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属于人的精神生活，甘肃近代各民族都有传统的宗教信仰。汉族没有痴迷专一的宗教信仰，对儒教、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都兼收并蓄；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等信仰藏传佛教；回族、撒拉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甘肃各个民族信仰的各种宗教都有深厚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境界，成为信仰者精神生活的依托。宗教信仰作为人的精神生活，它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宗教信仰反映在信仰者的行为上也有许多各不相同的表现。以下将对各种宗教在甘肃近代各民族的信仰情况以及对其思想行为的影响作些介绍分析。
一、儒家
儒家是产生在中国本土的主流意识，自产生以后，经过了长期的演变发展，到了清代，儒家的学说演绎成了以“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维护着传统社会的秩序。儒家是人世的学说，以仁义为上，追求人性的完美，尊崇现实生活里的圣贤君子。这个圣贤不是虚无缥缈的在神的世界里的某个神，而是在身边的活生生的人，并要求人们以其为楷模，予以效仿。准确地说，儒家算不上以神为依托的宗教信仰，但对社会而言，它却有宗教的功能。因此，我们也将其作为宗教来论述。儒家的学说主要通过社会阶层中的“士”去承袭演绎，这些人在入仕途为官后，再去亲历推广实践。
甘肃的传统社会，也和全国一样，儒家思想起着这样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影响社会的人伦关系。在第二章“社会血缘”、“家庭”一节里已经有所论述，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明白各种人伦关系，都要明白家庭、宗族里的各种长幼之理、尊卑之理、辈分之理，从而明确自己的地位、责任和义务。二是规范君臣之礼。通过规范君臣之礼要求社会成员对国家承担责任和义务，即在对家尽孝的同时，要对国尽忠，对君尽诚。三是制约人的欲望和行为。它要求每个人都要以儒家的规范去做人，既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做人的最高准则，同时又要达到克己、中庸、制欲的境界。四是教化社会。儒家重视教育，主张教化，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要求人们在明白做人的道理的同时，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儒家思想作为主流社会意识是与中央政府的推行联系在一起的，甘肃近代各府州县所在地都建有供奉儒家始祖孔子的庙堂，称为文庙。文庙的基本结构有棂星门、大成殿、明伦堂、博文和约礼两斋、尊经阁以及学宦衙宅和学仓等。庙内正堂塑有孔子的像，侧堂供有孔子的弟子72贤人的牌位，其他堂内则供奉乡贤和名宦。传说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的诞辰，到时文庙要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称为“祭孔节”，又因孔子生在丁卯日，故又称为“祭丁”。在这一天私塾、义学、社学、书院也要举行祭孔活动。条件好的学生，家长凑份子杀猪宰羊，答谢先生。文庙所在地的文武百官、儒学生员均要参加祭孔活动。传统的祭孔仪式有一整套繁文缛节，从祭祀礼器到祭品，从官员的着装到跪叩之礼等，均有严格的礼仪。另外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或十月初一，地方官还率地方耆绅和诸生在文庙举行乡饮酒礼，以示对儒生的尊崇。
民间认为孔庙专为读书人所设，是读书人应该去的地方，属圣贤之地，普通百姓不便去膜拜。许多应考的童生和生员，考前都要到孔庙烧香磕头，祈求中科如愿，科考如愿后到文庙答谢。进入民国，政府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
二、佛教
佛教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甘肃的汉地佛教主要为大乘佛教，出家的男信徒称僧人或和尚，女信徒称比丘或尼姑。城镇附近一些大的寺院，常年有僧人修行住持，这些僧人除了坐禅诵经、作法事，还撰述立论，研究佛教经典；有的寺庙修行的僧人很少，仅有的几个也主要是在民间主持佛事活动，化缘诵经而已。汉族的宗教情节不是很浓，可信可不信，可多信，可少信，可长信，可偶尔信，也可以此时信而彼时不信，没有定数。在家的信仰者称为居士，他们每月朔望就近赴庙宇烧香拜佛，有的则在家里供奉观音菩萨，每日清晨焚香磕头，有的忌口吃素，有的则无忌禁，有的人在每月朔望即传说神佛的日子才忌口吃素。甘肃各地的汉族因地区不同对佛教的信仰也存在差异，在毗邻藏族的甘南、河西等地，信仰佛教的人较多，这些地方的汉人也有信仰藏传佛教的。
甘肃近代大小佛教寺院分布在各府、州、县城以及人口较稠密的乡村或通衢咽喉。清同治时，寺庙多遭毁坏，以后又逐渐恢复。根据《陇西被兵记》记载：同治前陇西的各类寺庙有120余处。到同治以后，尽剩十有一二。到国民军时期，一些大的寺庙成为国民军驻军、囤粮的地方，再一次遭到毁坏。以酒泉为例，新中国成立前，有佛教寺庙11所，男僧20名，尼僧4人，在家的男女居士500多人。
清末兰州比较大的佛寺有普照寺，又名大佛寺，建于唐贞观年问，藏有历代经卷6358卷，其中，唐藏5048卷。内有金泰和年间铸的大钟。“大钟直径六尺，高九尺，重万斤”，此为当时兰州最古的金石所存。1939年12月，日本飞机轰炸兰州，时任寺院住持的著名僧人蓝方丈于经卷同归于尽，寺院遭到严重毁坏。其他还有庄严寺和木塔寺（即嘉福寺），这两所寺院也建于唐贞观年间。庄严寺于“民国15年，薛省长笃弼始饬葺之，以为教育馆，其后更名为民众教育馆”。近代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概可窥见。木塔寺则毁于火灾。这三座兰州的古刹，短短的百年，就面貌全非。1933年的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甘肃省佛教协会正式成立，地址在普照寺，创始人为普照寺的蓝方丈，号悟明上人，理事为邓隆先生。
藏族、裕固族、蒙古族等民族都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又称为喇嘛教。藏传佛教也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先后形成了红教、白教、黄教等几大派系。明朝永乐年间，黄教领袖宗喀巴整饬教规，严肃教义，规范信徒行为，使黄教的发展步人正轨，在各教派里开始占绝对优势。当时黄教的六大寺院有两座在甘肃，即拉卜楞寺和塔尔寺，这两座寺院成为藏传佛教信仰者心中的精神家园。在藏族和裕固族的游牧地和居住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寺院，一般大的部落都有一个寺院，而几个小部落则共同拥有一个寺院。在天祝藏区，就有14个寺院。永登连城的8个部落，有6个寺院。武威和永昌的7个部落，有1个寺院。民乐的14个部落，有2个寺院。对藏族而言，佛教教义浸入每一个人的心灵，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习惯里，可以说宗教信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家有二男，须送一子为僧，有男女各一，须送子入寺。几乎每个藏族人家，都有一个人寺的僧人。人寺的僧人并不和家庭脱离关系，家人可以到寺院去探望，其念经所得收入还可以补贴家用。大多数僧人最初的生活开支由家里提供，能有收入养家的僧人很少，须有一定的资历后，或寺院所在地方比较富裕，布施收入略宽余，才可以有一些节余来接济家里。家里僧人多或有活佛的，生活上比别的人家要富裕些。“如康萨有一贫苦之四口之家，一母二子一女，二子都被送入寺院为喇嘛，女儿为别家之帮工，子女三人每年可收入酥油一百二十余公斤，除了自己吃，多余的酥油可向别家换取其他必需物品。再在欧拉曾遇见一妇人，为一小佛爷之母，佛爷的收入较一般喇嘛更多，故这妇人佩带金饰，显得比普通人阔绰些。”
寺院僧人的生活全靠附近的部落民众布施维持，每个寺院，每年都有十多次神会，到时，人们前来施舍祈福，而僧人则替施舍者念经。僧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其习惯生子多为喇嘛以为荣耀，生死疾病，概请寺僧吟经，卜测灾祸，亦由喇嘛翻检经典。寺院如有所索，则踊跃输将，绝无吝啬。人死后如无党族，即将所有财产，布施寺僧。每遇细故，辄酣战不息，而高僧之调停，则无不遵服。”藏族僧人不忌口，可以食荤。人寺为僧后，学习“因明”，即佛家五明之一，目的是为辨正邪，明真假也；以后进而学习“相宗”，即所谓唯识论，学习这两门课程需要15年时间；再后进而学习“中论学”、“有宗”等，又需十五六年。有一定修行心得后，方赴西藏的甘丹寺、色拉寺应试，得中者称为“吉须”，就如汉族科举的乡试。成绩优异者可分为大寺院的“塔布”（疑为堪布）。及第的喇嘛，须遍延本寺的僧众吃一次粥，所需甚巨，由亲朋好友和富裕人家布施帮助。大寺院的堪布，有权委派小寺院的压床，其下面的管僧总管、沙尼等职则由各寺院择贤任命。
在汉族地方，将入寺的藏族僧人称为喇嘛，实际上喇嘛是指藏族地区寺院里已有一定修行的僧人，其地位高于一般僧人，大多数在寺院里修行的应该称为僧人。藏族寺院的喇嘛有一定的身份等级，地位较高的喇嘛拥有财产，死后一部分归寺院，一部分由其亲属人寺继承。僧人也可以还俗，还俗时，或受体罚，或给寺院一定的财产赎身。藏族的社会生活处处体现出浓郁的宗教氛围。在藏族人家里，每座帐房的左首朝外悬挂着一幅小佛像，前面摆放供神的案几，几上摆酥油铜灯，长燃不熄。人们身上佩带护神器，如挂在胸前的小银盒，内装活佛的头发或活佛所赐的布条。几乎每个人的脖颈上都带着佛珠，闲暇时间便捻念珠，配备手摇经轮，边走边摇。每日晨起，即口诵“唵嘛呢叭咪吽”的六字真言，在佛像前煨桑，晚上在家里的佛座上点数盏酥油灯。每遇朔望，便到附近的寺院烧香拜佛，每月须请喇嘛到家里念经两次，每次约两三天，并给僧人一定的酥油和银两作为报酬。凡部落里的活动，或家中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均请僧人念经。藏族对活佛崇拜至极，遇寺院作法事，必前往寺院求活佛摸顶，活佛拿系着红布的木杆逐一击之，也有人撮活佛马踢下的尘土贴在面额上，以为荣幸。藏族极重复仇，命案虽已经服罪，而子孙却报复数世不止，除非两家在拉萨朝佛相遇，握手才泯仇怨。他们认为朝佛相遇乃不世之恩缘，可以化解现世的冤仇。
甘肃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是拉卜楞寺，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卜楞寺有僧人将近3000人。寺内用餐很有特色，大经堂旁边有一处灶房，内有四口大锅，每口锅的直径有3米多，深约4丈，由厚铁片钉成，燃料用木柴，每锅做饭时用“大米近千斤，牛羊肉近千斤，酥油数百斤，新疆葡萄干及杏干数百斤”。煮完粥后，洗锅更为少见，要踩长梯入内，方可洗涮。拉卜楞寺的僧人来源复杂，集藏、汉、蒙、满、土诸族于一堂，民国时期“其籍贯则远自东三省、新疆、内外蒙古、西伯利亚之蒙人，康藏之藏人皆有之。寺内有汉族喇嘛50余人。”拉卜楞寺所辖分寺范围广，夏河有47处，临夏有3处，临潭有3处，青海境内有10处，四川松潘县有11处，西康有10处，甘孜有1处，蒙古有7处。另外，北平的甘就寺（或为甘德寺）、五台山的甘觉寺均为拉卜楞寺的分寺（也有资料说管辖分寺在甘南102个、四川30个、青海9个，共计141个寺院，共有活佛、僧官、喇嘛、僧人将近4000人）。
20世纪20—40年代，在拉卜楞寺所在的甘肃东南部藏区，形成了以黄氏家族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统治。在此略作介绍。进人民国时，拉卜楞寺活佛传至五世嘉木样。五世嘉木样活佛系今四川省理塘县人，兄弟五人。17岁时，由国民政府颁赐印册，封为“辅国阐化禅师嘉木样呼图克图”。当时，拉卜楞寺的宗教事务几乎由黄氏家族掌管，大弟黄正本是喇嘛，任该寺的大襄佐，五弟为阿莽仓活佛，大弟病故后，由阿莽仓活佛兼任拉卜楞寺的大襄佐。
后来时势变迁，中央政权意欲加强在甘肃东南部藏区的统治。民国15年（1926年），甘肃省政府设立拉卜楞寺设治局，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的兄长黄正清担任了设置局的保安司令。1928年，设置局改设夏河县，同时设番兵游击司令，仍由黄正清担任。1933年，又改为拉卜楞保安司令，其编制为一个混成旅，有骑兵三团，均为藏兵，无事在附近游牧为民，有事则召集为兵。这样黄氏家族实际上仍然控制着拉卜楞寺的地方政权。
另外，黄氏家族还与附近藏区的上层联姻，使其影响更大。嘉木样的两个妹妹分别是青海果洛两个土司的夫人，黄正清的儿子是青海东部蒙古族河南亲王旗女王的丈夫，女儿则是拉卜楞寺东南陌务大土司的夫人。黄氏家族成为拉卜楞寺及其所在地区的实际统治者。黄氏家族的中心人物是黄正清，他思想进步，和地方政府合作良好，能积极接受近代社会的新生事物。在20世纪40年代，他在拉卜楞寺附近和青海的果洛等地兴办小学，筹办拉卜楞寺喇嘛职业学校，协助政府创办拉卜楞医院。
甘肃东南部藏区另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藏传佛教寺院是禅定寺。禅定寺规模仅次于拉卜楞寺，在近代有僧人500余人，所辖分寺号称108个，实际上较为著名的只有38个。禅定寺所在地为杨土司辖境，杨土司也摄政该寺。在洮岷山地，除了一些寺院，还有一些嘛呢寺，由几位僧人自建房屋，设置嘛呢，供附近乡民朝拜。
三、道教
道教是汉族的又一宗教信仰。道教源于远古的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以后又糅杂了春秋战国时的方士神仙以及秦汉时的黄老道思想，尊太上老君为最高神，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最高经典，以远古传说中的神仙信仰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信仰为特征，为泛神信仰。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其泛神崇拜和汉族形成时期信奉的万物有灵论相结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宗教价值观。它认为神为万物之精灵，是超越自然的天上的执政者；仙为修炼得道者，是超脱尘世，有神通变化，长生不死的人。道教提倡修身养性，祭祀万物，迷信方士、卜筮，追求长生不老和天、地、人、神关系的和谐。其信仰包括自然万物、生灵众生，主要有天神、地祗、人贤，天神包括三清、玉皇大帝、天地水三官，日月星辰主管之神，风伯、雨师等；地祗包括土地、社稷、城隍、门神、灶神、五岳河海之神等；人贤包括祖师、功臣圣哲贤才等，如关羽、岳飞等。
甘肃道教历史源远流长，东部地区更是道教发展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自古就有许多神仙方士的传说。著名的皇帝问道广成子的故事，其溯源就在甘肃东部的崆峒山。自古以来，崆峒山的黄冠羽客修炼不辍。而泾川回中山的王母宫，是又一处道教胜迹。传说是道教神仙西王母和周穆王（姬满）瑶池相会的地方，为道教徒所向往。河西地区因历史上佛教多从此地传入中土，再加上少数民族在此地频繁活动，道教的影响相对薄弱些，而佛教则较为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