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社会作为文臣谋士追求的最高理想，但真正能一心一意忠君为国之臣又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功高盖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忠心过头，难免落个功高震主之嫌，兔死狗烹的下场。所以，一些臣子宁愿行中庸之道以求自保，也不敢妄加勇往直前。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地之道。”这的确是中国传统官场上的存身自保之本。
何以会如此？其中原因极其复杂，但撮其要者，也无非是君主集权制的制度造成的。国家天下是皇帝家的，如果你的功劳太大，以至于皇帝无法酬谢你的时候，那可就危险了，因为皇帝总不能把自己的家让给你，所以，皇帝就必然会找个借口除掉你，这就是所谓的功高盖主；如果你的权力太大，皇帝管不了你，那就更加危险，轻则一人贬官杀头，重则全家全族完蛋，这就是所谓的权大压主；如果你的才能太过突出，把皇帝比了下去，又不懂谦逊退让之道，使皇帝见了你就自我感觉不良好，那你就长久不了，迟早会被寻个理由贬官，只是这类情况的结果比上两类可能都好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才大欺主。功高盖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因此，中国历代王朝大多数为臣者在看清了这一点之后，就不那么勇往直前了，而是要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只是留后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是激流勇退、功成身退，或是激流勇进以进为退，不一而足。
范雎作了秦国的国相，屡献奇谋，助昭王屈三晋之兵，破六国合纵之谋，使天下皆畏秦，昭王视范雎为股肱之臣。后来，范雎保举郑安平率军攻赵，郑安平因领军无方，被赵军包围，遂率两万士卒降赵。昭王大怒，族灭其家。按照秦法，被保荐者如若犯罪，保荐之人应受同等的刑罚。因此，范雎应处以拘捕三族之罪。范雎十分恐惧，坐于草垫之上听候昭王发落。昭王还要依靠他，恐郑安平的事伤了范雎的心，便再三抚慰范雎，仍令复职。当时，群臣议论纷纷，昭王就下令国中道：“郑安平的事情，与丞相无关。如果还有多嘴多舌的人，与郑安平同样论处。”于是，昭王待范雎比往日更加厚重，所赐食物也十分丰厚，范雎甚觉过意不去。
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攻韩，西周背秦，与诸候合纵，率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秦昭王大怒，派军队攻打西周，取西周都城河南，西周的国君被迫降秦，入秦叩头谢罪，献城邑三十六，户三万。昭王受降，并把西周之君迁离了故都，西周遂亡。
秦灭西周不久，取九鼎宝器，陈列于秦国的太庙之中，布告各国，要求向秦国朝贡称贺，韩、齐、楚、燕、赵五国皆遣使者贺礼，独魏国使者没有来，昭王大怒，就命河东郡守王稽领兵袭魏。王稽是范雎的老朋友，并靠范雎的保举做官，但他素与魏国通谋，接受魏国的财物，就把秦袭魏告诉了魏王，魏王害怕，忙遣使者入秦谢罪，听令于秦。后来，昭王得知王稽私通外国，盛怒不已，召王稽入都斩首。
自此，范雎更加不安，常称病不朝。昭王每临朝都唉声叹气，范雎见到，便上前对昭王道：“臣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大王坐朝唉声叹气，臣等不能为大王分忧，特此请罪。”昭王说道：“寡人听说楚国铁剑锋利无比，歌舞技艺却很笨拙。铁剑锋利说明士兵尚武，不迷恋歌舞说明谋略深远。楚王谋略深远，统率着勇敢的士兵，恐怕就要图谋秦国。凡事如不及早做好准备，就不足以应付突然事变。如今武安君已死，郑安平叛变，外多强敌，而内无良将，寡人所以天天忧虑。”昭王实际上是想以此激励范雎。范雎惭愧不已，愈加害怕，只得退出。
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燕国辩士蔡泽听说范雎在秦处境不利，便来到秦国。蔡泽是个十分聪明的人，博学善辩，曾游说诸侯，却一直得不到赏识。蔡泽又闻听范雎保荐的郑安平、王稽皆得重罪，范雎已违秦法，举措失利，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便西赴秦国。
蔡泽欲游说昭王，故意派人扬言激怒范雎道：“燕国辩士蔡泽，乃是名扬天下的有识之士，特来求见秦王，秦王如若见我，必令我代你的位置，相印可唾手而得。”范雎听到后，很不服气，说：“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我无所不闻，巧辩之士遇我则屈，蔡泽乃无名之辈，何能难我，又岂能游说秦王，夺我相印呢？”于是派人去召蔡泽。
蔡泽见到范雎，神态非常傲，仅向范雎拱手施礼，并不跪拜。范雎本来就非常恼怒，召见蔡泽，范雎既不出迎，亦不行宾主相见大礼，更不命坐，只是踞坐堂中会见蔡泽。范雎见蔡泽举止骄矜，便厉声责问蔡泽道：“是你扬言取代我为秦国宰相吗？”蔡泽昂首答道：“正是。”范雎道：“你有何等韬略，可以夺我相位？”蔡泽道：“唉，您的见识何以落后到如此地步呢？夫四时循环往复，前者退，后者进，如今您应该退隐矣。”范雎道：“我不自退，谁又能令我退之？”蔡泽道：“以仁为根本，匡扶正义，施行恩惠，辅佐贤君实现自己的宏愿，难道不是我等聪明才辩之士所希望的吗？”范雎道：“是的。”蔡泽道：“既已得志于天下，富贵显荣，又能保守他的事业，能与天地一样长存，难道不是圣人所说的吉祥善事么？”范雎道：“是的。”蔡泽道：“终其天年，享受俸禄，传之子孙，名实相符，恩德流传广远，难道不是您的愿望吗？”范雎答道：“正是。”蔡泽见范雎已经入了圈套，便将话锋一转，反问范雎道：“至于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皆功成天下而身死，也是您所愿意的吗？”范雎暗想：“此人口齿伶俐，步步相逼，如说不愿，正中其说术。”便佯应道：“有什么不愿意的。商鞅侍奉秦孝公，忠贞不二，变法图强，富国强兵，为秦国拓地千里；吴起侍奉楚悼王，令私下不损公，制订法令，废贵戚以养士卒，南平吴越，北却三晋，威慑诸侯；大夫文种侍奉越王勾践，即使君主处境困厄，也尽忠不懈，终使越国转弱为强，并吞吴国，为其主雪耻会稽之辱。这三人，为节义的典范、忠贞的准则，虽不得其死，却功垂天下，名传后世，大丈夫杀身以成仁，视死如归，何怨之有？”蔡泽说：“商君、吴起、文种作为臣子，所作所为为世人称道，而君主却错待了他们，三人功劳卓著得不到好报，难道世人会羡慕其冤屈而死吗？如果等到死后才可成名，那么，孔子就不配称为圣人，管仲就不配称为达人了。人们建功立业，难道不希望性命及声名俱全吗？故大夫立身处世，身名俱全者，上也；名传身死者，次也；名辱身全者，为下耳。”这一番话，正中范雎下怀，范雎只有点头表示赞许。
蔡泽进一步说：“辅助君主，修明政治，富国强兵，使王室显赫，声威慑于四海，功业昭著天下，声名流传万代，您与商鞅、吴起、文种相比何如？”范雎道；“我当然不如他们。”蔡泽道：“如今您的功绩和所受到的宠爱，比不上商鞅、吴起、文种，而您的俸禄多，地位高，财富超过他们，如不及时隐退，后果会比他们更惨。常言道：‘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事物到了极点就要衰落，进退盈缩，须随时势变化，此为圣人处世之常道。您担任秦国宰相，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威慑诸侯，功劳已达到极点了，如不隐退，就会落得与商鞅、吴起、文种同样的下场。我听说：‘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古书上又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商鞅、吴起、文种三人的灾祸，为什么您还要随呢？您如乘机交还相印，让给贤德之人，自己归隐林泉，既可以得到尧时许由和吴国季子辞让的美称，又可以得到商末伯夷、叔齐归隐的贤名，世世代代享受君王的俸禄，这样的结果和遭受灾祸的结果相比，您选择哪一种呢？”
蔡泽还要说下去，范雎已深为所动，忙起身离坐，对蔡泽道:“先生自谓雄辩有智，果然名不虚传。我听说：‘欲而不知足则失其所欲，有而不知止则失其所有。’幸蒙先生指教，雎敬遵命。”于是，毕恭毕敬地请蔡泽入座，待以客礼，尊为上宾。
过了几天，范雎入朝，对昭王道：“有个朋友名叫蔡泽，近日从山东来见我。此人通达时变，有经天纬地之才，经世济时之略，足以辅佐秦政，成就君主三王五霸那样的事业。臣下见过的辩客很多，无人可同他相比，臣亦不及他，故冒昧地向大王举荐。”昭王遂召见蔡泽，问以治国图强、兼并六国之计。蔡泽答对如流。昭王十分欢喜，便拜蔡泽为客卿。范雎乘机托病，请还相印，昭王虽口头上不应允，还勉强使范雎理事，心中却早已看中了蔡泽。范雎再三以病笃相推，昭王便拜蔡泽为宰相。
于是范雎辞相隐退，安度晚年，终老于应地。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营术上，绝对没有“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习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置之死地而后死”，绝无生路。相反，中国封建官场上的为臣者往往是未思成，先虑败；未见进攻，先看退路，真所谓瞻前而顾后，一步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