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我的快乐已经成真，写作、出访、会客、游泳，讨论问题，关心社会，自由而又充实。
乐极生悲，此话端的是真理。稍一不慎，就出了小小麻烦。
首先是中国的所谓专业作家体制。这一年我们到承德出席一个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有关散文创作的座谈会。台湾作家、出版家郭枫支持了这次会议。
会议中间，上海《文学报》的一位记者闲聊中问我，对于现行的由作协“养作家”（这个养字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的体制有些什么看法。我说，这种体制是有一些流弊的。首先是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生活是主体，在先，然后是创作，但是对于我们的“专业作家”来说，似乎写作才是主体，生活实践反而成为第二位的事情了。
其实这个话不是我首先说的，而是恰在其时，我看到一篇报道，说是王安忆讲了类似的话。
我也看到过贾平凹谈同一话题的说法，他说，喂食吃呢，也行，自己找食吃呢，也未尝不可。平凹就是平凹，他好像在说一群鸟儿。要真是鸟儿呢，就不应该那么怕找食吃啦。鸟儿而只能等喂，就一定要关到笼子里去啦。
我看到过这种情况，例如某地文联，有相当一批专业作家，其中多是老作家，个中也有因为少有新作而感到压力者。继续当专业作家吧，已经长期没有新作品了，名字也被忘得差不多了。不当吧，无合适的新工作，也不愿意放弃专业作家的闲散与自在。这些好人，老革命，由于当了专业作家反而显得有那么点潦倒，有那么点冷落，有点被文场所忽略乃至抛弃。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的与外国的一样，什么文场，什么文坛，才不管资格不资格，级别不级别呢。其实如果他们一上来就当干部，也许早当了什么什么级领导，说不定恰恰来领导也管理专业作家与业余作家们呢。
我对在北京市文联相熟相知的古立高同志就痛感此点，他老资格（一九三七年十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精明强悍，久经考验，一直当“专业作家”，知道他的写作的人并不很多，老了老了，他叫做“享受副局级待遇”。而如果他一直在“仕途”，根据他的品质与能力，他的贡献绝对不可限量。
还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所谓专业作家的代表作，恰恰是没有当专业作家之时写出来的，而当了专业作家之后，几十年过去了，乏善可陈。
当然，国家是有任务也有可能来支持作家的创造性劳动的。第一，我主张设立国家文学院，设立院士制，维护一批老年精英文学家的生活与社会地位，优厚礼遇，如科学家然。第二，设立文学创作基金，根据课题与本人创作的记录，申请、发放创作基金，不低于目前以月工资“养”的数额。第三，设立高级别、高数额的文学奖金，以突出对于杰出作品与作家的支持。第四，设立各类比较广泛的文学奖金。第五，大大提高稿费标准。第六，对于因非文学的原因被要求推迟或暂停出版的，应该由有关方面发给补偿金。第七，一些大学，一些大的出版单位，一些大的文化团体与文艺演出团体，一些大传媒，可以“养”一些作家，并向他们提出一点灵活性较强的任务。
其实我这些意见并非新论，早在十多年前，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就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关于改革专业作家体制的一些探讨》一文，提出了类似的原则性意见。早在那时即二十四年前，我写道：
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关心文学事业的发展，为有能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厚条件……这些专业作家按照他们“专业化”以前的级别照拿工资，却解除了原有的工作或生产任务，获得了充裕的时间去写作、读书进修、下去生活以及旅行参观访问。
……在我国，作家的专业化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标志，专业作家是受人尊敬、受人羡慕的……不少有才华、有生活积累、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与写作经验的同志，一不愁没饭吃，二不愁没时间，得以安心写作，得以专心致志地去攀登文学艺术的高峰，成为出作品特别是出好的作品的一个有力保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生活无保障、受制于出版商和书籍市场的商业压力，为了糊口不得不去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或不得不违心地去写一些格调低下的所谓通俗读物的情况成为鲜明对照。
……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对作家的关怀以及原则上设置专业作家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专业作家体制开始露头的一些缺陷乃至弊端。
一、最主要的是专业作家容易脱离生活、脱离工作实际、脱离人民群众。确有一些同志专业化以后作品数量增加了，但质量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个中原因虽多，但脱离生活往往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强调深入生活的呼声愈来愈高，并且确有一些专业作家在深入生活方面做得很好，成绩很大，但专业作家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心理状态往往成为与实际生活的一种距离乃至一种障碍，即使下去了也与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群众不大和谐。这种心理障碍可能造成作家与生活与群众的关系不是鱼水关系而是油水关系，乃至造成某些作家的散漫疏懒与自命清高。当然，后者主要是作家主观上的原因，也不是说作家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条件不可以有自己的特点，这些因素都不能忽视，这是正确的。同样正确的是有必要从体制上探讨加以改善的可能性。
二、由于上述原因，某些专业作家的生活面、知识面以及工作能力的适应性越来越窄。一方面，大量需要有一定文学素养和写作经验的人来做的工作如组织行政、编辑出版、教学辅导等没有人愿意做，另一方面，某些专业作家把一切上述工作或一切社会活动、社会义务视为额外负担。以致有些同志专业既久，甚至连看校样、画版样、主持会议、讲课或作报告、整理简报这样的一般文字工作或行政工作也做不来了。这就不仅是能力上的缺陷，而且是社会责任与集体主义意识方面的缺陷了。
三、由于编制等原因和各种实际考虑，专业作家人数当然不能太多，应该严加控制。但在目前文学新人辈出的局面下，要求当专业作家的人越来越多，当专业作家越来越难。即使各地作协专业作家编制再扩大百分之二百，这个矛盾仍然不会缓和很多。
另一方面，当了专业作家就获得了终身的“铁饭碗”。这样，一时或相当长一个时期写不出作品的专业作家就很苦恼，感到压力，而想当专业作家又不可能的业余作家就会感到不公平、不服气，以至造成隔阂、矛盾。至于有些迫切想当专业作家的同志四处跑关系、找领导、托人情等，这里暂且不提。
……不可能设想有一种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具体制度或办法。但是我们能否探讨一下，把我们专业作家体制加以改革，使之更完善、更灵活、更具有适应性和更少一些副作用呢
例如，除了提倡深入生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措施外，从体制上可以考虑：
1、多设立“有限期”专业作家，少设立“无限期”专业作家。如一般确定专业作家每期三至五年，期满后回原单位或原系统工作，少数可以视情况另行分配工作。回去工作一段时期后，可以申请和办理再次的专业化。对于再次专业化，要从严掌握。少数积累丰富、创作旺盛的同志可以较长期地专业创作。但这种专业作家也应是轮换交替制的而不是终身一贯制的。比如可以规定，长期性的专业作家，每三年应改为业余写作一年，这一年可以深入基层做实际工作，也可以从事文艺单位的行政、教学、编辑出版工作等。这样一个措施既可以减轻目前许多在非创作岗位上的同志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又可以使专业作家换一个角度去更全面、实际地认识社会、认识生活和文学并得到相应的锻炼。特别是创作和编辑的一定的交流替代，既对作家有好处也对编辑提高业务水平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