，故称为白帐房。帐房冬暖夏凉，长约十二至十五步，宽约六至八步。其搭制方法是将一梁架于两柱之上为脊，张幕其上，垂地四周用木桩固定。帐篷除了门的其他三面外围均用草和泥土砌成高约半尺的短墙，以堵雨水泻入。一顶帐房即为一家，小部落不过10顶帐房。帐篷内用泥块从门口到迎面的里面砌成高约1尺的矮灶，将帐房分为两半，也有用箱具隔开的。以左为上首，供男子居住，另外再放置些生活必需品；右面为女子居住。客人来访时，请进帐房入座左面。游牧的藏族和蒙古族的日常生活用品很简单，只有几个箱笼，盛一些生活必需品。
四、出行
传统社会路况、交通工具、设施等都很落后，人们出行十分不便。甘肃地域辽阔，沿途村落稀疏，一日之程，有尖站、宿站之分。尖站多面点，供吃饭；宿站多车站，供住宿兼吃饭。路分官道和便道，官道较为平坦，便道则曲折坎坷。交通工具有马、驴、牛和轿子、铁轮、木轮、人力车等。乡民出行多骑驴或马，骑驴者尤多。缠足妇女外出时，常携女抱男骑坐驴背，丈夫或父兄照顾伴随。妇女乘骑出门一般都用手帕遮面。富裕人出行多乘车或轿子。山区有一种交通工具叫架窝子，又名扇子、骡轿，用两匹骡子先后赓行，背负双杆，中驾轿窝，下为绳兜，可铺褥子，放置箱物，人坐卧其上，上搭篾篷，旁边有赶骡的人。
黄河横穿甘肃，成为人们远行的天然屏障，在今天白塔山附近有金城关渡口，历史悠久。近代这里仍然是穿越黄河的必经之道。《辛卯侍行记》详细地记载了兰州黄河渡口浮桥的情形：“以二十四舟亘河中，舟各相距一丈五尺，架木以联之，棚以板，围以栏。两涯铁柱四，木柱四十五，铁索、棕麻草绳各相属。每年冰解时搭桥，需人数百，或在岸，或在舟，或乘皮筏。巨绳系舟从上流缓放，舟系大筐四五，盛以石。候舟至恰好处，则掷筐于水，舟稍定，即绳缆交加，如此一一牵缀而桥成。压以巨铁，索舟得随水高下。夏、秋盛涨时，经理失宜，仍虞冲散。舟工经费每年二三千金，不敷修理，由皋兰县赔垫。冬至后，河将冻，冰块自上流下，大如房屋，即撤桥，缓则糜烂矣。”冬至时节，河面封冻后，官府出城要举行祭冰桥仪式。届时，在封冻的冰桥上，撒五谷泥土，车辆人马才可以从上行走。惊蛰以后，河面消解，又用船连成浮桥。宣统元年（1909年），黄河浮桥附近建成黄河铁桥一座，从此结束了黄河浮桥、冰桥的历史，两岸可以自由畅通，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甘肃黄河流经地区的人们乘坐用牛羊皮制作的皮筏出行或贩运货物。皮筏是很有地方特色的水上运输工具，材料有羊皮筏和牛皮筏。其制作方法是，将羊皮或牛皮剥下后，扎住四脚和头尾，充气而成。最大的牛皮筏需要120张牛皮，筏身长25米，宽7米多，船上有6把桨，载重20吨～30吨；最大的羊皮筏需要600张羊皮，筏身长22米，宽7米多，备6把桨。长途运输用大皮筏子，短途运输便用小皮筏子。上可从西宁出发，下可达包头，许多是从兰州到包头的，从兰州到包头最快需要十一二天。兰州附近的皮筏生意，最初多为回民经营，后也有汉民参与。20世纪30年代后期，兰州从事皮筏生意的有50多户。他们多使用羊皮筏，牛皮筏因成本高等因素而逐渐被淘汰。近代羊毛交易活跃时，皮筏用于运输羊毛，有的牛羊皮筏里面可以填充羊毛，这样，运输量就增多了。
回族经商者常年出行在外，多骑马骡。藏族出行也多骑马牛，良马每小时可行15公里。藏族不论男女都善骑，不能骑马牛者会遭到部落内人们的耻笑。平常运输多用牦牛和犏牛，牦牛毛长及地，身小角大，顽劣不好驾驭，可负100公斤，日行二三十公里；犏牛身高力大，毛短性锐，可负150公斤，日行三四十公里。
五、民间生活的相关内容
1．币制
币制在人们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属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内容。因此，本章节对近代人们的持币情况也作些简要的介绍。清朝以银元为本位币，主要流通两种质地不同的货币：一种是银元，即银币。以“两”为单位，分别有“半两”、“一两”、“二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等类型；一种是银锭，有大锭如船形，重五十两，上有“元宝”字样，民间称为元宝；中锭如锤形，重十两；小锭又称银锞或锞子，重一至五两不等；另一种是铜圆，由宝巩局铸造，分别有“当十”、“当五十”、“当一百”几种类型。铜圆在省城兰州和某些大县流通；铜制的方孔钱，也称为制钱（俗称麻钱），作为银币的辅币流通，以“文”（或纹）为单位，一千文是一串。其他辅币还有角银（通称为钱）等。
清代各省都设铸钱局，清世祖在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颁行各省，开炉鼓铸。清康熙三年（1664年），移陕西布政使司于巩昌府（今陇西县），五年改为甘肃布政使司，从此甘肃巩昌始铸钱。“清初各省皆置局铸钱，而局名下一字均用地名，故在巩昌者，局日宝巩。其后省会移兰局，亦随之，而宝巩之名不改。”巩昌所铸铜圆，正面铸“康熙通宝”四字，背面铸“宝巩”两字（亦有说只铸“巩”字）。清后期各省相继停止铸造钱币，巩昌所铸的铜圆，渐渐废弃。同治回族事起，为了接济军需，地方印行了一些钱票，但因缺乏信用，声誉不佳，影响流通，亦废弃。有关资料记载：“至左文襄公来甘，银每两可易钱票三百缗，易制钱则仅一千七八百文。文襄饬藩司，凡钱票千文，以制钱六文收回，截角不许行使。民初清理藩署旧档，空屋盈塞，垒垒皆此物，毁之数日乃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广东开始铸造“当十”光绪元宝铜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全国铸造铜圆的省有12个，不久各省又相继停止铸造铜圆。甘肃则没有铸造铜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甘肃藩司、臬司和兰州道的彭英甲欲筹办甘肃官银钱局，经多方筹措资金，终于开办。该局只从事银票的发行和现银的兑换，发行的银票称为“龙票”，无利可图，只是比较方便百姓。民国3年（1914年），甘肃官银钱局改为官银号，收回原来的“龙票”，又发行四种一两、二两、五两、十两的银票。当时民间仍沿用清的元宝、制钱等，后为“袁世凯”、孙文头像的银币代替。张广建主政甘肃时携带大量铜圆，从此甘肃市面上才流通民国铜圆。初期铜圆仅流通兰州市面，且仅为“当十”面额。当时百枚左右的当十铜圆可兑换一枚银圆。省城兰州以及交通便利的大县除了流通银两、银币、铜圆，还有宝巩局（在今陇西县）铸造的“当十”、“当五十”、“当一百”的铜圆，找零钱时偶尔使用的制钱等。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甘肃各镇守使都谋生财之道。民国11年（1922年），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为张广建的胞弟，自幼过嗣给舅父孔家，故姓孔）从湖北汉阳周恒顺机器厂订制了一套铸币机器，并在汉阳招收了技工，在天水城外设厂铸造铜币。1924年开始铸造，仿效四川铸造“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的铜币（币面字样和四川铜圆完全一样）。当时每五个制钱可铸“当五十”铜圆一枚；每10个制钱，可铸“当一百”铜圆一枚；每十三个制钱，可铸“当二百”铜圆一枚。总计1串（一千个）制钱，可铸造出值近两万制钱的铜圆，民间统称为“大板”。这些铜圆制作粗糙，很难和四川的铜圆相媲美，但很快在陇东各县流行，并出现在兰州市面上。以后因铜币制作粗糙，致使私人偷铸者纷纷仿造，严重地扰乱了地方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