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起“良性冲突”
管理背景之十八：喜欢“一团和气”
“和合”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寻求和谐共处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它体现在中式协调方面就表现为对圆满的追求。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论述中，“和”
的基本含义是和谐，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
所以中国人固有的“非攻”、“合和”境界，使中国人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这种心理已经潜移默化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记忆”和“集体潜意识”。基于对圆满、和谐的追求，中国人承认差别，讲究求同存异。《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和而不同”的观念。从盛唐文化就可看出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传统源流，只有多样性、多元化的意见的融合，才能达到和谐与圆满。
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冲突和交融就是中国人求和合思想的一次大的展现，经过几百年的交流和讨论，到了宋代，就形成了“三教合一”的信仰。这是中国思想史和宗教史的重大变化，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三教合一”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创举，这是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实现融合的一个典范，是一次成功的“求同存异”的思想文化整合。
中国人虽然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也提倡斗争，但斗的目的是为求得更加稳定和更加完善的平衡，在根本上还是讲究矛盾的统一而不是对立。周易日：“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的两个方面，即阴与阳构成的，它们是矛盾的、对立的，但同时又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因此与矛盾和平共处，与对立达成和谐统一就成了历代中国人为之追求和奋斗的终极目标。俗语中的“井水不犯河水”也是为了“和”；求同存异，谋求与对立面的和睦共处更是一种“和”。
因而中国人“贵和”的传统心理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性功能。
所以中国人在心理上往往觉得冲突是不好的，他们往往将冲突与无理取闹、破坏、暴力等等破坏性因素联系起来，甚至将冲突看作企业即将崩溃或管理失败的征兆，认为管理者应尽量避免团队成员间的冲突。这种看法在以往的管理实践中较为流行。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管理对象素质的提高，显然，管理者需要重新审视这种片面看法，更新观念，全面而正确地理解冲突。
中国人一向认为“和气生财”，所以传统的管理者总是害怕影响团队的团结与合作，于是倾向于小心翼翼、粉饰太平，保护彼此的关系，以免伤了和气。但是不沟通的结果，反而使彼此之间更为疏离，自我防卫心更重，更不愿意表达意见。
长此以往，企业的小毛病就有了成长的温床，直至最后可能演变成威胁企业生存的管理痼疾。
相应管理对策：建立开放式冲突
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一团和气”的组织往往最令人担心。一方面，领导人还在为“团结和谐”的内部气氛沾沾自喜，另一方面，组织成员的漠不关心和精神懈怠却随处可见，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暗地里钩心斗角，这比摆在台面上激烈的争执、冲突更为可怕。
因此，对于团队管理者而言，最难做到的莫过于如何避免被团队内部虚伪和谐的气氛所误导。管理者应该清楚地让所有人知道，当他们有任何不同的意见或是心里有丝毫的疑惑时，就应该直接说出来，立刻解决，这是每个成员应有的责任。戴尔的口头禅之一是：“不要粉饰太平。”意思是说：不要试图把不好的事情和潜在的矛盾加以美化，问题和冲突迟早会出现，直接面对最好。而管理冲突的第一个重点就是鼓励所有人公开而直接地面对冲突。只有激发潜在的冲突与矛盾，才能达到新的平衡与和谐。
被誉为企业家典范的通用电气（GE）前任CE。杰克·韦尔奇十分重视建设性的冲突。他认为，开放、坦诚和建设性冲突不分彼此，企业须反对盲从，每位员工都应有表达反对意见的自由和自信，把事实摆在桌面上讨论，并能尊重不同意见。韦尔奇称此为建设性冲突的开放式辩论风格。
这种开放式辩论可以激发不同的意见，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每个人只有两个选择：直接面对冲突，否则就闭口不提。”《如何解决主管之间的冲突》
的作者霍华德·葛特曼这样说道。
管理者可以运用一些方法，鼓励大家在会议中公开主动发表不同的意见，例如：传递和营造一种“冲突并不可怕”的氛围理念。从管理者自身开始做起，有时候要员工提出反对同事的意见，如果员工对这种做法有些不好意思。管理者不如主动提出不同想法或是意见让大家讨论。或是主动反驳自己过去的意见，对那些敢于质疑现状，提出不同意见和进行独立思考的员工表示支持和奖励。这样会鼓励团队成员也说出一些不同的想法。
其次，让成员接受情绪上非理性的反应。已经有许多的心理学研究显示。，一旦情绪受到压抑或是批评，反而更难摆脱无谓的争执。当一个人感觉受到威胁或是遭受攻击时，就更难改变立场或是接受别人的想法。因此，在争辩的过程中，每个成员虽然都会尽力维持客观冷静，但难免还是会有情绪上的波动，如愤怒的情绪等。管理者不要批评或是指责这些情绪反应，而应鼓励团队成员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
再次，管理者要特别注意运用非正式沟通来激发良性冲突。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就是善于在与员工的非正式沟通中激发良性冲突。一次，他在与中下级主管共进晚餐时，发现一位小伙子心神不宁，于是，他鼓励对方讲出心里话。几杯酒下肚，小伙子诉说了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盛田昭夫听取了他的意见，在企业内部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使人力资源管理步入了良性的轨道。
对于私下的抱怨或是事后的批评，管理者必须明确地加以拒绝。否则便是间接鼓励，增大内部潜在矛盾，破坏良性冲突的氛围。
冲突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苦难，它同时也给我们以机遇，带给我们新的和谐与平衡。盛田昭夫从管理实践中早就体会到，激发良性冲突可以让员工表达出不满、发表批评意见。他认为：“不同意见越多越好，因为它带来的最后结论必然更为高明，会减少公司犯错误的风险。”
有的行为学家把冲突称为组织的“润滑剂”。消除了分裂因素，取得了更加一致的意见，组织内重新形成团结的气氛。在公开冲突之后，冲突者可能会感到相互之间更加接近。因此，有益的冲突会给组织内部带来“清新的气氛”。
锦囊妙计
如果一个主管希望公司有竞争力，他就必须认识到自己肩负处理冲突的责任。处理冲突不仅是消除冲突，更应该是一种策划、控制冲突的工作，包括激发建设性的冲突和消除破坏性的力量。
经典管理实例
刘备巧托孤
刘备在弥留之际仍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且长远无比。这从他巧托孤、任命辅佐大臣一事就可以看出。弥留之际，他一手掩泪，一手握着诸葛亮的手嘱咐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卿可自立为成都之主。”这句死前嘱托简直比曹操的那句人生哲学“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更加奸诈狡猾，不仅笼络了诸葛亮的心，使其六出祁山、鞠躬尽瘁，誓死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更巩固了刘禅的基业。
刘备深知诸葛亮有能力声誉又颇佳，缺了他，偌大的西蜀集团将无法正常运转，但若不把他安抚了，万一他设计对付阿斗，那就惨了。诸葛亮是可托孤之人，只要把他的位置摆正了一切就好说了。刘备对于自己的儿子刘禅怎样的懦弱无能已经很清楚了，正基于此，刘备干脆把刘禅“不才”这个事实明摆了出来，却要让诸葛亮以为是刘备对他的信任。这样而来即便刘禅以后真的到了不可辅佐的地步，诸葛亮也不会效法伊尹、霍光，而会甘心当周公、萧何。果然，当愚蠢无能的后主刘禅妄信谗言，将胜利在望的诸葛亮招回的时候，诸葛亮所做的仅是苦口婆心地劝诫。这种既不符合他的智慧也不符合他的性格的做法，直接来自于刘备在幕后设置的那双黑手的操纵。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诸葛亮身边的黑脸大臣，这就是千夫所指的李严。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诸葛亮第五次出祁山，就是因为此人谎报军情而丧失了又一次宝贵的机会。但少有人知道李严曾经也是与诸葛亮平起平坐的权臣。刘备托孤时，文托诸葛亮、武托李严，实际上是很险恶的招数。他怕诸葛亮暗中操纵西蜀政权，为了稳妥其见，又令在川中自成一系的李严掌管内务，协助诸葛亮，实际上是让他们相互制衡。李严的人品刘备也是相当的清楚，将内务托给一个奸佞小人，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道理：一忠一奸、一贤一佞，相互掣肘，相互竞争，组成了一个稳定、向上的架构。
对比魏、吴两国，我们不得不赞叹这是非常高妙的政治手段。魏国是能人司马氏专权，结果能人及其儿孙把曹家取而代之了；吴国是小人专权，结果两代小人把朝廷弄得帝位更易，内讧迭起。而刘备的这种安排和上面提到的那句话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双保险，使得蜀汉绵延数十年内部不乱，而且国力也不见弱。
高招解析
中国式管理讲究一种适度的、良性的、温和的竞争，领导者在人事安排、资源分配上会私下里将各种势力作妥善的平衡，保持内部的和谐、向上，如此，也能显示出自身的领导才能。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钱穆谈中国人重和合[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我认为中国人的天性，所谓我们的国民性，是“和合”的分数比较多过“分别”
的。
自然人生必有男女长幼的分别，而人文社会则必有男女长幼的和合，就组成了家庭。也可以说，整个人类，各个社会，都有家庭。这个家庭就是男女长幼的和合。而中国人的家庭则比较和合性更多过了分别性。
中国人讲人，不重在讲个别的个人，而更重在讲人伦。人伦是人与人相处有一共同关系的，要能人与人相处，才各成其为人。若人与人过分分别了，便就无人伦。而中国人比较最看重人与人的关系。这关系是两个，一个是先天的分别（如男女的自然差异），一个是后天的和合（如家庭）。中国人看重后天人文，所以说中国人比较更多看重和合，因而家庭占了社会重要的第一位。
西洋史从希腊开始。有了希腊人，就有希腊的社会，希腊的民族，亦可以说有希腊的文化，然而始终没有一个希腊国。希腊的半岛很小，然而他们有一两百个城市。他们不能组合成一个国家，或许不喜欢组合成一个国家。而中国呢？中国到了秦汉，说是统一了，但不能称为秦国、汉国，他还是一个中国。帝国是西方的名称，如罗马帝国。汉代、唐代不能称为汉帝国、唐帝国，因为汉代、唐代都是中国人向心凝结所组成的政府名称。重要的还是一个和合性。那么中国有没有分（即分裂）呢？当然有，但这个分是中国历史之变。中国分成两部分，或分成两部分以上，这是变。而中国史之常是合。
再看历史人物。凡属一时代的人物，都带有时代性，人物与时代应该凝结而成一体。但理想的人物，述有其超时代性的存在。从宗教的信徒们来讲，并不能用时代来限制耶稣。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并无宗教，而孑L子亦非一教主，但孔子并不能以时代来限制。而其间仍有一分别。他们把教主和其他人作分别看，而中国人则把孑L子和其他人仍作和合看。
今天的人批评孔子、批评中国儒家，说凡是读孔子的书、相信孔子的人，即儒家，都要帮国君、帮专制政府，没有一种反抗性、革命性。对不对呢？孔子和儒家是这样。你用我，不论是贵族、是皇帝和宰相，我这套道理拿出来。你不用我，亦并不即说要反抗、要革命。
墨子反对贵族社会的理论与态度，比孔子更极端、更强烈。孔子等于是个右派，墨子等于是个“左派”。对不对呢？对。但是墨子还是在帮助当时的贵族阶级，他发表非礼非乐的理论，古代贵族阶级的全部生活就是这礼乐两个字，而他都反对了，这可真是彻底地反对贵族阶级了。然而他仍还是要帮贵族阶级的忙，并不是要来推翻打倒贵族阶级，只劝他们改变这种生活，并不主张革命。
孟子态度亦然。孟子见梁惠王、见齐宣王，他同孔子一样，到这里，这里不用，到那里，那里又不用。不是不用你，梁惠王、齐宣王都很看重孟子，想要用他，不过你不听我意见，我便不为你所用，我跑了。孟子是这样一个态度，不是无条件地帮你忙，是有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又是为你着想，不是为我自己着想的。
先秦时期的贵族阶级对平民学者的礼貌，可算仁至义尽。他们固不曾重用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人，一一听从他们的意见，但礼貌则无微不至，始终如一。
我们果能平心来读中国史，当时这些贵族阶级多少和气，多少能同人家和好和合，礼让相处。贵族阶级既如此，自不会有平民阶级再起来反抗。贵族平民的分别，以后亦就自然没有了。
吕不韦广招宾客，有儒家、有墨家、有道家、有法家、有阴阳家、有名家，各家各派的学者。他把各家的思想汇通起来，写成了一部主张天下主义的《吕氏春秋》，这并不是为秦国，是要为此下的天下一统开先路，先求思想上的统一。此下如西汉初的淮南王书，乃及汉武帝的表彰五经、排斥百家，都是为的求思想统一来配合政治统一。这里是更深一层地来表现出中国人的和合性。
秦、汉以后，中国走上统一了，封建政治变而为郡县。除却皇帝一家是世袭外，政府的一切行政人员都从全国各地的人口和财富标准来平均分配。由各地群凑到中央，再由中央分配赴各地。各地区的行政首长，都是由其他地区的人来担任。全国各地，像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都全国一律，不让有不平等的待遇，试问，即此一现象，秦、汉以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还不是一种和合性的政治吗？
至如在政府里，由臣下来批评君上，由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代来批评上代，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中，可说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
这还不算是一种思想自由吗？惟其和合性超过了分别性，才能许人自由。惟其人人得有自由，才能和合胜过了分别。
——摘自《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