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凛然正气丞相——魏元忠
宰相与常人一样，也有见利忘义之人，也有贪生怕死之辈，这种人留在历史上的是耻辱。相反，有的宰相则是名利之前不动摇，生死之交不变色，这种人留给后人的是景仰。在唐朝高宗和武则天时为朝官，唐中宗时为宰相的魏元忠就是一位为后人所称誉的具有凛然正气的良相。
魏元忠出身于太学士，唐朝与吐蕃间发生战争时，他向唐高宗上书言用兵之事。唐高宗阅后很是赞赏，认为魏元忠是个人才，于是授魏元忠为秘书省正宗，入值中书省。
魏元忠为官，最大的特点就是一身正气，凛然无惧。魏元忠不畏权贵，对于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举动敢于进行毫不客气、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计个人得失，对于皇帝的过失也敢于当面批评。因此，那些奸臣权贵对魏元忠极为仇视，他也因此而在仕途上几起几落并险些送命。但是，魏元忠不管遭受到多少打击，他的一身正气未曾衰减，凛然之风未曾稍改。魏元忠一生如一的正气凛然是中国官僚史上所少见的。
唐高宗时，魏元忠刚为朝官不久，就曾对选他入朝的唐高宗提出当面的批评。一次，高宗在听完群臣对他的颂词后随口问了一句：“我还有什么不对吗？”高宗问这话的目的是想听到否定的回答，以此来证明他的英明。然而，魏元忠明知高宗想听好话却并不顺着他，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对高宗提出了批评。魏元忠说：“陛下是有过失的。王义方是一世英雄豪杰，却死于民间，大家认为陛下不能用贤人。”高宗回答说：“我正准备用他时，他已经死了，所以没有顾得上。”魏元忠又说：“刘藏器的才能和品行说明他是位很有才华的人，今年他都70岁了却还是位尚书郎这样的小官，陛下为何惋惜没有用王义方而不起用刘藏器呢？”这席话说得唐高宗的脸阵阵发红。魏元忠这席话批评色彩很强，不仅指出了唐高宗不善用人才，而且颇有批评唐高宗言行不一的含义。任何人听了这种话都会不高兴。何况是皇帝呢？然而，魏元忠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他认为是不对的，他就会直接提出批评或与之斗争，而不去计较个人得失，更不会顾及谁的脸面。
魏元忠的大义凛然在武则天时期他被酷吏陷害的事情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那时魏元忠由于在朝中多次与酷吏的暴虐无道进行斗争。因而，酷吏视魏元忠为眼中钉，必欲除之。酷吏周兴采用惯用的手法给魏元忠罗织了几大罪名将魏元忠判了死刑，后来由于武则天的干涉被减为流放。一年后，魏元忠又被武由天召回朝廷任御史中丞。回朝后的魏元忠没有因为上次几乎被酷吏置于死地而放弃对酷吏的斗争。结果不久又遭另一酷吏来俊臣的诬陷而被判了死刑。在押赴刑场处死那天，在魏元忠之前已经先后处死了李唐宗室成员三十多人，尸相枕籍、血流成河。魏元忠毫无惧色，镇定自如。刀手正要对魏元忠等行刑时，朝中派人付令免死。当时传令者还未到，但免死声已经先由朝中传出，很快就传到了刑场。那些在生死的关头又活过来的人们一阵狂喜，抱在一起大声欢呼、唯独魏元忠仍一动不动。旁边的人叫魏元忠起来回去。魏元忠却说：“不知免死是否是真的。”仍然坐着不动。“俄敕凤阁舍人王隐客驰骑免死，传声及于市，诸囚欢叫，元忠独坚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实否。’既而隐客至，宣诏已，乃徐谢，亦不改容。”似乎这一切对魏元忠来说都是无所谓的。魏元忠为什么未象别人那样高呼万岁呢？因为，魏元忠在与酷吏及其它奸臣做斗争时，早就知道随时可能遭到这些人的陷害而牺牲生命，而他却并未停止过这种斗争。这说明魏元忠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舍身以取义”，这是许多正直之士的崇高理念。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死得光荣，死得其所。反之，听凭那些乱臣贼子危害国家和人民，那是为具正义感的朝臣所不耻的行为。正由于此，魏元忠才能视生死如一，他才能做到对死亡不感到畏惧，对生还不感到庆幸。这种正气凛然、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令后人敬仰。
这次事件发生后不久，魏元忠又被酷吏侯思止陷害被流放岭南。直至酷吏一个个被武则天收拾后，由于魏元忠得到朝中正直人士的一致赞扬，武则天又让魏元忠回到朝中。在一次宴会上，武则天问魏元忠说：“你以前多次下放或贬除，这是为什么呢？”魏元忠回答说：“我就犹如一头鹿，那些罗织罪名陷害我的人犹如猎狗，猎狗要用鹿肉来换取主人的赏赐，那些攻击我的人要想用诬陷我来邀赏，我又如何能躲得过呢？”
不久，魏元忠“拜中书令，封齐国公。神龙二年，为尚书右仆射，知兵部尚书，当朝用事，群臣莫敢望。”武则天后期，她的面首张宗昌、张易之深受她的宠幸，权倾朝野，气焰嚣张，朝臣大都敢怒不敢言。因为“二张”自恃有武则天这个后台，对反对他们兄弟的人大肆打击。魏元忠则不惧强权，不怕“二张”，公开地与他们进行斗争。魏元忠毫不掩饰对“二张”的鄙视，公开地称“二张”是“小人在君侧”。魏元忠公开的说：“臣承先帝之顾，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侧，臣之罪也。”因此，张氏兄弟对魏元忠极为仇视。在“二张”的竭力挑唆下，武则天再次罢了魏元忠的官。
唐中宗复位后，由于素闻魏元忠的正直品行，迅即任命魏元忠为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宰相，随后又进侍中为宰相，后又升为中书令，封齐国公。这时的魏元忠，身为宰相，位居高职，但他的正气并未衰退，仍然与强权进行着斗争。当时，深得中宗宠爱的安乐公主野心勃勃，想效法奶奶武则天当女皇，故多次向中宗提出要中宗封她为皇太女。在一次安乐公主和魏元忠都在场时，唐中宗就此事征求魏元忠的意见。魏元忠认为这样做于国不利，故当即就表示反对，说：“公主而为皇太女，驸马都尉当何名？”安乐公主见魏元忠反对她当皇太女，非常愤怒，对魏元忠说：“我婆婆武则天可以做女皇，我为什么不可以做皇太女。”而不管安乐公主怎样的气势汹汹，魏元忠毫不畏惧，决不妥协，坚决反对。安乐公主气极败坏，却对正气一身的魏元忠无可奈何。
再后来，武则天侄子武三思与中宗的皇后韦后勾结，专擅朝政。中宗的太子李重俊是中宗后宫的宫女所生，韦后与武三思要想废掉李重俊。太子于是起兵攻入武三思府宅杀死了武三思。此事发生时，魏元忠的儿子在永安门刚好遇到太子率兵而至，于是参加了太子的起兵并战死了。事发后，韦后追查太子党。魏元忠此时不是设法脱离与此事的干系，反而公然地赞扬儿子的行为。魏元忠说：“既诛贼谢天下，虽死鼎镬所甘心，惟皇太子没，为恨耳。”
魏元忠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具有凛然正气的宰相贤臣，他始终如一，嫉恶如仇，不畏佞臣，不惧权奸。其凛然正气如泰山，谁也动摇不了，谁也奈何无得。
二、执法不阿的张释之
俗语说：“官断十条路。”作谋臣的人，在处理公事时也应该这样。握着三寸之笔，心中思虑揣度着官事，其结果是所得和所失各占一半。他能够辨别得清楚的事，只不过是在于公与私的区别而已。心术正而无所偏私，即使出了差错，也是无心之过，到最后还是会被百姓子民的舆论所宽容；心术不正，包藏祸心，按照道理办事也会产生诉讼和纠纷，还要受到天地良心的谴责。所以，作为一个谋臣，要正直无私。
张释之是西汉文帝时南阳堵阳县(今河南方城东)人，官任廷尉，掌管朝廷司法。有一次，张释之随汉文帝出行，正当皇帝的车驾人马走到中渭桥时，突然从桥下窜出一个人，把皇帝座车的御马吓得又叫又跳，汉文帝大怒，立即派侍从把那个人抓起来，交给廷尉张释之去治罪。
张释之不敢懈怠，回去后立刻对那个人进行审讯。经过详细的审问后了解到，这个人原来是长安的一个乡下百姓，今天进城走到中渭桥时，正赶上皇帝车驾出行，下了清道戒严的命令，所以就急急忙忙躲到桥下。他在桥下等了好大一会儿，以为皇上的车驾人马已经过完了，就从桥下走了出来。刚出来就看到皇帝的御车和仪仗队伍正在桥上，吓得慌慌张张地赶紧跑开，没想到会惊吓了御马。
张释之查明案情后，认为这个人是偶然过失，只是违反了清道令，根据法律的规定，判处罚金后就把人放了，并将处理根据和结果禀报给汉文帝。
汉文帝因为自己座车的御马受了惊吓，龙颜大怒，不太理智，原以为张释之为了替自己出气，一定会将惊马的人从重治罪。没想到张释之不仅没有顺从皇帝的心意，反而只判了罚金就放人了。
汉文帝火冒三丈地责问张释之：“这个人胆大包天，竟敢惊吓了我的御马。幸亏这匹马脾气柔顺，要是一匹烈马，岂不是要让我受伤害吗？你怎么却只是判他罚金就了事呢？”张释之见皇帝不满意自己对惊马人的依法判决，而是想要超越法律，按他一时的情绪来加重判罪。所以，刚正不阿的张释之不怕冒犯皇帝，严肃地说：“国家的法律是皇帝和老百姓都应该共同遵守的。惊马人的案子，依据现在的法律，只应当判处罚金，可是皇上却想要超出法律加重处罚。若是按皇帝的意见办，以后法律就无法取信于民了。再说，如果当时皇帝下令立即处死惊马人，这案子也就算了。可现在陛下又把这个案子交给廷尉来审理，廷尉的职责就是要掌握量刑轻重，是主持天下公平的执法之人。一旦廷尉断案稍有差错疏忽，全国各地的执法官在量刑时就会忽轻忽重，甚至随意变更。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会手足失措，无所适从了。这点还要请陛下三思。”
汉文帝听了张释之的这番话后，沉思良久，感到张释之所说的话句句在理，都是从维护国家法律来考虑的忠言，就接受了张释之的意见，并表示说：“廷尉的处置是恰当的。”张释之坚持依法量刑，避免了轻罪重判的错误。
惊马人的案件处理后不久，西汉朝廷又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有人胆大妄为，偷窃了汉高祖庙中神座前的玉环。汉文帝对窃贼敢于盗祖庙大为恼怒。全国上下一致行动，很快盗贼就被抓到了。汉文帝下令把盗庙贼交给廷尉严加惩治。张释之依据西汉法律中规定的偷窃宗庙的珍宝、服饰、器物的条款，判处盗贼斩首示众的“弃市”刑罚。
张释之把这个判决上奏汉文帝后，汉文帝勃然大怒，责问张释之：“这个贼无法无天，为非作歹，竟敢盗窃皇家祖庙中的玉环器物。我所以把此案交给廷尉去处治，就是要你严加惩处，判以灭族重刑。可是你却像办平时其他案子一样，只是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上报判处的意见。你这样处置他，怎么能够维护先帝高祖的尊严呢？再说也违背了我尊奉祖先，恭敬、孝顺的心意。”
张释之看到汉文帝大发脾气，于是也脱帽叩头谢罪，口里却依然据理力争地辩驳说：“根据法律规定将窃贼判处‘弃市’就是最重的了。到底是判斩首弃市罪还是判灭族罪，应该按照罪行情节的轻重来定。现在要是对盗窃了宗庙中的玉环器物的贼就判以灭族罪的话，那么有朝一日，再有个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若公然去挖掘祖庙，到那时陛下又将用什么刑罚来加以惩治呢？”
开明的汉文帝听后沉思不语，下朝后与太后商量，并接受了张释之的正确意见。
由于张释之执法严明。依法办事并敢于坚持正确主张，不以个人好恶来论罪，对皇上也不阿谀曲从，所以在他任廷尉期间避免了许多冤案，得到了当时百姓的称颂。历史上有记载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当然，张释之不阿谀权贵，依法办事，必然会招来许多封建贵族的忌恨。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即位，张释之知道有人会借机报复，故装病准备辞官。这时，有一个道家老者叫王生的人来到张释之办公的衙门，当着众多的公卿大人，对张释之说：“你替我把袜子脱下来。”过了一会儿，又对张释之说：“你给我把袜子穿上。”张释之当着众人，跪下来为王生老人穿好了袜子。过后，许多人责备王生老人为什么要在衙门当着众人这样侮辱廷尉张释之？太过分了!
王生意味深长地说：“我又老又贫贱，自己这一生都没有对廷尉张释之做过什么好事，也不知怎么样来报答他。张廷尉是如今全国有名的德高望重的大臣，所以我故意耍弄他，让他为我脱袜穿袜，是想借此提高他的声望。”
张释之没有责怪王生的无礼，反而恭恭敬敬的按照老人的要求去做，使当时在场的公卿大臣更加敬重张释之的为人。王生老人为了提高张释之在君臣中的声望，甘愿冒犯戏弄大臣之罪的危险。这说明张释之受到了当时广大臣民的敬慕。
三、正直卓识之相——狄仁杰
狄仁杰是武则天时代的名相，他自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九月至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正月，第一次出任宰相，后又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闰十月至久祝元年(公元700年)九月，第二次出任宰相。狄仁杰辅佐武则天矫正时弊，安全民生，举贤任能，严肃法纪，安抚边远，匡复唐室，真可谓功盖一时，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狄仁杰很受时人尊重，人们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狄仁杰上调升任掌握刑狱的大理丞。狄仁杰处理案件，公正果断，效率极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处理了一万七千人的案子，公平合法，没有一人上诉伸冤。
秉公执法是狄仁杰办案的特点。有一年，左咸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太宗昭陵上的柏树，狄仁杰判两人免官，上奏高宗。高宗非要定两人死罪不可。狄仁杰认为罪不当死，他对高宗说到：“皇上，自古以来顶撞皇帝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并不以为然。今天依照大唐法律，权善才、范怀义两人并没有犯死罪，陛下却下旨将二人处死。法令如此反复无常，以后还怎么治理国家呢？”——“今误伐一柏，杀二臣，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
这件事使唐高宗看到，狄仁杰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不久便擢升他为侍御史，监察郡县。在侍御史任上，狄仁杰不顾个人安危，不畏显贵权势，单枪匹马地向那些恃宠用事、违法乱纪的官员展开斗争。左司郎中王本立，依仗皇帝的恩宠，在朝廷目无王法、横行无忌，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敢碰他。狄仁杰利用手中的监察权力，向高宗上奏弹劾王本立的罪行，但高宗却下旨赦免了他。狄仁杰再次上奏，对高宗说：“国家虽乏英才，但也不缺乏像王本立这样的人，陛下为什么要宽大他而违反国家的法律呢？”高宗见狄仁杰说得有理，只得依了狄仁杰，定了王本立的罪。满朝文武十分佩服狄仁杰的胆量和勇气，对他肃然起敬。
武则天是一个善于重用人才的女皇，狄仁杰具有的杰出的政治才干在武则天时期得到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