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狐狸说
事情有难易之分，有大小之别。有的事情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就一定要去办，有的事情和自己关系不大则可办可不办。如果你觉得自己即将要办的事情无法办到，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如果你觉得自己即将要办的事情把握不大，就要小心谨慎，亦步亦趋；如果你觉得自己即将要办的事情可以办到，就要义无返顾地去办。因事制宜，才能把事情办好。
办事要分清轻重
汉宣帝时有一位宰相名叫丙吉。有一年春天，丙吉乘车经过繁华的都城街市中，碰见有人群斗，死伤极多，但是他若无其事地通过现场，什么话都没说，继续往前走。不久又看到一头拉车的牛吐出舌头气喘吁吁，丙吉忙派人去问牛的主人到底怎么回事。旁边的随从看见这一切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宰相对群殴事件不闻不问，却担心牛的气喘，如此岂不是轻重不分，人畜颠倒了吗？于是有人鼓起勇气请教丙吉。丙吉回答他：“取缔斗殴事件是长安令或京兆尹的职责，身为宰相只要每年一次评定他们的勤务，再将其赏罚上奉给皇上就行了。宰相对所有琐碎小事不必一一参与，在路上取缔群众围斗更不需要。而我之所以看见耕牛气喘吁吁要停车问明原因，是因为现在正值初春时节，而牛却吐舌头气喘不停，我担心是不是阴阳不调。宰相的职责之一就是要顺调阴阳，因此我才特地停下车询问原因何在。”众随从听后恍然大悟，纷纷称赞宰相视事情的轻重而办的行动非常英明。
我们平时为了办好一件事，也要根据事情的轻重采取行动，应该知道什么是自己该干的，什么是可以委托他人干的，什么是不可以干的。
办事要掌握火候
办事就像厨师烧菜，只有掌握火候，菜才不会烧焦。刘邦初定天下，封萧何为宰相，一时之间，有不少人都登门向他道贺，惟有一个叫召平的人提醒萧何：“你的灾祸可能会从此发生。现在皇上离开京城率兵打仗去了，增封你为宰相，掌管护卫兵，一方面是为了讨好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警戒你。如果你现在辞退增封，献出自己的财产做军费，皇上一定会很高兴，也会减少心中的疑虑。”萧何仔细一想，认为有理。于是，他照着召平的建议去做，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军中随刘邦作战，又把自家的资财捐输前方做军费，高祖果然高兴。黥布叛变的时候，高祖带兵亲自去讨伐。留在后方的萧何则全力抚慰百姓，巩固民心。有人见他这样投入，勤勤恳恳，非常担心，就劝他说：“相国小心一家人遭杀身之祸啊！自从你入关十多年来，收揽民心，人们打心眼里敬重你，陛下知道你是众望所归，所以常常派人打听你的动向，惟恐你忘恩负义背叛他。你如果想保全家人的性命，从今天开始就要破坏形象，把声望压下来，才能让陛下安心。”萧何细一思量，认为他说的有理，便昧着良心，没收百姓土地，扰民、乱民，使百姓怨声载道，萧何的威信当然也下降了。更妙的是，萧何故意在小事情上斤斤计较，贪图小利，使刘邦看他胸无大志而放心。为了保全自己而违心地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萧何称得上是掌握火候的办事高手。
王翦被秦始皇封为大将，统帅兵马６０万，继李信、蒙恬之后，再次兵讨楚国。秦始皇亲自送他到灞上，王翦临行前请求赐给他极多的良田屋宅，始皇说：“将军已出兵，何必忧愁贫穷呢？”王翦说：“当大王的部将，即使有功亦不能封侯，故趁大王现在信任我的时候，臣要及时求赐园地以作为子孙的产业。”始皇大笑。王翦的军队到了关口后，又５次派使者回朝廷请求赐给良田。有人说：“将军的请求，太过分了吧！”王翦说：“这话不对。秦王粗暴又不信任人，如今倾尽全国武装士兵，全数交付我，我不多请田宅作为子孙基业以稳固自家，反要让秦王怀疑我吗？”王翦不愧为智勇双全的大将，内外都八面玲珑，对办事的火候掌握得分毫不差。
办事要权衡利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聪明人办事，在注意其利益的同时，也不忽视与之相伴的害处。他们往往能兼顾利害得失。在这点上，我们不妨吸取古人的经验和教训。
汉魏时，朝廷对羌中鲜卑人归降的多安置在塞内各州郡。后来鲜卑人势力日益膨胀，经常在关内寻衅闹事，挑起民族矛盾。杀害地方官，侵扰附近村落，渐渐成为祸害。晋代时，侍御史郭钦给出了正确办理这件事的方案，他请求朝廷乘平吴的余威，把鲜卑人分散到内地或边疆，加强交通要塞，真诚地对待少数民族。朝廷对这个处理方案没有采纳，后来终于出现了五胡闹中华的混乱局面。
通常只有乘开国的势头才可扬威边疆，错过机会去办就很难有所作为。宋初不能立威于契，终使金、元外族之祸持续不断；明太祖朱元璋向北驱逐金、元，威风行于沙漠戈壁；明成祖朱棣定都燕京，多次征服胡人，并重修万里长城以御之，这样办事可谓深谋远虑。
北宋时，西夏主李继迁骚扰西部边疆，保安军擒获了李母。宋太宗想把她杀掉，犹豫不决，请枢密使寇准商议此事。商议定后，寇准回家路过相府，将结果告诉宰相吕端。吕端问：“这件事准备怎样处理？”寇准告之：“准备斩首，以惩戒凶逆。”吕端说：“如此未必合适。”他于是进见皇帝说：“从前项羽欲烹高祖父太公以示威于高祖，而高祖却说愿分得一杯羹。举大事者是不顾父母的，何况李继迁是个不孝之子呢。陛下今天杀其母，明日能抓住李继迁本人吗？如若不然，只能增添其对宋的仇恨。臣以为，应将李母安置于延州，好好服侍，以招来李继迁。他即使不降，也可用此事拴住他的心。”太宗听罢称赞，以此为理。后来继迁母死于延州，继迁死后，其子投诚。
《韩诗外传》中也有类似的故事。楚庄王欲动员大军攻打晋国，并武断地决定：“此事我已决定了，敢再谏者死！”此时，孙叔敖挺身而出，冒死劝道：“我院里有一榆林，前天，我在林中偶见一只蝉，正欲去饮露水。这时其身后却有一只螳螂，正做捕食之势。然而螳螂也没有发现有一只黄雀早已瞄上了它。同时，树下一孩童却正张着弹弓向黄雀瞄准。而那孩童忽略了脚边的一个大洞。他们都只为眼前的利益所惑而不顾身后的危险呀！现在晋国未衰，而大王欲讨之，情形不也是一样吗？”听了这段话，楚庄王终于收回了成命。
当人被某事某物所惑时，往往会不顾利害得失匆匆行动，从而不免受挫。相反，兼顾利害得失者，无论办什么事都不会陷入困境。
办事要兼顾得失
有的人在办事时，无端生出许多烦恼，这都源于利害得失间的矛盾。如果单纯就事论事来讲，利害就是利害，得失就是得失，两者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但是从人的生活整体而言，利害得失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同一件事情。
春秋战国时期的宓子贱，名不齐，是孔子的弟子，鲁国人。有一次齐国进攻鲁国，战火迅速向鲁国单父地区推进，而此时宓子贱正担任单父宰相。当时正值麦收季节，大片的麦子已经成熟了，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可是战争一来，这眼看到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抢走。当地一些百姓向宓子贱提出建议，说：“麦子马上就熟了，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让咱们这里的人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肥水不流外人田。”另一些人也认为：“是啊，这样把粮食打下来，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粮食，而齐国的军队也抢不走麦子做军粮，他们没有粮食，自然也坚持不了多久。”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宓子贱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过了一些日子，齐军一来，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
为了这件事，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派使臣向宓子贱兴师问罪。宓子贱说：“今天没有麦子，明年我们可以再种。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示，让人们去抢收麦子，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则可能不劳而获，得到不少好处，单父的百姓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敌国的入侵，民风也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是吗？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于鲁国的强弱的影响微乎其微，鲁国不会因为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也不会因为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以至于鲁国的老百姓都存了这种借敌国入侵能获取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难以整治，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
宓子贱自有他的得失观，他之所以在这件事上拒绝父老的劝谏，让入侵鲁国的齐军抢走了麦子，是认为失掉的是有形的、有限的那一点点粮食，而让民众存有侥幸得财得利的心理才是无形的、无限的、长久的损失。利害得失应该如何舍取，宓子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办事要从大局出发
顾全大局，舍卒保车在办事上是一种深远的谋略，是一种宽柔的智慧。许多仁人志士甘愿在名誉上受到玷污，而成就更大的事业。谚语说：“立名难而坏名易。”好名声的建立是很难的，而破坏名声只在一时一事之中。所以名节上的损失绝非易事，勇于牺牲名节，必定是为了更大的目的。这就是在顾全大局，对于这个大局来说，名节就是卒，为了保全大局这个车，舍卒是不可避免的。
做人处世如此，办事亦如此。要做到顾全大局，就必须临危不乱，关键时刻不能患得患失于小利小益，要善于分清眼前利益，能够舍卒保车，为了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舍弃眼前的利益。在相对小的利益面前装糊涂、不动心，是每一位渴望大成功的人所必备的素质。
“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人世间的事情，有了付出才有回报，没有无回报的付出，也没有无付出的回报。付出越多，得到的回报越大。只想别人给予自己，那么“得到”的源泉终将枯竭。
春秋末年，齐国的国君荒淫无道，横征暴敛，逼取于民以至无度。齐国的贵族田成子看到这种情况后，对他的僚属说：“公室用这种榨取的手段，虽然得到了不少财富，但这种取是取之犹舍也。”仓储虽实，但国家不固，终是“嫁衣”。于是田成子制作了大、小两种斗，大开自己的仓储接待饥民，用大斗借出谷米，用小斗回收还来的谷米，“予民于惠”。于是齐国人民不肯再为公室种田效力而投奔于田成子门下，一时“民归之如流水”。田成子用这种大斗出小斗进的方式，借出的是粮食，收进的是民心，貌似给予，实则得到。果然，齐国的国君宝座最后为田氏家族所得。史学家范晔说：“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不知与之为取。”正是对这种得失观的一语道破。
得与失的互为转化之效果，有时也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的，但懂得其中奥妙的人，会掌握取舍的主动权，让它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是一个以养士出名的相国。由于他待士真诚，感动了一个具有真才实学而十分落魄的士人，名叫冯谖。冯谖在受到孟尝君的礼遇后，决心为他效力。一次孟尝君要叫人为他到其封地薛邑讨债，问谁肯去？冯谖说我愿意去，但不知用催讨回来的钱买什么东西？孟尝君说就买点我们家没有的东西吧！冯谖领命而去。到了薛邑后，冯谖见到老百姓的生活十分的穷困，尤其是听说孟尝君的讨债使者来了，均啧啧有怨言。于是，冯谖召集了邑中居民，对大家说：“孟尝君知道大家生活困难，这次特意派我来告诉大家，以前的欠债一律作废，利息也不用偿还了，孟尝君叫我把债券也带来了，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我把它烧毁了，从今往后，再不催还！”说着，冯谖果真点起一把火，把债券都烧毁。薛邑的百姓没有料到孟尝君是如此仁义，一个个感激涕零。冯谖回来后，孟尝君问他讨的利钱呢？冯谖回答说：不但利钱没讨回，借债的债券也烧了。孟尝君大不高兴，冯谖对他说：您不是叫我买家中没有的东西回来吗？我已经给您买回来了，这就是“义”。焚券市义，这对您收归民心是大有好处的啊！
果然，数年后，孟尝君被人谮谗，齐相不保，只好回自己的封地薛邑。薛邑的百姓听说恩公孟尝君回来了，全城出动，夹道欢迎，表示坚决拥护他，跟着他走。孟尝君至为感动，这时才体会到冯谖的“市义”苦心。这就叫“好与者，必多取”，小的损失可以换取大的利益。
办事心经
通常所说的“掌握火候”、“划清界限”、“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等等讲的都是“分寸”的问题。如果不掌握分寸，不在乎分寸，企图跨越它所框定的界限，只想“急于求成”、“立竿见影”，除了拔苗助长，事与愿违、多栽几个跟头之外，不会有别的更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