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反对武则天，但因力量悬殊很快就遭失败。为了尽快恢复豫州的平静，武则天让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武则天为惩治李贞余党，定罪六七百家，籍没五千口。狄仁杰为此密奏武则天，认为这些人仅是受牵累，并不是本心要作乱。狄仁杰想方设法说服了武则天，宽赦了这些人，将他们流放到丰州。这些人深感狄仁杰的活命之恩，在路过宁州时，跪拜在狄公的德政碑前，“因相与哭碑下，囚斋三日乃去”。到了丰州后，这些人又为狄仁杰立下德政碑，感念狄仁杰的活命之恩。
当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辅。张光辅的军队在豫州，自恃有功，多勒索钱财，迫害无辜。狄仁杰十分愤怒，指责张光辅及其手下的所作所为：“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师之至，民归顺以万计，自缒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纵邀赏之人杀降以为功，冤痛彻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君颈，虽死不恨!”并多次制止官军的不法行为。为此，张光辅怀恨在心，回到朝廷后上奏武则天，说狄仁杰高傲不逊。狄仁杰被调往夏州做刺史，后来又降为洛州司马。
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她抛开傀儡皇帝李旦，自己登上了皇位。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同时，她也是一位唯才是举、任用贤能的政治家。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则天重新起用狄仁杰，任命他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就在狄仁杰当上宰相不久的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你在豫州有善政，可也有人说你坏话，你是否想知道。狄仁杰回答说：“陛下以为过，臣当改之；以为无过，臣之幸也。谮者乃不愿知。”武则天顿为赞赏，叹曰：“狄仁杰真有长者风度啊!”
狄仁杰当宰相后，常在武则天左右，他看到武则天经常要处理一些小事。太学生告假回乡也由武则天亲自处理，这样会分散她处理国家大政的精力。狄仁杰上疏说：君王应该牢牢掌握赦兔和诛杀大权，其他的一些事应该由主管部门处理，自己不必亲自过问。狄仁杰劝武则天独揽大权，强化皇帝的专制统治。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建议很满意。
由于狄仁杰嫉恶如仇，得罪了许多人，遭到了诬陷被罢了官。但是，器爱人才的武则天不久就重新起用了狄仁杰。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张光辅“入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他第二次做了宰相。
复相后，狄仁杰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派兵镇守疏勒四镇。当时王孝杰率军大破吐蕃军，夺回了西域的龟兹、疏勒、于田、碎叶四郡，在龟兹设安西都护府，派军驻防。这四镇是唐朝的西疆要地。但狄仁杰认为，派兵西戍四镇劳命伤财。于是，狄仁杰上疏武则天，反对用兵荒外，争不毛之地，他说：“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业也。若使越荒外以为限，竭资财以骋欲，非但不爱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穷兵黩武，以求广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蚕于室，长城之下，死者如乱麻，于是天下溃叛。”他还说：“汉武追高、文之宿愤，藉四帝之储实，于是定朝鲜，讨西域，平南越，击匈奴，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流离于道路者万计。”狄仁杰建议，应该“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民侯，故能为天所占也。昔人有言：‘与覆车同轨者未尝安’。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八月，狄仁杰拜为纳言，成了最高的监察长官，同时兼御史大夫。同年，北方东突厥进犯河北，攻隋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赵州(河北赵县)，杀死官兵无数。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征讨东突厥。武则天亲自送军队出征。狄仁杰率十万大军猛追敌兵，东突厥迅速返回漠北，曾经受突厥驱使的百姓惶恐不安，生怕受到官兵杀害，纷纷逃匿。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妥善处理这一向题。狄仁杰上疏武则天，他在上疏中说：“民犹水也，壅则为渊，疏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昔董卓之乱，神器播越，卓已诛禽，部曲无赦，故事穷变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机先。今负罪之伍，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请求将这些百姓一律赦免，不与追究。狄仁杰提醒武则天：边远有事，还不足虑，如内地不安就是大事了。狄仁杰主张努力淡化和消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力求国内的稳定。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对被突厥驱使的百姓一律不问罪，许多逃匿的百姓纷纷回家。狄仁杰发放粮食，救济穷困百姓，使百姓很快安定下来。狄仁杰还下令：严禁官兵侵扰百姓，有违犯的，定斩不赦。在狄仁杰正确政策的感召下河北道很快安定下来，人民的生活也开始稳定了。
狄仁杰为相，善于举贤任能，他先后荐举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人，有的后来当了宰相。如姚崇“独当重任”，是唐玄宗时的有名宰相。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人才。狄仁杰说：“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狄仁杰又说：“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矣。”于是，武则天便擢升张柬之为洛州司马。数日后，武则天又问狄仁杰谁能当宰相。狄仁杰说：先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用。武则天说：已经用了。狄仁杰说：我推荐张柬之可做宰相，不是做司马。于是，武则天迁张柬之为秋官侍郎，后又任命为宰相——“柬之果能兴复中宗，盖仁杰之推荐也。”
武则天当上女皇帝后，日思夜想由谁来继承她的大业。唐中宗虽是她的亲生儿子，又赐了武姓，但他毕竟是李唐王朝的后代。如果将她的侄子武承嗣或武三思册立为太子，但又恐两人不具备品德和才能，不可能成为贤明君主，更担心李、武两姓不能共处。武承嗣在武则天改唐为周后，也确有想当太子的念头。武则天对此也犹豫不决。狄仁杰趁此机会，想说动武则天还政于中宗。狄仁杰说：太宗皇帝枪林箭雨，九死一生，平定了天下，创立大唐基业，传给后世子孙。先帝驾崩时，把两位皇子托付给陛下。陛下现在打算把天下移交给别人，这恐怕有违天意。况且，姑妈与侄儿，亲娘与儿子到底谁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社付姑于庙也。”④提醒武则天如果立武三思继位将来会得不到祭祀。狄仁杰还进一步对武则天说：“依臣看，天意和百姓都没有厌弃唐朝。匈奴犯边，梁王武三思公开募勇士，一个多月还没有招足一千。后来，庐陵王出面招募，不到十天，就有五万人报名。由此可见，继承皇位非庐陵王莫属!”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武则天，于是“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龙门。具礼迎还，中外大悦”。
复立中宗是武则天晚年的一项最明智的政治举动。因为它保证了唐王朝的和平和稳定的承续，也保证了正在发展中的唐王朝社会经济继续保持发展的趋势。如果当时不是这样做的，而是立武氏继位，那么武则天之后的朝廷内外李姓和武姓及其追随者们必然会进行一场残酷而激烈的争夺战，定会血流成河，中国一定要陷于一场惨烈的政治灾难之中。那样，还会有繁荣的唐朝吗？还会有后来的开元盛世吗？狄仁杰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没有狄仁杰的合情合理的劝谏，武则天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人们是很难判断的。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我们假定没有狄公的劝谏，武则天做出了另外的决定，那中国的历史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由此也可以看出，良相对于政治的极端的重要性。
狄仁杰，一位大众心目中的神判官、清官，然而它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良相。
四、勇担责任、知过即改的高恭之
处世谨慎，为官清廉，这是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基本原则。若出现了问题，首先要检查自己，敢于承担责任。做官之人本来就集权责为一身，为官者不能只行使权力而不愿承担责任。要敢于面对实际情况，勇于承担自己失误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只有认清不足并在未来的事务中加倍学习，才会更好地把握未来，把握自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能认识自己的过错并承担责任是明智之举。
魏有高恭之，字道穆，世人不称呼其名而称呼其字。高恭之潜心攻读经史，增长学识，在交友中非常慎重、挑剔，不是名流，不是俊才，便不与之往来。高恭之志向很高，常对别人说：“人生一世，应发奋立行，贵在被当世所知，否则就该退居江湖，砥节砺行，自求发展。”高恭之这样说，也这样做，时时寻求机遇，努力使世人认识自己，做一番事业。适逢御史中尉元匡选拔御史，高恭之不失时机，毛遂自荐，以书信向元匡表明心迹，言辞恳切，行文优雅，元匡对道穆早有耳闻，见信后更加赏识，遂选用为御史。
御史为历代王朝中专司弹劾纠举的监察官员，责任重大，为官不易。元匡识人，道穆亦不辜负元匡的知遇之恩，上任伊始，大刀阔斧，该纠则纠，当查就查，毫不手软，也不管什么权贵豪强，概不避让。为此，高恭之深得元匡信赖，御史台中的事情，无论大小，常参与其间，为元匡出谋划策。高恭之曾向元匡进言说：“古人有言：惩治一人，当使万人震慑，擒贼先擒王，豺狼当道，不问狐狸。明公肩负国家重任，应竭尽全力让天下人知法守法。”元匡对此深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