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应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聘，担任了时年13岁的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一时间两人过从甚密，情同父子。根据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记载，亚里士多德对这位未来的世界领袖灌输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的教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也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十分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但是，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治观点或许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前者的政治观是建筑在即将衰亡的希腊城邦的基础上的，而亚历山大大帝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对希腊人来说无异是野蛮人的发明。于是，二人因政治观点的分歧而逐渐疏远。以后，亚历山大给亚里士多德的信越来越少，以至最后终止了往来。不过人们对他们的分歧了解甚少，以至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的死讯从巴比伦传来时，雅典人仍将自己对亚历山大的怒气发泄到亚里士多德的头上，控告他犯了“渎神罪”。亚里士多德含冤受辱，次年辞世。
●弗洛伊德和荣格师徒之间有什么恩恩怨怨？
荣格在西方的“正统”心理学中，堪称是异教徒。不错，荣格师承弗罗伊德，也确从弗洛伊德身上学到不少本事，弗洛伊德甚至私下说“荣格是天才”，初期两人都有英雄惜英雄的悸动。弗洛伊德就曾经写信给荣格时说：“如果我是摩西，你就是约书亚，将要拥有精神医学允诺之地。”但二人蜜月期很快过去。1912年，荣格发表了《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与弗洛伊德产生了分歧，由此，荣格全盘推翻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二人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
两个人的思想出现差距，除了对心理学的看法不同之外，弗洛伊德犹如父亲式的权威也让荣格接受不了。在一次的交谈之中，弗洛伊德说：“荣格，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就是永远不要放弃性的理论，我们要让它变成一种教条，一种不可撼动的堡垒。”但荣格对弗洛伊德关于性的理论保留着许多疑点，更无法认同“教条”及“堡垒”这样的字眼，仿佛要压下所有对性理论的怀疑，而这一切和科学判断扯不上关系，只是个人的权威的扩张罢了。在这次的谈话过后，荣格便知道两人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弗洛伊德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能毫无保留地接受他的理论，但荣格需要的却是一个能和他切磋琢磨，将心理学发扬光大的伙伴，并且他不想牺牲自己思想的独立性。
1909年3月，就在荣格拜访弗洛伊德的最后一个晚上，弗洛伊德任命荣格为心理分析运动的继承者，并开始对他描述自己的看法，但每当荣格问及对灵学的看法时，弗洛伊德却常常以物质主义者的偏见来反驳，将其斥为无稽之谈。而对于弗洛伊德浅薄的实证主义，荣格有好几次都想做出尖锐的辩解。就在这个受封为继承人的夜晚，荣格竟然尝试要推翻整个弗洛伊德理论的架构。这次的交谈，对他们的关系有着致命性的打击。心理分析学派也面临分裂成维也纳和苏黎士的危险，也就是弗洛伊德和荣格两派的危机。直到桑德·法兰兹发表了著名的声明：“荣格正式不再信仰佛洛伊德”，二人的分裂方告公诸于世。
●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师徒关系如何？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师徒关系从来就有点不一般，与其说是名义上的师徒关系，还不如说是事实上的互为师徒关系。
天才有时候不一定知道自己是天才，但一定知道另一个天才是天才。有一次维特根斯坦跑来让罗素判断他是天才还是傻冒：“如果是傻冒，我就去开飞艇；如果是天才，我就会成为哲学家。”结果，罗素告诉他无论如何不用去开飞艇。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老师摩尔也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理由是“我在讲课时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故事很多。维特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逻辑哲学论》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随便聊了聊之后，罗素提问说，维特根斯坦一会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又说能够有绝对真理，这是矛盾。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这样答辩就算结束了，罗素和摩尔一致同意通过答辩。
相比之下，维特根斯坦对待罗素和摩尔要苛刻得多。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再版《数学原理》评论说，《数学原理》有许多错误，靠出一个新版本也无济于事。在哲学上，维特根斯坦可能更看不上罗素，维特根斯坦把他的《逻辑哲学论》给弗莱格和罗素看过之后认为，弗莱格“一个字也不懂”，而罗素也好不到哪里去，罗素甚至没有理解“主要论点”。当然，维特根斯坦决不是觉得罗素特傻，显然维特根斯坦承认罗素对他的影响，只不过他觉得像罗素这样聪明的人都居然没有理解他的新思想，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而且，维特根斯坦的苛刻是一种非常认真公正的态度。有一次罗素在学术会议上对“几个傻瓜”保持礼貌，结果维特根斯坦义愤填膺，认为罗素没有当面告诉那几个傻瓜他们是多么愚蠢，是一种缺德的世故。
★婚姻生活
●克尔凯郭尔有怎样的婚姻阴影？
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克尔凯郭尔，他的哲学思想和他个人的婚姻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的哲学就是强调个人体验的哲学，个人的生活经历自然影响到了他的哲学。
1837年，在做新闻记者写专栏稍有名气的时候，克尔凯郭尔认识了雷吉娜。这位15岁的少女爱上了他，他们慢慢地论及婚嫁并于，1840年订婚。在订婚以后，克尔凯郭尔以为自己应该把内心的感受告诉这位未来的太太，好使得以后可以互相分担忧患和痛苦。可是，当他把自己内心的所有忧郁，特别是自己有两个原罪，将来会下地狱的感受告诉雷吉娜的时候，这个当时只有17岁少女，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如此古怪、颓丧的思想，把他所说的当成了玩笑，一笑置之。由此，克尔凯郭尔认为自己不应该把内心的痛苦分担给这位纯洁的少女，因此断然地与她解除婚约。在解除婚约之后，他更感到痛苦，一直到他去世。
在他的日记和著作中，他和雷吉娜的关系一直都是他自我折磨式思虑的主题之一。他无法以感性的方法解除内心的苦闷，亦即无法以感性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存在，因此他认为排除心中苦闷的出路应该是属于思想的层次。。当时丹麦人崇拜德国的思想与文化，于是在1841年，他步上了留学德国之途，到柏林大学学习当时盛行的黑格尔哲学。德国观念论的课程都是属于非常高的理想，把一切都往真善美的身上推去，把人性、具体人生的所有苦闷和痛苦都存而不论。这些均与克尔凯郭尔的理念不同，于是他放弃传统哲学思想的探索，改而探求现实世界的人生哲学，终于使他领悟出影响世人的存在主义。
●海德格尔与阿伦特有婚外情？
如果说纳粹事件是海德格尔政治生活上的污点，那么，他与他的学生汉娜·阿伦特的一段婚外恋，则是他品格上的缺陷。这两个事件，是论及海德格尔必然谈及的事情。
1924年晚秋时分，18岁的汉娜·阿伦特成为马堡大学哲学系新生，而即将完成其重要著述《存在与时间》的马丁·海德格尔由于标新立异的哲学见解与令人心醉神迷的表述，正成为这所大学里最吃香的教师。出于对哲学智慧的迷恋，身为少女的阿伦特爱上了这个已婚的哲学家。然而，对于有家室且在乎个人名誉的海德格尔来说，外遇的浪漫激情只能是黑暗中的“偷情”，而无法光明正大地展示。社会的道德、世俗的名誉与家庭的责任，都让他在婚外恋中小心翼翼。他知道如何拿捏分寸，走到哪一步便适可而止。
而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爱完全出自崇拜。一方是导师般高高在上的俯视和恩赐，另一方是小学生般的仰视和顺从、二人交往的规则完全由大师制定，学生严格遵守大师规定的一切。海德格尔规定，他们之间频繁交换的情书，必须用密码；他们的幽会必须以秘密接头的方式，时间计算得要分秒不差；海德格尔还规定，相约的信号要极为严格：敞开窗子表示有机会，开着门暗示有危险；开几下灯表示无人，关几下灯表示有人……奇怪的是，如此苛刻的要求居然没有受到汉娜的任何反抗。也许，阿伦特太爱海德格尔了，只为了减少偷情可能带给海德格尔的不便，她就顺从这些苛刻的安排，甚至在最狂热的爱中，她也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
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这一段情缘最终以悲剧结尾。这段孽缘似乎印证了一句名言：“人不能与纪念碑生活在一起。”从卢梭到萨特，从托尔斯泰到易卜生，从海德格尔到罗素，从毕加索到达利……生活在这些思想大师和艺术大师身边的众多女人们，除了得到短暂地占有过名人的虚荣之外，最终在感情上留下的只有被抛弃、被蔑视、被玩弄的碎片。对于这些纪念碑式的男人，她们的性感肉体和痴迷精神仅仅是一种工具性存在，像一支用起来很顺手的金笔，无论当初的闪光多么眩目，写出的字多么优美，但是，破坏性的使用很快就会使之黯淡无光。磨损后被弃置的命运，也就成为她们的必然。
●萨特与波伏娃之间是什么样的爱情神话？
解读萨特，不得不提到西蒙娜·德·波伏娃。萨特一生未正式结婚，因为他讨厌任何形式的束缚。在这一点上，只有西蒙娜真正明白他，因为她也有着同样的追求。“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只能以自身的力量和持续时间来维持，而不是靠任何其他东西来使其正式化。”这是他们最初达成的共识。两人的关系之牢固，在于他们在精神上、事业上已密不可分。他们后来事实上已是事业伙伴。他们两人合在一起的这个形象，对于不了解真相的人来说，已是一种神话，所有爱情关系中人们最渴望的神话：自由情侣。
但萨特的花心也让西蒙娜受了不少痛苦，但她坚强的意志使她始终没有被压倒。与萨特正好相反，西蒙娜具有一部分男性的性格。她从一开始便明白了她不是他的唯一，那么她所能做的，要么离开萨特，去成为一个平庸男人的唯一；要么就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人。她那不屈的性格和勃勃的雄心，使她选择了后者。可以说，是萨特的风流让她切身体会到男女的不平等，激发了她的女权意识，让她写出了最出名的作品《第二性》；是萨特的不忠留给她空落，让她一生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两人的关系中，而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创作。到了晚年，她已基本心平气和，因为她看到自己并不是个失败者，这一点至关重要。经过那么多年的隐忍，面对时间和历史，他们最终是平等的。
如今，他们一起躺在巴黎蒙帕拉斯公墓的同一个墓穴里，没有什么再能把他们分开了。
尘埃落定，长梦当久。
●罗素经历了哪四次婚姻？
罗素在学术上是一位严谨的伟大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但在现实生活却又是风流成性。他曾经和无数女人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有过四次婚姻。但我们不能因此说罗素道德败坏、品质低劣。因为罗素总是在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而爱情的超越则又需要不断地变换爱的对象。正如他所说，对爱情不可遏制的追求，是他一生最大的理想。而自己最为满意的一次婚姻，则是自己在80岁的那次婚姻。
1894年12月，罗素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同漂亮的美国姑娘爱丽丝结婚，她比罗素长5岁，出身于美国平民家庭。这桩婚事引起了他那贵族家庭的竭力反对，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来阻挠这种不“门当户对”的结合，包括安排罗素到英国驻巴黎使馆工作，以达到使年轻伴侣分离的目的。但是罗素冲破重重阻力，在没有一个家人参加的情况下毅然举行婚礼，并到德国和意大利度蜜月。这次婚姻从1894年持续到第二次婚姻，期间罗素有过几次爱情经历，包括与艳丽的奥托莱恩·莫雷尔夫人、康斯坦斯·马勒森夫人以及有名的演员科利特·奥尼尔私通。1921年9月，罗素从中国回到英国，和分居十年的爱丽丝正式离婚。一周之后和朵拉结婚。1935年，离婚。1931年，由于哥哥的去世，罗素成为第三代罗素伯爵，然后他第三次走进教堂，挽着他的是秘书贝蒂。从80岁开始，罗素开始写小说，也正因为写作的缘故，1952年底，罗素与他的第三个妻子贝蒂离婚，与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埃迪斯·芬琪结婚，这是他的第四次婚姻也是他最后一次结婚。
★与中国的情缘
●如何看待莱布尼茨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莱布尼茨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他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思想十分关注，曾在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格里马尔迪那里了解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包括养蚕纺织、造纸印染、冶金矿产、天文地理、数学文字等等，并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册出版。他认为中西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
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茨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在这里，莱布尼茨不仅显示出了不带“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虚心好学精神，而且为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描绘了宏伟的蓝图。极力推动这种交流向纵深发展，是东西方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进步的基础。
●萨特的中国之行怎样？
萨特和波伏娃于1955年9月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月29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毛泽东、陈毅分别接见了他们。对于这次访华，萨特本人除了接受一些专题采访外，没有多作评论，而由波伏娃执笔写了题为“长征”一书，我猜想这是他们的一个分工。据说波伏娃为写此书，经常熬夜，搞得眼睛红肿，萨特为之心疼。书成之后，由于内容上对中国革命的热情颂扬，在西方引起不少争论。
但是，当时中国主要是把萨特当成一个革命者来看待的，对他的理论与创作基本不了解。在日内瓦大学任教的萨特研究专家德尼思·贝尔多莱先生讲过这么一个细节：萨特在北京与茅盾、丁玲等知名作家会面时，由于双方都没读过对方的作品，所以大家只好谈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