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散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周代朝廷和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也编写了不同的史书。国君身边还有各类瞽史，经常讲诵历史故事和民间传闻，这些内容后来也被编入史书中，促进了历史散文的文学化。官学下移，士人地位的提升，促进了私人著述风气的盛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各具特色的史传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它们或叙事详赡，或以事带言，或以人带事，摆脱了言事分记的幼稚，故事情节完整而曲折，人物描摹细腻而生动，许多篇章引人入胜，堪称文史交融的典范。《左传》等已经用人物和情节来演绎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说，史传文学已开始走向经典。
一、《左传》：以故事耸立起来的丰碑
1.左传是怎样写成的
上一章我们已经了解了《春秋》，可在这儿又不得不再次提起它。提起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所要说的《左传》，跟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传”是“解释”的意思，相传《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它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一起合称为“春秋三传”。正如前章所说，《春秋》的“简而有法”是出了名的，它不仅记事简要，对义理的阐发也是相当的隐讳，孔子从来都是意在言中，不轻易点破玄机的，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不少解释这部经典的著作。《公羊传》、《榖梁传》都是从符合本群体利益的需要出发，重在解释、阐发《春秋》经义，以议论为主，是名副其实的解经之作；而《左传》却不一样，说它跟《春秋》有关联，是因为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要，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在《春秋》记事的基础上，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提炼和加工，描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摹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它把历史事件写得更加完整细致，更加明白晓畅、引人入胜，让人物更加丰满逼真、活灵活现，从这点上来看，说《左传》是解经之作也未尝不可。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跟这个性质却不太一样。汉哀帝时，刘歆为《左传》争名分，想把它立于学官，认为它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一样，都是解释《春秋》的作品，并称之为《春秋左氏传》。西晋时，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把它和《春秋》合为一书。这实际上有点乱点鸳鸯谱，《左传》与《春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它们在内容上有联系，但却不是一回事。
《左传》并不是经学著作，而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一部自成一家的编年纪事体著述，是继《春秋》之后又一部编年史。《左传》的记事，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还附录了一些鲁悼公四年（前463）至十四年（前453）韩、魏、赵三家灭智伯的史实。可以说，《左传》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各路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与此同时，它还生动反映了春秋时期风生水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
春秋是奴隶制度走向瓦解崩溃，封建制度趋于确立的时代。旧的制度即将谢幕，新的制度刚刚唱出序曲，使得周天子感到了巨大的动荡不安。子杀父，臣弑君，陪臣执国命，你看看，儿子杀父亲、臣子杀主子的事情出现了，就连原来的家臣，也能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心机，来支配诸侯国的政治事务了，还有什么不能发生的呢？在周天子无能为力、沮丧落泪的同时，各个诸侯国却忙得不亦乐乎，争夺霸主地位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左传》对这些个波澜壮阔的战争作了尽情的渲染和描摹，中间穿插着井然真切的叙事，叙事中又有着鲜明的人物刻画，这中间，有了传说，虚构成分也增加了，文学色彩越来越浓厚。
周朝天子的权力向下转移，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崛起，人们的独立意识增强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左传》诞生了。它一出世，便履行起了自己的义务，忠实地反映整个大动荡的同时，也记录了人们的新认识和新观念。它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但又不只是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翔实的罗列，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总而言之，它对急剧变革的社会作了一次很重要的总结。
虽然《左传》的特色显而易见，但它的作者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司马迁认为是左丘明，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班固赞同他的说法，并且进一步指出，左丘明就是“鲁太史”。但自唐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异议。现在看来，《左传》作者实难确指。它大约是儒家一派学者根据各国史料及传闻编纂而成的，并非成书于一人之手。但从常理上讲，既然它以“左氏”作为名字，应该与“左氏”有某种关系才对，如果说左丘明曾传诵过其中的部分史料，可能就比较可信了。
《左传》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与《国语》成书同时或稍后。内容比《春秋》增多了二十七年。虽然《左传》是取材于旧的史料，但经过精心的加工整理，全书具有统一的风格，在艺术上比《尚书》、《春秋》、《国语》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晋代范宁说它“艳而富”（《春秋而榖梁传序》），唐代刘知几称“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大櫆则称赞它“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论文偶记》）。要之，《左传》的文章细密详赡，富于文采，给人以具体生动之感，同时又微婉蕴藉，意味深长，使人寻绎不倦，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无论是叙事、写人，还是记言，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不管怎样，《左传》的“典美博奥、委婉含蓄”是否认不了的。
2.保守与进步的矛盾交融
《左传》有着鲜明的思想倾向，虽然复杂，但很清晰，笔者把它总结为“保守与进步的矛盾交融”。至于有多么进步，又有哪些保守的地方，咱们还得从文本本身出发，实事求是地来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左传》大概是战国初期的儒家学者写成的。很显然，作者面对这样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有点左右摇摆。一方面，表现出作者对人的重视，而天命、神权观念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文中的那些民本思想，显出他们的进步性。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旧制度的崩坏和旧贵族的衰微，又流露出深深的惋惜和同情，其保守之处已不言而喻。
在讲它的进步性之前，我们先看看下面几段典型的言论和经典的例子。桓公六年（前706），季梁与随国国君讨论是否追击楚国的军队。当时，随侯听信少师的话，打算追赶。季梁制止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又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又称季氏梁、季仕梁，春秋初期随国人，具体生卒年代不详。随国失兵败于楚国之后，随侯对季梁说“孤今以国听子”，意思是把国家政事托付给他，以此来推断，季梁应当高居相位。他的话并不难理解，他的意思是说：所谓的道，就是要忠于老百姓而取信于神灵；人民是神的主宰，所以，有道德的圣君总是先安抚好老百姓而后才敬奉神灵。从季梁的身份地位来看，他的话是有分量的，并且也代表了当时的潮流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随着社会的变革日益加剧，传统的天赋神权的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人的重要性也得到了肯定和提倡。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史躄的话比较有说服力。他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在这里，较之唐太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言论，不知提前了多少年，而且已经作了充分的演绎和概括。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记载的大量史实中，很多都形象地表明了民心的向背关系到统治者的命运和国家的兴亡。僖公二十七年（前633）的城濮大战，楚国被晋国打败，楚国的荣季说：“非神败令尹，令尹不勤民，实自败也。”他的“不勤民而败”的论析可谓是一针见血。哀公元年（前494），吴国想攻打楚国，楚国的令尹子西说：吴王夫差“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安能败我？”陈国的逢滑也曾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果然，夫差不久便身死国灭。不是子西、逢华他们未卜先知，而是他们看得透彻，所以才分析得到位，预见得准确。
另外，他们还宣扬“民为邦本，民重于君”的思想。作者对历史上不勤政不爱民的暴君昏君给予批判，并对驱逐这样的国君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襄公十四年（前558），晋悼公对师旷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却答道：“或者其君实甚。……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于民之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史墨针对鲁君被季氏所逐而死于国外一事发表评论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些极具时代特色的进步观点，在与维系宗法等级的旧礼制的斗争中，无疑是大胆的鲜明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上天所庇护；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做兴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民心的向背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亡，他们因此告诫统治者要尊重民意，重视舆论，过则改之。
在这样的观念主宰之下，书中还深刻揭露了“残民”、“困民”的统治者，赞扬了“恤民”、“用民”的政治家。子产就是人们拥戴表彰的典型。有郑人的歌谣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为政能够尊重舆论，曾主张“不毁乡校”，让百姓自由地讨论国家政事，使百姓得到实惠，对此，作者是拍手称快。书中对那些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忠良正直之士极力赞颂，对大国对小国的侵略事件和卖国害民的小人猛烈抨击。宣公二年（前607），宋国羊斟为泄私愤，故意让宋国打了败仗，《左传》在记载此事时，通过“君子”之口，大骂他的非人之举。
事物的存在本来就有其两面性，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不能因为它的好而忽视了它所有的不好，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其实，《左传》的民本思想很不彻底。在提倡人重于天和神的同时，还宣扬散布了天命、占卜和鬼神等十分迷信的思想。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的史官还掌管着巫术和占卜，而这样的记载正是出于史官们的传诵，他们不否定妖神的存在，说明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摆脱有神论的影响和桎梏，当然这也是历史的局限。就连刚才笔者一再强调的“民本思想”，也是有一点需要交代的。统治者把“民”摆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不是完全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也不是专门为了人民着想，归根结底，在春秋战国那个大兼并的时代，“民”是徭赋和士兵的主要来源，人口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国力的盛衰强弱。当时的北方各路诸侯，缺乏的恰恰是这种宝贝，他们的国家地广人稀，人民可以自由地流动和迁徙，所以采取有利措施争取民众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说到底，它还是从统治者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
另外，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作者的态度相当矛盾。他们一面对新的时代有期望和希冀，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对即将没落的奴隶制的依依不舍。昭公三年（前539）叔向和晏婴的一段对话最能够说明问题。当时，齐景公派晏婴请求晋国国君继续娶齐国的女子，事情完毕之后，两人就非常有感慨地交谈起来。叔向说：“齐国怎么样了？”晏婴回答说：“现在是末代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齐国恐怕是陈氏的了。国君抛弃他的百姓，使他们归附陈氏。齐国原来有豆、区、釜、钟四种量器。四升为一豆，各自以四进位，一直升到釜，十釜就是一钟。陈氏的豆、区、釜三种量器，都加大了四分之一，钟的容量就更大了。陈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粮食，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材运到市场，价格不比山里高；鱼盐蛤蜊等海产品，价格也不比海边高。百姓把劳动收入分成三份，两份归公家，一份用来维持自己的衣食。国君聚敛的财物已腐烂生虫，人们却挨冻受饿。国都的各个市场上，鞋价便宜而假腿昂贵。百姓有了痛苦疾病，有人乘机去安抚。百姓拥戴陈氏如同父母一样，归附陈氏像流水一样。想要陈氏不得到百姓拥戴，哪里能避得开？陈氏远祖箕伯、直柄、虞遂、伯戏，他们随着胡公和大姬，恐怕已经在国接受祭祀了。”叔向说：“是的。就是我们的公室，现在也到了末世了。兵车没有战马和人驾驭，国卿不率军队；国君左右没有好人才，步兵队伍没有好长官。百姓疲病，但宫室更加奢侈。道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而宠姬家的财物多得装不下。百姓听到国君的命令，就像逃避仇敌一样。栾、卻、胥、原、狐、续、庆、伯这八个大家族的后人已经沦为低贱的吏役。政事由私家决定，百姓无所依从。国君一天比一天不肯悔改，用行乐来掩盖忧愁。公室的衰微，还能有几天？”晏子说：“您打算怎么办？”叔向说：“晋国的公族全完了。我听说，公室快要衰微时，它的宗族就像树的枝叶一样首先落下来，公室跟着就衰亡了。我的一宗有十一族，只有羊舌氏一支还在。我又没有好儿子，公室没有法度，能够得到善终就是万幸，难道还会指望得到后代的祭祀吗？”齐晋两国的状况正是春秋末期奴隶主贵族“季世”的真实写照。身为旧贵族的晏婴和叔向，对此感到忧心忡忡而又无能为力。作者清醒地看到了统治者的腐朽、民心的向背以及旧贵族不可避免的没落趋势，但其同情又显然在晏婴、叔向这一类人物一边。
正是由于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处处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书中常以“礼也”、“非礼也”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并且借助书中人物的话语来谴责一些违背礼义的行为，提倡“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伦理规范。还有，书中虽然不惜笔墨对诸侯争霸的战争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但对齐桓、晋文等霸主漠视周天子的权威，擅自征伐很有看法。作者在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的同时，又反对“犯上”与“弑君”，想维护周天子的威严。再者，书中对岌岌可危的旧事物极力维护，对顺应历史潮流的革新措施却直截了当地予以批判和否定，都暴露出了作者的局限性，如鲁国施行初税亩，郑国作丘赋、铸刑书，晋国铸刑鼎等，实际上都是变革图强的好办法，但作者或直接斥责为“非礼也”，或借孔子等圣人之口加以非议。
其实，把我们放在当时的社会里，作者的这种自相矛盾也可以理解。他们存在保守思想是必然的，是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对它痛批到底。想想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在谈论他们的先人的时候，如果拿他们那时候的理论来要求我们，我们能愿意吗？不是不能对古人评头论足，而是要把这些评论放到当时的大环境中，适当地加以批判继承。《左传》诞生在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上，它的作者们具有进步而又保守的思想也是无可厚非的。
3.井然真切的精彩叙事与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