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城镇有一定的外围城墙——城郭。城郭建筑讲究正方形，但也有因地形限制而成长方形或其他不规则形状的。城郭规模大小不一，一般来说，府城较大，县城较小。以较有代表性的兰州为例，兰州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当时东西长为一里又二百八十步，南北宽为一里又八十二步，周长六里二百步，城墙高三丈五尺，宽二丈六尺，北以黄河为天堑，东、西、南有城池，深一丈五尺，宽三丈；东、西、南、北方向有四座城门，分别是：东承恩、西永宁、南崇文、北广源，北门俗称为水北门。以后几任地方官在此基础上不断修葺城池，加建外郭，扩大了城的建筑规模。到正统十年（1445年），城周长计十八里又一百二十三步，有九个郭门。分别是：东迎恩，俗称东稍门；东北天堑，俗称下水门；又东北广武，俗称新关门；南拱兰，俗称南稍门；东南通远，俗称为小稍门；西南永康，俗称窑巷口；又西南靖安，俗称下沟门；西袖川，俗称西稍门；北天水，俗称为桥门。道光十三年（1833年），总督杨遇春又修葺城池，并改易内外城门名称，内城改承恩为来煦、永宁为镇远、崇文为皋兰，外城郭门改天堑为庆安、天水为通济、永康为安定、靖安为静安。城郭内有总督署、兰州府署、皋兰县署；有兰山书院、求古书院、五泉书院、皋兰书院以及科考的贡院；有文庙、普照寺、庄严寺、木塔寺、城隍庙等庙宇。城内外还有祭祀的坛观，有社稷坛、风雨雷坛、先农坛、厉坛（祭祀鬼的坛）；道观有东华观、金天观等。其他就是百工杂业人员的住宅。内城街道以巨石铺道，较为整齐，街衢名称或以官府、或以廛肆、或以居住者的宅第、或以古迹建筑等来命名，如有道门街、院门街、学院街、府门街、仓门街、黄家园、段家台、侯府街、帅府街、贡院巷、绸铺街、骡马市、炭市等。近代初期，兰州旧城面积仅有16平方公里，到20世纪40年代，拓宽至116平方公里。
甘肃近代除了兰州，其他府县城镇都比较小，其内部部署大多雷同。而巩昌为例外。该县留存到近代的城郭建筑始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当时的巩昌府是，“周九里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一尺，池深三丈七尺。门四：东来安，西静安，南武安，北靖安”。以后又扩筑东、西两郭。可见，明代的巩昌府比同期的兰州卫要大。康熙时期陕甘分治，甘肃官署西移，到乾隆三年（1738年）甘肃巡抚从临洮迁至兰州，巡抚由陕甘总督兼任，督抚署合一。此后兰州城才开始向外扩建，规模逐渐扩大。
传统城镇的各类从业人员，多数属于兼营，除了在城镇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在乡村还有田产，或有在乡村购买田产的准备，纯粹脱离开农业的城镇固定人口十分少见。传统城镇的变革源于近代商业的兴起，它揭开了传统城镇变革的序幕。近代商业兴起后，从商人员增加，城镇固定人口增多，传统城镇迈出了向近代城镇变革的第一步。甘肃近代商人最初主要为山陕商人和京津买办，尤其以山陕商人为多。在近代初期，山陕商人的足迹就已经遍布甘肃的大中城镇了，而京津买办则多在甘肃的农牧毗邻城镇从事羊毛交易活动，相对来看，人数还是比较少的。以民国初的宁夏城为例，晋商居十之六，秦商居十之二。余则为天津、湖南、河南、四川以及本地商人。可见山陕商人占了商人总数的80％。近代商人的地缘特点在别的城镇的情形也基本如此，如以凉州（今武威）、肃州（今酒泉）为例，商人以陕籍为多，晋次之，津又次之。他们的经营种类涉及甘肃近代商业的方方面面。京津买办人数不是很多，但影响很大，尤其在近代初期更是启动了地方商业的步履。相关内容请参看“社会分层与各种会团”一章。
商业的兴起，刺激了传统城镇的变革。除了商人，手工业者也进驻城镇，在城镇建立手工业作坊，从事手工业生产。这些工商业从业人员入驻城镇后，逐渐从农工、农商兼营的农民向近代城镇市民嬗变，其中以山陕商人和一些手工业从业人员的嬗变最为明显。他们在家乡有田产，但因离家较远，无法兼营农业，入居异地后，逐渐脱离开乡村，成为甘肃近代城镇人口的重要来源。
传统城镇向近代城镇迈出的有影响的一步，源于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在甘肃近代城镇中，这方面的变化，以兰州最为明显。洋务运动兴起后，倡导者之一的左宗棠正任陕甘总督，他率先在兰州创办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兰州机器局和织呢局。近代机器工业在兰州的出现，大大提升了兰州城的近代化气息。到清末新政时期，地方官府又努力开办了一些近代机器工业，虽成效不很明显，但兰州的近代机器工业还是逐渐显现，对懵懂的甘肃社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应用近代工业最有影响的成效是在兰州黄河上建成了第一座铁桥，结束了兰州金城关渡口浮桥和冰桥的历史，兰州城镇变革的步履开始加快。兰州黄河铁桥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翌年六月竣工，由德国泰来洋行承建，保固期为81年。
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工人也随之诞生，甘肃有了近代产业工人。进人民国，社会变革进一步加快，教育、医疗、报业等新的行业相继出现，从业人员逐渐增加，使传统城镇的变革更加明显。近代城镇已经脱离开了传统城镇的窠臼，它不再是单调的官府吏卒和少量的平民的居住区域，而开始向人口积聚，分工多元，功能齐全的社会化方向过渡。
民国以后，传统城镇向近代城镇变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原来的城墙已经阻挡不住城镇发展的潮流了，城镇向城墙外围扩展。城门失去了防卫堵截的意义，成为流失的时代的象征和记忆。城镇的城门、街衢名称亦随时代的变化而有了改变，官署改西门为宗棠门、东为广武门、南为中正门、西南为林森门，城内街道名称有中山、中正、中华、民国、励志、云亭、益民、定西等路。到民国31年（1942年），经勘界，兰州东至拱星墩，西至土门墩，南至石嘴子，北至盐场堡、十里店，面积为116平方公里。兰州城从进入近代初期，仅为16平方公里，经过100年的发展，城镇面积扩大了6倍多。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兰州来看，传统城镇的概念和内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民国以后，就甘肃地方而言，兰州的商贸业和手工业发展得稍微快一些。当时兰州的商贸情形是客商云集，城东关、西关为五谷交易地，东新关城壕为牲畜交易地，内外西大街及南关是杂货和店铺。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扩大，1928年，省政府将东大街的普照寺改建为中山市场，中山市场上杂货纷呈，有从天津运来的绸缎、布匹及其他洋货，有从湖南运来的茶叶。各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逐渐增多，仅烟坊就有六七十家，从业人员近1万人。近代商业的发展，使兰州的商贸地位日益突出，逐渐成为新疆、青海、宁夏、绥远等地商品的集散地。
传统城镇的变革不只体现在社会分工的多元和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也表现在近代各种社会因素的逐渐显现方面。近代新的社会因素的渐次显现也加快了传统城镇向近代城镇变革的步伐。尤其是进入民国以后，兰州城镇新的社会因素相继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兰州道路照明用油灯，灯型为一直柱，柱上按一四方框架，四面装有玻璃，一面为活门，能开能合，以便添油，形似现在的四方纱灯。其主要功能是方便巡警巡夜，故又称为巡警灯，由警察局管理。民国3年（1914年），兰州才有了电灯。当时省署在东大街安装了一部6000瓦的直流发电机，供都督署和省署用电。1924年，兰州始有路灯，到1938年，兰州有387盏路灯。1923年，政府设市政筹备处，计划将兰州设为单列市，不久又撤去，暂停设置。直到民国28年（1939年），又设市区建设委员会。1941年7月1日，兰州正式改为市（设立市政府以前叫皋兰县）。其他渐次出现的新的社会因素的基本情况如下所记，“兰州电报始于前清光绪十五年，邮政始于三十年，电灯自光绪初织呢厂即自行摩电，至民国八年始设电灯、电话厂，十一年夏始筑东岗镇汽车路，十四年冬，始有无线电台，二十二年始辟为飞机航线，二十九年始有广播电台。黄河水运则有木筏、皮筏，可以西接洮湟，东至宁绥”。
传统城镇用晨钟暮鼓来报时辰，以提醒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民国时期，兰州报时辰的办法由原来的晨钟改为鸣炮。当时兰州城镇的点炮习俗是日有三炮，即醒炮、午炮、二炮。醒炮，为早上起床的信号，时间在早上五六点钟；午炮，为午休的信号，在中午十二点；二炮是晚上关锁大门的信号，在晚上八九点钟。冬天醒炮比夏天晚一些，二炮在冬天则要早一些。兰州每条街道的两头都有栅栏，由街道选出老人义务巡逻，负责栅栏的早开晚关，点二炮时就关上了栅栏门，有的街道守栅栏的老人还兼职打更，巡夜报平安。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沦陷区一批工厂、学校的相继西迁，兰州城市步入特殊的发展阶段，向近代城镇过渡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当时兰州有机械、毛纺织、制革、制药、化学、玻璃、造纸、烟、面粉、印刷等近代工业，计220余家。银行有10余家。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为兰州带来了畸形的生机和活力。兰州的高等学校有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西北师范学院、国立兰州大学，这些学校吸引了不少学者前来执教，给甘肃带来了最新的人文和科学知识。另外，还有省立、市立、私立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等，共计13所。这一时期，省政府还改建了不少近代意义上的城镇游览场所，有省府后花园、中正公园、中山公园（今五泉山公园）等，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影院、秦腔、京剧等戏院也开始出现。到20世纪40年代，兰州出现了西式建筑，最大的为西北大厦、水利大楼、贸易公司大楼、抗战建国礼堂、女中美龄堂、省银行大楼等。今天的中山林一带也建了一些西式洋房。到20世纪40年代初，外来人口的激增，使兰州的人口由二三十年代的“19773户，96009人”，增至16万余人。
这一时期，甘肃的中小城镇也有了较快发展，人口持续增加。其中，天水人口由3万人激增到10万人，平凉富商云集，人口也有所增加，呈现出繁荣之景。山河破碎时期甘肃城镇的繁荣是畸形的，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觉。一些偏僻的县城仍然甚为荒凉，比如环县、两当、合水等县，城内简陋破败，空空荡荡，这一时期甘肃中小城镇的发展很不均衡。
随着近代矿业的开采和手工业的发展，一些工矿型的城镇也在甘肃出现。比如在兰州南20公里的阿干镇，出产瓷器及煤炭。该地出产的瓷器质粗而色黑，附近各县，百姓日用器皿，多取于此；煤炭则为有烟煤，主要供给兰州及附近各县的居民燃用。民国23年（1934年），阿干镇煤矿有矿工1190余人。另外以生产瓷器而闻名的平凉华亭的安口窑，“在华亭东南四十里，人口原有数千，近年来人口激增约有万人之多。此地瓷器在民国30年（1941年）后，因抗战人口增加的关系，需求迫切，遂大加改良，虽不及江西瓷之精致，然亦质色渐细洁白可观，颇受社会人士欢迎，以故生产日增，销路极畅。现有瓷窑七十余座，平均共有工人三千余人，瓷厂一百余家。行销地区已遍于本省及陕青新各大都市，并设有省立陶瓷职业学校，专事研究改良，且此二镇市肆栉比，百货杂陈，均赖煤矿及瓷窑工人以为生”。西和的盐井镇（又称盐官镇），以产盐著名，民国27年（1938年）时，有居民约300户，长年有集。庆阳的西峰镇，清水的张家川，通渭的马营，文县的碧口等地处交通要道或出产独特产品的集镇，也很有名。
近代城镇出现后，城镇文化也随之产生。从甘肃近代城镇的产生发展来看，城镇文化主要体现在城镇市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市民阶层主要有商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官员的后裔等，他们有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特色，源流复杂。在城镇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域里，他们共同构筑着源于传统而又开拓传统的近代城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