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参照共青团组织行之有效的要求每个团员担任社会工作的经验，每个专业作家除写作外，还应该担任一两项社会工作，直接承担一项具体经常的社会义务工作，诸如教夜校、协助审稿或党团组织工作等，以增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集体主义意识，并增强作家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3、设立文学研究院等荣誉学术机构并建立专业作家的退休制度。一些卓有成就的老作家在不以创作为主要活动后可以进文学院，一般作家到了年龄就退休。
4、专业作家的物质待遇办法应有适当调整。从理论上说，专业作家应主要靠稿费生活。有了这一条，就从体制上有利于保证专业作家队伍的流动性和严格的选择性。当然，这样做也会有流弊，特别是有可能使写作与取得报酬联系得太紧，所以还要有各种辅助措施。如为了保障作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可以发一定数量的生活费或按一定折扣发工资，但长期既发原工资并照常升级调资又拿稿费的双重报酬制度是不够合理的，容易脱离群众。还可以设立文学基金、创作贷款来补助、支援进行旷日持久的大部头创作的人。对从事严肃、重大题材的写作，而从商业观点来看难以搞出畅销书的人，可以特别给予支援和鼓励。对年老体弱而又无能力担负其他工作的作家，可有特殊照顾。同时，要调整稿费标准。总之，照顾要有，补助要有，“铁饭碗”最好没有。
以上说的这些，写来容易，做起来很不简单，牵扯到许多实际问题，不是某个文艺团体甚至不仅是文化、宣传部门解决得了的。上述设想，也许确有不现实之处，而且这方面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许多同志特别是现有专业作家的实际利益。因此，笔者应北京日报之约写下上面一些文字之时，颇感诚惶诚恐。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提出来，议一议，扯一扯，务务虚。笔者不揣冒昧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无非是抛砖引玉，共同想办法、献计策，使我们的专业作家体制更完善、更合理，有利于文学事业更健康、更蓬勃地发展。
这篇文字写得很早，立论比较严谨，堂堂正正，浩浩荡荡，从与生活的联系的角度而不是经济的角度来谈问题，比较能够高屋建瓴，难以驳倒，话也说得全面一些。原因在于这篇是我自己写的文章，我遣的词造的句定的稿。我对它当然负有完全的责任。
而九十年代初捅出来的什么“养不养”作家的说法，是记者先生以闲谈的方式与你聊了会儿天，然后按他或她的理解，甚至加上他的一点发挥，写出一篇报道，你压根就不知道这么一回事，责任却在你，后果却在你这里，这确实是一个严重与悲哀的经验教训。我一辈子上记者朋友这类的当可不止一次了。
八三年的文字引起了一些省市的注意，并且想作一些试验。我当时的身份是新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有人分析说，此文是有背景的。（王按：并无其他背景，别慌。）有的省乃规定专业作家月工资只发百分之七十，另外的生活补贴，则与发表作品情况挂钩，发表作品越多，得的越多。如果自认短期内无写作计划写作意图，可以自动申请转岗。
这样的试验似乎也未能坚持下去。
我的所在单位北京市文联（按，斯时我远远没有当部长，因此说是当了部长再不养才好，不确，我不是因为当了部长撑得慌了才提这个）讨论过此一话题，一上来就遭到了一位名扬四海、经历坎坷的老作家的反对。他先是反对作家退休制度，认为作家是无所谓退休离休一说的，认为作家退休离休乃是笑话，其实这里说的只是工资等属于公务员性质的待遇，根本不涉及你的写作是否退了离了的问题。其次，他老人家诚实质朴地大谈对于作家们，不要“只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就是说，别只看见作家不用上班而月月拿工资，却忘掉了作家怎么样受批判受斗争受迫害。这话说的！真实在，真叫人哭笑不得！
与会的市委宣传部一位年纪不太大的同志，一面听发言一面不高兴，向我牢骚说：“越是伟大的作家，越自私！”
我不免又想起了那三幅漫画，一说是赞成按劳取酬的请举手，结果是都举手。二说是赞成多劳多得的请举手，只有稀稀落落几个人举手。三说是赞成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举手，结果是谁也不举手。铁饭碗，大锅饭，改革人家的是赞成的，而且慷慨激昂。改自己的是不赞成的，而且气急败坏。
文学报的记者简要报道了我的对于专业作家体制的说法，却没有详报我的替代主张。这回可糟了，似乎是老王把全国的作家同行全卖了！
先是上海的一位老贤弟说话了，什么？王蒙不让养作家了？王某要端我们的饭碗？你前一段不是蔫了一阵子了吗？现在又活动了您啊。一活动就先害我们啊。当然，当官的人不怕没有人养，当局长的人适合写作，当部长的人写作就更好了，我们平头百姓呢？
（倒像是老王当了部长才具有了写作的条件，才开始了创作的。老王当部长是一九八六年，距开始创作是四十三年，四十三年中有二十年老王不是专业写作而是专业劳动与进修维吾尔语。）
另一位北京的老贤兄，老朋友，好朋友则严正指出，文明的国家都是（？）养作家的，不养作家是不文明的。
于是我后悔不迭。第一，我哪里想得到与记者随便闲谈两句话就成了报道，记者记者，你们都是害人精，是定时炸弹或者地雷！第二，我还以为我的立足于改革、立足于扩大创造空间的意见能受到精英知识分子们的热烈欢迎呢。我甚至于还以为我是一直为精英知识分子们说话，为之扛闸门、背黑锅、填陷阱、上十字架的呢。却原来我忽视了人们眼前的最最重要最最现实的利益，一个月好几十块（当时标准）呀。群众利益无小事！太重要太关键了！越是精英越对自己的利益敏感，谁要以为精英脑子里都是大事，以为精英都热衷改革，谁就是大傻瓜，谁就是自找苦吃。这我才明白我的同乡张之洞所受的教诲：厉行新政之时，还要“不悖旧章”。什么样的旧章都有利益，哪怕是小利大害，你也不能轻易动那个可爱的小利。第三，我还以为，此时我已经不代表领导方面或权力方面，我可以探讨探讨一些事项呢，谁知道人们是这样的羸弱，这样地敏感于自己的利益会在改革中被触动！由此可见，咱们这里的改革该有多困难！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也许不仅是措词的问题，什么叫“养着”呢？作家同行说，我们缴了那么多税，我们陪了那么多时间和劳作，究竟是人民养着国家呢，还是国家养着人民呢？
也对。这个“养”字我完全是跟着记者走的。老百姓确实就是用养字的。我不慎重也不够精细了，对不起。大概意思却没有差别。
但如我的仁兄，则干脆认定养是一种文明。还有另一位老贤弟，认定这么伟大的国家，当然要养一些“北门学士”之类的御用文人啦。
我想起了这个年代流行的一个歌谣：
党是娘来俺是孩，
一头扎进娘的怀，
咕咚咕咚要喝奶，
左蹬右踹不下来！
有点粗俗，然而其情可感，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母亲的乳汁谁能离得开？哪怕是坏孩子，不听话的孩子，也离不开母亲的奶！
有奶便是娘是不可取的，喝了奶不认娘就更不可取。认定了自己不需要娘的奶呢？简直会引起公愤，危险！
多么真实！多么可爱！多么疼人！多么可以理解至少是不难理解！这也是国情而且是人情啊，谁敢掉以轻心，谁敢粗心大意！外国人也大有羡慕我们的作家者，当中国同行向外国同行介绍有关情况特别是作家有人养、作协有拨款的时候，多少外国作家热烈鼓掌啊！
你王某算老几，你空想的那些原则，那些理念，那些空间，那些改革，那些闯荡与风险，那些新意与创意，值几文钱？党当然要管文艺。国家当然要养文艺，管文艺。文艺人当然要吃党的奶国家的奶，又要吃奶，又要至少是频频声称不失自身的精英性独立思考性还有批判性呢，利要用够，气要绷足，胸要挺高，手要伸出，这正是中国文艺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妙处，你王某要改革这个？你不是昏了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