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熊彼特写的“读者指南”为：
“第十一章‘论地租’――斯密以及在他之后直到马歇尔时代的几乎所有英国经济学家，都只对土地和矿山使用租金这一概念――很臃肿，因为该章包含有一占全书篇幅7.6%的长篇离题论述（或者说是一组离题论述或专题论述）。假如抽掉大量事实材料，抽掉对具体问题的几乎数不清的专门论述，就会显现出一由各种思想拼成的图案，其引人注目之点有如下述。”
“第一，斯密从其成本价值理论出发，自然而然地――虽然是错误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地租现象只能归因于对土地的‘垄断’（第145页），这种思想一出笼，便一再得到人们的支持，而且至今仍未销声匿迹。”
“可是第二，我们在第146页上却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即‘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则是价格高低的结果’，这种说法不那么符合垄断理论，而指向了李嘉图的方向。所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也许不过只是赋予斯密混乱不堪的地租理论以逻辑顺序罢了。”
“第三，斯密的门徒甚至可以根据书中的暗示用生产力理论（例如参看第147页）来清理其混乱不堪的地租理论。所有这些都同另一些好的和坏的思想掺杂在一起，它们就像《亨利四世》一剧中的法尔斯塔夫那样频繁地上台和下台。例如其中有这样一个既顽固又无用的古老思想，我们在马尔萨斯那里还将看到它，这种思想认为，粮食生产享有独特地位，其原因是，随着粮食生产的扩大，人口会不断增殖，因而粮食生产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甚至没有等到离题论述白银的价值和金银价值之间的关系，该章就已对斯密的货币理论做出了许多贡献，不过，若不看完整个这本书，是不可能全面了解斯密的货币理论的（特别参看第二编第二章和第四编第三章关于储蓄银行的重要离题论述）。”
“还应该补充两点。”
“在离题论述白银的结尾处，斯密试图说明，为什么至少总的说来，农产品的真实价格会随着改良的推进而上涨（参看第217页及以下各页），同时在另一篇离题论述中（第243页及以下各页），斯密试图说明为什么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会下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预示了19世纪的农业收益递减和工业收益递增的学说。可以这么说，当时斯密已在小心翼翼地朝着这一学说的方向摸索了，而且这一学说本来？？是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
“另外，斯密还得出了李嘉图的结论（第247页），尽管并不能令人信服地从斯密混乱的论证中得出这种结论，即：地主在改良过程中直接得到了好处，这一方面是因为土地产品的真实价值上升，另一方面是因为地主得到了土地产品更大的相对份额；此外，地主还因为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下跌而间接地得到了好处。劳动者也得到了好处（第248页），因为他们的工资上升，而他们所购买的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则有所下降。但是，第三个阶级即‘商人和制造业者’（第249页）却遭受了损失，因为正如斯密所说，利率在富裕的国家趋于下降，在贫穷的国家趋于上升，因而该阶级的利益既与另外两个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又与‘社会的一般利益’相冲突。这显然是想要建立一经济阶级利益的图式，正像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试图做的那样，这些经济学家也许是受了斯密例子的鼓舞想纠正斯密的错误而这样做的。”
地租，作为使用土地所支付的价格，自然是承租人在土地的实际情况下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在确定租约条件时，地主力图使土地生产物留给承租人的份额，仅足以维持其用来提供种子、支付劳动、购买和维持牲畜及其他农具的资本，连同本地区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这显然是承租人所能满意而不受损失的最小份额，地主无意留给他更多的东西。超过这个份额的那部分产物，或那部分产物的价格，地主自然力图保持给自己，作为地租，这显然是承租人在土地的实际情况下所能支付的最高份额。诚然，有时候地主由于慷慨，更多地是由于无知，接受比这略小的份额；有时，虽然较少见，又由于承租人的无知，使他愿意，比照本地区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而言，支付得更多一些，或接受得略少一些。可是，这种比例仍可看做是自然地租，或自然会使大部分土地得以出租的租金。
或许可以设想，地租只不过是地主为改良土地所支付的资本的合理利润或利息。在某些场合，情况无疑地可能部分是如此；但也只不过是部分地如此而已。地主对没有改良的土地也要求地租，而所谓改良支出的利润或利息一般只是这种原始地租的附加额。这种改良并不总是由地主的资本作出的，而有时是由承租人的资本作出的。可是，当续订租约时，地主普通要求同样增加地租，仿佛改良全是用他自己的资本作出的。
他有时对完全无法进行人工改良的土地索取地租。大海藻（kelp）是一种海草，在烧过以后，能提供一种碱盐，可以用于制造玻璃、肥皂及其他目的。它生长在大不列颠的几个地区、特别是苏格兰的处于高水位标志以下的那些岩石上，每天两次受海水覆盖，因此这种产物从来不能用人工去增加数量。可是，地主对他的由这种大海藻海岸所围绕的地产，也像对他的谷地一样，要求地租。
设得兰群岛附近的海域盛产鱼，鱼成为群岛居民食物的一大部分。但是为了从这种水产获利，他们必须在邻近的陆地有个居住的地方，地主的地租不是同农夫能从土地获得的东西成比例，而是同他能从土地和水上二者获得的东西成比例。地租的一部分用海鱼支付；地租构成鱼类商品价格一部分的实例很少，其中之一就在设得兰见到。
因此，地租作为使用土地支付的价格，是一种垄断价格。它根本不同地主为改良土地可能使用的资本成比例；或者说，它不同地主所能收取的成比例，而是同农场主所能支付的成比例。
普通能送往市场的那部分土地产物，其普通价格须足以偿还将其送往市场所运用的资本，连同这种资本的普通利润。如果普通价格超过此数，其剩余部分自然就是地租。如果不足此数，商品虽仍可送入市场，却不能为地主提供地租。价格高低依需求为转移。
对土地产物的有些部分的需求，总是使它能卖得较高的价格，超过将它送往市场的原价；另外的部分则或者可能或者不可能卖得这种较高的价钱。前者总是能为地主提供地租。后者则有时可能，有时不可能提供地租，依不同的情况而定。
因此，应当指出，地租构成商品价格一部分的方式，是同工资和利润不同的。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地租的高低，则是价格高低的结果。正是由于将特定商品送往市场所必须支付的工资和利润有高有低，所以它的价格有高有低。但正是由于价格有高有低，比足以支付这些工资和利润的数目高出许多、低出许多或不高不低，才使支付的地租或高或低，或根本没有。
本章分为三部分，特别考虑三点：第一，总能提供一些地租的那部分土地产品；第二，有时能提供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那部分土地产品；第三，这两种不同的天然产物在相互比较和同制造品比较时，在不同的改良时期自然产生的相对价值的变化。
第一部分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
由于人像所有其它动物一样，自然而然地与生活资料成比例地繁衍，所以食物总是或多或少地为人所需求。食物总能购得或支配大一些或小一些数量的劳动，总能找到愿意为获得食物而做些事情的人。诚然，食物所购得的劳动量，并不总是等于按照最节约的方式进行管理时所能维持的劳动量，这是由于有时给予劳动的工资过高。但它总是能购得按照当地普通维持劳动的比率所能维持的劳动数量。
但是，在几乎任何情况下，土地所产食物的数量大于将其送往市场所需要的全部劳动的维持费，而这是按从来维持劳动的最慷慨的方式计算的。这一剩余部分也总是大于偿还运用这种劳动的资本，连同它的利润。因此，总留下一些作为地主的地租。
挪威和苏格兰的最荒凉的旷野总是有一种饲养牛羊的草地，牛羊奶和繁殖的幼畜除了足以维持饲养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及支付农场主或所有人的普通利润以外，还可为地主提供小量地租。地租随草地的优良程度而增加。同一面积的优良土地不但能维持较大量的牲畜，而且由于将其集中在较小的范围内，饲养和收集其产品所需的劳动也较少。地主从两方面获利：产品的增加，必须用产品去维持的劳动的减少。
地租不仅随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不问其产品如何；而且随土地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不问其肥沃程度如何。城市周围的土地与僻远地区的土地相比，尽管肥沃程度相等，却能提供较大的地租。耕种后者比耕种前者虽然不费更多的劳动，但将僻远地方的产品送入市场则要费更多的劳动。因此，要用这种产品去维持这较大数量的劳动，而农场主利润和地主地租从而得到支付的剩余必然减少。但是，上面已经指出，僻远地区的利润率一般高于大城市周围地区。因此，这一减少了的剩余中只有一小部分必然属于地主。
良好的道路、运河和通航河道由于减少了运输费用，使一国的僻远地区和城市的周围地区更接近于相同的水平。因此，在一切改良中，交通是最大的改良。它鼓励僻远地区的开发，而这种地区必定占一国幅员的最广阔部分。它们打破了城市周围乡村的垄断地位，因而于城市有利。即使对这些乡村也是有利的。虽然它们将一些竞争性的商品引进了旧市场，它们也为旧市场的产品开辟了许多新市场。此外，垄断是良好经营的大敌，除了通过自由和普遍的竞争，使每一个人为了自卫而不得不进行良好经营以外，这种良好经营绝对不能建立起来。将近50年以前，伦敦附近的一些州郡向国会提出申诉，反对将征收通行费的公路推广到边远的州郡。它们认为，这些僻远的州郡由于劳动低廉，会将其青草和谷物以低于它们自己产品的价格在伦敦市场出售，从而降低它们的地租，破坏它们的耕种。然而，从那时以来，它们的地租已经上升，它们的耕种也得到了改良。
一块中等肥沃程度的谷地，为人类生产的食物数量比一块同样大小的最好的草地要大得多。虽然谷地的耕种要求有更多的劳动，但是偿付种子和维持全部劳动以后所得的剩余也同样更大得多。因此，虽然过去从来没有认为一磅鲜肉比一磅面包所值更多，这种较大的剩余却在到处具有较大的价值，构成了为农场主提供利润、为地主提供地租的较大资源。在农业草创的时候，情形似乎普遍是这样。
但是面包和鲜肉这两种不同食物的相对价值，在不同的农业发展时期是非常不同的。在农业草创的时候，占全国绝大部分面积的未经改良的旷野，全都听任牲畜生长。鲜肉比面包更多，因此，面包是竞争最大的食物，因而带来最高的价格。乌诺阿告诉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四五十年前，一头牛的普通价格是四利尔（real），即21个半便士，而且可以从二三百头牛中挑选。他没有提到面包的价格，或许他没有发现特别的地方。他说，那里一头牛的所值不比捕获它的劳动更多。但是没有大量的劳动，谷物在到处都不能种出，而在一个位于普拉特河流域的国家，当时又是欧洲前往波托西银矿的直接通道，劳动的货币价格是不会很贱的。当该国大部分地区推广耕种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当时面包比鲜肉更多。竞争的方向改变了，鲜肉价格变得比面包价格更高。
由于耕种的扩大，未经改良的旷野变得不足以供应对鲜肉的需求。一大部分已耕地必须用来饲养和催肥牲畜，因此，鲜肉的价格必须足以支付饲养牲畜所必需的劳动，以及地主的地租和农场主如将土地用于耕种时所能取得的利润。在丝毫没有开发的旷野上饲养的牲畜，与在得到最大改良的土地上饲养的牲畜，当送往同一市场时，比照它们的重量或品级，按同一价格出售。旷野的所有人因此获利，将自己土地的地租比照自己牲畜的价格来提高。不到一个世纪前，在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地区，鲜肉甚至和燕麦面包一样便宜，或者更便宜些。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使英格兰的市场对高地的牲畜开放。它们的普通价格现时约为本世纪初的三倍，同时许多高地地产的地租增至三倍和四倍。在大不列颠的几乎每一个地区，现时一磅最好的鲜肉一般比两磅最好的白面包所值更多；在丰收年成，有时值三磅或四磅。
这样，在改良过程中，未经改良的草地的地租和利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改良草地的地租和利润的调节，而后者又受到谷物的地租和利润的调节。谷物是一种一年一度的作物。而鲜肉则是一种需要有四年或五年才有收获。因此，由于一英亩土地生产的一种食物的数量比另一种要少得多，数量的比较少必须用价格的比较高去补偿。如补偿过多，会有更多的谷地转变为草地；如果补偿不足，部分草地又会回到种植谷物。
草地的地租和利润与谷物的地租和利润之间的平等，直接产品为牲畜食物和直接产品为人类食物这两种土地各自的地租和利润之间的平等，必须理解为，只在一个大国的大部分改良地上发生。在某些特殊的地方情况下，草地的地租和利润比从谷物所能得到的要高得多。
这样，在一个大城市的邻近地区，对奶类和对马料的需求，连同鲜肉的高价，使青草的价值高于它同谷物价值的自然比例。显然，这种地方性的利益是不能推广到远处土地的。
特殊的情况有时使一国人口繁衍，以致整个领土也像大城市周围的土地一样，不足以生产供应居民生活需要的青草和谷类。因此，他们的土地主要用来生产青草，这是一种体积比较大的商品，不容易从远处运来；而作为大多数人民食品的谷物则主要从外国输入。荷兰的情况现今就是这样，古意大利的一大部分地区在罗马人繁荣的时期似乎也是这样。西塞罗告诉我们，老加图说，饲养好，是私有地产管理中首要的和最有利可图的事情；饲养得还算好，是次等的；饲养得不好，是第三位的。他把耕种只放在利得和好处的第四位。诚然，在古意大利的邻近罗马的那个地区，耕种必然受到挫抑，因为罗马常常向人民无偿地或低价地分配谷物。这些谷物来自各被征服的省份，其中几个不纳租税，但须按规定价格（约六便士一配克）向共和国提供各自产品的1/10。向人民分配的这种谷物的低价，必然降低了从罗马旧领土送往罗马市场的谷物价格，也必然挫抑了该国的耕种。
在一个主要产品为谷物的开阔国家，一片围圈得很好的草地也常比任何邻近谷地的地租更高。在圈地中更易于维持耕种谷地所用的牲畜，在这种场合，它的高地租不是从它自己产品的价值支付的，而是从用它来耕种的谷地的价值支付的。如果邻近土地都被圈围，圈地的地租就会下降。苏格兰圈地现今的高地租，似乎是由于圈地的稀少，或许只能维持到这种稀少性存在的时候。圈地的好处对草地比对谷物更大。它节约了看管牲畜的劳动，牲畜不受看护人和他的狗的干扰，也吃得更好些。
但在没有这种地方性利益的地方，谷物或任何其他的普通蔬菜食物的地租和利润，在适于生产它的土地上，必然调节草地的地租和利润。
使用人工牧草如芜菁、胡萝卜、包心菜及其他能找到的方便途径，比起使用天然牧草来，在同等面积的土地上能饲养更多的牲畜，这就可以预期能略为降低鲜肉价格在进步国家高于面包价格的幅度。因此，实际情况似乎就是这样；至少在伦敦市场上，现今鲜肉价格对比面包价格比在上世纪初要低得多。
伯奇博士在《亨利亲王传》的附录中列出了亲王普通支付的鲜肉价格表。重600磅的一头牛通常大约费他9镑10先令，即100磅值31先令8便士。亨利亲王于1612年11月6日逝世，年19岁。
1764年3月，国会对当时食物价格高昂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在证言中有一位弗吉尼亚商人提供的证词，说他曾于1763年3月为他的船只备办食物，100磅牛肉付出24或25先令，他认为这是普通价格；而在1764年这个昂贵年份，同样重量的牛肉他付出过27先令。可是，1764年支付的这种高价比亨利亲王支付的普通价格还要便宜4先令8便士；必须指出，只有最好的牛肉才适于腌制，供远途航海之用。
亨利亲王支付的价格，为整个牛身、次肉好肉算在一起时的价格，每磅3 4/5便士；按照这个比率，上等肉零售价每磅不可能少于4 1/2 或5便士。
在1764年的国会调查中，证人们声明，最佳牛肉的上等肉块，对消费者售价为每磅4便士和4 1/2便士；次肉一般为7 法新至2 1/2便士和2 3/4便士；他们说，这比同等肉块在3月份的通常售价一般贵半便士。但即使是这种高价，也仍然比我们所能假定的亨利亲王时代的普通零售价格贱得多。
在上世纪头12年，温莎市场上最佳小麦的平均售价每夸特（合9温彻斯特蒲式耳）为1镑18先令3 1/6便士。
但在1764年（包括这一年在内）以前的12年中，同一市场上同量最佳小麦平均价格为2镑1先令9 1/2便士。
可见，上世纪头12年中，同1764年（包括这一年）以前的12年相比，小麦似乎便宜得多，而鲜肉则贵得多。
在所有大国中，大部分耕地均用来生产人类的食物或牲畜的食物。这些耕地的地租和利润调节着所有其他耕地的地租和利润。如果任何一种特殊产品提供得比上述少，土地不久就会转用于谷物或牧草；如果任何一种特殊产品提供得比上述多，一部分原来用于谷物或牧草的土地不久就会转用于那种产品。
为了使土地适于特种生产，有的需要有较大的最初改良支出，有的需要有较大的年度耕种支出；和谷物或牧草比较，普通似乎前者能提供较大的地租，后者能提供较大的利润。可是，这种较高的收入很少发现能超过较高支出的合理利息或补偿。
如在啤酒花园、果树园、蔬菜园，地主的地租和农场主的利润一般比在谷地和草地高。但要使地基变成这种状况，需要更大的开支。因此地主能得到更高的地租。它还需要有更经心更专门的管理。因此，农场主能得到更大的利润。作物的收成是更难确定的，至少就啤酒花园和果树园来说是如此。因此，它的价格除了补偿一切意外损失以外，必须能提供一种类似保险利润的东西。种园者的境况一般是平常的，最多是中等的，这就可以使我们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普通并未得到超额的补偿。他们的令人愉快的技巧被许多富人当做消遣来操作，以致赖以谋生的人不能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本来应当成为他们的最佳顾客的人给自己提供了他们的所有最名贵的产品。
地主从这种改良得到的好处，似乎从来没有超过足以补偿原来开支的数目。在古代耕作中，除葡萄园外，浇灌得宜的蔬菜园似乎是能提供价值最高的产品的那部分农地。但是德谟克利特，一个在大约两千年前就耕作进行著述并被古代人认为是耕作技术始祖之一的人，认为将蔬菜园圈围起来的人是不聪明的。他认为，利润不足以抵偿石墙的支出；而砖墙（我想他指的是太阳晒干的砖）则容易被大雨和冬季风暴侵蚀，需要经常修理。科卢梅拉在提到德谟克利特的意见时未加反驳，但提出了一个省钱的方法，用荆棘和石南作成篱笆，他说凭经验他知道两者是一种持久的和不易侵入的屏障；但这在德谟克利特的时代普通都不知道。帕拉第乌斯采纳了德谟克利特的意见，这在以前曾由瓦罗推荐。根据这些古代改良家的意见，蔬菜园的产品似乎仅足以支付特殊耕作和灌溉支出；因为在靠近太阳的国家，当时也和现在一样，认为应当掌握水源，以便将其引导到园中的每一畦地。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现在都认为蔬菜园只值得像科卢梅拉所建议的那样去圈围。在大不列颠，以及其他某些北方国家，不借助于石墙，优良的水果就不能成熟。因此，在这样的国家它们的价格必须足以应付必不可少的石墙的建筑和维持支出。果树围墙也常常环绕菜园，这样后者就能享受本身产品无法支付的圈围。
葡萄园，当种植适当和管理完善时，是农场中最有价格的部分，这在古代农业中，也像在现代所有产葡萄酒的国家中一样，是一条不受怀疑的原则。但是科卢梅拉告诉我们，种植新葡萄园是否有利，却是一种有争议的事情。他像一个真正爱好一切奇异植物的人一样，表示赞成，并通过利润和支出的比较，力图表明，这是最有利的改良。然而，这种对新计划的利润和支出所作的比较，一般是极不可靠的，在农业中尤其是这样。如果从这种种植实际得到的好处普通都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大，有关的争议就不可能发生。今天在产葡萄酒的国家，这一点也是有争议的事情。诚然，它们的农业作家、高级种植的爱好者和提倡者，普通似乎和科卢梅拉一致，赞成种植新葡萄园。在法国，旧葡萄园所有人切望阻止种植新葡萄园，似乎是赞成他们的意见，并表明有经验的人觉得，这种耕作现时在该国比任何其他作物更为有利。可是，同时也似乎表明了另一种意见，这种高额利润只能维持到现时限制葡萄自由种植的法律有效时为止。1731年，他们接到政府命令，除非得到国王许可，否则禁止种植新葡萄园，也禁止重新培种辍耕两年的旧葡萄园，国王只在得到州长通知，证明他已经视察过这块土地，认为它不能栽种任何其他作物，才颁发许可证。这项命令的托词是，谷物和牧羊稀少，葡萄酒过剩。但是，如果这种过剩确属实情，这种种植的利润自会降到它和谷物与牧草利润的自然比例以下，没有政府命令，也会有效地阻止新葡萄园的种植。关于所谓由于葡萄园的过多造成的谷物稀少，实际上谷物栽培的精细在法国莫过于产葡萄酒的省份，那里的土地适于栽种谷物；如勃艮第、吉延和上郎格多克。在一种耕作中使用的人手众多，必然会鼓励另一种耕作，原因是为它的产品提供了现成的市场。减少那些有能力购买它的产品的人数，肯定不是鼓励谷物耕种的最有希望的办法。这就像挫抑制造业以鼓励农业的政策一样。
因此，最初要求较大改良支出或每年要求较大耕作支出的那种生产，其地租和利润虽然常常大大高于谷物和牧草的地租和利润，但当其仅足补偿这种额外开支时，实际上仍然受这些普通作物的地租和利润的调节。
有时发生这样的情形，适于生产某种特殊产品的土地数量过少，不足以供应有效需求。全部产品可以售予这样的人：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略高于这种产品的生产和上市所必需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按它们的自然比率或按大部分其他耕地支付的比率计算。在这种场合，也只是在这种场合，价格的剩余部分，即支付全部改良和耕种支出以后剩下的部分，同谷物和牧草中的类似剩余不保持一定的比例，可以在几乎任何程度上超过它；这种剩余的大部分自然归于地主的地租。
例如，葡萄酒的地租和利润同谷物与牧草的地租和利润之间的通常的和自然的比例，必须理解为只对这样的葡萄园才能发生：它们生产的只不过是在松软、石砾和砂子土壤上到处都能生产的优良普通葡萄酒，除了强度和卫生外，其他无足称道。一国的普通土地只是同这样的葡萄园才能进行竞争；同具有特殊品质的葡萄园它显然无法竞争。
葡萄比任何其他果树更易受土壤性质不同的影响。一般认为，葡萄从某种土壤获得一种滋味，任何培育或管理办法都不能做到。这种味道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是少数葡萄园的产品有时所特有的；有时它扩大到一个小地区的大部分地方，有时扩大到一个省的绝大部分地区。送往市场的这种葡萄酒的全部产量都不足以供应有效需求，即不足以供应这种人的需求：他们愿意支付这种酒的生产和上市所必需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按它们的普通比率或按在普通葡萄园所支付的比率计算。因此，全部产量可以售予愿意支付更多的人，这必然使它的价格高于普通葡萄酒的价格。差别的大小，依葡萄酒的流行性与稀缺性所造成的购买者的竞争剧烈程度而定。不管大小如何，其大部分归于地主的地租。因为，虽然这种葡萄园和大多数其他的葡萄园比，培植一般更为精细，但是葡萄酒的高价似乎是这种精耕细作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价格高的产品，疏忽大意造成的损失很大，这就迫使最粗心的人也得注意。因此，只用这种高价的一小部分，就足以支付用于耕种的特别劳动的工资，以及用来推动这种劳动的特别资本的利润。
欧洲各国在西印度拥有的食糖殖民地可以同这种贵重的葡萄园做比较。它们的全部产品不足以供应欧洲的有效需求；可以售予这样的人，他们愿意支付更多，不仅足以偿付生产和上市所必需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依任何其他产品普通支付的比率计算。在交趾支那，最好的白糖普通售价为每昆特尔三皮亚斯特，约为英币13先令6便士，这是波佛尔先生告诉我们的，他对该国农业做过非常仔细的观察。那里所称的昆特尔，重150至200巴黎磅，平均为175巴黎磅，按英格兰100磅计算，价格为8先令英币左右，不到从我们的殖民地输入的红糖或粗砂糖普通售价的1/4，也不到上等白糖售价的1/6。交趾支那大部分耕地用来种植小麦和大米，这是大部分人民的食物。在那里，小麦、大米和食糖的价格或许成自然的比例，即在大部分耕地上不同作物间自然发生的比例，按尽可能算出的通常最初改良支出和年度耕种支出偿付地主和农场主。但在我们的食糖殖民地，食糖的价格同欧洲或美洲的稻田或麦地的产品并不保持这样的比例。普通常说，食糖种植人希望甜酒和糖蜜应能支付他的全部耕种支出，而食糖应当全是纯利润。如果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不敢肯定），那就好像麦农期望用麦糠和麦秆支付他的耕种支出，麦粒应当全是纯利润。我们常常看到伦敦和其他商业城市的商人社会在我们的食糖殖民地购买荒地，希望通过代理人或代办人去改良和耕种，获取利润，尽管距离遥远，收益不确定，而且这些国家的司法行政不健全。没有人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去在苏格兰、爱尔兰或北美产麦省份的最肥沃的土地上进行改良和耕作，尽管这些国家的司法行政更加严格，可以期望得到正规的收益。
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人们更愿种植烟草而不愿种植小麦，认为这样会更加有利。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种植烟草是有好处的；但在欧洲的几乎所有地区，烟草是课税的主要对象，而大家认为，从一国可能种植烟草的每一个农场去收税，倒不如在海关向进口烟草课税方便。因此，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就最荒唐不过地禁止种植烟草，这就自然而然地赋予准许种植烟草的国家一种垄断；由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种植了最大量的烟草，它们就分享了这种垄断的大部分好处，虽然也有一些竞争者。可是，种植烟草似乎不及种植食糖有利。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烟草种植园是用住在大不列颠的商人的资本去改良和耕种的，而我们的烟草殖民地也没有送回国来像我们常常看到的来自我们的食糖殖民地那样富裕的种植人。虽然在这些殖民地更爱种植烟草而不爱种植小麦，欧洲对烟草的有效需求并未得到完全满足，但烟草供应或许比食糖供应更接近有效需求。虽然烟草的现行价格或许超过了足以支付为生产和上市所必需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依麦地普通支付的比率计算；但超过部分不如现行食糖价格中超过额那么大。因此，我们的烟草种植人也同样担心烟草的供应过多，就像法国旧葡萄园所有人担心葡萄酒供应过多那样。通过议会立法，他们限制烟草的栽培为16岁至60岁的黑人每人种6000本，假定出烟1000磅。他们计算，这样一个黑人，除上述数量的烟草外，还可耕种4英亩玉蜀黍。道格拉斯博士告诉我们（我想他的消息不确），在丰收年份，为了防止市场供应过多，他们有时还按每个黑人计算焚烧一定数量的烟草，就像荷兰人据说焚烧香料那样。如果必须用这样的极端手段来维持烟价，那么种植烟草超过种植小麦的有利之处即使仍然存在，或许也不能维持长久。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生产人类食物的耕地地租决定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因此，除了在特殊情况下，谷地地租在欧洲决定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没有某种作物能长期较此提供更少，因为这块土地会立即转作其他用途。如果任何特种作物普通能较此提供更多，那是因为适于耕种的土地数量过少，不能满足有效需求。
在欧洲，谷物是直接供应人类食物的主要土地产品。因此，除了在特殊情况下，谷地地租在欧洲决定所有其他耕地的地租。大不列颠既不必羡慕法国的葡萄园，也不必羡慕意大利的橄榄园。除了在特殊情况下，这些果园的价格是由谷物的价值决定的，在种植谷物方面大不列颠的肥沃不比那两国差。
如果在任何国家，人民普通喜爱的植物食物来自谷物以外的另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在普通的土地上，用与谷物相同的或差不多相同的方式去耕作，所生产的比最肥沃的土地生产的谷物更多。那么地主的地租，即在支付劳动和偿还农场主资本连同它的普通利润以后留下的食物剩余数量，必然会大得多。不管该国普通维持劳动的比率如何，这一较大的剩余总能维持较大数量的劳动，因而使地主能购得或支配更大数量的劳动。他的地租的真实价值，即使他的真实权力和权威，他对于他人劳动能向他供应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也必然要大得多。
稻田比最肥沃的麦地生产的食物数量更大。据说一英亩稻田的普通产量为每年收获两次，每次为30至60蒲式耳不等。因此，耕种虽然要费更多的劳动，在维持所有这种劳动之后的剩余却也更多。因此，在这种产米国家，大米成为人民普通喜爱的植物食物，耕种者主要用大米生活，比起产小麦的国家来，这一更大剩余的大部分属于地主。在卡罗来纳，也像在其他不列颠殖民地一样，种植人一般是农场主兼地主，因此地租与利润混在一起；发现种大米比种小麦更有利，尽管他们的土地一年只收获一次，尽管由于流行的欧洲习惯，在那里大米并不是人民普遍喜爱的植物食品。
良好的稻田一年四季都是泥沼，有一个季度还是覆盖着水的泥沼。它不适于种植小麦、牧草、葡萄，的确，不适于种植任何其他对人类非常有用的植物产品。而适用于这些目的的土地则不适于种植稻谷。因此，即使在产米国家，稻田的地租也不能决定其他耕地的地租，其他耕地决不能变成稻田。
马铃薯地所产的食物在数量上不劣于稻田所产的食物，大大优于麦地所产的食物。每英亩土地产马铃薯12000磅不算高产，产2000磅小麦不算低产。诚然，能从这两种植物吸取的食物或纯粹养料同它们的重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因为马铃薯水分多。可是，假设这种根块的一半重量是水（这是很大的扣除），这样一英亩马铃薯仍能生产6000磅纯粹养料，为每英亩小麦所产数量的三倍。一英亩马铃薯的耕种费用比一英亩小麦少；播种小麦之前一般要犁后休耕，足以抵消马铃薯的锄草及其他额外耕作的费用而有余。假若这种根块也像产米国的大米那样，在欧洲的每个地区成为人民普通喜爱的植物食物，因而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与现今小麦及其他用做人类食品的谷物所占的比例相同，那么相同数量的耕地会维持较大数量的人民，劳动者一般用马铃薯做食物，在偿付全部资本和维持用于耕作的全部劳动以后，仍然留下较大的剩余。这种剩余的大部分也会属于地主。人口会增加，地租会比现在高出许多。
凡是适于种植马铃薯的土地，也适于种植几乎每一种其他的有用植物。如果它所占的耕地面积和现今谷物所占的比例相同，它也同样会决定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
我听说，在兰开夏的某些地区认为，燕麦面包对劳动人民来说是比小麦面包更为营养丰富的食物，我还常常听说在苏格兰也赞成相同的主张。可是，我很怀疑它的真实性。苏格兰的普通人民都吃燕麦面包，他们不像英格兰的吃小麦面包的普通人民那样健康，那样漂亮。他们工作得不是那么起劲，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健康；鉴于两国的上层人民之间并没有这种差别，经验似乎表明，苏格兰普通人民的食物不像英格兰同一阶层人民的食物那样，适合于人类的体质。但是马铃薯似乎有所不同。伦敦的轿夫、搬运工、煤炭搬运工以及不幸以卖淫为生的妇女，他们是不列颠领土中的最强壮的男人和最美貌的妇女，据说他们大部分是爱尔兰的最低层的人民，一般用这种根块做食物。没有其他食物能比马铃薯提供更有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它的营养价值，或它特别适合于人体的健康。
难于全年储存马铃薯，更不能像谷物那样储存两三年。担心在它腐烂以前难于将其售出，就阻碍了它的种植，并且是使它在任何一个大国不能像面包那样成为各阶层人民主要植物食物的根本障碍。
第二部分 论有时能、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
人类食物似乎是总能并且必然能为地主提供一些地租的惟一土地产品。其他各种产物则有时能、有时不能提供地租，依不同的情况而异。
除了食物以外，衣服和住宅是人类的两大需要。
原始未开化状态中的土地，在衣服和住宅的原料方面所能供给的人数，比在食物方面所能供给的人数多得多。在改良状态下，土地有时能养活的人数比它能为他们供给这些原料的人数更多；至少就他们需要这些原料并愿支付代价这两方面来说是如此。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些原料总是过于丰富，因而价值很小，或根本没有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原料稀少，这就必然提高它们的价值。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们大部分因无用而被抛弃，被使用的材料的价值被认为只与使之适合使用所费的劳动和支出相等，因而不能为地主提供地租。在后一种情况下，所有的原料均已被使用，并且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有些人总是愿意为其每一部分支付更多，超过足以偿付将其送入市场的支出。因此，原料的价格总能为地主提供一些地租。
大动物的皮是原始的衣服原料。因此，在狩猎和畜牧的国家，主要以动物肉做食物，每一个人在为自己提供食物时也就为自己提供了用不完的衣服原料。如果没有对外贸易，大部分这样的原料会因为没有价值而被抛弃。北美狩猎民族在欧洲人发现他们以前，情况或许就是如此，现在他们用多余的毛皮向欧洲人交换地毯、武器和白兰地酒，这就使毛皮具有一些价值。我相信，在现今已知世界的商业状态下，最野蛮的国家也建立了土地私有制，也有这种对外贸易，发现更加富裕的邻国对他们土地所产的在本国既不能制作又不能消费的衣服原料有需求，因而将它们的价格提高到将其运往这些富裕邻国的成本以上。因此，能为地主提供一些地租。当大部分苏格兰高地牲畜在自己山上消费时，输出畜皮成为该国的最大宗项目，它们所交换的东西增添了高地地产的租金。英格兰的羊毛旧时在本国既不能消费也不能制造，在当时比较富裕和比较勤劳的佛兰德人国家找到了市场，它的价格为产毛土地的地租提供了一些东西。在那些不比当时的英格兰和现今的苏格兰高地耕种得更好而又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衣服原料显然会十分丰富，大部分会因为无用而被抛弃，没有任何部分能为地主提供地租。
住宅原料不能总是像衣服原料那样运往远地，不能那样容易地成为对外贸易的项目。当其在生产国过剩时，即使在现今世界的通商状态下，对地主也没有价值。在伦敦附近的良好采石场，会提供很大的地租。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许多地区，它却不提供任何地租。供建筑用的木材在一个人口众多和耕种发达的国家有很大的价值，生产它的土地能提供很大的地租。但在北美许多地区，地主对任何愿将他的大部分大树运走的人会表示十分感激。在苏格兰高地的某些地区，由于缺乏水陆运输，树皮是能送往市场的树木的惟一部分。木材任其在地上腐烂。当住宅原料过多时，实际上使用的部分只值加工时所花去的劳动和开支。它不能为地主提供地租，地主对任何提出请求的人都允许他使用。可是，富国对住宅原料的需求，有时使他能得到一些地租。伦敦街道铺设石面，使苏格兰海岸一些光秃岩石的所有人从以前向来不提供地租的岩石得到一些地租。挪威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树林在大不列颠许多地区找到了在它们本国不能找到的市场，从而为其所有人提供一些地租。
一国的人口众多，不是同它的产品能为之提供衣服和住宅的人数成比例，而是同它的产品能为之提供食物的人数成比例。当食物得到供应时，很容易找到衣服和住宅。但当衣服和住宅到手时，很难找到食物。甚至在不列颠领地的某些地区，所谓住宅也可能只是由一个人一天的劳动建成的。最简单的衣服、兽皮，需要略多的劳动去整理修饰，然后才能使用。可是，也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在野蛮国家，全年劳动的百分之一或者略为多一些就足以提供使大部分居民得到满足的衣服和住宅。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常常仅足以为他们提供食物。
但当土地的改良和耕种使一个家庭劳动能为两个家庭提供食物时，社会上一半的劳动就足以为全体提供食物。因此，另外一半劳动或者至少是它的大部分，可以用来提供其他的东西，或用来满足人类的其他需要和爱好。衣服、住宅、家用器具和成套装饰用品，是大部分这种需要和爱好的主要目标。富人消费的食物不比他的穷邻居多。质量可能非常不同，选择和备办食物，也可能要求更多的劳动和技术；但在数量上总是相差不远的。但是把一方面的宽敞住宅和高大衣柜与另一方面的简陋小屋和几种破衣烂衫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他们的衣服、住宅和家具在数量方面也几乎同在质量方面一样，有巨大的差别。对食物的欲望，每一个人因人胃的容量狭窄而受到限制；但对建筑、衣着、成套用品和家用器具方面的便利品和装饰品的欲望，似乎是没有限度或确定边界的。因此，拥有的食物超过自己消费需要的人，总是愿意将剩余部分，或它的价格，拿来交换其他欲望的满足。超过了满足有限欲望的东西，就试图用来满足那些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并且似乎是没有止境的欲望以从中取乐。而穷人为了获得食物，竭力去满足富人的爱好；为了更加肯定地获得食物，他们彼此竞争，使自己的制作品更加低廉，更加完善。工人人数随着食物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或随着土地的日益改良和耕种而增加；由于他们业务的性质容许做最大限度的劳动分工，所以他们能使用的原料在数量上的增加比他们人数增加的比例更大。因此，产生了对在建筑、衣着、成套用品和家用器具方面所能实用地或装饰地使用的每一种原料的需求；甚至对地底下的化石和矿物，对贵重金属和宝石都有了需求。
按这种方式，食物不仅是地租的原始来源，而且后来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产物中相当于地租的那部分价值，也是由于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力通过土地的改良和耕种而得到改进。
可是，后来提供地租的这些其他部分土地产品，也并不总是能提供地租的。即使在土地得到改良和耕种的国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所提供的价格，并不总是大到超过足以支付劳动和偿还为将其送往市场所必需运用的资本连同它的普通利润的数目。事实是否如此，依不同的情况而定。
例如，煤矿是否能提供地租，部分地依存于它的丰富程度，部分地依存于它的位置。
任何一种矿藏，可以说是丰富或贫乏，看用一定数量的劳动可以从它采出的矿物数量，比用等量劳动从其他大多数同种矿藏所能采出的矿物数量是大些还是小些而定。
有些煤矿位置很好，但因藏煤贫乏，无法开采。产品不足以支付用费。它们既不能提供利润，也不能提供地租。
有些煤矿的产品仅足以支付劳动，偿还开采时使用的资本，连同它的普通利润。它们能为开采人提供一些利润，但不能为地主提供地租。它们只能由地主进行有利的开采，作为开采人，地主得到他所使用的资本的普通利润。许多苏格兰的煤矿就是用这种方式开采的，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开采。地主不让任何人不付地租就去开采，而没有人付得起地租。
苏格兰的其他煤矿虽然藏量足够丰富，却由于其位置而无法开采。用普通的甚至更少的劳动量所能采出的矿物量足以支付开采费用。但在内陆国家，人口稀少，没有良好的水陆运输，这个数量也无法售出。
煤炭比起木材来，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燃料；它据说不那么卫生。因此，在消费它的地方，用于煤炭的支出一般必然少于用于木材的支出。
木材的价格又随着农业的状况而变化，像牲畜的价格一样，并且完全是由于同一原因。在原始状态下，每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覆盖着森林，树木在当时是毫无价值的障碍物，地主乐于让任何人去砍伐。当农业发展时，森林一部分由于耕的扩大而被清除，一部分由于牲畜数量的增加而凋谢。牲畜虽然不按谷物的同一比例增加，但在人类的照顾和保护下进行繁殖，人类在饲料丰富的季节进行储藏以便在稀缺的季节去饲养它们，在全年中为它们提供的食物比未开发的土地所能提供的数量更大，摧毁和消灭它们的敌人，使它们能自由享受自然所提供的全部食物。让无数的畜群在森林中游荡，它们虽然不会摧毁老树，却会阻止新树生长，因此在一两个世纪内整个森林就会毁灭。木材的不足抬高了木材的价格。这样森林提供很好的地租，地主有时发现，最好的土地除种植无果树木外他找不到更有利的用途，利润之大常足以补偿获利之迟。现时大不列颠几个地区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发现植树的利润等于谷物或牧草的利润。地主从种树得到的好处，至少在长时期内，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超过谷物和牧草所能给他提供的地租；在一个耕作发达的内陆国家，种树的利益常常不比这种地租更少。诚然，在一个土地得到改良国家的海岸，便于用煤炭作燃料，有时从耕种欠发达的国家进口木材作为建筑材料比在本国种树可能便宜些。在爱丁堡这个新城市，或许就没有一根木料是苏格兰所产的。
不论木材的价格如何，如果煤炭的价格使烧煤的价格将近等于烧木材的价格，我们可以相信，在这种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煤炭的价格就高到不能再高了。在英格兰的某些内地，特别是在牛津郡，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在那里，即使是普通人民的火炉中，也把煤炭和木材混在一起，因此，这两种燃料的费用不可能相差很大。
在产煤国，各处的煤炭价格远远低于这种最高价格。如其不然，这些国家就不能承担煤炭的海陆长途运输的费用。按照高价，只能售出很小的数量；煤炭老板和煤矿所有人发现，以略高于最低的价格售出大量煤炭比以最高价格售出小量煤炭更对自己有利。最丰富的煤矿也支配附近所有其他煤矿的煤炭价格。煤矿所有人和开采人发现，以低于所有邻近煤矿的价格出售，一个能得到更大的地租，一个能得到更大的利润。邻近煤矿不久也不得不按相同的价格出售，尽管他们负担不起，尽管这样总是会减少、有时甚至完全夺走他们的地租和利润。有些煤矿被完全放弃了；其他的不能提供地租，只能由所有人开采。
可能在长时期内售出煤炭的最低价格，像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仅足以偿付将其送入市场所必需运用的资本，连同它的普通利润。在一个地主不能得到地租、只能自行开采或听其自然的煤矿，煤炭价格一般必定接近这种价格。
即使煤炭能提供地租，这种地租在煤炭价格中所占的份额通常也比它在大多数其他土地天然产物中所占的份额小。地面以上的地产的地租，普通假定为总产品的1/3；这一般是一种确定的地租，不随作物的偶然变化为转移。在煤矿，总产品的1/5就是非常高的地租，1/10是普通的地租；这不是确定的地租，而是随产品的偶然变化为转移。这种偶然的变化是很大的，所以在30倍年租被认为是地产的中等价格的国家，10倍年租即被认为是煤矿产权的良好价格。
煤矿对所有人的价值，既依存于它的是否丰富，也依存于它的位置。金属矿的价值，较多地依存于它的丰富与否，较少依存于它的位置。粗金属，尤其是贵重金属，从矿中采出后即具有很大价值，一般能支付长途陆运和最遥远海运的费用。它们的市场不限于矿藏四周的邻国，可以扩大到全世界。日本的铜是欧洲商业的项目；西班牙的铁是智利和秘鲁商业的项目。秘鲁的白银不仅销往欧洲，而且还从欧洲远销中国。
威斯特摩兰或什罗普郡的煤价对纽卡斯尔的煤价不能产生多大影响；利奥诺尔的煤价则根本没有影响。这种彼此相距遥远的煤矿的产品，无法相互进行竞争。但是相距最远的金属矿的产品常常可以彼此竞争，而且事实上普通都在竞争。因此，世界上最丰富的矿藏所产粗金属的价格，尤其是贵重金属的价格，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世界上每一个其他地方的产品的价格。日本的铜价必然对欧洲铜矿产品的价格有影响、秘鲁的白银价格，或白银在秘鲁所能购得的劳动或其他货物的数量，必然不仅对欧洲银矿而且对中国银矿的银价具有影响。在秘鲁发现银矿以后，欧洲的银矿大部分都被放弃了。白银的价值大为降低，银矿的产品再也不能支付开采的费用，或补偿在开采中所消费的食物、衣服、住宅和其他必需品，再加上利润。波托西的银矿被发现以后，古巴和圣多明各的银矿，甚至秘鲁的老银矿，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每一个矿藏的每一种金属的价格，都受世界上实际开采的最丰富矿藏的价格的支配，在大部分矿藏就只能支付开采的费用，很少能为地主提供很高的地租。因此，在大部分矿藏，地租只占粗金属价格的很小一部分，在贵重金属的价格中份额更小。劳动和利润占两种价格的大部分。
总产品的1/6可以算做是康沃尔锡矿的平均地租。它是世界闻名的最丰富的锡矿，这是矿区副监督尊敬的博莱斯先生告诉我们的。他说，有些矿提供得多一些，有一些还提供不了这么多。总产品的1/6也是苏格兰几个非常丰富的铅矿的地租。
弗莱齐和乌诺阿告诉我们，在秘鲁的银矿，所有人向开采人要求的，只不过是使用他的磨去研磨开采出来的矿石，向他支付使用费或研磨价格。诚然，在1736年以前，西班牙国王的课税为标准银的1/5，直到此时这可以被认为是大部分秘鲁银矿――世界闻名的最富银矿的真实地租。如果没有这种课税，这1/5自然会属于地主，许多银矿也可以开采；它们当时不能开采，就是因为缴不起这种税。康沃尔公爵对锡的课税被认为超过5%，或超过价值的1/20；不管他的比例如何，如果不课税，那也自然应当属于锡矿所有人。但是如果你将1/20和上述1/6加在一起，你会发现，康活尔锡矿的整个平均地租与秘鲁银矿整个平均地租相比为13比12。但是秘鲁银矿现在连这种低地租也付不起，1736年对白银的征税从1/5降至1/10。即使这种白银课税也比对锡课征的1/20税更引诱人去私运；贵重商品比体积庞大的商品更易走私。因此，据说西班牙国王的课税收入很少，而康沃尔公爵的课税则收入甚丰。因此，地租在最丰富锡矿的锡价中所占的份额，或许比在世界上最丰富银矿的银价中所占的份额大。偿还开采这些不同矿藏所运用的资本连同它的普通利润以后，为所有人剩下的余额，在粗金属中似乎比在贵重金属中大。
秘鲁银矿开采人的利润普通也不很大。那两位最受尊敬和最了解情况的作者告诉我们，当任何人在秘鲁从事新矿开采时，他被普遍看做是一个注定要破产和毁灭的人，因此每一个人都不敢和他接近。看来采矿在那里也像在这里一样，被看做是一种彩票，中奖的人少，不中奖的人多，虽然少数大奖诱使许多人在这种不会成功的计划上虚掷自己的钱财。
可是，由于国王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银矿的产品，秘鲁法律对新矿的发现和开采给予种种可能的鼓励。凡是发现新矿的人，有权在他所认定的矿脉方向划定246英尺长、123英尺宽的地区。他就是这个矿区的所有人，不向地主支付任何报酬即可开采。康沃尔公爵的利益在那个古老的公国也作出了差不多相同的规定。在荒废的没有围圈的土地上，任何发现锡矿的人均可在一定范围内划定它的界限，称为锡矿定界。定界人成为锡矿的真实所有人，可以自行开采，或租与他人开采，不必经土地所有人同意，但在开采时须向他支付微小的报酬。在这两种规定中，神圣的私有财产权牺牲在所谓公共收入的利益之下。
在秘鲁，也同样鼓励新金矿的发现和开采，国王对黄金的课税，只及标准金的1/20。曾经一度是1/5，后来改为1/10，像对白银一样；但就开采的情况来看，即使是1/10也付不起。弗莱齐和乌诺阿两位作者说，很难找到一个从开银矿发财的人，从开金矿发财的人就更难找到了。这1/20似乎是智利和秘鲁大部分金矿所支付的全部地租。黄金甚至比白银更容易偷运，不仅因为黄金相对于其体积而言价值更高，而且因为自然产出黄金的方式很特殊。发现的白银很少是纯质的，它像大多数其他金属一样，普通和其他物体混合成矿，除了用非常费力、非常冗长的操作，不可能将其分解为足以补偿开支的数量，而这种操作必须在专门建立的工场进行，因而暴露在国王官吏的监视之下。相反，发现的黄金几乎总是纯质的。有时呈某种块状；即使是和砂、土及其他外附物等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东西混在一起，也很容易通过非常短暂的简单的操作将其分离出来，这种操作任何人在任何私人住宅中均可进行，只需备有小量的水银。因此，如果国王的税收在白银方面收入很少，那么在黄金方面收入就会更少。地租占金价的份额，一定甚至比它占银价的份额更小。
贵重金属能够售出的最低价格，或它在长时期内所能交换的其他货物的最小数量，是由规定所有其他货物的最低普通价的同一原则调节的。决定它的是，普通必需使用的资本，即将其从矿区送往市场所消费的食物、衣服和住宅。最低价至少必须是足以补偿这种资本，连同普通利润。
可是，它们的最高价格似乎只是由这种金属本身在实际上是稀缺还是丰富来决定的。它不是由任何其他商品的价格决定的，不像煤炭的价格那样由木材的价格决定，稀缺性不能提高价格。使黄金的稀缺性增加到一定的程度，最小的一块黄金就可能变得比一枚钻石更加贵重，能交换更大数量的其他货物。
对这些金属的需求，部分地产生于它们的效用，部分地产生于它们的美观。如果你把铁除外，贵金属或许比任何其他金属都更有用。它们不容易生锈和玷污，所以能比较容易地保持清洁；因之用它们制成餐桌上和厨房中的器皿，更令人喜爱。银制的锅釜比用铅、铜或锡制的更为清洁，相同的性质使金制锅釜更优于银制的。然而，它们的主要优点，产生于它们的美观，这使它们特别适于做衣服和家具的装饰品。没有一种颜料或染料能提供像镀金那样辉煌的颜色。美观的优点，又由于它们的稀缺而增强。对大多数富人来说，财富的主要乐趣在于炫耀财富，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当他们看起来拥有除他们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拥有的这些财富的决定性标志时，炫耀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一件稍稍有用或美观的东西的价值由于它的稀少而大为加强，搜集它的任何巨大的数量需要费大量的劳动，这种劳动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人能负担得起。对于这种东西，他们愿意付出比更加美观、更加有用但是更加普通的东西更高的价钱。这些效用、美观、稀缺的品质，是贵金属价格高昂的原始基础，也就是它们在到处都能交换到大量其他货物的原始基础。这种价值存在于它铸成货币之前，赋予它们以适于铸成货币的性质。可是，这种用途造成了对它们的新需求，减少了能做其他用途的数量，嗣后可能有助于保持或增加它们的价值。
对宝石的需求，完全产生于它们的美观。它们除了作为装饰品，没有用处；它们的美观这种优点，由于它们的稀缺而大为增强，即由于从矿中采掘它们的困难和费用而增强。因此，在大多数场合，工资和利润几乎构成它们的高价的全部。地租只占很小的份额；常常不占份额；只有最丰富的矿藏才能提供较大的地租。当珠宝商塔弗尼尔访问戈尔康达和维沙普尔的钻石矿时，他被告知说，钻石矿是为国王的利益而开采的，国王已经命令，除了生产最大最美的钻石的那些矿以外，其余均实行封闭。其他的矿对所有人来说似乎是不值得开采的。
贵金属和宝石的价格在全世界都是由最丰富的矿藏的价格决定的，所以两种矿能向所有人提供的地租，不是和矿藏的绝对丰富程度成比例，而是和它的可以称为的相对丰富程度成比例，即它对其他同类矿藏所具有的优越性。如果发现的新银矿优于波多西的银矿，也像波多西的银矿优于欧洲的银矿那样，那么白银的价值就会降低，以致连波多西的银矿也不值得开采。在西班牙所属西印度群岛被发现以前，欧洲最丰富的银矿能为它们的所有人提供的地租，也像现今秘鲁最丰富的银矿所提供的一样大。虽然白银的数量较少，它却可以交换到等量的其他货物，所有人的份额能使他购买或发现等量的劳动或商品。产品和地租的价值，即它们向公众和所有人提供的实际收入，可能完全一样。
贵金属或宝石的最丰富的矿藏，不能增加世界的财富。一种产品如果它的价值主要来自它的稀缺性，那么它的丰富供应必然降低它的价值。一套碟子，或是衣服和家具上的其他华丽装饰，可以用较小量的劳动或较小量的商品去购得，而这就是世界能从这种丰富供应获得的惟一好处。
对于地面上的地产来说，情形就不一样。它们的产品和地租的价值，与它们的绝对丰富程度成比例，而不是与它们的相对丰富程度成比例。生产一定数量的食物、衣服和住宅的土地，总是能为一定数量的人民提供食物、衣服和住宅；不论地主所占的比例如何，地租总是给予他对这些人民的劳动的一定比例的支配，即对这种劳动能向他供应的货物的一定比例的支配，最贫瘠的土地的价值，不因邻近最肥沃的土地而减少。反之，它的价值通常由于这种邻近而增加。最肥沃的土地所维持的大量人数，为贫瘠土地的许多产品提供了市场，在它们自己的产品所能维持的人民中是绝对找不到这种市场的。
凡是能提高生产食物的土地的肥沃程度的东西，不仅会提高得到改良的土地的价值，也会有助于提高许多其他土地的价值，因其为它们的产品创造了新的需求。由于土地改良而使食物丰富，许多人拥有的食物超过了自己所能消费的数量，这就是对贵金属和宝石以及对所有其他衣服、住宅、家具和成套用品方面的便利品和装饰品产生需求的主要原因。食物不仅构成世界财富的主要部分，而且许多其他各种财富之所以具有价值，大部分是由于食物的丰富。古巴和圣多明各的贫苦居民，当他们被西班牙人初次发现时，常在他们的头发和衣服的其他部分上插上小块黄金作为装饰。他们对小块黄金的重视，就像我们对比普通略为美丽的小圆石一样，值得去拾取，但当任何人想要时不值得去拒绝。新客人一提出请求，他们马上就给予，似乎没有考虑到对客人赠送了什么有价值的礼物。看到西班牙人获取黄金的狂热，他们感到惊讶；他们想不到任何地方能有这么一个国家，那里许多人拥有那么多他们自己总是感到匮乏的食物，只要给予少量闪闪发光的玩意儿，那些人就愿给予能维持全家许多年的食物。假如他们能理解这一点，西班牙人的激情就不会使他们感到奇怪了。
第三部分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产品和有时能、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产品两者价值比例的变化
由于土地的不断改良和耕种而造成的食物的不断丰富，必然增加对食物以外的土地的每一种可以应用或可作装饰的产品的需求。因此，可以预期，在整个改良过程中，这两种不同产品的相对价值总有一种变化。有时能、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产品的价值，应比例于总能提供一些地租的产品的价值而不断上升。当技术和产业进步时，衣服和住宅的原料、地下的化石和矿物、贵金属和宝石均应逐渐为人们所需求，均应逐渐交换到越来越多的食物数量，换句话说，均应逐渐变得越来越贵。所以，在大多数场合，大多数这些东西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在某些场合发生特殊事故，使其中某一些东西供应的增加比需求更大，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在所有的场合情况也会是这样。
例如，石灰石开采场的价值，必须随着它所在国的不断改良和耕种而增加，特别当它是该地惟一的这种矿藏的时候。但是银矿的价值，即使在一千英里以内没有其他银矿，也不一定随着所在国的改良和耕种而增加。石灰石开采场产品的市场很少能超过周围几英里，需求一般必然同那个小地区的改良和耕种成比例。但是银矿的市场可能扩大到整个的已知世界。所以除非整个世界的改良和人口均有增进，否则，即使靠近银矿的一个大国有所改良，白银的价值也可能根本不会增加。然而，即使整个世界都在改良，如果在其改良过程中发现了新矿，其丰富程度比已前知道的任何矿藏都要大，那么，虽然对银的需求必然增加，但供应增加的比例可能更大，白银的真实价值就可能逐渐下降；也就是说，这种金属的任何给定数量，例如一磅，可能逐渐购买或支配越来越小的劳动数量，或交换越来越小的作为劳动者主要生活资料的谷物的数量。
白银的巨大市场，是全世界的商业和文明地区。
如果由于一般的改良进步，这个世界的需求有所增加，同时供给没有按同一比例增加，白银的价值比例于谷物会逐渐上升。给定数量的白银会交换数量越来越大的谷物；换句话说，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反之，如果由于某种事故，供给的增加在一连许多年中比需求的增加比例更大，白银会逐渐变得越来越便宜；换句话说，尽管有一切的改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还是会逐渐变得越来越贵。
但是，如果在另一方面，白银供给的增加和需求保持相同的比例，它就会继续购买或交换差不多相同数量的谷物，而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尽管有一切的改良，还是会继续非常接近相同。
在改良过程中可以发生的事件的可能结合，似乎就只有上面这三种；在过去四个世纪中，如果我们可以根据在法国和大不列颠发生的事情来判断，这三种不同的结合似乎均曾在欧洲市场上发生，其顺序也和我在上面所叙述的大致相同。
关于过去四个世纪中白银价值变化的离题论述
第一时期
在1350年及其以前的一些时候，英格兰每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似乎估计不低于陶衡（Tower-weight）4盎司白银，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的20先令。它似乎从这个价格逐渐降到2盎司白银，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的10先令，这是我们发现它在16世纪初的估计价格，也似乎是一直到1570年的估计价格。
1350年，即爱德华三世的第25年，通过了所谓的劳动法。在序言中十分抱怨佣工的粗野无礼，他们力图迫使雇主提高工资。因此法律命令，所有的佣工和劳动者在以后均应满足于他们在国王第20年和这以前四年中所习惯接受的同一工资和配给（这种配给在当时不仅包括衣服，也包括食物）；因此，他们的小麦配给在各处的估价均不得高于每蒲式耳10便士，雇主永远可以随意用小麦或用货币支付。因此，小麦每蒲式耳10便士在爱德华三世第25年被算做非常合适的价格，因为它要求通过特别的法律，去迫使佣工接受，作为他们的通常食物配给的交换；这在以前的十年中即在爱德华三世第16年被算做是合理的价格。但在那一年，10便士大约包含陶衡半盎司白银，将近等于我们现今货币的半克朗。因此，陶衡4盎司白银，等于当时货币的6先令8便士，约等于现今货币的20先令，这一定被算做是8蒲式耳即1夸特小麦的中等价格。
对于什么被算做是当时谷物的中等价格，这项法律肯定是比历史学家和其他作家的记载更好的证明，因为他们所举的某些年份的价格着眼在它的特别贵或特别贱，难于据以形成有关普通价格的判断。此外，还有其他理由令人相信，在14世纪初，以及以前的一些时候，小麦的价格不少于每夸特4盎司白银，其他谷物的价格可以类推。
1309年，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拉尔夫？得？波恩在就职典礼后举行宴会，威廉？索恩记录了这次宴会的菜谱和许多项目的价格。这次宴会所消费的有，第一，53夸特小麦，值19镑，合每夸特7先令2便士，大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21先令2便士；第二，麦芽58夸特，值17镑10先令，合每夸特6先令，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18先令；第三，燕麦20夸特，值4镑，合每夸特4先令，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12先令。这里的麦芽和燕麦的价格，似乎比它们和小麦价格的普通比例高。
这些价格不是因为它们特别贵或特别贱而记录的，而只是对一次以豪华闻名的宴会所消费的大量谷物实际支付的价格的顺便提及。
在1262年，即亨利三世的第51年，恢复了一项古老的法律，称为《面包和麦酒的法定价格》，国王在序言中说，这是在他的祖先英格兰诸王的时候制定的。因此，它或许同他的祖父亨利二世的时代一样古老，也可能同征服时代一样古老。它按小麦的时价，即每夸特值当时货币1先令至20先令，规定面包的价格。但是这一类法律在作出规定时，一般假定它会同样考虑到所有对中等价格的偏离，即低于它和高于它的价格。因此，根据这种假设，10先令包含陶衡6盎司白银，大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30先令，这在这项法律首先制定的时候，一定被算做是1夸特小麦的中等价格，直至亨利三世第51年也一定都是这样。因此，我们假定中等价格不低于这项法律规定面包价格时的最高价格的1/3，即不低于当时货币6先令8便士，含白银陶衡4盎司，是不可能太错的。
因此，根据这些不同的事实，我们似乎有一些理由可以作出结论，大约在14世纪中叶，以及以前的很长时期内，不能假定每夸特小麦的平均或普通价格少于陶衡4盎司白银。
从大约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被算做是小麦的合理的和适中的价格，即普通或平均价格，似乎已逐渐降至上述价格的一半；最后降至陶衡大约2盎司白银，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10先令。直至大约1570年，它继续被估定为这个价格。
在1512年写成的诺森伯兰第五代伯爵亨利的家务书中，有两种不同的小麦估价。一种计算的是每夸特6先令8便士，另一种计算的是5先令8便士。在1512年，6先令8便士只包含陶衡2盎司白银，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10先令。
从爱德华三世第25年至伊丽莎白当政之初在这两百多年间，从几种不同的法律来看，6先令8便士似乎一直被认为是小麦的所谓适中的和合理的价格，即普通或平均价格。可是在此期间，这个名义金额包含的白银数量一直在减少，这是由于在铸币方面所做的一些变革造成的。但是白银价值的增长似乎弥补了同一名义金额中所包含的白银数量的减少，所以立法机关认为不值得去加以注意。
这样，1436年的法律规定，当价格低至6先令8便士时，小麦没有许可证也可以出口。1463年的法律规定，如果小麦价格没有超过每夸特6先令8便士时，不许进口。立法机关设想，当价格如此低廉时，出口不会造成什么不方便，但当超过此数时，准许进口是明智的。因此，在当时，6先令8便士，包含的白银数量和我们现今货币13先令4便士所包含的大约相同（比爱德华三世时代同一名义数目所包含的少1/3），被认为是小麦的所谓适中的和合理的价格。
1554年，根据菲力普和玛利第1年和第2年的法律，1558年，根据伊丽莎白第1年的法律，当小麦价格超过每夸特6先令8便士时禁止其出口，这在当时包含的白银并不比现今同一名义金额包含的多2便士。但是不久就发现，直至小麦价格如此低廉时才不限制它出口，实际上等于完全禁止出口。因此，1562年，根据伊丽莎白第5年的法律，当小麦价格不超过每夸特10先令时，在某些港口可以准许出口，这包含了和现今同一名义金额所包含的将近相同的白银。因此，这个价格在此时被认为是小麦的所谓适中的和合理的价格。这同诺森伯兰家务书在1512年的估计大致相同。
杜普雷？得？圣莫尔先生观察到，谷物的平均价格，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比在以前的两个世纪也同样低得多，一位有关谷物政策论文的高雅作者也有相同的看法。在同一时期内，谷物的价格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或许同样下降。
白银价值比例于谷物价值的上升，或者可能完全是由于对这种金属的需求因不断的改良和耕作而增加，而同时供给则保持不变；或者可能完全是由于需求保持不变，而供给则逐渐减少，当时世界闻名的银矿大部分已接近耗竭，因而开采费用大为增加；或者可能是，部分地由于前一种情况，部分地由于后一种情况。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政局趋向于比以前几个世代更加稳定。安全的增加自然会使产业和改良得到增长；对贵金属以及对每一种其他的奢侈品和装饰品的需求自然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每年较大的产出会要求有较大数量的铸币去使之流通；较大数量的富人会要求有较大数量的食用器皿和其他白银装饰品。自然也可以假定，当时向欧洲市场供应白银的大部分银矿可能已经接近耗竭，开采费用更高。它们中间有许多是从罗马人的时代起就已经开采的。
可是，就古代商品价格进行写作的作者，大多数持这种意见：从征服的时候起，或许是从朱利阿？凯撒入侵的时候起，至发现美洲银矿止，白银的价值一直在下跌。他们之所以持这种意见，似乎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偶然对谷物和土地的某些其他天然产物的价格所做的观察；部分地是由于流行的观念，认为在每一个国家，白银的数量随着财富的增加而自然增加时，它的价值也就随着它的数量增加而减少。
在他们对谷物价格所做的观察中，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似乎常常使他们产生误解。
第一，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地租都是用实物支付的，即用一定数量的谷物、牲畜、家禽等等。可是，有时候地主规定，他可以随意要求佃户或是每年支付实物，或是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来代替。支付实物改为支付一定数量货币的价格，在苏格兰称为换算价格。由于接受实物或接受货币总是由地主选择，所以为了佃户的安全，换算价格必须低于而不是高于平均市场价格。因此，在许多地方，它不比平均市场价格的一半高出多少。在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在家禽方面这个习惯仍旧存在，许多地方在牲畜方面也是一样。如果不是由于建立了公定谷价使之停止，这种习惯或许在谷物方面也还在继续有效。公定谷价是根据一个委员会的意见，每年对各种不同谷物、对每一种谷物的不同数量的平均价格，按照每一个县的实际市场价格作出的评估。用每年的公定谷价而不是按任何固定的价格去换算（他们称之为换算）谷物地租，对佃户有充分保障，对地主也比较方便。但是搜集了古代谷物价格的作者们常常把苏格兰所称的换算价格错误地当做实际市场价格。弗利特伍德有一次承认，他犯过这种错误。但是当他为了一个特殊目的而写作时，他在用了15次这种换算价格以后才作出这种承认，每夸特小麦的价格是8先令。在他所研究的第一年即1423年，这个数目包含的银量等于我们现今的16先令。在他所研究的最后一年即1562年，它包含的银量也不比现今同一名义金额多。
第二，他们由于怠惰的抄写人有时用潦草的方式抄写一些古代的法定价格的法律以及立法机关有时实际上用潦草的方式制作这些法律而产生了误解。
古代有关法定价格的法律，似乎在开头总是规定，当小麦和大麦的价格处于最低时，面包和麦酒的价格应当是多少，然后进一步层层规定，当这两种谷物的价格超出最低价格若干时，面包和麦酒的价格应当是多少。然而这种法律的抄写人似乎常常认为，抄头三四种最低的价格也就够了，这样可以节省他们自己的劳动，并且认为（我想）这就足以表明，在所有较高价格的情况下应当遵循的比例是什么。
例如，在亨利三世第51年的面包和麦酒法定价格的法律中，面包的价格按照小麦的不同价格来规定，后者每夸特从1先令到20先令，按当时的货币计算。但在拉夫黑德先生的法律汇编出版以前，所有法律汇编的各种版本均系根据一种抄本，这个抄本的抄写人所抄的这项法律只到12先令的价格为止。因此，有几位作家为这种不实的抄录所误导，非常自然地得出结论说，中等价格，即每夸特6先令，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的18先令，是当时小麦的普通或平均价格。
在大约同时制定的有关囚车和枷的法律中，麦酒的价格是按大麦的价格（每夸特2先令至4先令）每上升6便士来规定的。可是，这里说的4先令并不表明是当时大麦常常升到的最高价格，而只是作为举例，说明在所有其他较高或较低价格的情况下所应当遵循的比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法律的最后这句话看出：“et sic deinceps crescetur vel 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这种表述非常潦草，但意思却很明白：“这样，麦酒的价格应按大麦价格每上升或下降6便士而提高或降低。”在起草这项法律时，立法机关本身似乎也同抄写人在抄写另一项法律中一样的疏忽大意。
在《王位的尊严》（Regiam Majestatem，一本古代的苏格兰法律书）的一种古老抄本中，有一项关于法定价格的法律，面包的价格按小麦的所有不同价格来规定，后者从每一苏格兰波尔（boll，约等于英格兰的半夸特）的10便士至3先令。在被认为是制定这项法律的时候，3苏格兰先令约等于我们现今英币的9先令。拉迪曼先生似乎由此得出结论：这3先令是小麦当时曾经达到的最高价格，而10便士、1先令、最多2先令则是普通价格。可是，查阅抄本后就看得很明白，所有这些价格只是作为举例列出，表明小麦价格和面包价格之间所应遵循的比例。法律的最后一句话是：“religua judicabis secundum prae-scripta habendo respectum ad pretium bladi.”意思是，“你应根据上面所提到的谷物价格来判断其余的情况。”
第三，他们也似乎为小麦在远古时候有时出售得非常低的价格所误导；设想它的最低价格既然比后来低得多，那么它的普通价格也一定比后来低得多。可是，他们可能已经发现，在那些远古时候，小麦的最高价格也比后来高得多，就像它的最低价格比后来低得多一样。例如在1270年，弗利特伍德给我们提供一夸特小麦的两种价格。一种是当时货币4镑16先令，等于现今货币14镑8先令；另一种是6镑8先令，等于我们现今货币19镑4先令。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找不到像这样特别高的价格。谷物的价格虽然在所有的时候都会变动，但在动乱的和没有秩序的社会中却变动最大，在这种社会中所有的商业和交通都被打断，这就使一国的富裕地区无法去救济它的稀缺地区。金雀花王朝统治英格兰从大约十二世纪中叶直至15世纪末。当时英格兰处于混乱状态，一个地区可能丰富，而另一个相隔不远的地区，则可能由于某种季节性事故，或者由于某一邻近贵族的侵入，致使作物被摧毁，遭受一次灾荒的全部恐怖；如果有某一敌对贵族的土地插入其间，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就不能提供任何援助。都铎王朝在15世纪后半叶和整个16世纪统治英格兰，在它的强有力的行政下，没有一个贵族强大到足以敢于破坏公共安全。
读者在本章末可以看到由弗利特伍德搜集的1202-1597年（两年包括在内）的全部小麦价格，经换算为现今货币，并按时间顺序分为7组，每组12年。在每组末，读者可以找到该组12年的平均价格。在这个长时期内，弗利特伍德只能搜集到80年的价格，因此，最后的一组12年中缺少4年的价格。因此，我根据伊顿学院的记载，补充了1598、1599、1600、1601四年的价格。这是我所做的惟一增添。读者可以看到，从13世纪初，直至16世纪中叶以后，每12年的平均价格逐渐变得越来越低；到16世纪末，又开始上升。诚然，弗利特伍德所能搜集到的价格，似乎主要是因其特别贵或特别贱而值得注意的价格；我不敢说能从这些价格得出任何非常肯定的结论。然而，如果它们还能证明任何东西的话，它们可以确证我一直在力图提供的说明。可是，弗利特伍德本人似乎和大多数其他作家一样相信，在这整个时期内，由于白银日益丰富，它的价值一直在下降。他本人所搜集的谷物价格，肯定不和这个意见一致。谷物价格和杜普雷？得？圣莫尔先生的意见完全一致，也和我所力图说明的意见完全一致。弗利特伍德主教和杜普雷？得？圣莫尔先生似乎是以极大的勤勉和翔实来搜集古代事物的价格的两位作者。不免有些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他们的意见非常不同，他们的事实，至少就涉及谷物价格的事实而言，竟是如此准确地彼此契合。
然而，最明智的作者认为在那些很古的时候白银价值很高，不是根据谷物的低价，而是根据某些其他土地产品的低价。据说谷物是一种制造品，在那种未开化的时代，比例于大部分其他商品要贵一些，我想这里指的是，大部分未经制造的商品，例如牲畜、家禽、各种猎物，等等。在那种贫乏和野蛮的时代，这些东西比例于谷物要贱得多，那无疑是真实的。但是这种低廉，不是白银价值高的效果，而是这些商品价值低的效果。不是因为白银在那种时代会比在更加富裕和改良的时代购买或代表更大数量的劳动，而是因为这些商品会购买或代表数量更小得多的劳动。白银在西班牙美洲肯定比在欧洲要便宜些；因为它在生产国比在输入国肯定要便宜些，后者要经过长途海陆运输，要付出运输费和保险费。可是，乌诺阿告诉我们，英币21.5便士不久以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从三四百头牛的牛群中挑选的一头牛的价格。拜伦先生告诉我们，智利首都一匹好马的价格是英币16先令。在一个天然肥沃但绝大部分完全没有开发的国家，牲畜、家禽、各种猎物等等用很小量的劳动就可以获得，所以它们只能购买或支配很小量的劳动。它们出售的低货币价格，不能证明那里的白银真实价值非常高，只能证明这些商品的真实价值非常低。
必须永远记住，劳动，而不是任何一种商品或一组商品，是白银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的真实尺度。
但在几乎荒芜的或只有很少居民的国家，牲畜、家禽、各种猎物等等是自然界的自发的产物，所以自然界的生产数量常常比居民的消费数量要大得多。在这种状态下，供给每每超过需求。因此，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在不同的改良时期，这类商品代表或等于非常不同的劳动数量。
在每一种社会状态下，在每一种改良时期，谷物都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但是每一种劳动的平均产品总是或多或少地与它的平均消费相适应，即平均的供给总是或多或少地与平均的需求相适应。此外，在每一个不同的改良阶段，在同一土壤和气候中生产同等数量的谷物，平均说来，要求将近同等数量的劳动或将近同等数量的价格（两者是一回事）；在一种耕作改良状态中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为牲畜（农业的主要工具）价格的不断提高所抵消。所以，由于这些缘故，我们可以肯定，在每一种社会状态下，在每一个改良阶段，同等数量的谷物，会比任何其他部分的土地天然产物更为接近地代表或等于同等数量的劳动。因此，正如已经指出的，谷物在所有不同的财富和改良阶段，都比任何其他一种商品或一组商品都是更为准确的价值尺度。因此，在所有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我们将白银和谷物比较，比起将它和任何其他一种商品或一组商品比较来，就能对它的真实价值作出更好的判断。
此外，谷物或任何其他人们普通喜爱的植物食物，在每一个文明国家，均构成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主要部分。随着农业的推广，每一个国家的土地所生产的植物食物比动物食物在数量上要多得多，劳动者在到处都是靠这种最便宜最丰富的卫生食品生活。鲜肉，除了在最繁荣的国家，或劳动报酬最高的地方，只占他的生活资料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家禽占的部分更小，猎物不占任何部分。在法国，甚至在苏格兰（劳动在苏格兰比在法国得到较好的报酬），劳动穷人除了在节假日或其他特殊场合，很少吃肉。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更多地依存于谷物（劳动者的生活资料）的平均货币价格，而不是依存于鲜肉或任何其他部分土地天然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因此，黄金和白银的真实价值，即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真实劳动数量，更多地依存于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谷物数量，而不是依存于鲜肉或任何其他部分土地天然产物的数量。
可是，这种关于谷物或其他商品的价格的不很仔细的观察，不至于将许多聪明的作家引入歧途，如果他们不是同时受到一种流行观念的影响的话，这种观念认为，当白银的数量在每一个国家随着财富的增长而自然增长时，它的价值也就随着它的数量增加而减少。然而这种观念似乎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在任何国家，贵金属数量的增加可能是由于两种不同的原因：第一，由于供应贵金属的矿山的丰富程度较大；第二，由于人民财富的增加，这又是由于每年劳动的产品增加。前一种原因无疑地必然和贵金属价值的下降有关，而后一种原因则否。
当发现了比较丰富的矿山而使较大数量的贵金属送入市场、同时它们必须交换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保持不变时，同等数量的贵金属所交换的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一定比从前少。因此，任何国家只要贵金属数量的增长是由于矿山丰富程度的增长，它就必然和贵金属价值的下降有联系。
反之，当任何国家的财富增长时，即当它的劳动的年产物变得越来越多时，就必须有更大数量的铸币来使更大数量的商品流通；人们负担得起，他们有更多的商品用来交换，所以他们购买的金银器皿的数量自然越来越大。他们的铸币数量由于有必要而增加；而他们的器皿数量则由于虚荣和浮华而增加，由于同一原因，精巧雕像、绘画以及各种其他的奢侈品和珍奇品的数量也必然增加。但是，正如雕刻家和画家在富裕和繁荣的时代比在贫穷和萧条的时代所得的报酬不会太少一样，黄金和白银所得的代价在上述时代也不会太低。
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当偶然发现比较丰富的矿山没有使它降低时，由于它随着每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而自然增长，所以，不论矿山的状态如何，在所有的时候它在富国自然比在穷国高。黄金和白银，像所有其他的商品一样，自然要去寻找能得到最好价格的地方，而最能出得起价钱的国家，对每一种东西普通都给予最好的价格。必须记住，劳动是对每种东西所付的最后价格，而在劳动得到同样良好报酬的国家，劳动的货币价格将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成比例。但是黄金和白银在富国所能交换的生活资料的数量自然会比在穷国大，在生活资料丰富的国家自然会比在生活资料供应不足的国家大。如果两国相距很远，差别可能很大；因为，贵金属虽则自然会从较差的市场流入较好的市场，但可能难于大量运输，以使两地价格接近相同的水平。如果两国相距很近，差别就会小些，有时几乎看不出，因为运输容易。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区更为富裕的国家，中国和欧洲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差别非常大。中国的大米比欧洲任何地方都便宜得多。英格兰是一个比苏格兰更为富裕的国家，但是两国谷物的货币价格的差别就要小得多，几乎只能辨认得出来。就数量来说，苏格兰的谷物似乎比在英格兰要便宜得多；但是就质量来说，肯定要略为贵些。苏格兰几乎每年从英格兰输入大量的谷物，每一种商品在输入国普通都比在输出国要贵一些。因此，英格兰的谷物在苏格兰一定比在英格兰贵，但是比例于其质量来说，即比例于从其所能制成的面粉或饭食的数量和品质来说，它普通不能比在市场上和它竞争的苏格兰谷物售价更高。
中国和欧洲劳动的货币价格比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相差更大，因为劳动的真实报酬在欧洲比在中国高，欧洲大部分地区处于进步状态，而中国则处于停滞状态。苏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比英格兰低，因为劳动的真实报酬要低得多；苏格兰虽在变得越来越富，但是速度比英格兰要慢得多。苏格兰人口外迁频繁，而英格兰则人口外迁稀少，足以证明两国对劳动的需求不同。必须记住，不同国家劳动真实报酬的比例，不是由它们的实际富裕或贫困，而是由它们的进步、停滞或衰落的状况来自然调节的。
黄金和白银在最富的国家自然具有最大的价值，所以它们在最穷的国家也自然具有最小的价值。在最穷的野蛮人间，它们根本没有价值。
谷物在大城市总是要比在一国的边远地区贵一些。可是，这并不是白银实际低廉的效果，而是谷物实际最贵的效果。将白银运往大城市并不比运往一国边远地区所费的劳动更少；但运输谷物则所费劳动要多得多。
在某些非常富有的商业国，如荷兰和热那亚地区，谷物昂贵的原因也同谷物在大城市昂贵一样。它们生产的谷物，不足以维持自己的居民。它们富，富在自己的技工和制造人的勤劳和技术，富在能促进和节约劳动和各种机器，富在船舶以及所有其他的运输工具和商业手段；它们在谷物方面穷，必须从遥远的国家将谷物运来，所以除价格以外，还必须支付运输费用。将白银送往阿姆斯特丹并不比送往但泽所费的劳动少，但是运送谷物所费的劳动就要大得多。在这两个地方，白银的真实成本一定将近相同，而谷物的真实成本则一定非常不同。如果降低荷兰或热那亚地区的真实富裕，同时保持它们的居民人数不变，降低它们从遥远国家供应自己的能力，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白银数量的减少（不论是作为衰退的原因还是作为衰退的结果），此时谷物的价格就会升到饥荒时候的价格。当我们缺乏必需品时，我们必须放弃所有的非必需品，后者的价值在丰富的繁荣时期上升，而在贫困和萧条时期则下降。必需品的情况刚好相反。它们的真实价格，即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在贫困和萧条时期上升，在富裕和繁荣时期下降，富裕和繁荣时期总是谷物十分丰富的时期，否则就不可能成为富裕和繁荣的时期。谷物是必需品，而白银则只是非必需品。
所以，不管贵金属的数量如何增长――它在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由于财富和改良的增长而增长，它不论是在大不列颠，还是在欧洲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可能有价值降低的趋势。因此，如果搜集古代物价的人在此期间没有理由根据他们对谷物或其他商品价格所做的任何观察去推论白银价值的降低，他们就更没有理由根据任何假定的财富和改良增长去作出这种推论。
第二时期
但是，不管学者们对第一时期白银价值的变化意见多么不同，他们对第二时期白银价值的变化却是意见一致的。
从大约1570年至大约1640年，在这大约70年的时期内，白银价值和谷物价值的比例，趋势截然相反。白银的真实价值下降，即它所交换的劳动数量比以前少；谷物的名义价格上升，售价不像过去那样普通为每夸特大约2盎司白银，合我们现今货币10先令左右，而是每夸特6至8盎司白银，合我们现今货币30至40先令。
白银价值比例于谷物价值的下降，似乎完全是由于在美洲发现了产量丰富的银矿。因此，每一个人都这样去解释，关于事实以及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从来没有过任何争论。在此期间，欧洲大部分地区在产业和改良方面均在发展，因而对白银的需求一定在增长。但是，看来供给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白银的价值下降很多。可是应当注意，美洲银矿的发现在1570年以前对英格兰的物价没有明显的影响，尽管波多西的银矿甚至在20多年前就已发现。
从1595年至1620年（这两年包括在内），温莎市场最好小麦每9蒲式耳1夸特的平均价格，根据伊顿学院的记载，为2镑1先令6 9/13便士，根据这个数字，不计零数，减去1/9 即4先令7 1/3便士，得出每8蒲式耳1夸特的价格为1镑16先令10 2/3便士。再从这个数字，不计零数，减去1/9或4先令1 1/9便士，即最好小麦与中等小麦价格的差额，得出中等小麦的价格为大约1镑12先令8 8/9便士，合白银6 1/3 盎司左右。
从1621年至1636年（两年包括在内），同一市场上同量小麦的平均价格，根据同一记载，为2镑10先令；从这个数字按上述扣除，得出中等小麦每8蒲式耳1夸特的平均价格为1镑19先令6便士，约合7 2/3盎司白银。
第三时期
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物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在本世纪中白银价值似乎略有上升，或许在上世纪终了之前的一些时候就已开始。
从1637年至1700年（两年包括在内），即上一世纪的最后64年，温莎市场最好小麦每9蒲式耳1夸特的平均价格，根据同一记载，为2镑11先令1/3便士，比16年以前贵1先令1/3便士。但在这64年中发生了两次事变，必然造成了谷物的稀缺远远超过了收成情况所会造成的程度，因此，即使不假定白银价值的进一步降低，也足以说明谷价的这种微小的上升。
第一个事件是内战，它挫折了耕种，打断了商业，必然使谷物价格远远超出收成情况所会造成的程度。它必然对王国的所有不同市场均或多或少产生了这种影响，尤其是对伦敦附近的市场，它们要求从最远的地方得到供应。因此，温莎市场最好小麦每9蒲式耳1夸特的价格，根据同一记载，1648年为4镑5先令，1649年为4镑。这两年的高价比2镑10先令（1637年以前16年的平均价格）超过3镑5先令；将这个金额分摊在上世纪最后64年中，单是这一项差不多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这些年中价格略有上升。可是，这些虽是最高的价格，却决不是似乎由内战造成的惟一高价。
第二个事件是1688年颁发的谷物出口奖金。许多人认为，奖金可以鼓励耕作，在长时期内使谷物产量比通常更为丰富，从而使谷物在国内市场更加低廉。奖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在任何时候产生这种效果，我将在以后考察；我现在只想说，在1688年至1700年间，它还没有时间产生任何这样的效果。在这个短时期内，它的惟一效果必定是，由于鼓励每年剩余产品出口，使丰收年的富余不能补偿歉收年的不足，因而国内市场的价格上涨。1693年至1699年（两年包括在内）英格兰普遍存在的谷物短缺，虽然无疑地主要是由于天时不良，因而扩及欧洲大部分地区，但也一定是由于奖金而略为加剧。因此，1699年对谷物输出禁止9个月。
在同一时期还发生了第三个事件，它虽然不能造成任何谷物稀缺，或许也不能增加通常为谷物支付的白银实际数量，但也必然造成了谷物价格名义数额的某些增长。这个事件就是，由于剪削和磨损，使银币大为贬值。这一事件从查理二世统治的时候开始，直至1695年不断加剧，朗迪斯先生告诉我们，1695年的通行银币比它的标准价值大约降低了25%。但是构成每一种商品市场价格的名义金额，必然不是由银币根据标准所应包含的白银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凭经验发现的它实际包含的白银数量决定的。因此，当银币因剪削和磨损而大为贬值时，同接近它的标准价值的时候相比，上述名义金额必然要高一些。
在本世纪，银币低于它的标准重量从来没有像现时这样严重。但是尽管毁损很大，它的价值却由于它所能兑换的金币的价值而得到维持。因为，虽然在最近重铸以前金币也大为毁损，究竟不及银币那么厉害。相反，1695年的银币价值未能得到金币的维持；当时一基尼普通兑换磨损和剪削的银币30先令。在最近的金币重铸以前，银块的价格每盎司很少超过5先令7便士，这只比铸币厂价格高5便士。但在1659年，银块的普通价格为每盎司6先令5便士，比铸币厂价格高15便士。因此，即使在最近金币重铸以前，金银两种铸币和银块比较，低于其标准价值假定并未超过8%。反之，在1695年，低于这种价值已假定为接近25%。但在本世纪初，即在威廉国王时代大重铸之后，大部分通行银币一定仍然比现在更接近于它的标准重量。在本世纪也没有像内战那样的重大公共灾难，能挫抑耕种或打断国内商业。虽然在这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发放的奖金必然总是使谷物价格略高于在实际耕种情况下所会有的价格，但是，由于在本世纪中奖金已有充分的时间发挥普通归之于它的全部良好效应，即鼓励耕作，从而增加国内市场的谷物数量，根据我在下面将要说明和考察的一种体系的原理，可以假定它已经产生一些影响，一方面使这种商品的价格有所降低，一方面又使它有所提高。许多人假定它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在本世纪头16年中，温莎市场最好小麦每9蒲式耳1夸特的平均价格，根据伊顿学院的记载，为2镑零6 19/32便士，这比在上世纪最后64年大约低10先令6便士，或低25%以上；比1636年以前的16年低大约9先令6便士，此时期美洲丰富银矿的发现可以认为已经充分发挥了它的效用；根据这种记载，在本世纪头64年中，中等小麦每8蒲式耳1夸特的平均价格约为32先令。
因此，在本世纪中，白银价值相对于谷物价值似乎略有上升，或许甚至在上世纪末以前的一些时候上升就已开始。
1688年，格雷戈里？金先生，一个因对这种事情富有知识而著名的人，估计小麦在一般丰收年份的平均价格对生产者为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或每夸特28先令。我理解，生产者价格就是有时所称的合同价格，即农场主和收购人订立的在若干年内交付一定数量谷物的价格。由于这种合同节省了农场主的推销费用和麻烦，合同价格一般比认定的平均市场价格低。金先生认为，1夸特28先令在当时是一般丰收年份的普通合同价格。有人告诉我，在最近一次天时特别恶劣造成的歉收以前，这是所有普通年份的普通合同价格。
1688年对谷物输出颁发了议会奖金。乡村绅士当时比他们在现今仍然占立法机关的多数，他们觉得谷物价格正在下降。奖金是使谷物价格人为地抬高到谷物在查理一世和二世时代通常出售的高价的权宜之计。因此，直到谷价高达每夸特48先令以前都要发给出口奖金，这比金先生在同年所估计的一般丰收年份的生产者价格高20先令，或高5/7。如果他的计算确有几分与其所享有的普遍赞誉相称，那么，除了在特别歉收年份，每夸特48先令在当时如果没有奖金是不能期望达到的价格。但国王威廉的政府当时尚未巩固，它正在恳求乡绅们首次制定年度土地税法，自然无法拒绝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
因此，白银价值相对于谷物价值而言，在上世纪末以前或许已略有上升；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似乎一直在上升，尽管奖金的必然作用，使上升不能按当时实际耕作的情况而大为显著。
在丰收年份，奖金由于造成了特别大量的输出，必然使谷价大大超过在这些年份所应有的水平。但即使在最丰收的年份，也要通过维持谷价来鼓励耕作，乃是奖金制度的公开目的。
诚然，在严重歉收年份，奖金一般停止发放。然而，即使在许多歉收年份，它一定对价格产生了某些影响。由于它在丰收年份造成的大量输出，一定常常使一年的丰收不能弥补另一年的歉收。
因此，不论在丰收年份还是歉收年份，奖金均使谷价超过实际耕作状况自然应有的水平。因此，如果在本世纪头64年中平均价格比上世纪最后64年中低，那么，在相同的耕作状态下，如果不是由于奖金的这种作用，一定还会更低些。
但是，有人主张说，如果没有奖金，耕作的状况就不会相同。这种奖金制度对一国农业的影响究竟如何，我将在下面特别讨论奖金时加以说明。现在我只想说，白银价值比例于谷物价值的上升，并不是英格兰特有的现象。三位忠实、勤勉、辛劳的谷价搜集者，杜布雷？得？圣莫尔先生、麦桑斯先生和一位有关谷物政策论文的作者，曾经观察到法国在同一时期白银价值亦有上升，而且比例亦大致相同。但是法国在1764年以前禁止谷物出口；很难设想，在一个禁止出口的国家所发生的差不多相同的价格下降现象，在另一个国家却是由于特别鼓励出口造成的。
把谷物平均货币价格的变化看做是欧洲市场上白银实际价值逐渐上升的结果，而不是谷物实际平均价格下降的结果，或许更为合适。已经说过，在长时期内，谷物是比白银或任何其他商品更为正确的价值尺度。当发现美洲丰富银矿以后谷物升至以前货币价格的三四倍时，普遍认为这种变化不是由于谷物真实价格的上升，而是由于白银真实价值的下落。因此，如果在本世纪最初64年谷物平均货币价格比上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略有下降，我们也同样应将这种变化不是归因于谷物真实价值的下降，而是归因于欧洲市场上白银的真实价值略有上升。
诚然，过去十年或十二年谷物价格的高昂引起了一种怀疑，究竟欧洲市场上白银的真实价值是否仍在继续下落。可是，谷物的这种高价似乎显然是天时特别不利的效果，因而不应看做是恒久的事件，而只是暂时的偶然的事件。过去十年或二十年中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天时很是不利，波兰的动乱又大大增加了这些国家谷物短缺的程度，它们在谷物昂贵年份常从波兰得到供应。这样长期的天时不良虽然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事件，却也决不是一种稀有的事件；任何对从前的谷物价格史做过研究的人，都不难忆及几个性质相同的实例。此外，异常歉收的十年也不是比异常丰收的十年更为奇怪的现象。1741年至1750年（两年包括在内）的谷价低廉很可以同最近八年或十年的谷价高昂形成对照。1741年至1750年温莎市场最好小麦每9蒲式耳1夸特的平均价格，根据伊顿学院的记录，只有1镑13先令9 4/5便士，这比本世纪头64年的平均价格将近低6先令3便士。在这十年中，中等小麦每8蒲式耳1夸特的平均价格，根据这种记载，只有1镑6先令8便士。
可是，1741年至1750年，奖金一定阻止了小麦价格在国内市场上下降到它自然应有的低水平。在这十年中，各种谷物的输出量，根据海关统计，共达8029156夸特1蒲式耳。为此付出的奖金达1514962镑17先令4 1/2便士。因此，1749年当时的首相佩兰先生对下议院说，过去三年付去了很大的金额作为谷物出口的奖金。他很有理由这样说，在下一年他可能更有理由这样说。单是那一年，付出的奖金达324176镑10先令6便士。更不必说，这种强制的输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使之超过了本来应有的水平。
在本章所附统计表的最后，读者可以看到这十年的统计是独列出的。他还可以看到前此十年单独列出的统计表，其平数低于本世纪头64年的总平均数，虽然不是低得太多。可，1740年是特别歉收的年份。1750年以前的20年很可以同770年以前的20年对照来看。前者大大低于本世纪的总平均，虽然插进了一两年的谷贵年份；后者大大高于这个平均，虽然插进了一两年谷贱年份，例如1759年。如果前者低总平均数的程度不像后者高于总平均数的程度一样大，我们许应当将其归因于奖金。变化显然过于突然，不能归因于白价值的任何改变，白银价值的改变总是缓慢的和逐渐的。效的突发性只能归之于一种可以突然起作用的原因，即天时的外变化。
诚然，在本世纪中，大不列颠劳动的货币价格已经提高。可是，这与其说是欧洲市场上白银价值有任何降低所产生的效果，倒不如说是大不列颠由于巨大的、几乎是普遍的繁荣而产生的对劳动需求增长的效果。在法国这个完全不是那么繁荣的国家，自从上世纪中叶以来，劳动的贷币价格随着谷物平均价格逐渐下降。在上世纪和本世纪，法国普通劳动的日工资据说始终大约等于一塞蒂埃（比四温彻斯特蒲式耳略多）小麦平均价格的1/20。已经说过，大不列颠劳动的真实报酬，即给予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在本世纪中已大为增长。劳动货币价格的上升，似乎不是欧洲一般市场上白银价值下落的效果，而是在大不列颠这个特别市场上由于该国特殊幸运的环境所产生的劳动真实价格上升的效果。
在初次发现美洲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白银继续按它从前的价格或不太低于从前的价格出售。采矿的利润有一个时候很大，远远超过自然利润率。向欧洲输入白银的人不久就发现，全年的输入量不可能按这种高价全部售出。白银所交换的货物数量逐渐变得越来越少。白银价格逐渐变得越来越低，直至降到它的自然价格；即降到仅足以按各自的自然比率，支付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必须支付这些才能将其从矿山送往市场。已经说过，在秘鲁的大部分银矿，西班牙国王课征的相当于总产品1/10的赋税，吞食了土地的全部地租。这种税原来是一半，随后不久降到1/3，然后降到1/5，最后降到1/10，至今仍然维持这个比率。在秘鲁的大部分银矿，在补偿开采人的资本连同其普通利润以后，所剩的也就是1/10了；似乎普遍承认，这种利润过去是很高的，现在已经低到仅能维持开采工作的进行。
西班牙国王的赋税在1504年已降到登记银的1/5，这是1545年波多西银矿发现之年以前的41年。在90年中，或在1636年以前，这些全美洲最丰富的银矿已经有了充足的时间去产生它们的全部效应，即在欧洲市场上使白银价值降低到它再也不能下降的水平，并继续向西班牙国王缴纳这种赋税。90年的时间，足以使任何没有垄断的商品降低到它的自然价格，即一面纳税一面仍然能在长时期内继续出售的最低价格。
欧洲市场上白银的价格或许可能会降落得更低，可能不得不降低银税，不仅要像1736年那样降到1/10，而且要像对黄金那样降到1/20，或是把现在正在开采的大部分美洲银矿关闭。对白银需求的逐渐增长，或者说美洲银矿产品市场的逐渐扩大，或许是阻止这种事态发生的原因，它不仅维持了欧洲市场上白银的价值，而且或许甚至使白银价值比在上世纪中叶左右略有提高。
自从美洲首次发现以来，美洲银矿产品市场逐渐变得越来越大。
第一，欧洲的市场逐渐变得越来越大。自从美洲发现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大有改进。英格兰、荷兰、法兰西和德意志，甚至瑞典、丹麦和俄国，在农业和制造业两方面全都大有进展。意大利似乎也没有退步。意大利的衰落是在征服秘鲁以前。自那时起，它似乎略有恢复。的确，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认为已经落后。可是，葡萄牙只占欧洲的很小一部分，而西班牙的衰落或许并不像普通想象的那么大。16世纪初，西班牙甚至和法国相比也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法国从那时起已经大有改进。查理五世皇帝经常在两国游历，他的众所周知的话是：法国是什么东西都有，西班牙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欧洲农业和制造业产品的增加，必然要求有逐渐增加的银币数量来使之流通；富人人数的增加，也必然要求增加白银器皿和其他装饰品的数量。
第二，美洲本身是它自己银矿产品的新市场；由于美洲在农业、工业和人口方面的发展比欧洲大多数繁荣国家要快得多，它的需求增长也一定要快得多。英格兰殖民地完全是一个新市场；部分地用于铸币，部分地用于器皿，在一个以前从来没有需求的大陆要求有不断增长的白银供应。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大部分也完全是一个新市场。新格拉纳达、尤卡坦、巴拉圭和巴西在被欧洲人发现以前，是野蛮民族居住的地方，他们没有工艺，没有农业。两者在很大程度上现今已被引进所有这些地区。甚至墨西哥和秘鲁，虽然不能算做完全是新市场，但肯定也是比从前大得多的市场。尽管刊行了许多有关这两个国家的古代辉煌状况的奇妙故事，凡是稍有清醒判断能力的人，在读了它们首次被发现和征服的历史以后，显然会觉察到，在工艺、农业和商业方面，它们的居民比现今乌克兰的鞑靼人更为无知。即使是秘鲁人，这两个民族中比较文明的民族，虽然他们也使用金银作为装饰品，却并没有金银铸币。他们的全部商业都是物物交易，因而没有任何劳动分工。耕地的人不得不自行建筑房屋，自行制造家具、衣服、鞋和农业用具。少数工匠据说全由君王、贵族和僧侣供养，或许就是他们的仆人和奴隶。所有墨西哥和秘鲁的古代艺术，从未向欧洲提供过一件制品。西班牙的军队虽然从来没有超过500人，常常不超过半数，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要找到食粮都有极大困难。据说几乎在他们所到之处都遇到饥荒，而这还是在同时被描述为何等人口稠密和耕作良好的国家，这就足以证明，这种有关人口稠密和耕作良好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政府，在许多方面不及英格兰殖民地那样有利于农业、改良和人口。可是，它们似乎在所有这些方面比欧洲任何国家进步更快。所有这些新殖民地都是土壤肥沃，气候良好，土地十分广大和低廉，这样大的优点足以补偿文官政府方面的许多缺点。1713年访问过秘鲁的弗雷齐埃说，利马有25000至28000居民。乌诺阿于1740年至1746年在这个国家居留，他说该市居民有5万以上。他们对智利秘鲁其他几个主要城市的人口的说法，差不多也有类似的差异；由于没有理由怀疑两人的信息准确，只能说它们人口的增长不逊于英格兰殖民地。所以说，美洲是对它自己银矿产品的新市场，其需求一定比大多数欧洲繁荣国家的需求增长更快。
第三，东印度各地是美洲银矿产品的另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从这些银矿首次发现的时候起，就继续吸收越来越多的白银。自那时起，美洲和东印度各地之间通过阿卡普尔科船舶进行的直接贸易一直在增长；而经由欧洲的间接贸易则增长比例更大。在16世纪中，葡萄牙人是与东印度各地进行正规贸易的惟一欧洲民族。在该世纪的最后几年，荷兰人开始打破这种垄断，不到几年就把葡萄牙人逐出了他们在印度的主要居留地。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个民族瓜分了大部分的东印度贸易，荷兰人所占的比例继续增大，而葡萄牙人所占的比例则不断缩小。英国人和法国在上世纪和印度进行一些贸易，这种贸易在本世纪已大为增长。瑞典人和丹麦人的东印度贸易是从本世纪开始的。甚至俄国人也经常和中国进行贸易，通过经由西伯利亚和鞑靼至北京的一种陆地商旅队。所有这些国家的东印度贸易几乎都在不断增长。只有法国人的贸易是例外，这在上次战争中差不多完全被毁灭了。看来似乎是，欧洲所消费的东印度货物增长迅速，使这些货物的销售逐渐扩大。例如，在上世纪中叶以前，茶在欧洲还是很少使用的药物。今天英属东印度公司每年输入供本国人民使用的茶，价值达一年150万镑；即使这样仍嫌不足，还有更多的茶从荷兰各港口，从瑞典的哥登堡，当法属东印度公司营业旺盛时也从法兰西海岸偷运进英格兰。中国瓷器、摩鹿加群岛香料、孟加拉布匹以及无数其他物品的消费，也按将近相同的比例有所增长。因此，东印度贸易中所使用的全部欧洲船舶的吨位，在上世纪的任何一个时间，或许不比英属东印度公司在最近减少其船舶以前所使用的更大。
但在东印度，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斯坦，当欧洲人首次和这些国家贸易时，贵金属的价值都比在欧洲高得多；现在仍然是这样。在产米国，一般每年收获两次，有时三次，每一次都比小麦普通收成更多。食物的富足必然大大超过任何同等面积的产麦国。因此，这些国家人口更为众多。这些国家的富人手中有超过自己所能消费的大量多余粮食可以处理，有办法购买更大数量的他人劳动。因此，根据所有的记载，中国或印度斯坦的显贵们比欧洲最富的人所雇用的家庭仆役数量更多，气派更大。就是这种可以自由处理的大量多余食物，使他们可以付出更大的食物数量，来购买自然提供的数量极为有限的所有珍奇产物，例如贵金属和宝石，这些都是富人竞争的重要对象。因此，虽然供应印度市场的矿山也同供应欧洲市场的矿山一样丰富，这种商品在印度自然会比在欧洲交换更大数量的食物。但是向欧洲供应贵金属的矿山比向印度供应贵金属的矿山产量更丰富一些，而向印度供应宝石的矿山则比向欧洲供应宝石的矿山产量更丰富些。因此，贵金属在印度自然能交换数量稍多的宝石，也比在欧洲能交换数量更多的食物。在印度和在欧洲相比，最大的非必需品即钻石的货币价格要略为低些，首要的生活必需品即食物的货币价格更要低得多。但是已经指出，劳动的真实价格，即给予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数量，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这两个最大的印度市场都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要低。那里劳动者的工资所能购买的食物数量比较少；由于食物价格在印度要比在欧洲低得多，劳动的货币价格在那里就由于双重原因而低一些：由于它所能购买的食物数量少；由于这种食物的价格低。但在技术和勤勉相同的国家，大部分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均与劳动的货币价格成比例；在制造技术和勤勉方面，中国和印度斯坦虽然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差，但也差不了太多。因此，大部分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在这两个大国自然会比欧洲任何地方都低得多。还有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陆路运输的开支提高了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首先将原料，然后将制造品送入市场，须费更多的劳动，因而须费更多的货币。在中国和印度斯坦，内地运输的范围广、种类多，节省了大部分的劳动，因而节省了大部分的货币，从而使它们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降得更低。由于这种种原因，将贵金属从欧洲运往印度，过去一向是，现在也仍然是极为有利可图的。很少有任何其他商品在那里能卖得更好的价格，或者说，比例于它在欧洲所值的劳动和商品的数量而言，能在印度购得或支配更大数量的劳动和商品。将白银运往那里比运黄金更为有利，因为在中国以及印度的大部分其他市场，纯银和纯金的比率仅为10比1，至多是12比1，而在欧洲则为14或15比1。在中国以及在印度的大部分其他城市，10盎司、最多12盎司白银可以购得1盎司黄金，在欧洲则要求有14至15盎司白银。因此，驶向印度的大部分欧洲船舶装载的货物中，白银一般是最有价值的物品之一。它是驶向马尼拉的亚卡普尔科船舶的最有价值的物品。新大陆的白银，按这种方式，似乎是使旧大陆两个极端之间的商业得以进行的主要商品之一；在更大的程度上，正是通过它，世界的这些遥远地区才得以彼此连结起来。
为了供应这种极为广大的市场，每年从矿山运出的白银数量，不仅须足以维持所有繁荣国家在铸币和器皿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且要能弥补所有使用白银国家不断毁损和消耗的白银。
铸币由于磨损、器皿由于磨损和洗涤，其中包含的贵金属的消耗是很大的，单是这种被广泛使用的商品就要求每年有大量的供应。在某些特殊制造品中所消费的金属，整个说来虽然可能不比上述逐渐的消耗大，可是因其特别迅速，所以也就特别明显。单是在伯明翰的制造品中，每年在镀金和包金中使用的金银数量据说超过英币5万镑，这些是无法使之恢复原形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某种观念，世界上所有不同地区在同伯明翰相同的制造品上，或是在镶边、彩饰、金银器、书面和家具等等的烫金上，每年消费的贵金属数量一定是多么巨大。此外，将这些金属通过海上和陆地从一处运往另一处，每年一定也要损失很大的数量。其次，亚洲大多数政府几乎普遍都有在地下埋藏财宝的习惯，随着埋藏人的死亡，常常再也无人知道埋藏的处所，这一定会造成更大数量的损失。
在加的斯和里斯本输入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不仅包括正式登记的，而且包括被认为是走私的），根据可靠的记载，约值每年600万英镑。
梅更斯先生说，每年输入的贵金属，西班牙平均六年中（即从1748年至1753年，两年包括在内），葡萄牙平均七年中（即从1747年至1753年，两年包括在内），白银共达1101107磅重，黄金共达49940磅重。白银按金衡每磅值62先令计算，共值英币3413431镑10先令。黄金按金衡每磅值44基尼半计算，共值英币2333446镑14先令。两项合计为英币5746878镑4先令。他肯定说，正式登记的进口数字是正确的。他提供了黄金和白银从而运来的具体地点以及根据登记的各自的具体数量，十分详细。他还就他认为可能是走私运入的每种金属的数量作出了估计。这位贤明商人的丰富经验，使他的意见具有重大的分量。
根据《欧洲人在两个印度殖民的哲学史和政治史》一书的雄辩的和有时是消息灵通的作者的意见，每年输入西班牙的正式登记的黄金和白银，平均11年中（即从1754年至1764年，两年包括在内），达13984185 3/4 皮亚斯特（十里尔）。可是，由于可能有走私，他假定每年输入总额可能达1700万皮亚斯特，按每皮亚斯特值4先令6便士计算，等于英币3825000镑。他也列举了黄金白银从而运入的具体地点，以及来自各地的每种金属的登记数字。他还告诉我们，如果按向葡萄牙国王缴纳的赋税数量（税率似为标准金属的1/5）来判断每年从巴西输入里斯本的黄金数量，我们可以估定为1800万克鲁查多，或4500万法国里佛，约等于英币200万镑。可是由于可能有走私，他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加上这个数目的1/8，即250000英镑，因此总额为2250000英镑。可见，根据这项记载，每年输入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贵金属总额为6075000英镑。
有人使我确信，还有几种其他非常可靠的记载（虽然是手稿），都同意每年输入总额为平均600万英镑左右，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
每年输入加的斯和里斯本的贵金属，的确并不等于美洲矿山的每年全部产品。第一部分每年通过亚卡普尔科船舶运往马尼拉；有一部分用于西班牙殖民地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之间进行非法买卖；有一部分无疑地留在出产地。此外，美洲的矿山也决不是世界上惟一的金银矿。可是，它们一直是产量最丰富的金银矿。大家承认，已知的其他矿山的产量和美洲矿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大家也承认，美洲矿山产品的大部分每年都运进了加的斯和里斯本。但单是伯明翰的消耗，一年5万镑的数额，就等于每年600万镑输入数额的1/120。可见，在世界上所有使用金银的国家全年消耗的金银总额或许将近等于全年的生产总额。剩下来的就可能仅足以供应所有繁荣国家不断增长的需求。它甚至可能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致使欧洲市场上贵金属的价格略有提高。
铜和铁每年从矿山运往市场的数量比金银的数量大得不可比拟。可是，我们并不因此设想，这些粗金属可能会大大超过需求，或者说会逐渐变得越来越贱。为什么我们要设想，贵金属会是这样呢？诚然，粗金属比较坚固，常做容易磨损的用途；又因其价值较廉，在保管上不须那么小心。然而，贵金属不一定像它们那样永久存在，也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丢失、磨损和消耗。
所有贵金属的价格虽然有缓慢的和逐渐的变化，但是和几乎任何其他部分的土地天然产物的价格相比，逐年的变动较小；贵金属的价格和粗金属的价格相比，更少有突然的变化。金属的耐久性，是这种价格特别稳定的基础。上年送入市场的谷物，在本年度终了以前就将被全部或几乎全部消费掉。但是两三百年前从矿山运出的铁，有一部分可能仍在使用，两三千年前从矿山运出的黄金，或许有一部分也是这样。不同年份供应世界消费的不同谷物数量，总是同这些不同年份各自的产量大体上成比例。但是，在两个不同年份中使用的铁的不同数量，却很少受到这两年铁矿产量偶然不同的影响；而黄金数量的比例，更少受到金矿产量各年不同的影响。因此，虽然大部分金属矿山的产量比大部分谷地的产量逐年的变化更大，这种变化对一种商品的价格却比对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影响不同。
黄金价值和白银价值比例的变化
在美洲矿山发现以前，纯金对纯银的价值由欧洲各造币厂规定的比例为1比10至1比12，即是说，1盎司纯金假定为值10至12盎司纯银。大约在上世纪中叶，这个比例被规定为1比14至1比15，即是说，一盎司纯金假定为值14至15盎司纯银，黄金的名义价值上升，或者说它所换得的白银数量增加。两种金属的真实价值，即它们所能购得的劳动数量均有下降，但白银比黄金下降更多。虽然美洲金矿和银矿的产量丰富超过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金银矿，但是银矿比金矿丰富程度更大。
从欧洲每年运往印度的大量白银，已在某些英格兰殖民地逐渐降低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值。在加尔各答的造币厂，一盎司黄金假定为值15盎司纯银，同在欧洲一样。造币厂的定价同黄金在孟加拉市场上的价值相比或许显得太高。在中国，黄金和白银的比例仍旧是1比10或1比12。在日本，据说是1比8。
根据梅更斯先生的记载，每年输入欧洲的黄金和白银数量的比例为1比22左右；即是说，输入一盎司黄金就有略多于22盎司白银输入。他认为，每年输往东印度的大量白银使留在欧洲的金银数量的比例降至1比14或15，与它们的价值比例相同。他似乎认为，金银价值的比例必然与金银数量的比例相同，因而，如果不是由于白银输出较多，应当是1比22。
但是两种商品价值的普通比例不一定和两种商品普通在市场上的数量的比例相同。一头牛的价格为10基尼，一只羊的价格为3先令6便士，前者约为后者的60倍。由此得出结论说，普通在市场上有1头牛就有60只羊，那是荒谬的；由于1盎司黄金普通能换14至15盎司白银，就得出结论说，普通在市场上有1盎斯黄金就只有14或15盎司白银，也同样是荒谬的。
普通市场上金银数量的比例，比同等数量的金银在价值上的比例可能要大得多。送入市场的全部低廉商品，和送入市场的全部昂贵商品相比，不但数量要多些，而且价值要大些。每年送入市场的全部面包，比每年送入市场的全部鲜肉，不但数量要多些，而且价值要大些，全部鲜肉和全部家禽、全部家禽和全部野禽相比，也是一样。对于低廉商品比对于昂贵商品的顾客更多，售出的廉价商品不但数量较多，而且价值较大。因此，廉价商品与昂贵商品的数量比例，比同等数量的两种商品的价值比例更大。当我们将两种贵金属彼此比较时，白银是低廉商品，黄金是昂贵商品。因此，我们自然应当预期，在市场上，白银和黄金比，不但数量更多，而且价值更大。让任何一个稍许有些金银器皿的人去比较他自己的白银器皿和黄金器皿，他可能会发现，前者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价值上大大超过后者。此外，许多人有大量的白银器皿，却没有黄金器皿；即使是有黄金器皿的人，一般也只限于表壳、鼻烟盒一类小东西，总起来价值不大。诚然，在英格兰铸币中，金币的价值大大超过银币的价值，但所有国家的铸币并非如此。在有些国家的铸币中，金银的价值差不多相等。在苏格兰的铸币中，在和英格兰统一以前，根据造币厂的记载，金币略多于银币，但相差不多。在许多国家的铸币中，银币多于金币。在法国，最大的金额普通都用银币支付，很难找到比在口袋中携带所必要的更多的金币。可是，在所有国家白银器皿在价值上超过黄金器皿，足以补偿在有些国家金币超过银币而有余。
虽然从一种意义说，白银过去一直是，而且或许将来永远是比黄金低廉，但是从另一种意义说，黄金在西班牙市场的目前情况下，或许可以说是比白银略为低廉些。一种商品可以说是贵或贱，不仅是按照它的通常价格的绝对大小，而且是按照通常价格超过最低价格――即在长时期内能将其送入市场的价格――的大小。这个最低价格就是仅足补偿将商品送入市场所必须运用的资本连同它的适度利润的价格。这种价格不能为地主提供任何东西，它只分解为工资和利润，没有地租的地位。但在西班牙市场的目前情况下，黄金比白银肯定更加略为接近这种价格。西班牙国王对黄金的课税仅为标准金的1/20，而对白银的课税则为标准银的1/10。上面已经说过，这种税也构成了西班牙美洲大部分金银矿的全部地租，从黄金得到的赋税收入更不及从白银得到的赋税收入。金矿开采人更少发大财的，他们的利润一般说来比银矿开采人的利润更少。因此，西班牙黄金的价格，因为它所能提供的地租和利润都比较少，一定比西班牙白银的价格更加略为接近可能将其送入市场的最低价格。将一切费用计算在内，在西班牙市场上，全部黄金似乎不能像全部白银那样有利地售出。的确，葡萄牙国王对巴西黄金课征的赋税也同西班牙国王对墨西哥和秘鲁白银旧时课征的赋税完全一样，为标准金属的1/5。因此，可能不能肯定，对一般欧洲市场来说，美洲的全部黄金的价格究竟是否比美洲的全部白银的价格更加接近最低价格。
钻石和其他宝石的价格，或许可能比黄金的价格更加接近于可能将它们送入市场的最低价格。
对一种最合适的课税对象――它不仅只是一种奢侈品和非必需品，而且能提供非常重要的收入――如对白银课征的赋税，当它还有可能征收时，如果将其放弃一部分，那是非常不利的；尽管如此，1763年曾因无力纳税而将税率从1/5降至1/10，同样的原因可能到时候使得有必要将白银的税率进一步降低，就像有必要将黄金税率降到1/20那样。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银矿，如同所有其他的矿山那样，由于开采必须向更深的矿层进行，以及在深层排水和供应新鲜空气的费用越来越大，所以开采变得更加昂贵，这是每一个研究过这种矿山的情况的人都承认的。
这些原因，等于说白银变得越来越稀少（因为当采集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变得越来越困难和费钱时，就可以说是它变得越来越稀少），到时候必然会产生下列三种结果之一。第一，费用的增加必须通过金属价格的成比例的提高去全部予以补偿；第二，必须通过银税的成比例的降低去全部予以补偿；第三，必须部分地通过提价，部分地通过减税去予以补偿。这三种结果是非常可能发生的。就像金税虽然大减，金价比例于银价仍然上涨那样，银税即使同样降低，银价比例于劳动和商品仍然可能上升。
可是，这种不断地减税肯定会或多或少地阻碍欧洲市场上白银价值的上升，虽然不能将其完全制止。由于这种减税，许多从前因付不起旧税而无法开采的矿山现在可以进行开采了；每年送入市场的白银数量一定总是比在其他情况下略大一些，给定数量白银的价值也略低一些。由于1763年的减税，欧洲市场上白银的价值，虽然在今天不比这次减税以前低，或许至少比如果西班牙政府继续强征旧税时会有的情形低10%。
尽管有了减税，白银的价值在本世纪中在欧洲市场上开始略有上升，事实和关于这种事实所提供的论证均使我相信这是真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揣测这是真的，因为就这个问题我们能形成的最好意见或许也不能算做是信念。假定有所上升的话，上升也的确是非常小的；尽管说了这许多话，或许从许多人看来，究竟这种事情是否实际上已经发生，究竟是否发生了相反的事情，究竟欧洲市场上白银价值是否还可能在继续下跌，都还是不能肯定的。
可是，必须指出，不管假定的每年金银进口的数量如何，必定有一个时期，这些金属每年的消费等于其每年的进口。它们的消费必然随它们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或者说增加的比例更大。当它们的数量增加时，它们的价值就下降。对它们使用得越多，关心得就越少，因而它们的消费随着它们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在经过一定的时期以后，这些金属每年的消费按这种方式就变得等于它们的进口，假定这种进口不是在不断增长；可是在现时，进口仍在增长。
当每年的消费与每年的进口相等时，如果每年进口逐渐减少，在一段时间内每年的消费可能超过每年的进口。这些金属的数量可能逐渐地不知不觉地减少，它们的价值逐渐地不知不觉地上升，直至每年的进口再一次稳定为止；此时每年的消费将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自行与每年进口所能维持的程度相适应。
怀疑白银价值仍在继续下降的根据
欧洲财富的增长，以及认为当贵金属的数量随着财富的增长而自然增长时，它们价值也随着它们数量增长而下落这种通俗观念，或许使许多人相信，在欧洲市场上金银的价值仍在继续下落；而土地天然产物的许多部分价格逐渐上升，更使他们坚持这种意见。
我已经力图表明，由于任何国家财富的增长而使贵金属数量增加，并没有使它们价值下降的趋势。金银自然趋向富国，其理由与奢侈品和珍奇品趋向富国相同，不是因为它们在富国比在穷国更为低廉，而是因为它们在那里比较昂贵，或者说能得到更好的价钱。正是价格的优越性吸引着它们；一旦失去这种优越性，它们就会停止前往。
我已经指出，如果你除去谷物及其他由人类劳动生产的植物，那么，牲畜、家禽、各种猎物、地下的有用化石的矿物等等，自然会随着社会在财富和改良方面的进展而变得贵起来。因此，虽然这类商品能比以前交换更多的白银，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白银真正变得更贱了，或者说它能购得的劳动比以前少了，只能说这种商品真正变得更贵了，或者说它们能购得的劳动比以前更多了。在改良推进中，不仅它们的名义价格、而且它们的真实价格都上升了。它们的名义价格的上升，不是白银价值有任何下降的结果，而是它们的实际价格上升的结果。
改良的推进对三类天然产物的不同影响
这些天然产物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类劳动的力量根本无法使之增加的产品。第二类是人劳动的力量能使之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的产品。第三类是人类劳动力量的效力受到限制或不能肯定的产品。在财富和改良的推进中，第一类产品的真实价格可以上升到十分高昂的程度，似乎不受任何确定限度的制约。但是第二类产品的真实价格虽然也可能大大上升，却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它就不可能长时期内维持。第三类产品的真实价格虽然在改良推进中有自然上升的趋势，但在改良的程度相等时，有时价格甚至下跌，有时价格保持不变，有时价格或多或少有所上升，随不同的意外事故使人类劳动的努力在增加这类天然产物时成功的大小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