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司马迁和《史记》的。单单就司马迁本人，就足以让许许多多的人啧啧称赞并崇拜敬仰了。《史记》的出现，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这么说，它在中国文学史和史学史上都是一座光辉闪耀的里程碑。就文学而言，无论匠心独运的人物刻画、瑰伟奇肆的语言运用以及对历史事件史诗性的描述，它都是名副其实的极顶之作。从这个层面上说，《史记》在史传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就更是非同小可了。
一、司马迁：纪传体的开山鼻祖
说到《史记》，就自然而然让我们想起司马迁，而想到司马迁，就不能不让我们心中洋溢起崇敬之情。那么，司马迁是怎样写成《史记》的？他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推崇和仰望呢？要弄清这些问题，还得慢慢从头说起。司马迁（图5-17），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还有种说法是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他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地位并不十分显要，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他的父亲司马谈，博学多才，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但是，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之前，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没有做完的事业。
司马迁从小就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幼年时学习就很刻苦，十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古文书传，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的治学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他跟随父亲去了长安，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曾向今文家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二十岁，他满怀求知的欲望，从京师长安南下，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曾经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见多识广的年轻人十分重视，任命他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子承父业，当上了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这给他提供了读书的便利，使他有机会遍读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并且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这对踌躇满志准备编写《史记》的司马迁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呕心沥血，几乎天天都埋头苦干。他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著作。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撰写伟大著作——《史记》。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司马迁的不谙世事使他遭受横祸。天汉二年（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之中时，却遇上了“李陵事件”。
同年夏天，武帝派自己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人，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结果却听说他投降了，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默不作声。当汉武帝问他时，他一面安慰武帝，一面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德，能急国家之所急，很有国士风范。况且，李陵征战千里，因为寡不敌众，又没有救兵，投降肯定是情有可原，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就是这些话惹恼了汉武帝，他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开脱罪责，影射他那爱妃的哥哥李广利。于是，司马迁被投进监狱。不幸的是，案子落到了当时声名狼藉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逼供，司马迁忍受了各种非人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这消息更是雪上加霜，汉武帝信以为真，他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死刑。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汉武帝时代，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二是受“腐刑”。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一想，“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自己如果就这样受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而已，是毫无价值的。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拿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奋发有为的事迹来鼓励自己，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勇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历经六年的牢狱生活，征和元年（前92），司马迁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司马迁从此更加努力地写作，从元封三年（前108）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前93）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苦痛，用整个生命写成了这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史记》。司马迁死后许多年（汉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之于世。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序》）。公之于世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展示了我国三千年的历史画卷。《史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六十九列传、十表、八书，一百三十篇，共五个部分，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如《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作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这个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失，只有《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的片段。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己发愤著书、创作《史记》的决心。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正因为创作了伟大的《史记》，司马迁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纪传体的开山鼻祖。
二、极具吸引力的叙事史诗
在《史记》中，人们可以看到不胜枚举的奇闻逸事，其中有些叙事，想象丰富，情节夸张，就像一位小说家在游刃有余地泼毫洒墨。
对于汉高祖刘邦（图5-18），大家也许早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司马迁下足了工夫，围绕他叙写了一系列的故事，《高祖本纪》一开篇，便抓住了读者的心。他是这样写的：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刘邦的母亲感龙而孕生了刘邦，按照科学的生育观来讲，这是极端唯心的。可是，正是由于刘邦的神奇出生经历，弥补了他出身卑微的缺陷，这种传奇性的描写恰恰符合刘邦作为一代帝王的身份和地位。另外，最为人所知的应该是“刘邦斩白蛇”这件事了，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高祖“斩白蛇，起义兵”是被刘备那拨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你可能会纳闷了，“起义兵”还可作为一个大大的功绩，怎么“斩白蛇”也成了刘邦的功劳了呢？这里面有个大学问，原来刘邦所斩的那条蛇不是一般的蛇，那蛇是白帝之子，斩那条蛇的人就是赤帝之子。可见，“斩白蛇”这事件对于刘邦来讲显然是意义非凡，也就是斩白蛇事件以后，刘邦身边开始聚集了一批人，他们在刘邦的领导下起兵反秦。像这样的奇事，其中也许有民间演绎的成分，但作者的奇思妙想，以及叙述技巧的运用，还是给故事增色不少。
当然，仅仅依靠这些奇闻逸事，还不足以对读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也不能够说明《史记》叙事的史实般的波澜壮阔和宏伟。对重大事件的把握，对复杂史实的掌控，对众多头绪井然有序的安排，都颇能显示司马迁在叙事方面的功力。对主要历史事件的真实可靠的叙述和文学性的艺术加工相得益彰，在历史与逻辑的交融统一中，展现出一幅幅精伟恢弘的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