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象棋具有悠久的历史。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关于象棋的正式记载，如：《楚辞·招魂》中有“蓖蔽象棋，有六簿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
最早的象棋，棋制由棋、箸、局等三种器具组成。行棋两方，每方六子，分别为：枭、卢、雄、犊、塞，塞有二枚。棋子是用象牙雕刻的。下棋之前，双方先要投著，以决定先后。局，是一种方形的棋盘。比赛时，“投六箸，行六棋”，斗巧斗智，相互进攻逼迫，而制对方于死地。春秋战国时的兵制，以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共六人。由此可见，实际上早期的象棋，象征了战斗，是模拟战争的一种游戏。
三国之后，象棋的形制不断地变化。唐代的象棋形制，和早期的国际象棋颇多相似之处。经过近百年的实践，象棋于北宋末定型成近代模式。这种模式下有棋子32枚，棋盘上有河界，将在九宫之中等等。到了南宋时期，象棋已经家喻户晓，一时间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
象棋各子有其固定的走法，比如马走“日”字，相飞“田”型，“帅”和“士”只能在九宫走。“炮”隔子可以吃对方子，卒子过河不回头。当然还有其他规定，比如谁可以过河，谁不能过河，基于这些基本的走法，象棋的变化才生出无数，把它益智的魅力全部展现出来了。
象棋在元明清时期，继续在民间流行，技术水平不断得以提高，出现了多部总结性的理论专著，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梦人神机》《金鹏十八变》《桔中秘》《适情雅趣》《梅花谱》《竹香斋象棋谱》等。杨慎、唐寅、郎英、罗颀、袁枚等文人学者都爱好下棋，大批著名棋手的涌现，显示了象棋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喜爱的状况。
新中国建立之后，象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1956年，象棋成为国家体育项目。以后，几乎每年都举行全国性的比赛。1962年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下属组织——中国象棋协会，各地相应建立了下属协会机构。40多年来，由于群众性棋类活动和比赛的推动，象棋棋艺水平提高得很快，优秀棋手不断涌现，其中以杨官琪、胡荣华、柳大华、赵国荣、李来群、吕钦、许银川等最为著名。
●小篆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春秋战国时期，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存在着差异。这种状况导致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困难，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也难以有效推行。
秦朝一统之后，秦始皇下令命李斯等人着手文字统一的工作，“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次改革史称“书同文”改革。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的优点，创造出一种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以与“大篆”区别。小篆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与大篆相比，小纂在用笔上变迟重收敛、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化，讲究上密下疏、婉通圆转。小篆的笔划较细，所以也有“玉箸篆”之称；在字形上呈长方形，结构往往有左右对称的现象，给人挺拔秀丽的感觉。
秦代小篆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有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峰山刻石、会稽刻石等，以及无数秦量、秦权、诏版等。其中，最被推崇的是秦代李斯的小篆碑，此碑历来被视为书法艺术的珍品，其遒劲若虬龙飞动，其清秀如出水芙蓉，举世瞩目，堪称瑰宝。据说，此碑是秦朝丞相李斯奉始皇之命所刻，为其歌功颂德，特立于岱顶玉女池上。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削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阅读时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
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的一次总结，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形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
●《史记》为何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著名学者季羡林老先生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但此书的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司马迁说：“诟莫大于宫刑”。他满腔孤愤，谱写出文字之歌，遂成《史记》。时至今日，那最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只留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史记》则“光芒万丈长”。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史记》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五十二万字巨书，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下的范畴。
确实，《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的“正史”修葺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各朝各代正史，除极个别的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识形态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但《史记》却独辟蹊径，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著作。
我们注意到，在君主没有确立个人绝对权威前，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集团的制约。在这种大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权利与义务。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是知道这点的，但汉武帝加强个人权力，在司马迁的时代，史官已经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
另外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学说，对当代的儒士更鄙视有加，是他跳出了腐朽儒家的怪圈，他依旧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扩大地说，这也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精神。
汉朝时代赋予司马迁以宏大的视野与全面总结历史形态的重大任务，随父亲广泛的游历经历使他对社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残酷的命运又促使他更深刻地思索人生，继承先秦史官优秀的传统和诸子百家广泛的文化，司马迁又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精神的写作立场。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诞生出不同凡响的《史记》。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这些恰恰是让后人觉得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性和描写人格，《史记》方能成其丰富和博大，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以区别于任何一本史书。
作为史书，同样的，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和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出的影响力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使得后人见识前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因为上面所说的原因，所以《史记》真的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万岁何时变成了皇帝的专称
电视剧中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文武大臣伏在地上，口中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二字好像是皇帝的专用称呼，旁人冒犯不得。一着到“万岁”二字，便把它与皇帝联系起来，代表皇帝的无上地位。
事实是如此吗？
在《诗经·幽风·七月》中有描写人们欢庆场面的诗句：“脐彼公堂，称彼篁觥，万寿无疆。”意思是人们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后，举行欢庆仪式，互相欢呼祝颂。这里的“万寿无疆”，是人们举杯痛饮时发出的欢呼语。在西周、春秋时，“万年无疆”、“眉寿无疆”等是人们常用的颂词和祝福语，并不是对君王的尊称。
西周金文中也有很多这类文字，它并不是专属于天子，而只是一种记述方式，可以刻在铸鼎上。比如“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享”，表示的只是传之子孙后代，永远私有之意。而“万岁”一词，是这些颂词、祝福语的发展和简化。
直到汉初，“万岁”在人们口中还常常出现，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蔺相如奉和氏之璧入秦，“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可见此时的“万岁”还没有和君王联系起来。
“万岁”正式成为皇帝的专用名词，是汉武帝规定下来的。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万岁”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从此，“万岁”成了皇帝的代名词，只有对皇帝才能称“万岁”，表达极其赞赏、祟拜的感情。
另外，在电视剧中，常有“三呼万岁”，也有的是“山呼万岁”，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封元年春，武帝登临嵩山，随从的吏卒们都听到山中隐隐传来了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所以“山呼”又称“嵩呼”，在现代人看来，这不过是回声而已，可是后世的统治者却把这事看成是吉祥的兆头，于是把“山呼万岁”定为臣子朝见皇帝的礼仪，称作“山呼”。在《元史·礼乐志》里，对“山呼”的仪式有更详细的记载：凡朝见皇帝的臣子跪左膝，掌管朝见朝廷的司仪官高喊“山呼”，朝见的人叩头并应和说：“万岁！”司仪官再喊“山呼”，朝见的人还是如此这般。最后司仪官高喊：“再山呼！”朝见的人再叩头，应和说：“万万岁丨”
●谁发明的“永字八法”
中国的书法包括笔法、字法和章法，在这三部分之中，以笔法为基础。所谓笔法，就是笔划之法。而“永自练书法”中的“永”字恰好有八画，而且画画不同，集中了汉字楷书中几乎所有的点画形式。“永”字八画，即“侧（点）、勒（横）、努（直）、趯（钩）、策（向上斜书）、掠（撇）、啄（短撤）、磔（捺）”，由于“永”字包括了书法中八种最基本的笔画，所以初学书法的人都会把“永”字作为学习书法笔画的基础法则。
那么，永字练书法产生于何时？是谁发明的？对此，书法界存有五种说法：
1.作者系蔡邕
见于元李溥光所撰《雪庵八法》：“历代以下，书者工于笔法之妙。其名世者，如魏晋之钟繇、王羲之，唐之欧（阳询）、虞（世南）、柳（公权）、颜（真卿）之辈，亦各家有书，所传之，惜乎沦没日久，真迹不存，惟羲之‘永’字八法，共《三昧歌》，流传在世”。李溥光认为起源于东汉蔡邕，晋王羲之加以发扬。
2.作者系智永禅师
见于宋陈思所辑《书苑菁华》：“隋僧智永，发其指趣，援于虞秘监世南，自兹传授遂广彰焉。”
3.作者系王羲之
唐代书法家李阳冰于《法书苑》中有言曰：“昔王逸少工书十五年，偏攻‘永’字八法，以其八法之势，能通一切。”
4.作者系张旭
见于宋朱长文所编《墨池编》《张旭传永字八法》，同《柳八法颂》及《颜鲁八法颂》。清冯武《书法正传》中《书法三昧》云：“凡学必有要，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永’字者，众字之纲领也，识乎此，则千万字在矣。”
5.作者系崔子玉
见于唐张怀瑾《玉堂禁经》：“八法起于隶字之始，后汉崔子玉历钟王以下，传授所用八体该于万字。”“大凡笔法，点画八体，备于‘永’字。”
谁发明了永字八法并不重要，只要初学者认真揣摩名家写“永”字的方法进行笔画练习，以此提高自己在书法方面的认识和领会、夯实基本功就足够了。
●三国人名多单字非巧合
翻看东汉、三国长达300多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这一时期内的人物，绝大部分取的都是单名，除了一些有个性的隐士如庞德公，和一些乳名如（刘盆子）外，要想在有身份、地位的人中找到名为双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委？原因得从王莽改制说起。
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保证统治地位和强调政权的合法性，他利用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几乎无孔不入，当然也涉及了人名。
在这一系列“托古改制”的改革中，王莽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对事物的名称进行改革。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以表示新朝代的“新”，然后是大改地名。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朝三暮四，弄得人不知所措。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王莽对姓名更是特别在意。他对自家的“王”看得十分重要，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在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王莽对姓名的改革。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他对皇帝的宝座向来有野心，如果他有耐心，是有机会当皇帝的，可他性子实在太急了，就“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铜印三颗，与其舅合谋，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事发，宗自杀，仍遭罪遣”。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作出这样的处理：“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的意思是“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第一，王莽之前的人名字数不受限制。第悦，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第三，只有良民才有资格用单字，用双字是一种惩罚。
王莽对姓名的改革影响了后世，人们为了显示自己是良民，是有地位的人，纷纷取单字，这也就是东汉、三国时期人名单字多的原因。
●《胡笳十八拍》作者究竟是谁
琴歌《胡笳十八拍》是由18首歌曲组合的声乐套曲，由琴伴唱，描写主人公饱受战乱之苦，抒发爱国思乡之情，骨肉分离之亲。千百年来成为我国传统音乐作品中的珍品，深受人们喜爱。据传其作者是东汉著名文学家蔡文姬。
蔡文姬，名琰，是东汉末年大名士蔡邕的女儿，她自幼就聪颖过人，博学多才，尤其在文学和音律方面更是出众，是个出了名的才女。父亲死于狱中以后，文姬孤苦无依，只好跟着难民到处逃亡。有一天文姬在逃难中正好碰上匈奴兵，被其掠去。从此，她流落匈奴成了左贤王的夫人。
左贤王很宠爱文姬，夫妻感情很好。蔡文姬在南匈奴一住就是十二年，生有两个孩子，但是仍然十分思念故乡。她靠着自己的音乐天赋创作了《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歌词分为十八章，一章为一拍。第一拍点“乱离”的背景；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十二拍中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第十三拍起，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结尾一段“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胡笳十八拍》创作后蔡文姬经常演奏，借以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后来，曹操派朝臣周近出使南匈奴并赎迎文姬。文姬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挥泪与左贤王和两个孩子告别后踏上了归乡的道路。经过长途跋涉，数月之后，她终于回到了曹操的大本营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