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归家在望，但是莫格里奇回到洛伦索马贵斯后，孤独感还是排遣不掉。他十分突然地与企鹅咖啡馆的舞女海伦搞在一起。海伦会说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认识许多可疑的神秘人物和有实权的官员。塞奇认为她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情报来源，所以把她介绍给他。尽管她的举止谈吐厚颜无耻，但莫格里奇还是把她看做一个有用的姑娘。海伦也很乐意为他效劳，尤其是在有酬劳的时候她更积极。然而，当莫格里奇醉醺醺地和她调情时，她感到十分诧异。她解释说她太尊敬他了，不能和他有染。莫格里奇心里涌起一阵自我厌恶感，但是他依然觉得离不开她。他极力把她想像成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在“寻欢作乐”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高尚的自我。但他这段在劫难逃的痴恋并非没有不祥之兆。当他和海伦一起外出游玩时，他的小汽车突然失去控制冲到路边。幸好他们俩没伤着，汽车也完好无损。莫格里奇把事故归因于汽车保养不良，后来查明原来是汽车在一个意大利人开的修理厂修理时被拆掉了一个主要驾驶零件。他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坎贝尼做了手脚。卢利坦尼亚(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普的传奇小说《詹达堡的囚徒》中虚构的一个王国。小说描写19世纪末英国贵族青年鲁道夫·拉森代尔在卢利尼亚行侠仗义。英雄救美的惊险曲折、诙谐幽默的故事）的闹剧似乎突然之间落下了帷幕。
自杀未遂
莫格里奇的情绪越来越坏，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当脑海里出现基蒂的身影时，他不由得感到愧疚万分，觉得自己在心里已背叛过她了。蓦然，脑子里闪出自杀的念头，这仿佛成了惟一的一条出路。他认为服药、饮弹太野蛮，便驾车沿着海滨公路一直开到郊外。他跳下汽车，没脱衣服就走进了大海。他在深不可测的海水里沉浮着——正在这时他改变了主意。当他朝着岸边的灯火游回去的时候，内心涌起了一阵狂喜。几个星期来一直堵在他胸口的消沉情绪一下子消失了。破晓时分，他回到他的车里，为自己还好好地活着而兴奋不已。当天上午，他向伦敦方面报告说为了使韦兹和坎贝尼相信他已经垮掉，他制造了自己投水自尽的假相。韦兹很快就对此有所风闻。“布莱奇利”中心果然破译出一封韦兹发往德国的有关莫格里奇自杀未遂的电报。韦兹说这事表明莫格里奇终于认识到在间谍行当里他远远不是韦兹的对手。当时已回到伦敦的格雷厄姆·格林在处理完莫格里奇和韦兹的电文之后，记下了他的疑问。他认为这次自杀不是精心策划的骗局，而是真的——也许是他作家的直觉告诉了他。
在回伦敦途中，莫格里奇被紧急送进坎帕拉的医院做急性阑尾炎手术。数月以后，他才回到伦敦第五科。第五科总部如今坐落在离皮卡迪利大街不远的莱德街上，菲尔比是领导人。不久，莫格里奇知道他在洛伦索马贵斯的工作颇受好评，并为他赢得了威望。虽然如此，但当他和菲尔比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总是不踏实，感到自己和他们格格不入。莫格里奇注意到办公室里常常会爆发政治辩论，但菲尔比很少介入，然而有一回例外。一次，一位同事抱怨不该为防止危机情报源而对俄国人隐瞒有关东部前线战役部署的重要情报。莫格里奇不太赞成，因为俄国人在苏德条约期间向德国人提供过有关英国意图的情报。从另一方面来看，斯大林也必定不会相信盟军官方提供的情报。英国驻苏大使斯坦福·克里普斯，曾向斯大林提供过有关德国进攻的时间和地点的详细情报，但没有受到重视。这场辩论激怒了菲尔比，他结结巴巴地宣称哪怕冒泄密的危险，英国也要全力支持红军。在菲尔比的双重间谍身份暴露之后，莫格里奇想到菲尔比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辩论，才开始把秘密文件偷送给俄国人的。
莫格里奇曾去过菲尔比的家。莫格里奇觉得他家的陈设富丽堂皇，不太符合战时条件。当时他以为菲尔比的妻子爱琳娜有私人收入，但后来证明这不是真的。谍报人员的工资都是保密免税消息，有时把秘密传得不再成为秘密。莫格里奇事后才明白，是俄国人贴补了菲尔比的收入。菲尔比天生好客，慷慨大方，生活过于奢侈，难怪俄国人很快就利用他对金钱的需求乘虚而入了。在那个时候，菲尔比好像显得挺高兴，但莫格里奇发现爱琳娜显得很紧张。不久菲尔比告诉他，爱琳娜和他马上就要像其他军情六处人员的家庭那样，为了安全起见迁到乡间去住，因为“布莱奇利”中心事先获悉，德国武器库里增添了一种致命的新成员一一V式火箭。
犯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错误
数月后莫格里奇被派往阿尔及尔，接替与法国军事安全局联络的工作，为此，他得以穿上了少校军服。他看到阿尔及尔到处充满着欣欣向荣的景象。街上的人个个看起来精神饱满，信心十足。他时常在人群中漫步，消磨炎热的夏夜。秘密情报站设在该城一幢高大的楼房里，谍报活动正是从那里逐步扩展到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及其他邻近地区。莫格里奇所属的第五科办事处设在克拉斯路。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英国间谍特兰弗·威尔森，并对他非凡的个性有了了解。威尔森曾是法国的一位银行经理，法语说得很流利，但发音唧唧咕咕，既吵闹又含糊。尽管如此，莫格里奇仍然觉得他是他所遇到的最富才华的情报官之一。威尔森好像生就一副阴险狡诈的本性。
当时，驻阿尔及尔的英国情报机关正在充分利用几个倒戈的敌方间谍，其中有一位在那儿服役的法国上校，他一直顺利地工作到战争结束。另一名在丹吉尔的间谍是英国社会名流，他正在那儿的海滨度假，德国人非常信任他。莫格里奇的法国同行特别喜欢这类间谍，因为他们非常有用。譬如，他们要求那个法国上校向“阿勃韦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最高参谋部的中央情报机构)申请用袋装硬币代替纸币空投经费，尽管那么做，风险很大，然而“阿勃韦尔”立即照办了。不久，法国情报官们用光了汽车轮胎，于是他们又请上校向“阿勃韦尔”申请，并指出如果在当地购买价格飞涨的车胎，必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阿勃韦尔”又一次迅速按要求空投了一批车胎给他。莫格里奇突发奇想，建议那个言听计从的上校向“阿勃韦尔”报告，他性生活不顺利，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为防暴露身份他也不愿去妓院。莫格里奇幻想德国人也许会空投下莱茵少女来。
返回英国之前，莫格里奇先被派往布林迪西；后于1944年8月12日调往法国。法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欢欣的气氛很快感染了他。他的工作主要是调查被法国警方以通敌罪逮捕的英国间谍嫌疑犯的情况。盟国过去一直依靠这些和德国政权保持良好关系的间谍，然而法国一旦获得解放，他们全都会陷入危境，很可能被处死，所以情势非常紧迫。如今回首往昔，莫格里奇觉得他在大战中只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那就是尽力帮助那些倒霉的间谍。莫格里奇以他经手的一个案例为素材写过一个剧本《解放》。剧中有一个法国女间谍爱上了分到她家住宿的一名德国兵。解放后她被人告发，而她的德国情人也失踪了。解放只是把她变成战争的又一个牺牲品。在现实生活中莫格里奇可以保护她，但是在剧中，那个德国情人由于那个姑娘的兄弟的出卖而被击毙，最后只剩下姑娘一个人满怀悲伤无处诉说。
在法国逗留期间，莫格里奇还被派去监视英国作家PG伍德豪斯。伍德豪斯曾在柏林愚蠢地发表过广播讲话，挑起了一场大论战。好奇心也使莫格里奇想亲眼看看，一个受人欢迎的名作家是怎样沦为国家罪人的。举国上下对伍德豪斯的广播讲话抨击得非常激烈，他不仅被开除出“牛排”俱乐部，而且在《镜报》上出了丑：他的母校杜威奇大学也把他从荣誉册上除名。在他和他妻子爱莎所住的布里斯托尔旅馆里，莫格里奇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仿佛是一个性情温和的预科学校教师——秃顶，大个子，穿着猎装，灰色法兰绒裤子和高尔夫球鞋，嘴里叼着烟斗。虽然穿着军服的莫格里奇出现在他面前，对他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是伍德豪斯表现得非常镇定自如。
伍德豪斯在托奎特的一个村庄里，一直住在1940年夏天。尔后他被关押在波兰的托斯特的一所从前是疯人院的战俘营里——伍德豪斯喜欢这种讽刺意味。在囚禁中，伍德豪斯写了三部韵味平平小说和一本《托斯特生活录》。头次见面他就把这本《生活录》拿给莫格里奇看。莫格里奇认为这本《生活录》在监狱文学中可称首屈一指，因为他尽可能地淡化了严酷的铁窗生涯，强化他和看守以及难友之间的融洽关系。伍德豪斯肯定没有科迪茨精神，因为他没有逃跑的强烈欲望。在他的60岁生日前夕，他通过朋友的努力重获自由。获释之后他直奔柏林，通过广播电台，他介绍了战俘营的生活片断。他好像从未想到过，他因此将被视作替纳粹摇旗呐喊。
莫格里奇相信伍德豪斯不会和纳粹讲条件，以广播宣传换取自由，他只是犯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错误。
在法国警方首脑举办的宴会上，一个英国客人对两名臭名昭著的英国“叛徒”，至今还逍遥地住在法国巴黎而提出了抗议，于是，法国警方逮捕了伍德豪斯夫妇。莫格里奇设法救出了爱莎，但营救伍德豪斯则比较困难。虽然伍德豪斯其实并没有病，但警方最终决定把他移送到一家诊所。不过，由于没有床位，他只能住进一所妇幼保健院。不久他摆脱了那种难受的处境，与爱莎一起住在一家安静的旅馆里。大战结束后他们流亡美国。当军情五处派来协助此案的一名律师告诉莫格里奇伍德豪斯必须留在国外时，莫格里奇明白这个决定对伍德豪斯是非常残酷的。
越轨行为
大战末期，菲尔比给莫格里奇下过一道指示，命令筹建一个对付苏联颠覆破坏活动的独立部门。他问了莫格里奇两个基本问题：谁是法国共产党的首脑人物·它的总部设在哪里·其实，答案很容易找到，总部的地址可以在巴黎电话簿上查到，随便打听一下就能知道法共首脑的名字。
菲尔比来巴黎视察新部门筹建工作时，他和莫格里奇一起，在马利格尼街新部门总部内共进晚餐，共同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晚上。莫格里奇当时就住在总部里。菲尔比是一个美食家，而且晚餐又富于异国情调，所以，虽然莫格里奇一向饮食比较适度，但是这回他们谁都没有节制酒量。饭毕他们在塞纳河畔散步。这时候，菲尔比突然提议一起去苏联大使馆的所在地格雷奈勒街(当时莫格里奇并不知到苏联使馆在那里)。莫格里奇清晰地记得，当时尽管他喝了不少酒，但是菲尔比说起打入苏联使馆时还是让他大吃了一惊。菲尔比说打入这座使馆困难重重。因为难得有机会安插内部间谍。就连级别最低的苏联官员也是从苏联派来的，他们的忠诚当然不成问题。而且也不可能进行窃听或安排长期监视哨。接着他就在使馆前面，指手划脚肆无忌惮地大叫大嚷起来，莫格里奇心里非常焦急，他知道使馆门前站岗的两名警察随时都会上前来干涉；然而奇怪的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俩踉踉跄跄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莫格里奇醒来后，他有点疑心自已是不是在做梦，他无法理解菲尔比的那种越轨行为。今天回忆起来，莫格里奇只能找到一种解释：也许菲尔比确确实实意识到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的双重性。莫格里奇在洛伦索马贵斯或多或少也遇到过一些类似的问题：他能够用令人不安的轻松态度看待敌我双方的观点。
1945年，莫格里奇从巴黎返回英国，没有征得军情六处的允许就在舰队街觅了一个文职工作。他现在认为情报工作是一桩“傻事”。自然，他的工作方式如今也已落伍。他认为，军情六处里根本没有卓越的智慧可言——只有一点儿戏而已。至于小说中流行的间谍英雄，他觉得詹姆斯·邦德十分可憎。有一次，在一篇评论中他把他称作“一个伊顿式的米基·斯皮兰(美国畅销侦探小说作家，他的书无一不涉及性与暴力。他称他的写作只是为了赚钱，然而他叙事关物栩栩如生，描绘刻画相当深入，拥有广大读者)”。
莫格里奇的间谍生涯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一直坚信军情六处的愚蠢比他的评语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佩杰，雷奇和奈特利的研究成果《菲尔比：出卖了一代人的间谍》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众所周知，莫格里奇差不多对一切事物都抱着苛刻的观点，也许他的意见不可全信。但是，我们采访过的其他许多人即使不是在细节上，也是在总体上证实了他的话。”
莫格里奇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没有在小说里，而只是在自传中描绘了他的谍海生涯。原因很明显：腐烂的恶臭味太浓烈，而且无孔不入，他避之惟恐不及。谍海生涯改变了他本人，而他那永不安宁的天性，驱使着他在超凡脱俗的境界内寻觅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