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失利、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巨大的事件，古老的中国一步步滑到亡国的边缘，民族危机愈加深重，有识之士都在积极寻求国家民族的未来出路。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救亡图存的意识成为文学的基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提倡“小说界革命”。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强调和夸大了小说改良社会政治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作为对这一理论的响应和实践，这时许多小说杂志和小说作品相继产生。这些小说作品中有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作品。鲁迅先生称之为“谴责小说”，以别于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小说。鲁迅先生说：“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躁，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一类小说创作的目的“在于匡世”，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抨击时政，笔锋尖锐，但作品显得浮露而缺乏深度。所以鲁迅认为这一类小说还不够格称作讽刺小说，就把它们别称为“谴责小说”。
清末的谴责小说进一步扩大了小说题材的范围，描写以官场为主，而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则代表了谴责小说的最高成就，被后人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
1.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这部作品是清末黑暗政治的真实写照。它批判和谴责了整个封建官僚阶层，从官场的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状况。
作者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精于书画篆刻、金石音韵，以第一名考取秀才，但后来屡试不第。三十九岁因肺病于上海病故，无子女。在上海办《指南报》、《游戏报》，专门登一些俳谐嘲骂的文章；又办《世界繁华报》，热衷报道优伶、娼妓的消息，也登载诗词小说，盛极一时；后来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等。作品除《官场现形记》外，还有《庚子国变弹词》、《海天鸿雪记》、《活地狱》、《文明小史》等。
《官场现形记》凡六十回，近八十万字。本书写作手法略似《儒林外史》，由一系列独立的人物故事连接而成。光绪二十九年（1903），《官场现形记》最初连载于《世界繁华报》，随写随刊，因而结构显得杂乱散漫。
本书直指封建吏治习性与官场黑暗腐败，整本书几乎没有好人，只有坏人。作品揭露和抨击了清政府官僚机构的黑暗与腐败，是清末官僚统治集团的真实写照。所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虽然地位有高低，权势有大小，手段有不同，但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为了升官发财，无不蝇营狗苟，贪赃枉法，残害百姓，出卖国家以至最后出卖自己的灵魂。比如小说写胡统领（胡华若）得悉要他去浙江严州“剿匪”后，十分害怕，唯恐丧命，但又不敢不去，于是他带领随员和军队一路耽搁，花天酒地。后来打听到严州已经没有什么“匪”了，他竟然得意扬扬，想借“剿匪”来邀功。于是他率领人马，如狼似虎地奔到乡下，发布命令烧毁百姓的房子，将吓得躲起来的孩子、妇女“从床后头拖了起来”，“胡统领定要将他们正法”，“纵容兵丁搜掠抢劫起来；甚至洗灭村庄，奸淫妇女，无所不至”。在大队人马劫掠一阵以后，胡统领便“东南西北，四乡八镇，整整逗了一个大圈子”，见无人出来抵敌，便“奏凯班师”。
这些官吏们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肆意妄为，可是在洋人面前却奴颜婢膝，奴才相十足。第五十三回制台接见洋人一段就是典型的例子：
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账王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
当听说来的是洋人时，那制台的表现又是一番景象：
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账王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
总之，《官场现形记》对晚清官僚集团作了比较全面的揭露，对黑暗腐败现象予以尽情的嘲笑和讽刺。
本书急于表现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时代特色，着重揭露官僚的“龌龊卑鄙”，在内容上少了细致的修饰，人物缺乏典型化，描写过于渲染夸张、笔无藏锋，内容显得不够耐人寻味。其剧情大同小异，写之又写，难免杂沓重复。
2.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这部作品暴露的对象从官场扩及商场﹑洋场。商场中写了官商勾结，洋场中写了才子的沽名钓誉。
作者吴沃尧（1867—1910），又名宝震，字趼人，广东南海人。他生于北京，长于佛山镇，故又自称“我佛山人”。光绪八年（1882），他到上海谋生。1897年起先后为《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写些小品文。1903年他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投稿《新小说》杂志，在该杂志还发表过《九命奇冤》、《电术奇谈》。他曾去过日本，不久回国。1904年在汉口任《楚报》主笔，该报是美国人办的。因反对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他愤然辞职，回上海参加反美爱国运动。1906年任《月月小说》总撰述，发表《劫余灰》、《上海游骖录》等小说。吴沃尧是当时创作最多的一个作家，一生留下小说三十多部。其中有《恨海》、《最近社会龌龊史》、《黑籍冤魂》、《发财秘诀》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图4-26）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写作，历时七年，至宣统元年（1909）最后完成，共一百零八回。全书以一个自称“九死一生”的人物为线索，叙述了他在二十年中的所见所闻。作者把他的笔伸向腐朽的清末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以暴露官场的怪现状为中心内容。全书记载了一百八十九件“怪现状”，大多数都与官场有关，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清末官场的黑幕。作品还写了许多风流名士、洋场才子，揭露了他们胸无点墨，冒充文人雅士的种种丑态。
如书中的苟才（苟观察），为了升官发财，竟然无耻到逼使自己的寡媳去做制台的姨太太；符弥轩虐待祖父，逼得他向邻居讨饭，甚至几乎将祖父打死；莫可基冒顶弟弟的官职，霸占弟媳，又把她“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候补道命令自己的妻子为制台“按摩”。其他还有做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等。这些典型人物的塑造说明了封建统治结构及其伦理道德已经腐朽透顶、病入膏肓。
作品中又写了一个亦官亦商、弃官从商的人物吴继之。他的处世哲学是：“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他又认为人生是一个骗局，不能说穿：“总而言之，世界上无非一个骗局。……不过他们要如此说，我们也只好如此说，万不宜揭破他；揭破他，就叫做煞风景；煞风景，就讨人嫌；处处讨了人嫌，就不能在世上混；如此而已。”吴继之的这番话把追求金钱说成是人的本性，把互相蒙骗作为处世的经验，这都是市侩的圆滑哲学。
书中第九十九回借卜士仁的口概括了当时的官场哲学：“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书中这一类做官哲学时时可见，好像只要做官就得丧尽良心、道德和做人的尊严。而好官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比如书中写了一个清廉正直的“清官”蔡侣笙，他开仓赈灾，拯救饥民，却被朝廷革去官职。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我国第一部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的长篇白话小说。在结构方面，这部作品以单篇故事串联而成，但始终以“九死一生”的见闻为线索，较有连贯性。
3.刘鹗《老残游记》
这部作品暴露清末官场的黑暗，由赃官及于清官。
《老残游记》二十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至十三回中止，后又续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原署“鸿都百炼生”著。
鸿都百炼生即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他少精算学，后又行医，又弃而为商。光绪十四年（1888）后，刘鹗曾先后在河南巡抚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处做幕宾，帮助治理黄河，很有声誉。他积极参与洋务派的实业活动，曾帮张之洞筹办洋务，自己也从事过铁路、矿藏、运输等洋务实业活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他曾从俄军处贱价购买太仓粮，用来赈济北京饥民。后以私售太仓粟罪，流放新疆，病逝于新疆。刘鹗还曾写有《老残游记》续集，共十四回；著有诗集《铁云诗存》，诗清新俊逸，功力颇深；所著《铁云藏龟》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集录，奠定了后来甲骨文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