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精彩画面，就定格在了《越绝书》中。《越绝书》不仅记载了历史事件，而且能通过人物活动来述说历史。可以这么说，吴越相争的历史之所以经久不衰，其自身的魅力是一个原因，但也离不开《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这两部古书的详细记载。相比而言，《越绝书》较多地保留了史料的原貌，并且前人也早已指出，赵晔的《吴越春秋》，是依傍《越绝书》而写成的①。就这点而言，《越绝书》是关于春秋末年吴越两国历史的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四库提要》曾评价《越绝书》，说它“纵横曼衍，博奥伟丽”，是名副其实的。至于《越绝书》是怎样的“纵横曼衍”，又是怎样的“博奥伟丽”，还得从《越绝书》这本书本身来说起。
《越绝书》，光别名就有好几个，“越绝记”、“越绝”、“越传”、“越记”都是对它的称呼。作者的说法也不统一，有“会稽吴君高作”、“子贡或伍子胥作”、“无名氏作”和“袁康、吴平作”等几种。另外，成书年代和卷数也有争议。总之，作为研究先秦吴越文化的重要文献，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意见尚未统一，疑点还有待商榷。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越绝书》“非一时一人所作”，这是很客观的。现在一般认为东汉的袁康和吴平只是辑录者，经过他们的整理，撰写外传和重新编定，才流传至今。
《越绝书》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今本存十五卷十九篇，它以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吴国和越国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线，上起夏禹，下至两汉，还涉及其他的诸侯国。虽然全书只有数万字，但把吴、越两国国都及其附近的山川形势、城池道路、宫殿陵墓、农田水利、工场矿山等记载得十分详尽，为今人保存了早期会稽山地和太湖流域的地理形貌。不仅如此，《越绝书》还记载了牧场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经济资料，凡有关发展生产、流通经济等内修国政的问题，均有较详论述。如在地传篇，就描绘出一幅当时以山阴城为中心的吴越手工业分布图，例如冶金工业地姑中山、练塘、锡山和六山，造船工业地船宫，木材采伐地木客，纺织工业地麻林山和葛山等。显示出越国物产的富饶，国力的强盛。总之，它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内容广泛，体裁驳杂丰富。其中有些记述，其他典籍文献中没有记载；有些记述，还可以与其他典籍文献互相印证，因而受到格外重视。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曾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越绝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汉语语言学史、中国历史地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绝书》确实是“纵横曼衍，博奥伟丽”的。
但是，为什么叫《越绝书》，“绝”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绝”是“冠绝”的意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郑张尚芳研究员考证：“绝”是记录、记载的意思，《越绝》与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同为一类，是越国史记的专名。它既保留了越人史记本色，又体现了越国故地人们维护当地传统的乡土感情①。这种理解还是能够让我们接受的。
既然是越国的历史书，因此，《越绝书》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史学上。《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都把《越绝书》归于史部“杂史”类，《四库全书》收入史部“载记”类，全书杂记吴、越两国之事，以伍子胥入吴、破楚、服越为开端，详细地叙述了勾践复仇灭吴的有关情况，同时也论及后来楚并越、封春申君于吴，以及秦汉间吴越两地的许多史实。这前后五百多年的历史，最扣人心弦的是吴越相争这一段，但是，孔子作《春秋》时没有提到吴国和越国，《左传》、《国语》、《史记》等记载得也不详细，所以，《越绝书》可以弥补以上史书记载的不足，其作用非同小可。
《越绝书》专记东南地区吴、越两国之事，属于方域史，带有明显的方志色彩。方志的真正出现是在宋代，但方志中汇集政记、人物传、风土记、古迹等体类的写法，这在《越绝书》中已初见端倪，因此，称《越绝书》为方志之祖是再恰切不过的了。另外，《外传·记宝剑》明确地将远古人类的历史发展划分为石、玉、铜、铁四个时代，展示出各时代人生养死葬的基本状况。暂且不论这个划分是否合适，但这种划分方法却是超前的。还有，《外传·记吴地传》以吴国都城（即吴大城，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详细地介绍吴地的形势。古城苏州建城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像苏州这样历史悠久的古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难怪现代的人要慨叹：“时间之长，简直有点让人发晕。”（余秋雨《白发苏州》）但是，有了《外传·记吴地传》的详细记叙，苏州城的原始规模和周围形势至今还能生动、形象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在世界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实在是令炎黄子孙自豪的事。仅此一点，便足以让人认识到《越绝书》的价值。
吴越两地的物产记载，就有《计倪内经》中的十等农产品、《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的名剑介绍等。1965年从湖北江陵的一座楚墓中发掘出一把越王勾践青铜剑，出土时此剑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二十多层的纸一划即破。可见，《记宝剑》中关于吴越宝剑的描绘绝非凭空虚构。《越绝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郑两国兴师围楚，三年不解。楚王亲自登城，挥舞干将和欧冶子所铸的大阿宝剑指挥作战，士气大振。晋郑联军被打得“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楚王在高兴之余向大臣风胡子发问：“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否？”风胡子作了肯定的回答，认为确实存在着所谓“铁兵（剑）之神”，而且它与“大王（指楚王）之神”是相通的。这一传闻说明，当时的人们的确认为剑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超越性因素，“剑之威”由此而生。
像楚王和风胡子这样的对“剑之威”的超越性神秘因素的感受，类似一种宗教的体验。但是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往往不对神秘因素作本体论的思考，而把它与人事密切联系起来，因而对剑的崇拜心理也由对神秘因素的类似宗教式的体验，转化为物人合一的心灵感应。据说越国的相剑者薛烛替越王允常相剑时，感应到鱼肠剑“逆理不顺”，劝越王不要佩带。后来此剑由越入吴，果然被吴公子光用来刺杀吴王僚，做下了“臣以弑君、子以弑父”的违背人伦常理的事。古人还有所谓“观变而服剑”的说法，都是把剑与人事密切相联的物人合一的主客观心灵感应现象。风胡子对楚王说的话，相剑者薛烛的预言，都貌似神话，给人以扑朔迷离的感觉，这与先秦社会弥漫的好剑之风、崇拜剑的心理不无关系。在先秦习武尚剑的普遍的社会风气中，渗透着一种对剑的神秘感。剑作为一种尚武的古老传统的象征物和当时一切先进武器的标志，在战争中似乎体现着一种超人的不可抵挡的威力。这种带有超越意味的东西，人们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领悟到啊！
另外，在《越绝书》中，还有关于图腾崇拜的记载。书中说：“勾践见怒蛙而式之，左右问故。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式通轼，古人乘车道上相逢，凭轼敬礼。越王勾践对路边一只愤怒的青蛙行庄重的轼礼，令随从大感不解。此时的勾践方受大辱，刚刚从吴王那里捡回一条老命，卧薪尝胆，整天想着复仇，可是担心不能得士之死力。他对一只鼓腹而怒的青蛙行敬礼，事实上表达的是他对勇气的尊重和欣赏。这一招很有效，“于是勇士皆归越”。受到国君礼敬的青蛙，后来也受到越人的敬仰。在闽浙等地区，曾经流行过蛙图腾崇拜。人们视蛙为神，尤其是金线蛙，到处建庙祭祀，相传蛙神的降临总是带来吉祥。不管怎样，《越绝书》中处处充满着神秘和朦胧的色彩。这种神秘和朦胧，无意中就为后来的史传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更浓更重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如其他篇章所记叙的伍子胥、伯嚭、王孙骆、公孙圣、范蠡、文种、计倪、石买等的事迹，都可以当做“人物传记”来读。被伍子胥推荐给吴公子光（阖闾），刺杀吴王僚的专诸，是人人皆知的勇夫，但他也是一个怕老婆的主儿。《越绝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伍子胥看见专诸正要跟很多人打架，妻子出来叫他，马上就乖乖回家了。子胥很奇怪：一个有万夫莫当之气的大汉，怎么会被一个女人拿住？专诸告诉他：能屈服在一个女人手下的，必能伸展在万夫之上。这专诸的“惧内”理论，发展到现在，则演变成了那句人人皆知的“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的笑话了。
《越绝书》所涉及的学术思想也较为复杂。其中不仅有《兵法》、《军气》、《宝剑》等专篇，而且多“阴谋秘计”、攻守之策，所以，《越绝书》一向就有“复仇之书”的说法（传南宋人《越绝书跋》）。余嘉锡认为《越绝书》“原系兵家之书”。《计倪内经》和《外传枕中》两文最集中地反映经济思想。“范蠡的贸易与价格的思想不仅在当时条件下是相当精深的，即使和西欧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先驱者们比较亦毫无逊色”（《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地处偏僻的东南沿海的越国，因为推行了计倪通货贸易之策，也得以迅速崛起。从这里，现代人是应该能得到一些启发的。
《越绝书》是中国古籍中的一部奇书，它以其独特的经历、庞杂的内容、奇幻的色彩激起了宋元明清几代知识界的研究热情。特别是明清两代，刊刻的版本有十几种，关于作者的考证和争论也有十几家。特别是从宋代各府县兴起修撰地方志的热潮以后，《越绝书》中的《吴地传》和《记地传》尤其备受志书修撰者的青睐。清人洪亮吉《乾隆澄城县志序》曾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绝书》提到过的任何一处人物、地名或名胜、古迹几乎无一例外被有关的府县方志所转引。在当今异常风行的考古发掘等文化考察中，《越绝书》又受到吴越文化考古工作者的特殊重视，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部其他古籍能像《越绝书》那样为吴越古代文化研究提供如此丰富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