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多民族分布，在区域社会内，各个少数民族又构成了一个个小社会。少数民族社会的特点是：经济上的游牧方式，政治上的土司制，社会组织上的部落制，社会意识上则有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其他许多方面也都各有特点。如何在本著述中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的特点，成为笔者设置章节的难点。少数民族社会的有些内容可以和其他章节放在一起论述，但有些内容则不能总而论之。笔者考虑到甘肃民族交错杂居的特殊情形，将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放在一起，编成“少数民族社会的某些特征”一章，选择特点，予以论述。这样既可以将少数民族小社会的某些特征反映出来，又能使甘肃区域社会更加丰满，也符合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思路。
一、土司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汉族农耕文化和少数民族游牧文化融和的地区，各少数民族在丝绸之路通道的两侧游移分布，到近代这种分布格局仍未改变。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因俗施治的统治措施，遗存到近代的土司制度，就是明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特殊统治的一项政治制度。土司源于明朝，它依存的社会基础是少数民族的部落组织。在清代，土司制度仍然是甘肃周边地区某些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这种因俗施治的措施，使各个土司实际上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进入近代，毗邻少数民族的洮岷山地、河湟谷地等地分布着大大小小30多个土司，著名的有洮岷山地的卓尼杨土司，永登连城的鲁土司，河湟谷地的祁土司等。在近代社会变革加快的背景下，土司作为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已是日薄西山，穷途末路了。所谓“河州、洮、岷、西宁之间，前明土司甚多，其小弱者辄割地以鬻于强者，承报袭职。向有部费，贫不能筹，遂不请袭，日渐式微，大半无可稽考”。
洮岷山地是藏族聚居区，这里峰峦叠嶂，崇山峻岭，气候高寒，自古以来就居住过许多少数民族。自明清以来，大小八个土司、五位僧纲分属着当地的住民。其中以杨土司辖地最广，势力最强，盘踞了洮岷山地的绝大部分地区，辖境包括今天甘南藏族自治州所属的卓尼、迭部两县和临潭、舟曲、西固（今宕昌）等县的部分地区，兼辖四川松潘境，号称千里之国。杨土司先祖些儿地在明永乐时因功被授为世袭指挥佥事兼武德将军，从明永乐年间起到1949年卓尼解放，凡500余年，世袭职位共20代，坐镇边陲，统辖一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值第19代土司杨积庆承袭祖职时，辖13000余户，也有记载辖2万余户的，人口6万多人。
洮岷山地除了杨土司，还有其他几个土司。在1941年时，有岷县城南20公里地的赵土司，明授世袭土司副千户，时辖43族；临潭县的昝振华土司，明授世袭土司副千户，时辖7旗，约10部族，290多户。杨复兴时，昝振华在临潭县任骑兵队长。其他小土司还有岷县城南60公里的马土司，明授世袭土司百户，时辖16族；麻童赵土司，明授世袭土司百户，时辖3族；攒都沟土司，明授世袭百户，时辖290人；闾井土司，明授世袭百户，时只辖22户；临潭小土司杨廷选，明授世袭副千户，光绪时辖7部族，士兵20名。
土司作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民族自治制度，内部有一套完备的政治、经济、军事系统。在此，以杨土司为例，来看看土司内部的某些情况。土司将辖区的百姓分为16掌哈（一说18掌哈）、48旗，共570余族。掌哈相当于一个自然村，居民大多是土司的宗亲，与土司有亲疏不同的血缘关系，他们分布在衙署周围，就近有12掌哈，外围有4掌哈，共有属民500多户，4000多人。各掌哈设一头人，有权出入衙门觐见土司，受土司直接指挥。掌哈之外的48旗则是散处在辖境内的其他部落的居民。卓尼杨土司在杨积庆时期，有卜峪（为官邸）、卓尼两处衙门。
行政上，土司下设大总管（或称大头目）2人，由土司亲自选任，掌握辖区内的军政大权。总管下设“传号”4人，协助总管处理行政事务。衙门内设小总管3人，负责衙门内的钱财、粮秣、资产、食物、劳役等事务。大多数官员，在16掌哈中选派，以土司的名义在衙门口悬牌重用。48旗设旗长，也称长宪或头人，旗长由大头目推荐，有的也在16掌哈内产生。旗长是土司辖区内的地方官，代表土司对地方负责，比如军队的调遣、钱粮的分配和征收、土特产的交纳等，旗内重大事情报请土司决断。只有黑番四旗的两个旗长和迭部的两个旗长，因属地距土司衙门较远，属民又多，故可以单独处理民刑案件。这两个旗长在诸旗长里地位较高，收入也丰厚。各旗又设总管1～2人，帮助旗长管理旗内事务。总管的产生，先由本旗的前任总管召集百姓推举3人，将名单报请土司审核定夺批准后，发给汉藏两文的委任书，称为“尕书”，才算就任。数旗为一组织单位，设一头目，48旗共有头目33名，以后改称为连长。官员的报酬，除了土司衙门内的大总管和小总管有一定的俸禄，其他如旗长、头目等的报酬都从交纳的钱粮内开支。他们根据身份可提取一定的杂粮，多寡不等。除此而外，还拥有一份兵马田。衙门里的杂役由附近耕种兵马田的属民承担，不付报酬。表现好的杂役可升迁。
军事上，土司实行寓兵于农的制度，所谓“上马为兵，下马为农”。有战事时，自备兵马钱粮为兵，奉命出征，无事则下马为民。牧区或半农半牧区为骑兵，农区为步兵。对战死的兵士，均有奖赏，战功显著的可封给世袭总管、百户等职位，也可以免征一段时期的钱粮和兵役。凡在土司辖区内承担修路、搭桥、建寺等事务的都属徭役。辖区内的4大衙门、5座暗门、20处重要隘口，常年派兵把守，人数400名左右。
经济上，土司辖境的土地、树木、草地、河流等都属其所有，属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通行三种土地制度：一是兵马田。兵马田是主要的土地制度。耕种兵马田地的属民，向土司纳粮供奉，并负担军事劳役。其纳粮供奉情况是：农耕区以村落为单位，每年每户上缴1斗粮食（约22公斤），草一牛车，全村上交生猪一头；牧区以旗和部落为单位，每年交纳牛羊、酥油等，数量不等；林区、山区或村或部落则交纳烧柴、木材、木炭、土特产品等。还有根据出产为土司承担特殊供奉的，如迭部桑巴旗一带产黄金，规定每年交纳黄金20两。属民对兵马田有继承权和转让权，没有买卖权。土司允许外地户口迁入，迁入者须经旗长、总管审核报请土司批准后，耕种入住地死亡或绝嗣的大房子（原住户）的兵马田地，并发给汉藏文书（称为尕书）。之后，便成为吃兵马田的属民了。迁入者多为商贩和佣工，称尕房子。这类迁入户多为洮河两岸的汉族，约占原居民的5％，经过长期的融合，他们已经成为藏族了。二是户世田，也叫衙门田，即内12掌哈和外4掌哈的土地。这部分土地在衙门附近，有两种分配形式，一种是土司把土地按份地的形式分配给16掌哈，他们只承担土司衙门内的杂役，不承担远途的劳役和兵役；另一种是土司把土地分配给宗亲，这些宗亲再将土地分配给属民。属民将收入留用部分外，其他都上交主人。宗亲的属民不承担土司的兵役。三是香火田，即寺院所属土地。这部分田地由寺院附近的农户佃种，农户向寺院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地租，再附加承担寺院的各种劳役。
司法上，土司衙门有审判各种案件的权力。属民的一切民刑纠纷，先由所属地区的头人、旗长调解处理，实在无法处理的重大案件，上交土司衙门，由土司审理定夺。杀人案件，有赔偿财物和偿命的处罚，罪行严重的犯人，白天在衙门口捆绑示众，警示他人，晚上收监。
宗教上，杨土司是属地许多藏传佛教寺院的首领，寺院由政府封立僧纲，僧纲多由寺院主持担任。土司是世俗社会的首领，而僧纲则是宗教管理者。杨土司属地内最大寺院是禅定寺。禅定寺在甘南拉卜楞寺未建立以前，是洮岷山区最大的寺院，原属萨迦派，格鲁派势力兴起后，改属格鲁派。嘉庆十九年（1814年），禅师无人继承，由土司摄政，以后便开了土司摄政寺院的先河。杨土司受封为世袭僧纲后，政教合一炉而治之，权力强化，成为辖区内的政教领袖，寺院内的事务和纠纷均归土司决断。杨积庆遇难后，其一子丹珠被中央政府册封为“辅教普觉禅寺呼图克图”，另一子即继任土司杨复兴被封为“护国禅师都督诺门罕”，僧纲和土司分离。但杨氏家族仍然在禅定寺拥有较大的权力。禅定寺规模最大时，统辖分寺达108个，分属17个教区，以后逐渐减少。1951年前后，辖37个寺院，有僧人300余人。
洮岷山区的其他寺院规模都比较小，设僧纲管理。岷县圆觉寺僧纲，辖寺院35处；黑峪寺黄僧纲，辖24族；临潭嘛尼寺僧纲，民国34年（1945年），在第18世僧纲马彻霄时，管辖21族，265户，960余人，僧兵18人；卓洛寺都纲，建国前，都纲杨彩云辖34户，160余口；圆成寺僧纲，新中国成立前辖4族，26户，140余人；垂巴寺僧纲，新中国成立前，辖10族，63户。
土司不承担任何赋税、徭役等国家义务。进人民国，土司制度作为旧的自治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了，改土归流的呼声渐著，在此大势下，杨积庆响应共和，与政府积极合作，先后被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任命为洮岷路游击司令、洮岷路保安司令等职。民国26年（1937年）卜峪事变后，甘肃省政府于1938年1月借机设置了卓尼设治局，作为设县的过渡。设置局的内部组织等同于县政府。从此地方政府将卓尼土司纳入地方行政的统辖范围。但几百年的土司制根深蒂固，鉴于土司权势过大，仍让其子杨复兴担任设置局的保安司令，局里的经费采取属民承担和政府筹集相结合的办法。抗日战争时期，杨复兴赴南京陆军大学学习，归来后，被国民政府加封为少将，丹珠仍然担任禅定寺的僧官。新中国成立后，卓尼土司才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