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
价格在改良推进中上升的第一类天然产物，是人类劳动的力量根本无法使之增加的产品。它们是自然界只生产一定数量的那些东西，它们又非常容易腐烂，不可能把许多季节的产品都积累起来。这就是大部分稀有的奇异的鸟类和鱼类，许多不同种类的猎物，几乎所有的野禽，特别是候鸟，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当财富以及相伴的奢侈增长时，对这些东西的需求也会随着增长，人类劳动的努力不可能使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增长以前的数量。因此，这种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或差不多不变，购买它们的竞争不断加剧，它们的价格可以上升到任何高昂的程度，似乎不受任何一定限度制约。如果丘鹬变得这样风行，每只售价20基尼，人类劳动的努力也不能使它的上市数目大大超过现在的情况。罗马人在他们鼎盛的时代付给珍贵鸟类和鱼类的高价，可以很容易这样去解释。这种高价并不是当时白银价值低的结果，而是这种人类劳动不能随意使之增加的珍奇动物价值高的结果。在罗马共和国没落前后，罗马的白银真实价值比现今欧洲大部分地区高。三塞斯提斯（sestertii），约等于英币六便士，是共和国付给每莫迪斯（modius）或配克的西西里什一税小麦的价格。可是，这个价格或许低于平均市场价格，因为按这种价格交纳小麦的义务被认为是对西西里农民的课税。因此，当罗马人偶尔命令交纳比什一税小麦数目更多的谷物时，按照投降条约须对超过额每配克付给四塞斯提斯，即英币八便士，这在当时或许被看做是适度的和合理的价格，即普通的或平均的合同价格，约等于每夸特21先令。在最近的歉收年份以前，每夸特28先令是英格兰小麦的合同价格，英格兰小麦质量不及西西里小麦，在欧洲市场上普通售价较低。因此，白银价值在古代与现今相比，一定是三对四的反比，即当时三盎司白银所购得的劳动和商品数量与现今四盎司白银所购得的相同。普林尼的书告诉我们，塞伊阿斯（Seius）购买白夜莺一只赠送皇帝阿格利皮纳（Agrippina），价6000塞斯提斯，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50英镑；阿西尼阿斯？塞纳（AsiniusCeler）购买鲱鱼一尾，价8000塞斯提斯，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66镑13先令4便士：尽管这种奇昂的价格使我们感到吃惊，但在我们看来，仍然比它的真实价格约少1/3。它们的真实价格，即为它们而支付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数量，比它们的名义价格在现时向我们所表示的要多出大约1/3。塞伊阿斯为夜莺付出的对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支配数量等于66镑13先令4便士在现时所购到的；而阿西尼阿斯？塞纳为鲱鱼付出的对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支配数量，等于现今88镑17先令9 1/3便士所能购到的。这种价格之所以奇昂，并不是因为白银特别丰富，而是因为罗马人所能支配的超过自己所必需的劳动和生活资料十分丰富。他们所拥有的白银数量，比他们所拥有的同量劳动和生活资料在现今所能换到的白银数量要少得多。
第二类
在改良推进中价格上升的第二类天然产物是人类劳动可能使之随需求的增加而增加的产品。这就是这样一些有用的植物和动物，它们在未开垦的国家，自然界的产量极为丰富，因而价值很小或根本没有价值；当耕种发展时，它们被迫让位于某种更为有利可图的产品。在改良推进的长期过程中，这些产品的数量不断减少，同时对它们的需求则不断增加。因此，它们的真实价值，即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真实数量逐渐上升，直到最后升到如此高度，使它们能像人类劳动在最肥沃和耕种最好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的任何其他东西一样，成为有利可图的产品。当真实价值达到这种高度时，就不能再高了。如果再高，不久就会有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劳动用来增加它们数量。
例如，当牲畜的价格高到使耕种土地来为它们提供食物就像为人类提供粮食那样有利可图时，它就再也不能提高了。如果再提高，不久就会有更多的谷地改成牧场。通过减少野生牧草来扩大耕种，会减少一国不费劳动或不须耕种而自然生产的鲜肉数量；由于增加了拥有谷物或拥有用来交换谷物的代价（二者是一回事）的人数，因而增加了需求。因此，鲜肉的价格，从而牲畜的价格一定逐渐上升，直到如此之高，以致使用土壤最肥沃、耕种最良好的土地来为它们生产牧草也像生产谷物一样成为有利可图。但一定总是要等到改良推进的晚期，耕作才能如此扩大，致使牲畜价格达到这种高度；直至达到这种高度以前，如果国家还在发展，牲畜的价格必定在不断上升。欧洲或许还有一些地区牲畜的价格尚未达到这种高度。苏格兰在和英格兰联合以前，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这种高度。假如苏格兰的牲畜总是只限于在苏格兰的市场上出售，那么，苏格兰的除了饲养牲畜以外别无其他用途的土地比例于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土地而言数量是如此巨大，致使牲畜的价格不可能高到使耕种土地来为它们提供牧草成为有利可图。已经指出，在英格兰，牲畜的价格在伦敦附近似乎在上世纪初就已经达到这种高度，但在大部分比较僻远的各郡达到这种高度的时间或许要晚得多；在某些郡或许至今尚未达到。可是，在组成第二类天然产物的所有生活资料中，牲畜的价格或许是在改良推进中首先达到这种高度的。
的确，在牲畜的价格达到这种高度以前，即使是能进行最佳耕种的土地，大部分也似乎不能获得完全的耕种。所有距离城市遥远以致不能从城市运送肥料的农场，耕种得好的土地数量一定是同农场自己所能生产的肥料数量成比例的，而自行生产的肥料数量又一定是同土地所能维持的牲畜数量成比例的。土地施肥，或是通过在土地上放牧牲畜，得到粪便；或是通过在畜舍饲养牲畜，将其粪便运往土地。但是除非牲畜的价格足以支付耕地的地租和利润，否则农夫无力在耕地上牧养牲畜，更无力在畜舍中饲养它们。只有靠已经改良和耕种的土地的牧草才能在畜舍饲养牲畜，因为在荒芜的未经改良的土地上收集稀少分散的草料要求过多的劳动和过大的用费。因此，如果牲畜的价格不足以支付已经改良和种种的土地牧草（当牲畜在这种土地上放牧时），那么这种价格就更不足以支付必须用大量的额外劳动去收集起来送往畜舍的牧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设置畜舍来有利可图地饲养的牲畜，其数量不可能比耕种所必需的更多。但是这种牲畜数量，决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肥料，使全部可耕地保持良好的状态。它们足以为整个农场提供的肥料，必然被留作耕种起来最为有利和最为方便的那些土地之用，即最肥的、或许是在农舍附近的那些土地。因此，这些土地会经常保持良好状态，并适于耕作。其余大部分的土地则任其荒芜，只能生长一些可怜的牧草，仅足以维持少数散漫的、半饥半饱的牲畜的生存。农场的牲畜数量，比例于其完全耕种所必需的虽嫌不足，比例于其实际产物却又常嫌过多。可是，一部分这样的荒芜土地，在一连六七年处于这种可怜的牧场状态以后，又重新耕种，或许能提供一两造薄收的恶劣燕麦，或一些其他的粗粮；于是，地力完全耗竭，必须休耕，重新用做牧场，转而耕种另一部分土地，直至它也同样地力耗竭，再行休耕。因此，在与英格兰联合以前，苏格兰高地的一般经营方式就是这样。经常施肥和保持良好状态的土地很少超过全部农地的1/3或1/4，有时达不到1/5或1/6。其余的土地全不施肥，尽管其中有一部分也经常耕种，然后地力耗竭。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即使能进行良好耕种的那部分苏格兰土地，所能生产的与可能生产的相比，也是数量很少的。不管这种方式看起来多么不利，但是联合以前的牲畜价格的低廉使之成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以后，尽管牲畜价格大大提高，这种方式却仍然在苏格兰大部分地区流行，其原因，在许多地方无疑是由于无知和遵循旧习，但在大多数地方，则是由于自然的事理反对立即迅速建立良好经营方式的不可避免的障碍：第一，由于租户的贫穷，由于他们还没有时间获得足以更加完全地耕种他们土地的牲畜群，所以，牲畜价格上涨使得维持更多牲畜对他们有利，牲畜价格上涨也同样使他们获得牲畜更为困难；第二，由于他们还没有时间使自己的土地处于合适地维持这种更多牲畜的状态，即使他们能获得这些牲畜的话。牲畜的增加和土地的改良是两件必须同时进行的事情，一件事情不能走在另一件事情前头太远。不增加牲畜，就不能改良土地；而不大大改良土地，又不能大大增加牲畜，否则土地就不能维持它。除了通过长期的节约和勤劳，建立良好经营方式的自然障碍是无法消除的；或许必须经过半个世纪或一个多世纪，逐渐衰落的旧方式才能在一国所有的地区完全废除。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联合中得到的所有商业好处中，牲畜价格的这种上升或许是最大的好处。它不仅提高了所有苏格兰高地地产的价值，而且或许也是整个高地得到改良的主要原因。
在所有的新殖民地，大量的荒芜土地在许多年中除了饲养牲畜以外不能做其他用途，因此不久牲畜就十分繁多，每一件东西如果十分丰富，它的价格就必然十分低廉。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上的全部牲畜虽然最初都是从欧洲运入的，但不久就在那里大量繁殖，以致变得价值微小，甚至马也任凭它在森林中游荡，没有人认为值得去追寻。在初次建立这种殖民地后一定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用已耕土地的产物去饲养牲畜才能变得有利。因此，同样的原因，即缺乏肥料、用于耕种的牲畜和预定要耕种的土地之间的比例失调，可能会导致在那里采用苏格兰许多地区仍在继续采用的那种耕种方式。所以，瑞典旅行家卡尔姆先生在叙述他在1749年所看到的北美一些英格兰殖民地的农业状况时，说他很难发现在那里有英格兰民族的特性，他们对于农业的各个部门本来是极为精通的。他说，他们在自己的谷地里很少使用肥料；当一块地由于连续收获而地力耗竭时，就开辟和耕种另一块新地；当它的地力又耗竭时，就开辟第三块。他们听任自己的牲畜在森林中和荒地上漫游，处于半饥饿的状态；由于春天刈割过早，每年生长的青草，老早以前就几乎全部灭绝，没有时间开花或散布种子。每年生长的青草似乎是北美那一地区最好的青草，常常长得很密，高达三四英尺。当他写作时不能养活一头母牛的土地，他确信以前曾经养活过四头母牛，以前每一头母牛能提供相当于现在一头母牛所能提供的四倍的牛奶。他认为，牧场的贫瘠是造成他们的牲畜退化的原因，牲畜显然一代不如一代。它们很像三四十年前苏格兰到处可见的那种矮小品种，这在苏格兰低地大部分地区今日已得到改良，与其说是由于改变畜种（虽然在有些地方曾采用这种办法），不如说是由于更丰富的饲料。
因此，虽然要等到改良推进的晚期，牲畜的价格才能高到足以使为它们提供饲料而耕种土地成为有利，然而在第二类天然产物的所有不同组成部分中，牲畜或许是首先达到这种价格的，因为在它们达到这种价格以前，改良似乎不可能推进到接近欧洲许多地区已经达到的完善程度。
在达到这种高价的这类天然产物中，牲畜是最先的，而鹿肉则或许是最后的。大不列颠的鹿肉价格不管看来是多么昂贵，却不足以补偿鹿园的开支，这是所有具有养鹿经验的人所熟知的。否则，养鹿不久就会成为普通农作的一个项目，就像在古罗马人中饲养一种称为特蒂（Turdi）的小鸟那样。瓦罗和科拉麦拿告诉我们，那是一种极为有利可图的事情。蒿雀是一种候鸟，飞到法国时很瘦，在法国某些地方将它养肥，据说就是那样。如果鹿肉继续风行，大不列颠的财富和奢侈也像过去一段时间那样增长，鹿肉的价格很可能比今天更贵。
在改良推进中，从牲畜这样一种必需品达到高价到鹿肉这样一种非必需品达到高价，中间一定要经过很长的间隔，其间有许多天然产物也达到它们的最高价格，有的早一些，有的迟一些，依不同的情况而定。
例如在每一个农场，谷仓和畜舍的废物可以养活一定数量的家禽。它们由行将抛弃的东西饲养，只是一种废物利用；它们没有花费农场主什么东西，所以他可以将其廉价出售。他的所得几乎全是纯收益，价格也不会低到使他不去饲养那么多。但在耕种不良因而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不费分文饲养的家禽，常常足以供应全部需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家禽常常和鲜肉或任何其它动物食品一样低廉。但是农场按这种免费方式饲养的全部家禽一定总比农场上生产的全部鲜肉数量少，而在财富和奢侈增长的时候，稀少的东西只要效用相同，总是比普通的东西更加受人喜爱。因此，随着财富和奢侈的增长，由于改良和耕种的推进，家禽的价格逐渐升到鲜肉的价格以上，直到最后达到一种高度，使得为了饲养家禽而耕种土地成为有利可图。达到这种高度以后，家禽的价格就不能再涨。如果再涨，不久就会有更多的土地转作这种用途。在法国有几个省，饲养家禽被认为是农业经济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业，其利润足以鼓励农场主去生产大量玉蜀黍和燕麦来用做饲料。那里的中等农户有时在自己的院子里饲养400只家禽。在英格兰，饲养家禽似乎还没有普遍被看作是这样重要的事情。可是，家禽在英格兰肯定会比在法国贵，因为英格兰从法国得到那么多的供应。在改良推进中，每一种动物食品价格最贵的时期，也自然就是为生产它们而普遍耕种土地的前夕。在这种做法普遍通行以前的一段时间，稀缺必然会提高价格。在这种做法普遍通行以后，普通就会找到新的饲养方法，使农家能在同一面积的土地上生产数量更大的特种动物饲料。动物食品的产量丰富，不但使农场主必须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而且上述改良也使他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出售，如果他不能做到的话，这种丰富程度也不能久长维持。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方式，引进苜蓿、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等，有助于使鲜肉的价格在伦敦市场上比上世纪初略有下降。
猪以粪便为食，贪婪地吞噬每一种其它有用动物所嫌恶的许多东西，它也像家禽一样，最初是利用废物饲养的。在能够这样少费或不费钱饲养的生猪数量足以充分供应需求的时候，猪肉要比任何其他鲜肉低廉得多。但当需求超过这种数量所能供给的时候，即当为饲养和催肥生猪而必须生产饲料的时候，像为了饲养和催肥其它牲畜那样，猪肉价格自然就会上涨，变得在比例上比其他鲜肉的价格高一些或低一些，随国家的自然状态及其农业的状况使养猪比养其他牲畜费钱更多或更少而定。据布丰先生说，法国的猪肉价格差不多等于牛肉价格。在大不列颠许多地区，现在猪肉价格略为高些。
大不列颠生猪和家禽价格的高涨，常常有人归因于佃农和其他小土地占有者人数的减少，这种人数减少是在欧洲每个地区土地改良和耕种改善以前发生的事情，同时也使这些东西的价格提高得更早一些和更快一些。就像最穷的家庭常常能不费分文养活一只猫或一条狗那样，最穷的土地占有者普通也能费钱少或不费钱养活几只家禽或一头母猪和几只小猪。他们自己餐桌上的剩饭剩菜、他们提去奶酪以后所剩的奶浆、脱脂牛奶和提去奶油以后的酸奶能为这些动物提供部分食物，其余食物可以从附近田野上取得，不致对任何人造成明显的损害。因此，减少这些小土地占有者的人数，那种费钱少或不费钱的食物一定会大大减少，因而这些动物的价格一定会更快更早地提高。可是，在改良推进中，这种价格或迟或早总是一定会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的，这种最高价格就是能偿还为给它们提供食物而耕种土地的劳动和支出的价格，像其他大部分耕地所支付的那样。
奶酪业最初也像饲养生猪和家禽那样，是一种利用废物进行的业务。在农场上必须饲养的耕牛，所产牛奶比喂养小牛和供农场主家庭消费者更多，在某一个季节产奶尤多。但在所有土地产品中，牛奶或许是最容易变质的。在温暖季节牛奶最多，很难保存24小时。农场主将一小部分制成新鲜黄油，能贮存一星期；制成加盐黄油，能贮存一年；将大部分制成干酪，能贮存几年。所有这些东西，有一部分能保存起来供他自己家庭之用。一部分送往市场，希望卖到最好的价钱，价钱不可能低到使他不愿把自己家庭消费不了的东西送入市场。的确，如果价钱太低，他会以十分潦草和不干不净的方式去经营他的奶酪业，或许认为不值得专门为它设置一个房间，而只是在自己的满屋熏烟又脏又乱的厨房中进行；三四十年前几乎所有的苏格兰农民奶酪业的情形就是这样，今天有许多奶酪业的情形也还是这样。逐渐提高鲜肉价格的原因，即需求的增长，以及由于国家的改良而使少费钱或不费钱饲养的牲畜数量减少，也同样使奶酪业产品的价格得到提高，奶酪的价格同鲜肉的价格或同饲养牲畜的支出有着自然的联系。价格的提高能偿付更多的劳动、更大的关心和更高度的清洁。奶酪业变得更值得农场主关怀，它的产品质量逐渐得到改进。最后，价格高到足以值得使用土壤最肥沃、耕种最良好土地来饲养牲畜，专供改良和耕种看做是（它肯定是）最大的公共利益，那么所有天然产物价格的提高就不应当被看做是公共灾难，而应当被看做是最大公共利益的先驱和伴随物。
所有各种不同的天然产物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的上升，也不是白银价值有何降低的结果，而是它们的真实价值上升的结果。它们不仅是比以前值更多的白银，而是变得比以前值更大数量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由于将它们送入市场须费更大数量的劳动和生活资料，所以当它们上市时就代表或等于一个更大的数量。
第三类
在改良推进中，价格自然会上升的第三类也是最后一类天然产物，就是在增加其产量中人类劳动的效力受到限制或不能肯定的产品。因此，尽管这类产品的真实价格在改良推进中有自然上升的趋势，但是，各种偶然事故使人类劳动增加产量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功有大有小，所以实际的价格有时甚至下跌，有时在非常不同的改良时期中保持不变，有时在同一时期内或多或少有所上升。
有一些天然产品自然是其他产品的附属物，所以任何一国所能提供的数量必然受其他产品数量的限制。例如任何一国所能提供的羊毛和生皮，必然受到该国保有的大小牲畜数量的限制。而这种数量又是由该国的改良状况和农业性质决定的。
可以设想，在改良推进中使鲜肉价格逐渐提高的原因，对羊毛和皮革也会产生相同的影响，并使它们的价格按大致相同的比例提高。如果在改良最初开始的时候，羊毛和皮革的市场也像鲜肉的市场那样局限在狭窄的范围以内，情形就会是那样。但是它们各自的市场范围，普通是极为不同的。
鲜肉的市场几乎在到处都局限于生产鲜肉的国家。的确，爱尔兰和不列颠所属美洲的一些地区进行大量的盐腌食物贸易，但我相信它们是在商业世界中惟一从事这种贸易的国家，将自己的大部分鲜肉出口到他国。
反之，羊毛和皮革的市场在改良最初开始的时候就很少局限于生产国。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运往遥远的国家，羊毛不必加工，生皮只需稍稍加工；由于它们是许多制造品的原料，他国的产业对它们可能产生需求，虽然在本国没有这种需求。
在耕种不良因而人口稀少的国家，羊毛和皮革的价格在整个一头牲畜的价格中，总是比在改良和人口进步更大因而对鲜肉需求更大的国家所占的比例更大。休谟先生说，在撒克逊时代，羊毛估计占全羊价值的2/5，远远超过了现今所占的比例。据我所得到的确实信息，在西班牙的某些省份，宰羊常常只是为了取得羊毛和羊脂。羊肉常常丢弃在地上腐烂，或任凭野兽和食肉鸟吞噬。如果这种事情甚至在西班牙还有时发生，那么，在智利、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所属美洲的许多其他地区就差不多是经常发生，那里宰杀有角牲畜几乎经常只是为了取得兽皮和兽脂。这种事情也几乎经常在希斯盘纽拉岛发生，那是当它为海盗所侵扰的时候，是在法国人种植园（现已扩展到该岛几乎整个西半部的海岸）的安定、改良和人口状况使西班牙人的牲畜具有若干价值以前，西班牙人迄今不但仍继续拥有东部海岸，而且拥有整个岛屿和该国的山区。
虽然在改良和人口的推进中整个一头牲畜的价格必然上升，但是兽肉的价格可能比羊毛和皮革的价格受到这种上升的影响更大。兽肉的市场在社会的原始状态下总是局限于生产国，它必然随着该国的改良和人口增加而比例地扩大。然而即使是一个野蛮国家，它的羊毛和皮革市场也常常扩大到整个商业世界，它很少随着改良和人口增加而比例地扩大。整个商业世界的状况不会受到任何一国进行改良的多大影响，在改良以后，这类商品的市场可能保持不变，或大致不变。可是，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整个说来，这种市场也会由于改良而略有扩大。特别是，如果以这些商品为原料的制造业在一国发达起来，那么这些商品的市场虽然不会扩大许多，却至少可以比以前更加接近于生产它们的地方，而它们的价格至少可以因节省运往遥远国家的费用而提高。因此，这种价格虽然不能按照鲜肉的比例上升，但是自然应当上升一些，决不应下落。
但是在英格兰，尽管毛织业非常发达，它的羊毛的价格从爱德华三世的时代以来却已经大大下降。许多可靠的记录表明，在这位国王在位的时期（14世纪中叶，或1339年左右），一托德（tod）或80磅英格兰羊毛的适中的和合理的价格不少于当时货币10先令，按每盎司20便士计算，包含白银陶衡6盎司，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30先令。在现时，每托德21先令要算是最佳英格兰羊毛的好价钱。因此，爱德华三世时代羊毛的货币价格与现时羊毛的货币价格相比，为10比7。按真实价格说，前者的优越性更大。按每夸特6先令8便士的麦价计算，10先令在当时是12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按每夸特28先令的麦价计算，21先令在现时只是6蒲式耳的价格。因此，古代和现代羊毛真实价格的比例为12比6，即2比1。在古代，一托德羊毛所购买的食物数量，为现今所能购买的食物数量的2倍，因此，也就是劳动数量的2倍，如果劳动的真实报酬在两个时期完全相同的话。
羊毛真实价值和名义价值的下降，决不可能是由于事物自然发展趋势造成的结果。所以，它是暴力和人为的结果：第一，绝对禁止从英格兰输出羊毛；第二，准许从西班牙免税进口羊毛；第三，禁止爱尔兰向英格兰以外的任何国家输出羊毛。由于这些规定，英格兰羊毛的市场不但没有随着英格兰的改良而略有扩大，反而局限在这样一个本国市场内，它容许几个外国的羊毛来进行竞争，并迫使爱尔兰羊毛来参加竞争。由于爱尔兰的毛织业也受到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对待的充分影响，爱尔兰人对自己的羊毛只能在本国制造一小部分，而不得不将大部分送往大不列颠这个惟一准许进入的市场。
关于古代生皮的价格，我没有找到任何这样可靠的记录。羊毛普通是作为对国王的贡品输纳的，根据它作为贡品的估值，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确定它的普通价格。生皮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但是弗利特伍德根据1425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长和他的一位牧师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生皮在那一特殊场合的价格，至少就其所说的是：5张公牛皮值12先令，5张母牛皮值7先令3便士，36张两岁羊皮值9先令，16张小羊皮值2先令。1425年12先令包含的白银大约和我们现今货币24先令包含的一样多。因此，一张公牛皮在这项记载中价值白银与我们现今货币445先令相同。它的名义价格比现在要低得多。但是按每夸特小麦值6先令8便士计算，12先令在当时能购得14又25蒲式耳小麦，按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计，在现时值51先令4便士。因此，一张公牛皮在当时能购得的谷物，和现今10先令3便士所能购得的相同。它的真实价值等于我们现今货币10先令3便士。在古代，牲畜在冬季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半饥饿状态，我们不能设想它的躯体很大。一张重四口石即常衡16磅的公牛皮在现时不能算是坏牛皮，在古代或许要算是非常好的牛皮。但按每口石半克朗计――这在此刻1773年2月）我理解为普通价格，这样一张牛皮在现时仅值10先令。因此，虽然它的名义价格在现时比在古代高，它的真实价值，即它能购买或支配的真实食物数量在现时却要略为低些。在上述记载中，母牛皮的价格对公牛皮的价格大致保持普通的比例。羊皮的价格则大大超过这种比例。羊皮或许是连同羊毛一道出售的。反之，小牛皮的价格则大大低于这种比例。在牲畜价格非常低廉的国家，不是为了延续畜种而饲养小牛，一般都在很小的时候宰杀，就像苏格兰在二三十年前那样。这就节省了母奶，小牛皮的价格是不足以偿付牛奶的。因此，小牛皮普通所值无几。
生皮价格现在比几年以前要低得多，这或许是由于对海豹不再征税，并于1769年准许在限定时间内从爱尔兰和各民地免税进口生皮。但从本世纪平均来看，它们的真实价格许比在古代略高。生皮的性质不适于像羊毛那样运往远方市。保存起来所受损失更大。用盐腌制的皮革被认为劣于新鲜皮革，售价较低。这种情况必然使生皮在不能自行制造而只出口的生产国有价格下落的趋势，而在能自行制造的生产国有价格上升的趋势。生皮价格在野蛮国家一定有下降的趋，而在进步的和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则有上升的趋势。因此，皮价格在古代一定有下降的趋势，在现代则有上升的趋势。外，我们的制革商不像呢绒商那样，能说服国家的贤明人，使之相信国家的安全依存于他们那个制造业的繁荣。因，他们较少受到重视。的确，生皮的出口受到禁止，并被宣为令人厌恶的事情；但生皮却可以从外国纳税进口；虽这种税不对从爱尔兰和各殖民地进口的生皮征收（仅限期五），但爱尔兰出售剩余皮革即不能在本国制造的皮革却不限于不列颠这个市场。在这几年中，普通牲畜的皮革被列入各殖地不能送往别处只能送往母国的商品名单，在这方面，爱尔兰商业也迄今不曾因要支持大不列颠的制造业而受到压制。
凡是使羊毛或皮革价格降到自然趋势以下的规定，在一个得到改良的和耕种发达的国家都有抬高鲜肉价格的趋势。在改良的耕地上饲养的大小牲畜，其价格一定足以支付地主和农场主有理由从改良耕地上预期获利的地租和利润。如其不然，他们不久就会不再饲养。因此，这个价格中羊毛和皮革所没有支付的部分，必须由兽肉来支付。一方面支付得少，另一方面就必定支付得多。这个价格在牲畜的各个部分如何分摊，地主和农场主是不关心的，只要全数付给他们就行。在一个得到改良和耕种发达的国家，地主和农场主的利益不可能受到这类规定的多大影响，虽然他们作为消费者，其利益可能因食物价格上升而受到影响。在未经改良和耕种不发达的国家情况完全不同：那里大部分土地只能饲养牲畜，别无其他用途；而羊毛和皮革则构成牲畜价值的大部分。作为地主和农场主，他们的利益受到这类规定的很大影响，而作为消费者则受到的影响很小。在这种情况下羊毛和皮革价格的下降不会抬高兽肉的价格，因为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只用来饲养牲畜，所以相同数量的牲畜会继续被饲养。相同数量的鲜肉会继续被送入市场。对鲜肉的需求不比从前更大。因此，价格也一定和从前一样。整个一头牲畜的价格会下降，随之，以牲畜作为主要产品的全部土地即一国的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润也会下降，永久禁止输出羊毛普通（但非常错误地）归咎于爱德华三世，这种禁令在国家当时的情况下，是所能想到的最具破坏性的规定。它不仅会减少王国大部分土地的实际价值，而且由于降低最重要的一种小牲畜的价格，会大大阻碍土地的进一步改良。
同英格兰联合的结果，苏格兰羊毛的价格大为跌落，因为羊毛被排除在欧洲大市场以外，只局限于大不列颠这个狭小市场。苏格兰南部各县主要养羊，其大部分土地的价值必定会受到这种联合的非常深刻的影响，要不是鲜肉价格的上升完全补偿了羊毛价格下跌的话。
人类劳动在增加羊毛或皮革的数量方面，其实效一方面受到限制，因为它依存于本国所产牲畜的数量；另一方面不能确定，因为它依存于其他国家所产牲畜的数量。就后者说，与其说是依存于外国所产羊毛或皮革的数量，不如说是依存于它们是否自己制作或是否认为应当限制这类天然产物出口。这些情况是与本国的劳动毫不相关的，所以必然使本国劳动所做努力的功效或多或少不能确定。因此，在增加这类产品中，人类劳动的实效不仅受到限制，而且不能确定。
在增加另一类重要天然产物即上市鱼类的数量中，人类劳动的效力也是既受到限制而又不确定的。它由于一国的地方情况，由于该国不同省区与大海的接近或远离，由于它的湖泊与河流的数目，由于这些海域、湖泊与河流生产这类天然产物的所谓丰富或贫乏而受到限制。当人口增加时，当一国土地和劳动每年的产物变得越来越多时，就有更多的人买鱼，这些购买者也拥有较大数量和较多种类的其他货物或较大数量和较多种类的其他货物的价格（二者是一回事）。但是不使用比供应狭小的和有限的市场所要求的劳动在比例上更大数量的劳动，一般就不能供应巨大的和扩展的市场。一个每年只需要1000吨鱼的市场变得需要1万吨鱼时，不使用十倍以上的相当于以前足以供应的劳动量就不能供应现在的需要。鱼一般必须从比较远的地方去寻求，必须使用比较大的船舶，必须使用各种更费钱的机械。因此，这种商品的真实价格自然会在改良推进中上升。我相信在每一个国家发生的情况多少都是这样。
尽管每天捕鱼的多少是一件非常不确定的事情，但是，假定一国的地方情况不变，那么，人类劳动在将一定数量的鱼送入市场中的一般效力，就一年或一连数年而论，或许可以设想为足够确定的；这种效力无疑地在事实上正是如此。可是，由于它更多地依存于一国的地方情况而不是依存于该国的财富和劳动状况，所以它在不同的国家在非常不同的改良时期可能是完全一样的，而在同一时期则是非常不同的；它同改良状况的联系是不确定的，我在这里要谈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在增加从地下采掘的各种矿物和金属特别是贵金属的数量时，人类劳动的效力似乎不受限制，但完全是不确定的。
任何一国拥有的贵金属的数量，不受它的地方情况中任何事情的限制，例如它自有矿山的产量丰富或贫瘠。这种金属在没有矿山的国家常常很丰富。它在每一个国家的数量似乎依存于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依存于它的购买力，依存于它的劳动的状况，依存于它的土地和劳动每年的产品，由此它能使用或大或小数量的劳动和生活资料，去从自己的矿山或他国的矿山取得或购买像黄金白银这样的非必需品；第二，依存于恰巧在任何时间以这种金属供应商业世界的矿山的丰富或贫瘠。这些金属在离矿山最远的国家的数量，由于这种金属运输容易和运费低廉，由于它们体积小价值大，必然多少受到这种矿山产量丰富或贫瘠的影响。它们在中国或印度斯坦的数量，必然多少受到美洲矿山产量丰富的影响。
就它们在任何一国的数量依存于两种情况中前一种情况（购买力）而言，它们的真实价格，像所有其他奢侈品和非必需品的真实价格一样，可能随一国的财富和改良而上升，随它的贫穷和衰退而下降。有大量的劳动和生活资料可以舍弃的国家，比起只有小量的劳动和生活资料可以舍弃的国家来，能花费较大数量劳动和生活资料去购买任何数量的这种金属。
就它们在任何一国的数量依存于两种情况中后一种情况（供应商业世界的矿山产量丰富或贫瘠）而言，它们的真实价格，即它们所购得或交换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真实数量，无疑地将随产量的丰富而或多或少下降，随产量的贫瘠而或多或少上升。
可是，在任何时候恰巧供应商业世界的矿山是丰富还是贫瘠，是一种同一国的劳动状况显然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它似乎和一般世界的劳动状况也没有非常必然的联系。诚然，当技术和商业逐渐推广到地球上越来越大的地区时，寻找新矿的工作在比较广大的面积上进行，比起局限于狭小的范围来，成功的机会可能要大些。可是，当旧矿逐渐耗竭时，新矿的发现是一件最不确定的事情。人类的技能或劳动是无法保证的。大家承认，所有的迹象都是可疑的，只有新矿的实际发现和成功开采，才能确定它的实际价值甚至它的存在的真实性。在寻找的过程中，人类劳动的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都是没有一定限度的。在一两个世纪中，可能发现比任何已知矿山更为丰富的新矿；同样可能的是，那时的最丰富的矿山可能比美洲矿山发现以前正在开采的矿山更为贫瘠。这两种事件究竟是哪一种发生，对于世界的真实财富和繁荣，即对于土地和人类劳动每年产品的真实价格是毫不重要的。它的名义价值，即表示或代表这种每年产品的金银数量，无疑地将非常不同，但是它的实际价值，即它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实际劳动数量却会完全一样。在前一种情况下，一先令所代表的劳动可能不多于现时一便士所代表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便士所代表的劳动可能和现时一先令所代表的一样多。但是在前种情况下，口袋中有一先令的人不比现时有一便士的人更富；在后一种情况下有一便士的人也同现时有一先令的人一样富。世界从一种事件中所得到的惟一好处，就是金银器皿的低廉和众多；从另一种事件中所遭受的惟一不便是这些东西的昂贵和稀少。
关于白银价值变动的离题论述的结论
搜集古代事物的货币价格的作者们，大多数似乎认为，谷物和一般货物的货币价格的低廉，换言之，金银价值的高昂，不仅是这些金属稀少的证明，而且是当时这个国家贫穷和野蛮的证明。这种观念是同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相联系的：这种体系认为国民财富即是金银的丰富，国民贫穷即是金银的稀少；我将在本书第四编详细说明和考察这种体系。我现在要说的是，任何一国贵金属价值的高昂并不能证明它的贫穷或野蛮。那只能证明当时供应商业世界的矿山的贫瘠。穷国由于无力比富国购买更多的金银，所以它也无力付出更高的价钱。因此，这些金属的价值在穷国不会比在富国更高。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区更富得多的国家，贵金属的价值在中国却比在欧洲任何地区更高得多。的确，自从美洲矿山发现以来欧洲的财富已大为增加，同时金银的价值已逐渐下降。但是金银价值的下降并不是由于欧洲真实财富的增加或欧洲土地和劳动每年产物的增加，而是由于偶然发现了比以往所知道的更为丰富的矿山。欧洲金银数量的增加，与欧洲制造业和农业的增长，虽然是差不多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却是各自由非常不同的原因引起的，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自然的联系。前一件事情只是偶然发生的。深谋远虑和政策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用；后一件事情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和建立了这样一种政府，这种政府为劳动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惟一鼓励，即它能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某种差强人意的安全。波兰由于封建制度继续存在，所以迄今仍然像在美洲发现以前那样是一个赤贫的国家。可是在波兰也像在欧洲任何地区一样，谷物的货币价格已经上升，贵金属的实际价值已经下降。可见，那里贵金属的数量一定也像别的地方一样已经增加，贵金属同土地和劳动每年产品的比例也一定大致相同。可是，这种贵金属数量的增加似乎并没有增加那种每年的产品，也没有改善该国的制造业和农业，更没有改进它的居民的环境。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拥有矿山的两个国家，是继波兰之后欧洲的两个最穷的国家。可是，贵金属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价值一定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地区都低；因为贵金属是从这两国运往所有欧洲其他地区的，不仅要负担运费和保险费，而且还因出口被禁止或要课税，也要负担偷运的费用。因此，金银数量对土地和劳动每年产品的比例，在这两国一定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地区大，可是它们却比欧洲大部分地区都穷。虽然封建制度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废除，却没有由一个更好的制度来代替。
可见，就像金银价值低廉不是一国财富和繁荣状况的证明一样，金银价值昂贵或一般货物尤其是谷物货币价格低廉也不是一国贫穷或野蛮的证明。
但是，虽然货物尤其是谷物货币价格的低廉不是一国贫穷或野蛮的证明，某些特种货物如牲畜、家禽、所有各种猎物等等的货币价格比例于谷物的货币价格的低廉，却是贫穷和野蛮的决定性证明。它清楚地表明，第一，它们比谷物更为丰富，它们所占的土地比谷物所占的土地面积更大；第二，这种土地比谷地的价值更为低廉，可见该国有绝大部分土地处于未耕种和未改良的状态。它清楚地表明，该国的牲畜和人口对它的领土的比例和文明国家的普通比例并不相同，当时该国的社会还处于幼稚状态。从一般货物尤其是谷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我们只能得出当时以金银供应商业世界的矿山是丰富还是贫瘠的结论，不能得出一国是富还是穷的结论。但是从某种货物的货币价格比例于其他货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我们可以按几乎接近于必然性的或然性的程度，得出结论说该国是富还是穷，它的大部分土地是已经改良还是没有改良，它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野蛮国家还是一个或多或少的文明国家。
完全由于白银价值降低所造成的货物货币价格的上升，会同等地影响到所有的各种货物，使它们的货币价格普遍上升1/3、1/4或1/5，依白银的价值比以前降低1/3、1/4或1/5而定。但是粮食价格的上升――这已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题目――并不会同等地影响到所有的各种食物。就本世纪的平均情况来看，谷物价格的上升比某些其他食物价格的上升小，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即使是将这种上升归因于白银价值下跌的人也不例外。可见，其他食物价格的上升不能完全归因于白银价值的下跌。必须考虑其他的原因，而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原因，或许不必去假定白银价值的下跌，就足以解释那些特种食物的价格比例于谷物价格实际已经上升的原因。
就谷物本身的价格而论，它在本世纪头64年中，在最近的特别严重的歉收年份以前，比在上世纪最后64年略为低一些。这个事实的证明，不仅有温莎市场的价格表，而且还有苏格兰所有各郡的公定谷价表，有法国几个不同市场的账目，这是麦桑斯先生和杜普雷？得？圣莫尔先生十分勤勉地和翔实地搜集到的。在自然难于确证的这样一件事情上，证据比所能预期的更为充分。
至于最近10年或12年的谷价高昂，可以由年成不好来充分证明，不必假定白银价值有任何跌落。
可见，关于白银价值正在继续下落的意见似乎没有任何健全的观察做基础，不论是根据谷物的价格，还是根据其他食物的价格。
或许可以说，即使根据这里所提供的记载，同量白银所能购到的几种食物的数量也比在上世纪某些时候所能购到的要少得多，去确定这种变化是由于这些货物价值的上升抑或是由于白银价值的下落，只是作出一种徒然无用的区分，对于只有一定数量的白银去到市场的人或只有某种固定货币收入的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我肯定不能说，知道这种区分就能使他以较低的价格买到谷物。但是也不能说，这种知识因此就没有用处。
它很容易证明一国的繁荣状况，这就可能对公众有些用处。如果某些种食物价格的上升完全是由于白银价值的下落，那就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从它只能得出美洲银矿产量丰富的结论，而不能得出别的什么结论。尽管有了这种情况，国家的实际财富，即它的土地和劳动每年的产品，可能正在逐渐下降，如在葡萄牙和波兰；或是正在逐渐上升，如在欧洲大部分其他地区。但是如果某些种食物价格的上升是由于生产它们的土地的真实价值上升，由于它的肥沃程度提高；或者说，是由于更加扩大的改良和良好耕作的结果，使土地更适于生产谷物：那就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它十分清楚地表明该国处于繁荣和进步的状态。土地构成每一个大国财富的最大的、最重要的和最持久的部分。能为一国财富的最大的、最重要的和最持久的部分的价值增长提供一种这么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明，对公众肯定是有些用处的，至少说，可能使公众感到一些满足。
这种区分在规定某些低级雇工的货币报酬时，对公众可能有些用处。如果某些种食物价格的上升是由于白银价值的下落，那么他们的货币报酬，如果以前不是太大的话，肯定应当按下落的比例予以增加。如果不予增加，他们的真实报酬显然就会成比例地下降。但是如果食物价格的上升是由于生产它们的土地价值的增长，即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的改进，那么，究竟应当按照什么比例来增加这种货币报酬，甚至究竟应不应当增加，就比较难于判断了。改良和耕种的扩大必然比例于谷物的价格或多或少地提高每一种动物性食物的价格，所以我相信它也必然会降低每一种植物性食物与谷物对比的价格。它提高动物性食物的价格，因为用来生产它的土地大部分已变得适于生产谷物，必定能为地主和农场主提供谷地的地租和利润。它降低植物性食物的价格，因为通过提高土地的肥力，它就提高了土地的丰产程度。农业的改良也会引进许多种比谷物需用的土地少、需用的劳动不更多的植物性食物，它们在市场上的价格比较低廉。这就是马铃薯和玉蜀黍或所谓印度谷物这两种最重要的改良，是欧洲农业或欧洲本身从它的商业和航运的巨大扩张得来的。此外，有许多种植物性食物，在原始农业状态下仅限于在菜园中用锄头生产，在农业改良状态下引进了在普通的田地里用犁来生产，例如芜菁、胡萝卜、包心菜等等。因此，在改良推进中，如果一种食物的真实价格必然上升、另一种食物的真实价格必然下降，那就很难判断，究竟一种的价格上升在多大程度上为另一种的价格下降所抵消。当鲜肉价格一旦升至最高限度（或许除了猪肉以外，每一种鲜肉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就已达到这种高度），嗣后任何他种动物性食物价格的上升就不会对下层人民的状况产生多大影响。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穷人的状况，不会受到家禽、鱼类、野禽、鹿肉价格上升的多大困扰，因为他们可以从马铃薯价格的下降得到补救。
在目前的歉收年份，谷物价格高昂无疑地使穷人受到困扰。但在一般丰收年份，当谷物处于其普通和平均价格时，任何其他天然产物价格的自然上升对他们都不会有多大影响。他们或许由于某些制造品因课税而人为地上升遭受痛苦，如食盐、肥皂、皮革、蜡烛、麦芽、啤酒、麦酒等等。
改良推进对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但是，改良的自然影响，是逐渐降低几乎所有制造品的真实价格。所有的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几乎毫无例外地均会降低。由于更好的机器、更高的熟练程度、更适当的分工和工作分配，改良的这种种自然的效应，使执行任何一项具体工作的需要的劳动量大为减少；虽然社会的繁荣状态必然使劳动的真实价格上升很多，但是劳动量的大大减少一般足以抵消价格中可能发生的最大上升而有余。
的确，有少数的制造品，原料真实价格的必然上升会抵消改良所能引进工作执行中的全部好处而有余。在一般木匠和细工木匠的工作中，在精细家具制作的粗活中，木材的真实价格由于土地改良而必然上升，会抵消从最好的机器、最大的熟练程度、最适当的分工和工作分配所得到的全部好处而有余。
但在所有其他原料真实价格根本没有上升或上升很少的场合，制造品的价格下降很多。
在本世纪和上世纪中，以粗金属为原料的制造品的价格下降最为显著。上世纪中叶用20镑才能买到的一只走得较好的手表，现在或许用20先令就能买到。在刀匠和锁匠的制品中，在所有用粗金属制成的玩具中，在所有普通称为伯明翰产品和设菲尔德产品的货物中，价格均大为下落，尽管没有手表价格下落那么多。可是这已经使欧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感到吃惊，他们在许多场合承认，他们用双倍甚至三倍的价格，也生产不出同样好的制品。或许没有一种制造品能比用粗金属做原料的制造品能做进一步的劳动分工，能使用改良程度更大的机器。
在同一时期，毛织业中价格没有那样显著的下降。反之，有人告诉我，上等呢绒的价格在最近25年或30年中，比例于它的质量略有上升，据说这是由于原料价格的大大上升，这种原料完全是西班牙羊毛。据说完全用英格兰羊毛制成的约克郡呢绒，在本世纪内，价格比例于其质量已大为下降。可是，质量是那么一种有争议的事情，所以我把所有这类信息看做是不很确实的，在毛织业中，现在的劳动分工同一个世纪前差不多，使用的机器也没有多大不同。可是二者可能均有小小的改进，这可能使毛织品价格略有下降。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制造品现时的价格和它在15世纪末那个较早时期的价格比较――当时劳动分工或许不及现在细，使用的机器也不及现在完善，那么价格下降就会显得十分明显和不可否认。
1487年即亨利七世第4年的法律规定，“凡是零售上等红花呢或其他上等花呢每宽码在16先令以上者，所售每码罚款40先令。”可见，16先令，含银量约与我们现今货币24先令相同，在当时被看做是一码上等呢的合理价格；由于这是一项提倡节约的法律，这种呢绒在此以前通常或许售价略为贵些。现今一基尼可以算做是最高价。现时呢绒的质量很可能要好得多，即使假定质量相等，上等呢绒的货币价格自15世纪末以来也已经大大下降。而它的真实价格则下降更多。6先令8便士在当时及随后很久算是一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因此，16先令就是2夸特3蒲式耳多小麦的价格。现时小麦按每夸特28先令计，一码上等呢绒的真实价格在当时至少等于现今货币3镑6先令6便士。购买的人所放弃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数量一定和3镑6先令6便士在现时所能支配的一样多。
粗呢的真实价格虽然也下降很多，却不及上等呢绒下降那么大。
1463年即爱德华四世第3年的法律规定，“凡农业雇工、普通劳动者，住在城市或乡镇以外的工匠的雇工均不允许在他们的衣服中使用或穿着每宽码二先令以上的呢绒。”爱德华四世第3年2先令包含的白银量和我们现今货币4先令一样多。但现今按4先令一码出售的约克郡呢，或许比当时供极贫一级雇工使用的粗呢在质量上要优越得多。可见，即使是他们衣服的货币价格，比例于其质量而言，在现时也比在往昔便宜，真实价格肯定更要便宜得多。10便士在当时算是一蒲式耳小麦的适中的和合理的价格。因此，2先令是2蒲式耳和将近2配克小麦的价格，这在现时按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计，值8先令9便士。购买这样一码粗呢，贫穷雇工所必须付出的对生活资料数量的购买力等于现时8先令9便士所能购买的东西。这也是一项提倡节约的法律，限制穷人的奢侈和浪费。因此，他们的衣服普遍更加费钱。
同一项法律规定，禁止同一等级的人民穿着价格超过14便士的长袜，约等于我们现今货币28便士。14便士在当时是1蒲式耳和将近2配克小麦的价格，这在现时，按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计，值5先令3便士。我们在现时应当把5先令3便士一双长袜看做对最穷的最低级的雇工来说是非常高的价格。可是，他在当时一定为一双长袜付出了实际等于这种价格的东西。
在爱德华四世的时代，欧洲任何地区或许都不知道编织长袜的技艺。他们的长袜都是用普通呢绒制成的，这或许是长袜价格昂贵的原因之一。在英格兰，第一个着编织长袜的人据说是伊丽莎白女王，她从西班牙大使得到这种赠品。
但在粗细毛织业中，所使用的机器在古时都不及现今完善。此后它获得了三项重大的改进，此外或许还有许多较小的改进，其数目或重要性均难于确定。这三项重大的改进是：第一，用纺条纺锤代替纺轮，同量劳动可以完成双倍以上的工作量；第二，使用几种非常巧妙的机器，在更大的比例上便利和简化了绒线和毛线的卷绕，或使经纬线在装入织机以前得到适当的安排；这种操作在这些机器发明以前，一定是非常繁琐和困难的。第三，使用漂布机浆洗呢绒，去代替在水中践踏。在16世纪初这么早的时候，英格兰还不知道有风车和水车；就我所知，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任何地区也不知道。它们在早些时候被引进意大利。
这些情况的考虑，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说明，为什么粗呢和细呢的真实价值在古代要比在现今昂贵得多。当时须费更大的劳动量才能将货物送入市场。因此，当它们被送入市场后，必须购买或交换更大数量劳动的价格。
粗呢制造业在古代英格兰的运作方式，或许同在工艺和制造还处于幼稚阶段的任何国家一样。它或许是一种家庭工业，工作的每一部分都是由私人家庭的所有成员偶尔完成的；只是在他们没有别的事要做时才去做这种工作，这并不是他们从而获得大部分生活资料的主要业务。用这种方式完成的制品，上面已经指出，比起作为工人生活资料主要或惟一来源的制品来，在市场上售价总是要低廉得多。反之，精毛织品当时不是在英格兰制造的，而是在法兰德这个富裕的商业国制造的，当时在那里或许像现在一样是由从而获取全部或大部分生活资料的人制造的。此外，它是一种外国制造品，至少须向国王缴纳一种古老的关税，即吨税和磅税。诚然，这种税或许不是很重。当时欧洲的政策不是要用重税限制外国制造品进口，而是要鼓励这种进口，使税率尽可能轻，以便商人能向达官显贵供应他们所需要而本国劳动不能提供的便利品和奢侈品。
这些情况的考虑，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说明，为什么当时粗呢的真实价格，比例于精呢而言，比在现时要低得多。
本章结论
我将以下面的话来结束这很长的一章：社会状况的每一种改良，均会直接或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即增加地主的真实财富，他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产品的购买力。
改良和耕种的扩大会直接提高真实地租。地主在产品中的份额，必然随着产品的增长而增长。
土地天然产物中有些部分的真实价值的上升，首先是改良和耕种扩大的结果，随后又是改良和耕种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例如，牲畜价格的上升也会直接地并且依更大的比例提高土地的地租。地主份额的真实价值，即他对他人劳动的真实支配力，不仅随着产品的真实价格上升，而且他的份额对整个产品的比例也会随着产品的真实价格上升。这种产品在它的真实价格上升以后，不要求有比以前更多的劳动去收集它。因此，它的一小部分就足以偿付雇用这种劳动的资本连同普通利润。所以，它的大部分必然属于地主。
所有劳动生产力中的改进都会降低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因而会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地主用超过自己消费的那一部分天然产物或那一部分产物的价格（二者是一回事）去交换制造品。凡是降低制造品真实价值的事情，都会提高天然产物的真实价值。等量的天然产物等于更大数量的制造品。地主因而能购买更多的他所需要的便利品、装饰品或奢侈品。
社会真实财富的增加，社会中雇用有用劳动数量的增加，会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这种劳动量有一部分必然归于土地。有更多的人和牲畜用来耕种土地，产品就会随着用来生产它的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而地租则随着产品的增加而增加。
反之，相反的情况，即忽视耕种和改良，土地天然产物任何一部分真实价格的下降，制造品真实价格由于制造技术和产业的衰落而上升，社会真实财富的减少，凡此种种，均会降低土地的真实地租，减少地主的实际财富，降低他对他人劳动或劳动产品的购买力。
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这种年产物的全部价格（二者是一回事），自然分成三部分，上面已经提到：土地的地租、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它们构成三个阶级的人民的收入：靠地租生活的人，靠工资生活的人和靠利润生活的人。这是每一文明社会的三个巨大的、基本的组成阶级，从他们的收入所有其他阶级得到自己的收入。
从刚才说过的话可以看出，这三大阶级中第一个阶级的利益同社会的一般利益是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凡是促进或妨碍一种利益的事情，必然会促进或妨碍另一种利益。当公众商讨有关商业和政治的规定时，土地所有人从促进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是不可能起误导作用的，至少是在他们对这种利益还有相当认识的时候。的确，他们常常太缺乏这种初步认识了。他们在三个阶级中是惟一的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未费自己的劳动，亦没有要自己去操心，而仿佛是自行来到手中，不依靠他们自己的任何规划或设计。由于他们处境的容易和安全所自然形成的懒惰，使得他们常常不仅是无知，而且不会运用思考，而要预见和理解任何公共规定的效果，运用思考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阶级即靠工资生活的人的利益，和第一个阶级的利益一样，也是和社会的利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已经说过，劳动者的工资，当对劳动的需求不断上升时，或当雇用劳动的数量逐年大大增长时，就会达到从来未有的高度。当社会的这种真实财富处于停滞状态时，他的工资不久就会降到仅足使他能赡养家庭，或延续劳动者种族的地步。当社会衰落时，工资甚至还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土地所有人阶级从社会繁荣的所得或许比劳动者阶级更多，但是没有一个阶级比劳动者阶级从社会衰落中受害更大。可是劳动者的利益虽然和社会利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他却既不能了解这种社会利益，也不能理解它和自己利益的联系。他的处境让他没有时间去接受必要的信息，即使他有了充分的信息，他所受的教育和所形成的习惯普通也使他不适于作出判断。所以，在公共讨论中，他的声音很少被人听到或较少受人重视，除非在某种特殊的场合，他的大声疾呼受到他的雇主们的鼓动、激起和支持，不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是为了达到雇主们自己的目的。
雇主们构成第三个阶级，即靠利润为生的人的阶级。正是为了利润而运用的资本，推动了每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有用劳动。资本使用人的规划和设计，支配和指导所有最重要的劳动操作，而利润则是所有这些规划和计划提出的目标。但是利润率和地租与工资不同，不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不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国自然低，在穷国自然高，它总是在迅速走向没落的国家为最高。可见，这第三个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的关系与其他两个阶级的利益不同。在这个阶级中，商人和工场主两类人普通运用最大的资本，因他们的财富而最受到人们的重视。他们在整个一生中从事规划和设计，所以常常比大多数乡绅有更锐敏的理解力。可是，因为他们普通思考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具体业务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是以最大的公正作出的（这种判断并不是在每个场合都是公正的），也是更多地取决于关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取决于关于社会利益的考虑。他们比乡绅高明的地方，不在于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认识，而在于他们对自己的利益比乡绅对他自己的利益有更好的认识。正是这种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更好的认识，使他们常常利用乡绅的慷慨大度，说服他放弃他自己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这是根据一个非常简单的然而又是诚挚的信念，即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乡绅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然而，不论在商业或制造业的任何部门，商人的利益在某些方面总是和公共利益不同的，甚至是相抵触的。商人的利益总是要扩大市场，缩小竞争的范围。扩大市场常常是与公共利益颇为一致的，但是缩小竞争范围总是会违反公共利益，使商人能将自己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水平以上，从而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向其余的同胞课征一种荒谬的税捐。对于来自这个阶级的有关任何新的商业法律或规定的建议，永远必须十分小心地去听取，不经过长期的认真的审查，不但要十分仔细，而且要十分当心，决不能采取。那是来自这样一个阶级的人们，他们的利益从来不和公共利益完全一致，他们常常想要欺骗公众甚至想要压迫公众，因而在许多场合，他们确实欺骗了公众，压迫了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