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风雨的他，必定已经预料到了这样黯淡的前程，也预料到了舅甥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是以重申忠诚或者忆及亲情就可以让对方的心柔软下来的。于是，长孙无忌选择了沉默和平静的接受，维持着关陇贵族一如既往的骄傲，不曾向对方求和乞怜。正如若干年后的被武后下狱的裴炎，面对亲友的安慰只是镇静地说一句“你几时见过宰相下狱还能活着出去的呢？” 长孙无忌开始淡出政坛的是是非非，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著书立说之上，意欲为自己身后留下些什么。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武德、贞观二朝史八十卷相继完成。这一部部凝聚着长孙无忌心血的煌煌巨著，也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闪光。
看着这样的形势，大约是出于背水一战的决心，长孙无忌的姻亲韩瑗向高宗上书，为禇遂良喊冤了。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老臣派吃了一场又一场的大亏，却仍然没有弄明白高宗心头的大忌，还在絮絮叨叨他们“先朝老臣”“扶立陛下”的功绩：“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 “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不用想了，原本是哪里跌倒的，还要继续在同一个地方摔下去。这样的对白听在高宗的耳朵里，后果可想而知。“上不纳。”韩瑗试探不果，知道结局将不妙，再次要求“归田里”。又是“上不许。”
高宗是绝对要让韩瑗闭嘴的，但是岂能让他走得如此干净，还反过来给自己这个皇帝戴上一个“无故贬退旧臣”的名声？
果然，没过多久，许敬宗和李义府就出手了。两人一齐上奏，诬陷韩瑗、来济与外放的禇遂良勾结，想要图谋不轨。奏章一上，高宗全本照准。韩瑗背着罪名，从锦绣长安被贬出京城，做了振州（海南三亚）刺史，来济则贬为台州（浙江临海）刺史，禇遂良加贬为爱州（越南清化）刺史，可怜的王皇后舅父柳奭加贬为象州（广西象州）刺史。
显庆四年初夏季节，最后收网的时候到了。事情的起因并不严重，但却是个很微妙的突破口。有洛阳人李奉节，出头告发太子洗马（东宫掌图书的官员）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说他二人勾结朝中权贵，朋党而营私。这是个“说你有，你就有”的罪名。人有朋友乃是常情，何况官场关系从来盘根错节，谁都有人际关系上的渊源。所以这类告发，一般都是别有图谋所在。朝中权贵，所指为谁，在当下不言自明。两《唐书》的编者均认定，这是许敬宗事先策划好的打击方案。
高宗接到这个白丁的举报后，居然下诏让许敬宗、辛茂将负责审理此案。民居然能告官员结党，皇帝居然马上就立案，这都很蹊跷。
许敬宗接了这个活儿，立刻就开始他准备扳倒长孙无忌的步骤。当初在皇后废立之际，许敬宗曾不知深浅地跑到长孙家里去游说，被长孙好一顿臭骂。如今这笔老帐可以来算一算了！
此外，武则天在谋取后位时，也曾与皇帝老公低三下四去长孙那里求情，遭过老头子的白眼。现在，也要一总有个交代了。
上有新皇后，下有新宰相，两股力量开始联手发力。大理寺的官员哪敢不买帐？他们秉承许敬宗的意思，审问甚急，想让韦季方自诬与长孙无忌有勾结。问官许诺，只要承认了，便可从轻发落。
韦季方究竟是如何得罪了许敬宗的，不详。但看得出，他起码是个有良心的人，不忍诬陷长孙无忌。在狱中，韦季方不但抵死不认，还寻机自杀。自杀虽然未成，也是命在旦夕了。
许敬宗见犯人活不长了，又一时榨不出口供，索性就造假了。长孙无忌和韦季方是如何勾结的？为什么会谋反？要为这事找一个原因，对于流氓才子许敬宗来说简直比吃白菜还容易。惯于修改史实的许敬宗向来都有编故事的天赋，当下道：“韦季方之所以结交朋党，就是为了方便陷害忠良，这样大权就可以重归长孙无忌手中，再伺机谋反。”
高宗表现出震惊的样子，说话却很有意思：“是吗？舅父现在被小人包围离间，可能会对朕生有嫌疑，但还不至于谋反吧？”
这话说得很妙，许敬宗还没有费神去想，皇帝倒已经帮忙把长孙无忌谋反的因由给找好了——小人离间嘛。这么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许敬宗只需要给一个肯定的答复就行了：“的确如此，反迹已露！”
隔了一会儿，高宗嘴里哼了一声，泪水簌簌而下，如同若干年前太宗去世时那样满面的惶惧不安，“家门不幸，亲戚之中屡有作乱之人，”高宗哽咽着说，“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现在舅舅又这样，朕有何面目去见天下人！”他擦了擦泪水，直盯着许敬宗：“若此事属实，朕该怎么做？”
高阳公主一案是怎么处理的，天下人人皆知。许敬宗心头雪也似的亮，顺着话头说下去：“其实房遗爱乳臭未干，与一介女流之辈谋反，有何可怕！无忌曾助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若作乱，陛下能派谁去对付？幸好祖宗有灵，奸谋得以败露，陛下如不速作决断，臣担心长孙无忌得知韦季方畏罪自杀的消息后会狗急跳墙立即发动，到时悔之晚矣！”
高宗不语，沉吟良久，只叫许敬宗再详加询问。然而这样的大案，既不曾加派人手，更不曾亲自提审韦季方，完全交给许敬宗一个人全权处理，其用意大堪玩味。
许敬宗没让高宗等待太久，第二天便报告高宗：“昨天夜里韦季方已经坦白招供，承认与长孙无忌一同图谋造反。臣又问季方：‘无忌贵为国戚，宠惯两朝，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竟然造反？’季方回答说：‘长孙无忌曾和柳奭、褚遂良一起劝皇上立梁王为太子，现在梁王被废，皇上又对他起了疑窦，所以贬黜高履行，放逐长孙祥，韩瑗来济等人纷纷被逐，因此无忌惶恐不安得很，于是和他一起日夜计划造反。’”
这过程说得大致不差，皇帝因起了疑忌之心而贬黜众多朝臣，更将前后因果关系讲得明明白白，除了结果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这个推理过程，大致可以为人所接受。皇帝又忍不住哭了起来，“啊啊，舅父真的这样做了！可是他对朕恩重如山，就算这样，朕也不忍心杀他呀，否则天下人将怎么看朕？后世又怎么看朕？”
丝毫不质疑长孙无忌是否谋反的事实，只要求一个动手的理由而已。许敬宗学富五车，要找一两个典故还不简单！“皇上如果担心后人的批评，可以想想薄昭的故事。薄昭也是汉文帝的舅舅呀，也是从代王时代便追随文帝的功臣，可是他恃宠而骄，横行不法，汉文帝大义灭亲杀了他，天下人从来没有非议文帝做得不对。帝王有承担天下的责任，不可只顾及个人的私惠。薄昭不过只是杀了人而已，长孙无忌身受两朝重恩，不思报效，竟然谋反，输理的是他呀！常言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长孙无忌当世枭雄，才能不下于王莽、司马懿，陛下这样心慈手软，难道想将锦绣江山易姓他人吗？”
万事都已齐全，皇帝于是正式下诏，剥夺长孙无忌太尉的官职和赵国公的爵位，贬为扬州都督，并且限制他只能住在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这是前太子承乾流放的地方，也是终结他生命的地方。诏令一下，遣使发兵“护卫”长孙无忌前往黔州，名为护送，实为监视，各州县沿途增派人手，严密警戒，如临大敌。长孙无忌的所有亲友家人无不连坐除名，流放岭外，包括贵为驸马的两个儿子，尽管他们娶的都是高宗的嫡亲妹妹。已经被贬黜的高履行则再被贬为洪州都督，长孙祥再贬为常州刺史，另一位堂弟长孙恩则流放岭南高州。由始至终，高宗不曾亲自召见审讯一下长孙无忌，甚至不曾加派人手和许敬宗共同审理，完全没有给过长孙无忌丝毫的辩驳机会，是怕节外生枝，还是根本不敢面对？
大狱之初，高宗给长孙无忌的待遇还算不错，虽然行同囚禁，但食物还是可享有一品官的待遇，每月有猪羊鱼肉若干。皇帝对于这位舅父，似乎仍然关爱有加。究其实不过是暂时稳住他，让长孙无忌及其党羽以为事情还有回旋余地，不至于拼死一搏的缓兵之计。囚禁中的长孙无忌被严厉禁绝与外界交通，长孙祥曾经给流放黔州的他写过一封信，立即被就地处决，此后他再也无法了解外面的情况。
无忌身为两朝重朝，佐命元勋，长孙家族根深叶茂，势力庞大，朝廷不得不小心从事。切断长孙无忌与外界的联系之后，可以腾出手来，一一剪除长孙集团的枝枝叶叶了。事实上，长孙无忌的两个儿子长孙冲和长孙诠，一尚长乐公主，一尚新城公主，都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嫡亲女儿，高宗同父同母的姐妹，此时也被牵连除名，一位贬放岭南，一位贬放巂州（今四川）。两位驸马刚到当地，便被怀有密旨的县令下令杖杀。
许敬宗在一纸参倒长孙无忌之后，再度上表：“长孙无忌谋逆，是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之后，柳奭暗中给废后王氏鸩酒，唆使她谋害皇上。此外，于志宁也党附无忌。”高宗照样是采取了问也不问的态度，并未作任何调查，即下诏削褚遂良官爵，柳奭、韩瑗除名，于志宁免官。褚遂良的两个孩子彦甫、彦冲跟父亲一样流放爱州（今越南清化），但走到半路上即被杀，和长孙的族人一样下场悲惨。褚遂良当庆幸自己的早死，不至于亲眼目睹子孙的凄惨结局。
七月，皇帝再度下令，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韩瑗，将三人批枷带锁当犯人押送至京师。刚刚上路，新的命令又下来，改为原地处死。于是将柳奭就地处死，另一位使者来到振州，才知道韩瑗早已亡故，掘墓验尸证实无误方才罢休。这三人之中，唯有长孙恩逃得性命，改判流放檀州（今北京密云县）。这三家都被抄家，所有近亲不论男女老幼皆流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连坐被贬的官员长孙氏和柳氏共有13人。此外，长孙祥已因与长孙无忌通信被杀，高履行再被贬为永州刺史。
事情既已尘埃落定，高宗再度下诏，命李勣、许敬宗等五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实际上是想对这次事件有个最终的结案陈词。李勣对此事始终不肯积极参与，其他人都是许敬宗的属下和才提拔上来的新贵，一切为许敬宗马首是瞻。许敬宗只好一人唱独角戏，要审案当然是要先提审犯人，于是派袁公瑜快马至黔州提审长孙无忌。袁公瑜便是主张立武氏为后的六位翊赞功臣之一，告密致使裴行俭被贬出京的那一位。袁公瑜一到黔州，便逼令长孙无忌自缢。既然人都死了，案子自然没有重审的必要——除了畏罪自杀，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一场惊天动地逼杀5位宰相的大案，就这样干净利落地了结了。
长孙无忌一生，两度干预帝王立储，由此带来长孙家族的泼天富贵，三十年宰相生涯，权倾当世。然而绝顶的富贵必然伴随着绝大的危机，昔年长孙皇后便是有鉴于历朝外戚兴衰多祸及自身，力劝太宗不要重用自己的家人。然而贞观后期重臣凋零，太宗的信任越来越集中到外戚的身上，长孙无忌自己又何尝没有尽展长才、青史留名的凌云之志？终于步步深陷，忘却回头。托孤重臣有几个是能善终的？帝王羽翼丰满之后，总是期望着破茧而出大权独揽，而长孙无忌，不幸便是李治要冲破的那层茧。于是在令人目眩神迷的金粉繁华、漪欤盛哉之后，顷刻间便是彩云散尽琉璃碎，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此情此景，真不知该钦佩皇后的睿智，还是感叹权力之争下亲情的脆弱与苍白。
分析整个事件，不能不令人惊叹。其诡密之处甚多，精彩之处也甚多。
首先是武则天这只“无形的手”，在剿灭长孙集团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们能够看得见后果，却不大能看得清它的动作。
在永徽年间，长孙集团垄断了全部相位和绝大部分中层职位，以“朋党”而论，其势力之大堪称惊人。相权绝对压倒皇权的现象也很惊人，以至于在房遗爱谋反一案中，高宗向大臣泣求免叔叔和兄长一死都不可能。
然而，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起，长孙集团开始迭遭打击，两年多就宣告全盘覆灭。任何人看到这样一个进程、这样一个战果，都不能不佩服在帷幕最深处的那位的最高决策者。
今天有人评论说，对长孙集团实施的是“剥笋式”打击战略。也就是先外围，后核心；先枝叶，后主干；先断两臂，后斩首。不错，整个打击过程，有重点，分步骤，讲效果，看得出有一个完整、成熟的部署。
这样一只果断、高明的“无形的手”，不可能是许敬宗、李义府这类躁进之徒能胜任的，也不可能是高宗这个庸懦的皇帝能完成的。那个在幕后不露声色的棋手，只能是武则天。这盘棋，别人下不了。
后人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很多人不能脱开一个套路，眼光总是放在武则天如何使诈术上面。其实，武则天为何能在贞观后的政坛上迅速窜起，高宗为何独独需要一个武则天来做政治帮手？这问题不可不弄个明白。
这事要从贞观那时候谈起。
唐太宗固然搞出了一个后代有所不及的“贞观之治”来，但这个政治模式，在他的末期与他死后，渐渐有了质的蜕变。早先“贞观”之所以能“治”，是因为皇帝愿意纳谏，诚心诚意实行开明政治。而在太宗晚期，这种优良作风已大为减弱。正如魏徵所说，“渐不克终”，晚节不保了。
比如，在贞观初，太宗乐于听取批评意见，“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晚期则不大愿意听逆耳之言了，“虽勉从之，犹有难色”。再怎么英明的君主，只要一独断，就什么毛病都来了：早年简朴，晚岁奢靡；以前爱惜民力，后来却热衷于“不急之务”。征高丽，就是他不顾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一个顶点。
皇帝如此，权臣也如此。长孙无忌等一派人，固然对贞观末年的政局稳定功不可没，但是在贞观之后，已经把太宗的开明政治变成了专制政治。五年里无人上书言事，他们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
永徽初年，朝中贿赂、谋官、枉法求财（权钱交易）的风气已经很盛，连褚遂良这样的大僚也不能免。大唐的吏治呈现出了僵化、专制、腐败流行的病态，就连高宗也有所耳闻。吏治曾经询问长孙无忌：“朕闻京都的衙门，行事互观颜面，多不尽公。为何？”
长孙无忌根本就没当回事，随便答道：“颜面阿私，自古不免。至于徇情枉法，那是言过其实了。稍许收些人情，恐陛下亦不免，何况臣下为亲戚谋私，怎么能完全杜绝？”
对贿赂之风表现得如此麻木，可见当时的政治已有相当大的黑暗面。主宰大臣不以为非，反而认为这是官场常态，这就离贞观精神已有十万八千里了。
高宗上台，肯定是想整顿纲纪、刷新风气的。只可惜，李治不像乃父，缺了点儿刚烈之气。所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需要有一个强悍的政治同盟。这个同盟，非武则天莫属。
武则天得宠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宗与长孙一派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已经达到了必须解决的临界点。武则天的出现，给高宗“收复失地”带来了巨大的决心，也带来了现实的可能性。
以史为鉴：
正因为有这些政治因素在，武则天的窜升以及争宠斗争中的残酷性，才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才不至于仅仅是一场低俗的争风吃醋。
★教训19：威逼利诱解兵权——宋太祖的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