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对于欧洲呢？我们拿来了马克思，使他中国化了。我们一边倒、学苏联、以俄为师，然后跟他们打起来了。我们这里也时兴福柯、海德格尔与法兰克福学派了。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敢于正视与分析福柯的性经验史。我们还有人提出要学瑞典了。还有对于苏联与东欧的事变的各种针锋相对的说法。如此这般，都带着中国式的遥远、粗疏、简明、皮相照搬、一厢情愿、望文生义……近十几年更多的还是学了美国，从美式英语发音到麦当劳，意大利比萨也是美式的经营与口味。至于苏联，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曾经恶化到那般地步，而当曾被我们批评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新沙皇”的苏联瓦解的时候，我们曾经感到了巨大的失落。
在德期间我还与友人利用周末游历了荷兰、比利时。我连护照都忘了带了，但是毫无问题。在这里，国家与疆界的概念与别处必然有所不同。用欧盟的观念处理别的地域的事，或者用别的地域的标准去判断欧洲，都是犯糊涂，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迎合或出卖的话。
在荷兰，我到了女儿学习过的海牙，我很喜欢那里的开阔的海滨疗养地。英语发音将海牙读作“黑格”，而德语与荷兰语发音是“?哈克”，太妙了。荷兰是西方中的西方，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主义，比如吸毒，比如卖淫，比如同性恋，比如安乐死，比如堕胎，这些都是能让美国人都吓得嗷嗷叫的。更不要说咱们的同胞了。
在德国有一位朋友是来自台湾的热情的女性，她正在和她的德国丈夫打离婚。她的丈夫是汉学家。她对我说：“王蒙，你知道什么叫魔鬼吗？就像我丈夫，他已经能读老庄了，把中国的权谋与德国人的冷酷无情结合起来，这就是魔鬼了！”
她的儿子和我谈过，在德国绝少看到一个成年男子流眼泪，他无法理解东方影片上男人流泪的场面。
同样她的儿子看到中国人在停车场不遵守规则在单行线上逆行，吓得张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
在杜林市我看到过一条街道上的污物。当然我更喜爱他们的农贸市场，手摇的音乐箱演奏着人们熟悉的乐曲，其构造类似一个大的八音匣子。在杜林，即使是最大的购物中心，也只有个别售货员会讲英语。当我与德国知识界的朋友们谈起杜林的街道的不理想的卫生状况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二战前的德国才是最讲卫生的，现在，这方面放松些了，说明德国社会有了进步。我听得似懂非懂。
这次的德国之行适逢定居北欧的维吾尔族歌唱家迪丽拜尔在波恩演出。我们观看了她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我看到了她在准备新的演出之时手里拿着一大摞五线谱与文字材料，其厚度与重量绝对不比一个博士研究生准备论文所需要的阅读材料少。一次共吃日餐后我们坐着我使馆一等秘书李克新的车子回伯尔别墅，听德国足球队与捷克队的欧洲杯决赛的实况广播，车速开到了二百迈，迪丽拜尔叫了起来。
更激烈的其实是半决赛，德国对英国。有这么一说，说是德法世仇，其实德国人更不喜欢英国人。老年间在德国有一句俗话，大意是早晚拔开一个橡皮塞，干脆把英伦三岛冲到海里去算了。我在电视里看了德英比赛的实况，此次比赛的地点就在英国，英国是势在必得。双方打平。加时后仍然是平。然后点球大战。英国运动员罚进一个，动作夸张，兴奋若狂。德国运动员罚进一球，不动声色，果然“冷酷无情”。我对芳说：“这样，赢的将是德国队。”果然。
第二天我与一位德国学者见面，我说，英国队败就败在他们太想赢了。这位德国学者说：“你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你给欧洲人讲，他们不一定听得懂。”
我在一位德国汉学家的公寓房里住了一个晚上，最大收获是读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位德国学者写的记载北京俚语的书籍。我考证出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的原文是“您吃葡萄就吐葡萄皮儿，您不吃葡萄就不吐葡萄皮儿”。原文是合乎逻辑的。那么是侯宝林更改了它，使之荒诞化，彻底地文字游戏化。侯宝林也够另类的了。我也见到了“面茶锅里煮电灯泡说你混球你还有火”、“乡下人没见过樱桃小杏（性）儿”这样的今已不多见的歇后语。当中国发生了太多太快的变化因之使你找不到昨天，至少是找到了昨天也再没有前天的时候，也许在某个外国，关于中国的前天与大前天的记录，还静静地躺在那里。
到了九八年，我与芳访问瑞典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在迪丽拜尔位于马尔默市的寓所小住，我们一同乘双翼船从瑞典的马尔默到丹麦哥本哈根的国际机场。回想我也有过机会在陈佐湟在坎萨斯州的寓所逗留，想到更早一九八五年在德国听留学的石叔诚的钢琴演奏，我感到我确实是挺世界的啦，中国的艺术家走到哪里，我竟也走到了哪里。我够得着他们。同时我也常想，出生于新疆喀什的维吾尔女孩迪丽拜尔，在北京完成学业，在芬兰获奖，在瑞典长住，又经常回国唱唱看看，除了歌唱时要唱意大利文、德文、法文等外，生活主要靠汉语与英语。而陈佐湟的绅士风度令人增加了对于把伟大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国家的信心。世界与中国，个人与群体，谁也离不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