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所开凿的大运河，沟通了疆域辽阔的李唐帝国南北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融合。唐代陆上、海上交通也很发达，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唐代的政治、文化影响远远地跨出了国门。陶瓷和丝绸一样，既是商品，又是礼品，在国与国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经济、商品的交往无疑地又促进了陶瓷的发展。
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当时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分别代表了南方和北方瓷业生产的最高水平。但是考古资料却告诉人们，在南方的诸窑中，虽然烧造青瓷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然而黑瓷、花瓷也有一定的生产，在南方的唐代墓葬中也曾发现过数量相当可观的白瓷，这对南方瓷窑是否也曾烧制过白瓷提出了启示。至少有一点是事实，没有一定的技术准备和经验积累，五代时的昌南镇（今景德镇）是烧不出那么高质量白瓷的。
而在北方诸窑中，兼烧青瓷、黑瓷、花瓷、黄瓷的瓷窑也相当多，有的甚至是专营青瓷或黑瓷、花瓷的烧造。这可能是当时北方的许多瓷窑历史还较短，并无成规可以墨守，而是根据自己的资源、技术条件和审美观，敢于做各种新的尝试和探索，所以它们对釉色并不绝对偏好，而是青、白、黑、黄、绿、花，诸瓷并举，既崇尚素雅，又欣赏富丽，反映了一种进取风格和兼容并蓄的态度。这就造就了唐代瓷业在广大地区的振兴并导致了宋代瓷业的繁华。
唐代制瓷工艺中最重要的革新是开创并普遍地使用了匣钵装烧，使烧出的瓷器在质量上有了明显的提高。
青瓷的演进
越窑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之一，其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瓷不如越三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白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他以冰玉来描绘越窑青瓷釉的明澈晶洁。另一位唐代诗人陆龟蒙又曾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赞美越窑青瓷釉色的幽雅柔美。今浙江东北部的余姚、上虞、绍兴、诸暨一带，唐时皆属越州，故其窑称越窑。
自从东汉后期在上虞等地烧制出成熟的青瓷以后，经三国、两晋及南朝，青瓷的烧制得到长足的进步。瓷窑的遗址在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等地都有所发现，从而在我国古代诸种瓷品中率先形成了窑场众多，分布地区很广，产品风格一致的越窑青瓷体系。到了隋唐，青瓷的生产遂又遍及浙江各地。所以从严格的地域来说，越窑主要指唐时隶属越州的上虞、绍兴、余姚、萧山等的瓷窑，而广义的越窑青瓷系就概括了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和广阔地区的瓷窑。
从三国、两晋到南朝，这埋藏的越窑青瓷，人们习称它们为早期越窑青瓷。这时期制瓷工艺有了很大提高，基本上摆脱了东汉晚期承袭陶器和原始瓷器的工艺传统，具有了自己的特点。在成型方法上，除轮制技术有了提高外，还采用了拍、镂、雕、堆和模制，能够生产方壶、榻、谷仓、扁壶、狮形烛台等各种形态独特的器物，品种繁多，样式新颖。茶具、酒具、餐具、文具、容器、盥洗器、灯具、卫生用瓷等样样齐备。瓷制品逐渐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部分地代替了木器、漆器、竹器及金属制品，展示了瓷器的光辉前景。早期越窑青瓷随着工艺水平的发展，质量有明显提高。三国时期的青瓷大多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釉质纯净，以青色为主，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牢固。例如在南京赵土岗东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和南京清凉山另一座东吴墓出土的一对青瓷羊，可以说是当时青瓷的代表作。两晋时期的青瓷较这两项作品又有进步，胎骨比前稍厚，胎色较深，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而匀，普遍呈青灰色。
综观早期越窑青瓷，胎质已致密坚硬，外施光滑发亮釉层，更有各种花纹的装饰，美观典雅，而且经久耐用，不粘污物，耐腐蚀，便于洗涤，愈发受到当时人们的喜爱。
对汉晋青瓷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时掌握青瓷工艺是很不容易的，青瓷的石灰釉中因含有1%～3%（至少＞0.8%）的FeO，才使釉色呈青绿色。这不仅要求配制釉药量要准确，含铁成分要适当，还必须严格掌握窑温和控制通风状况，若含铁过高（＞5%）或通风量过大，使瓷品在氧化气氛中烧成，使釉中铁处于Fe2O，状态，那么都会使釉色变黄甚至呈暗褐色。
唐代瓷业虽然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但是青瓷在数量上远远高于白瓷，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是越窑青瓷。这类青瓷的原料加工和制作都很精细，瓷土曾经过认真的粉碎和淘洗，坯泥在成型前经过反复揉练，所以瓷胎细腻致密，不见分层现象，气孔也少，呈灰、淡灰或淡紫色。制作也很讲究，器形规整，特别到了唐末，坯体显著减薄减轻。釉层均匀，剥釉现象更为少见，一般呈青色，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晚唐时期制瓷工艺的最大进步是匣钵的使用和装窑技术的改进。在唐代中期以前，越窑还没有使用匣钵，坯件大多采用叠装，用明火烧成。碗、盘等坯件逐层叠装，器件内外留有窑具支烧痕迹，釉面难免有烟熏或粘附砂粒的缺陷。使用匣钵后，坯件在匣钵中叠装放置，不再重叠，损坏大为减少，也不易被污染，烧成的青瓷胎体细薄，釉面光滑，质量显著提高。
精美的越窑青瓷到了五代时期，其部分产区为钱氏吴越国宫廷所垄断，成为中国最早的官窑。其典型产品属于供奉之物，除供宫廷使用外，还做贡品，庶民不得使用，甚至官绅富贾也难得享用，显得十分神秘，故有“秘色瓷”之称。后人评论它说：“其色如越器，而清亮过之。”根据考察，出土的秘色瓷的确质地细腻，原料经过精细处理，瓷胎呈浅灰或灰色，胎壁较薄，表面光滑，器形规整，口沿细薄，给人以轻巧之感。胎外通体施釉，薄而均匀，釉色有的纯青，有的青中带黄，滋润有光泽。吴越钱氏君王还使用金银来装饰秘色瓷，故有“金扣瓷器”、“金银饰陶器”、“金棱秘色瓷”的记载。这进而说明了秘色瓷装饰手法的多样化。
越窑青瓷在唐、五代声誉卓著，一直是御用贡品。据《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宋史》、《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及《宋两朝贡奉录》所载，宋立国之初，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年之间越窑贡奉青瓷竟达17万件之多。但是随着北方诸窑系的迅速崛起，定窑刻花白瓷的雅洁素净，耀州窑刻花青瓷的流畅线条都胜过越窑，加上北宋在汴京建立了官窑，越窑从此转向民间，大批熟练工匠走散，产品质量在竞争中逐渐落后，越窑衰落了。但是唐代越窑青瓷的突出成就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它为宋代北方诸窑系和南方龙泉窑的兴起提供了宝贵经验。
越窑青瓷虽然代表了当时青瓷制作的最高水平，但是陆羽在《茶经》中列举的鼎州、婺州、岳州、洪州诸窑烧造的瓷器也是当时的名瓷，它们也各有特色。
婺州窑在今浙江金华地区。它自西晋晚期开始使用红色黏土做坯料，烧成的瓷胎呈深紫色或深灰色。由于胎色深，故一般都先施用白色的化妆土后再施加瓷釉，釉面滋润柔和，釉色在青灰或青黄色中仍稍泛褐色。釉面时有开裂，开裂处往往有奶黄和奶白色结晶体析出，这是婺州窑青瓷的一个显著特点。按说这是一种缺陷，然而这一缺陷经一定技术处理后却为后来南宋官窑和龙泉窑所借鉴，生产出具有美丽开片纹的青瓷。婺州窑的历代产品均属民间用瓷，所以造型风格实用大方，但器形单一缺少变化。
1952年考古学者在今湖南湘阴县境内发现了岳州窑的遗址。因唐时湘阴隶属岳州，故称岳州窑。岳州窑场分布范围较宽，许多窑场内，唐、五代时期遗物堆积较厚，器物以盘、碗为主，还有壶、罐、瓶、钵等。墓葬出土和传世的岳州窑瓷品也很多，说明当时生产数量已相当可观。从出土的器物来看，其瓷胎一般较薄，胎骨灰白，不如越窑瓷品致密；釉色以豆绿色为主，还有米黄、虾黄及红棕色；釉层薄，但玻璃光泽较强，有细开片；胎釉结合不是很紧密，常出现剥釉现象。岳州窑工艺上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它在烧成中已使用了匣钵和垫饼，后来垫饼又改为支钉支烧。技术上的这一进步使其质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所以成为当时能与越窑相提并举的名窑。
白瓷的发展
我国早期的白瓷，因为釉料中大都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所以基本上仍属于青釉系统。两者的惟一区别仅在于原料中所含的Fe2O3的多寡，其他工序并无差异。只是在经过长期制瓷实践后，工匠们逐渐认识和掌握了FeO2（实际上是赭土成分）的呈色作用和克服这种呈色干扰的途径，才能烧出白度越来越高的白瓷。显然，其关键是原料的选取。白瓷制造工艺又是在青瓷工艺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早期的白瓷不可避免地出现泛青现象。事实上，即使到了隋代白瓷仍然还常有釉中泛青的现象。
到了隋代，白瓷的工艺有了明显的进步，这可以从已发现的较多实物得到印证。1959年考古专家在河南安阳发掘了隋开皇十五年（595）的张盛墓，发现一批白瓷。这批白瓷较早期白瓷已有进步。后来又在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608）的李静墓中出土了一批白瓷，胎釉中已看不到白中泛青或白中闪黄的现象。另外，在西安郭家滩隋墓中也出土了白瓷瓶；在姬威墓出土了白瓷盖罐；安徽亳县出土了隋大业三年（607）的白瓷。它们可以说代表了隋代白瓷的风貌，特别是在河南巩县不仅找到了隋唐烧造瓷器的窑址多处，还发现了大量的窑存堆积物。其中有些白瓷片胎白致密，釉色白净莹润，达到了精细白瓷的标准，可算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精细白瓷。
白瓷的烧造技术发展到唐代已较成熟，北方烧造白瓷的窑址也在迅速增加。目前已在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安徽，甚至西南的四川都发现烧造白瓷的窑址，从而形成了唐代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局面。
尽管陆羽在《茶经》中褒青贬白，但当时邢窑的白瓷确居白瓷之首，风靡一时。《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邢州巨鹿郡土贡磁器。”唐人李肇在其《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内丘就是指邢州。可见其知名度之高，生产规模之大。9世纪中叶，唐人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中记载，乐师郭道原曾“用越瓯、邢瓯十二，施加减水，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既然邢瓷能被当做乐器，叩击时所发金石之声可奏出美妙音乐，说明其胎骨坚实、致密，壁薄，质量很好。1980年在河北临城县的祁村、双井一带发现一唐代白瓷窑的遗址，遗存极丰富，有碗、盘、壶、盆等日用器皿，精工制作，有润滑如玉的触感；有些瓷胎致密，瓷釉光润，胎釉洁白如雪。经认真分析，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一遗址就属于著名的唐代邢窑。其窑址地点、器形种类、生产规模和瓷器质晕各方面都与史书记载相符合。
唐代邢窑白瓷在工艺上之所以能取得突出成就，固然主要取决于质地纯净（含铁低）的制瓷原料，以及结构合理、配套齐全的先进窑具和窑炉，但也仰赖了工匠的精工细作和熟练技巧。这些经验为此后北方白瓷的更大发展，特别是宋代定窑白瓷的崛起，奠定了技术基础。
3.青瓷的衍生品——黑釉瓷与黄釉瓷
在逐渐探究青瓷的呈色规律的过程中，瓷工们认识到在选料、配料中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主要是选择铁少的瓷土，就可以烧得白瓷；相反，若在釉料中有意加重铁的成分，即添加适量的赭土，再加大焙烧时的通风就会烧成黑瓷。所以黑釉瓷实际上是青瓷工艺的衍生产品。在北方，当地所产的瓷土中含铁很少，所以先出现白瓷，青瓷的烧制经验则可能是从南方学来，所以黑瓷的生产也较晚。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6世纪北齐的墓葬中才有黑釉瓷的出现，比江南地区晚了300多年。但是它的发展却很迅速，在今陕西、河南、山东等省所属的7个县发现了唐代北方烧造黑釉瓷的窑址。这些窑大多是在烧造青瓷或白瓷的同时兼烧黑瓷。工艺水平较北魏初期时已有了明显进步。
从他们的测定结果来看，唐代巩县（代表北方）的黑瓷，无论是胎或釉，其SiO2含量较南方的低，AL2O3含量较南方的高。这与该窑的青瓷、白瓷一样，是由于它采用了当地烧结温度较高的硬质黏土为原料。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黑釉瓷中，其含铁量，尤其是釉中含铁量都高过4%以上，而白瓷釉中的含铁量从不超过1%。所以在氧化性较强的气氛中烧成，其釉色呈黑褐色。
陆羽在《茶经》中指出：洪州窑，瓷褐，茶色黑。考察出土的洪州窑瓷器，它们的釉色的确多系棕褐色、黄褐色、酱紫色。应该说它不属于青瓷，而应接近于黑瓷。洪州在今江西丰城县，烧瓷始于南朝，盛于隋唐。其瓷造型朴实厚重，富于变化，胎质坚硬，胎色灰白，釉下大多施用化妆土衬底，所以烧成后釉面明亮，玻璃质感强，部分器物有开片现象。
陆羽在《茶经》中又说：“寿州瓷黄，茶色紫。”既然寿州窑榜上有名，可见它的黄瓷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声誉。其实唐代烧造黄瓷的除寿州窑外，还有安徽肖县的白土窑，河南密县窑、郏县窑，陕西铜川的玉华宫窑，山西的浑源窑，河北的曲阳窑。寿州窑在隋代主要是烧造青瓷，后来并不是因原料的改变，而是人们发现适当加大窑炉的通风量，青釉就变成黄釉（若通风量进一步再加大，又会变成黑釉），因为黄釉是Fe的呈色作用结果，当釉中铁处于Fe2O3与FeO各半时，就会产生黄釉的效果。由此可见黄瓷无疑也是从青瓷系衍生而来。人各有所好，当掌握了釉的呈色规律后，瓷工们就可随意生产各种色釉瓷。所以上述瓷窑中许多都是既生产青瓷、白瓷又兼烧黑瓷、黄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