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王蒙自传—九命七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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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浮槎四海(3)

一九八五年我与一大批作家访德参加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时,访问日程中本来有到伯尔家中作客,而且他提出由于住房面积有限,我们只能去四或五个人。为此我们还需要在团里“做些工作”。临到了波恩,他的病情恶化了,他的儿子、画家伯尔来到住地向我们致歉。待我们回国后,我特别致电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不久,他去世了,我也致电表示哀悼。想不到的是九六年到他的别墅住了六周。

我们住在离科隆一小时驾驶距离的朗根布鲁赫村的伯尔别墅中。略刷清漆的原木地板、天花板、墙与窗。果然,这里的马桶就是设有回视与研究的平台的。

我用的这一套房子共三层,一层是厨房饭厅与卫生间浴室,二层是住房,三层阁楼是书房。几株月季,当地同样被称为“玫瑰”的,攀援到了阁楼的窗口。我带着一个AST笔记本电脑,在这里写《季节》。我很喜欢这里的电暖气,开关与调节温度都很方便。一楼与二楼的木制百叶窗很坚固也很严密,调节好了,室内一片漆黑。户外是一大片草地,几株高大的樱桃,结出果实红里透紫,紫里透黑,黑里透亮,个儿也大。欧洲欧洲,不但人高马大,樱桃也如海棠般大小。

草地上有一匹马,老马无事,徘徊与闲吃草而已,有些无精打采。周围都是农田,最多的是菜籽,正逢花开,一片金黄。

我在这里参加了两次德语学习班,学会了拨电话用德语叫出租汽车,到杜林市。也有时候是步行到近一点的小镇购物,提着塑料包回程时刻,不少驾车的农民主动停车邀请我们搭乘。这一种文明与善意,不能不令人感动。

在科隆,画家伯尔特别带我走了半天,边走边讲他的父亲的生活故事,在哪边活动,在哪个教堂做礼拜,在哪里生活……

在朗根布鲁赫,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伯尔获诺奖后,时任西德总理的科尔先生前来拜访祝贺。伯尔对西德的政治权力虽然批判得狠,还是以礼接待。伯尔在朗村村口竖立了一块牌子,上写“朗根布鲁赫自由邦”。按德国规矩,每个行政区划单位挂牌,必须说明其隶属关系,朗村的牌子,应有属杜林市管辖字样。有关人员与伯尔商议,挂自由邦的牌子是不合法的,会引起麻烦,不如暂时摘掉,等科尔总理拜访完走掉,再挂。后来就是这样办的。素以认真、“一根筋”著名的德国人,也有这种中华式的权宜对付之计,令人一粲。

这同时也说明,变通与妥协总是常常出现的。

在德期间,出于老大使魏克德的关心与建议,德联邦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局专门招待我们旅行一周,我们提出愿到原东德的一些地方看看。我们到了海德堡、魏玛、德里斯顿与柏林,我专门到原东德的洪堡大学讲了演。那也是五十年代授予周恩来名誉博士学位的地方。在那里,我见到了舒婷。到处都有中国人中国同行了。

洪堡大学的汉学家们有一些名言,说的是东部一些人对于“统一”的反应。第一,他们说,西边的人现在对他们进行殖民统治。学校领导,都是西边来的,把原来的教学方针基本否定。例如洪堡的汉学系,原来是要培养中文翻译的,但是来自西德的领导,立即把翻译的任务取消,而只搞研究学问。再有,他们很精彩地说,在东德,你可以骂老板,但是不可以骂总书记昂纳克,现在,你可以骂总理科尔,但是你不可以骂老板,因为现在的老板有炒你的鱿鱼的权力,而民主德国时期没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区别。

我在国外的经验也是重要的,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我有时与众不同,除了独树一帜的自我表现的因素之外,和我的二十年的挫折经验有关,和我在新疆农村的经验有关,也和我周游列国的经验有关。有太多的知识界朋友,既不切实际,又心胸狭隘、孤陋寡闻、眼光短浅,看什么都是想当然,还听不进任何不同的说法……对不起,我说的不一定是你。

有人说我写了许多游记,我一怔,我不认为我写的仅仅是游记,就和不能将中国的开放仅仅说成招揽游客与外资一样。脑子里有没有世界,经验里有没有世界,胸怀里有没有世界,见闻与知识里有没有世界,你能不能进入世界,你能不能让世界进入你的头脑与心思,你能不能面向世界、理解世界、参照世界,这可不是玩的,这是一个事关真伪正误的,我要说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让我们回忆一下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与接触过程吧,够得上说是惨烈、曲折、艰难。

这里废除了死刑。这里不再那么重视边界。这里并不出产最先进的武器,但是出产最热门的思想和艺术。这里出产了那么有名的疯子和天才、酒吧和餐馆、鲜花和美食。这里休息享乐特别是性放纵也有人认定,这里的性观念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观念似乎比工作还重要。这里的午夜比白天热闹。这里有一种懒洋洋的气息。以至于一九九六年德国的科尔总理号召他们的人民要像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那样工作。也有国人与欧洲人谈起这个问题认为科尔的号召是不可能有效的,原因就在于,人为什么一定要苦苦工作、苦苦奋斗?人生为什么不能放松一些?如果中国人的生存有欧洲人那种条件,我们会不会也放松一些或更多呢?

于是,这里的人有时候会用毫不腰疼的站着说话的方式谈论中国,也会提出“何不食肉糜”之类的清高伟大的疑问。

当然,也有伟大的理解、尊重与善意。例如,一九九七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时,在原绒线胡同四川饭店旧址的“中国会”宴请了一些在京的知识界人士,法方有画家赵无极在场,中方我是主宾,还有陈凯歌、三联书店老总董秀玉等。在这次宴会上,我听到希拉克用极其正面的语言谈中国文化的不以个人为本位,而以家国集体为出发点的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