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人小说的出现，和当时门阀士族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源于汉末的品评人物之风，进入魏晋时期进一步兴盛起来，名流高士品鉴人物，重视风度辞采，而他们品评的依据，就是人物的言谈举止、逸闻琐事。士族名士的一毁一誉，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以至终生的成败。这种放任务虚的风气也使得老庄学说深得士大夫之心，清淡之风也因此而大行其道。这样的社会风尚在小说上的直接反映与创作成果，就是逸事小说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有三国魏邯郸淳的《笑林》，东晋葛洪（托名刘歆撰）的《西京杂记》、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梁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等。可惜这些书大多散失。今存最完整且最具有文学价值的当是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事实上，在整个魏晋六朝时期，也没有一部逸事小说可出其右，《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
《世说新语》原来的名称叫做《世说》，唐人称《世说新书》，宋人称为《晋宋奇谈》，现代通称为《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刘义庆，南朝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是刘宋王朝的宗室（宋武帝刘裕的弟弟长沙王刘道憐的次子）。他十七岁袭封临川王，做过荆州刺史、尚书仆射、中书令等军政要职。这个皇室贵族在军政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功绩，但在文学上给世人留下的《世说新语》却不同凡响。刘义庆爱好文学，酷爱读书，身边聚集了不少文人雅士，他和手下的这些文士集体编写出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著作。
《世说新语》主要记叙汉末至东晋时期社会名流的言行，尤以魏晋时期的故事为重。全书原为八卷，今存本分为上、中、下三卷，依照内容，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品藻、容止等三十六门，共计一千多则小故事。这一千多则小故事，从内容上来看，驳杂而多类；从每个故事看，都只是一些人物和事件的片断，记述简练，一般只有数行文字，短的只是三言两语。但就全书而言，却从多方面反映出魏晋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和当时的社会风尚，表现出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和文化趣味。
《世说新语》中的很多篇幅描写了士族名士所崇尚的“魏晋风流”和“名士风度”。这种风流与风度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种高度审美的仪容与气度，成为品评人物的具有时代性的审美特征。
它对人物的品评，均集中于仪容美、性情气度美。形容和描写人体美、气质美和人格美的例子，在书中举不胜举，随处可见。这种人物品评，极少政治色彩，而更多地带有审美性质。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世说新语》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但很奇怪的是，《世说新语》中充分展示的几乎都是男子的品貌和气度，却不屑于也拙于描写女子的人格美和姿色美，这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期的审美趋向都不同。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对容貌美的歌颂大都是集中于女子身上的。《世说新语》中专辟“贤媛”一门，是专写女性的，但花笔墨所写的，也只是几位慈训有方的老妇，而对年轻女子的容貌气质描写，却极吝于笔墨，比如关于被誉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只说了“姿容甚丽”这样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四个字的容貌评价。不仅不特意夸扬美女，书中还专门写了几个丑妇。
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人们特别注重男子的容貌气度，可能是士人不能建功立业的理想缺失的一种精神转移，以及普遍的消极避世情绪带来的另一种精神宣泄。
其次，喜怒忧惧不形于色的优雅仪态。
当时人认为这种喜怒忧惧不形于色的优雅仪态，蕴涵着深厚的人格修养，倾倒众生。这种喜怒忧惧不形于色的优雅仪态，也是那个时代所特别推崇的，反映了魏晋南北朝那个长期动乱的时代，人们对人生命运由无奈到通脱的另一种思考和接纳，对人生情绪的另一种豁达的表达方式。
第三，崇尚自然，主张适意而行，不受任何拘束。
如著名的王子猷雪夜访戴故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第四十七则）
王徽之雪夜访友，“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不愿受世俗羁绊，追求自然适意生活的纯真性情和人生境界。
顾和在捉身上的虱子，上级领导经过，依然“搏虱如故”（《雅量》第二十二则），对待领导的这种不敬态度，估计大部分现代人是不敢这样做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知识分子采取明哲保身，远嫌避祸的态度，崇尚老庄、傲啸山林，开逾越名教、任性放诞之风气。《世说新语》所记载的故事中，以酗酒、裸裎、幽隐、率真等最具代表性，“竹林七贤”（指的是魏晋间的阮籍、嵇康、向秀、山涛、王戎、刘伶、阮咸这七位名士）就是最典型的人物，凸现了这个时代人物的个性风貌。
阮籍，嗜酒如命，终日醉意朦胧。魏文帝想为儿子娶阮籍的女儿，终因阮籍大醉六十日而作罢。《任诞》中记载他因步兵营中有数百斛酿酒，自动请求担任“步兵校尉”。
刘伶经常骑着鹿，手里抱着一壶酒，命仆人拿着锄头跟在后面，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埋了我。”这种嗜酒如命，放浪形骸，其他时代的人无有能比的。
魏晋时期名士的另一个惊世骇俗之举就是裸裎，刘伶是这样一个大名人。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任诞》第六则）
这个时常不穿衣服、喜欢裸体活动的大名士，给自己找的理由倒是挺大气磅礴的。其实刘伶也就是偶尔在屋中纵酒后裸一下而已，但却一裸千古留名，也为当时的人树立了不小的榜样，不少贵族名士喜欢在林下湖边集体裸体赏景嬉游喝酒，师出刘伶啊！经常看到现代人，特别是西方人在公众场合下裸奔，彰显个性，博取众人眼球，和魏晋南北朝人的裸裎相比，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也缺少了魏晋人特有的“裸”的雅致和精神品位！
第四，无论对人、对自然、对人生、对艺术，都表现出一往深情。
《世说新语》中对统治阶级的政事和日常生活也有所涉及。其中有不少批判黑暗现实、讽刺奢侈淫逸的记述。
《世说新语》所表现的思想内容驳杂而多类，总的来说，通过记述文人的逸闻琐事，言行事迹，达到品评人物的目的，反映了那个大动乱时代知识分子的个性特征和精神品格。
《世说新语》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善于采用多种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而且只用短小的文字，就能将事件的中心突出，以特征性的细节描写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练，简约含蓄，隽永传神，既有典雅的辞句，又有生动的口语，善于将语言写得逼似人物身份。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这些文辞华美的语句，书中随处可见，难以备举。
在中国小说史上，从来没有一部书，能像《世说新语》那样，给后代留下这么多的成语佳句和文学典故，其中许多故事成为后代戏曲小说的题材，其本身也往往成为历代文人仿作的楷模。
《语林》，一作《裴子语林》，东晋裴启撰。裴启，字荣期，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是个很有风姿才气的人，喜欢评论古今人物。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由此可见当时的流行盛况。后因书中记载谢安的话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遭到谢安的批评，于是就不再流行。《隋志》“小说家类”《燕丹子》附注：“《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可知该书在隋唐时期就已亡失了，这与它受到大名士谢安的轻视应当是有直接关系的。可见，魏晋名士的毁誉，对人对书的影响都非常大。《语林》的命运正体现出当时的社会风气。
在魏晋逸事小说中，《西京杂记》是颇为特殊的一种。《语林》、《世说新语》等书专记名流学士的言行逸事，而《西京杂记》的范围则更为广泛，记录西汉时期逸事逸闻，有文人言行，但更多的是当时的宫室园囿、珍玩异物、舆服典章、风俗民情等。“杂载人间琐事”，实为后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小说之滥觞。
《西京杂记》中还有不少有关文人的著名传说，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悦私奔的故事，王昭君出塞及毛延寿弃市的故事，匡衡勤学、穿壁偷光以及秋胡戏妻等故事，都为后代所传诵。可见，《西京杂记》虽然内容庞杂，但却有很多可取的地方，正显示了小说的本色，体现了魏晋逸事小说的另一种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