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出自《左传》，叙述详尽而完整，把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并且富于文采，让人耳目一新，记忆深刻。而在《春秋》中，对同一件事情，作者只用一句话，“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就作了交代。寥寥几字，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一目了然，虽然对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等没有作任何说明，但了解历史的读者会发现，其记事不仅清晰地显现了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而且揭示了同一时代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褒贬之意自在其中。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兄弟俩的关系，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两人之间的战争，就如同两国交战，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有失教诲；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便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这么处理含有责难郑庄公的意思。由此可见，《春秋》不仅记事简略，于一字之中见褒贬也可谓是名副其实。它所记录的历史事件，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个字。但很明显的是，它叙事扼要谨严，极为简略，但“简而有法”，每记一事，只寥寥数语，不带什么文学色彩。但它的语言简练明白，遣词造句都很讲究。如僖公十六年载：“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简洁明了，错落有致，比起佶屈聱牙的《尚书》，确实有了很大进步，它对古代散文尚简传统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全书虽然不过一万八千余字，却能够纪远近、别同异，直接呈现事件，其中既没有记录因果过程，也没有作任何主观人为的评判，做到文约事丰，确实很有功力。
记事这么“简而有法”，那么，《春秋》对史传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它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吧。
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而成《春秋》，它是我国第一部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史书。古书中记时常用“春秋”，今人便以为“春秋”指四季，其实，关于“春秋”的说法，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我国历法原来把一年分为春秋二时，后来才逐渐演变成为春夏秋冬四季。殷人甲骨卜辞中关于“春秋”的观念影响深远，西周时期各个诸侯国都设有史官，他们负责编修各国的史书，“春秋”便成为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由于其他诸侯国的春秋都散逸亡失，只有鲁国的春秋流传于世，于是《春秋》便成为鲁国史书的专称，因其属于儒家“六经”之一，所以又称为《春秋经》。
采用编年体记事，是《春秋》首创，并且极具特色。这里所说的“编年”，就是建构明确的时间顺序，按照年月日来记录历史事件，正所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这一体例的创造，堪称伟大创举，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春秋》用鲁国纪元，它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依次经历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诸国君，直到鲁哀公十四年，总共二百四十二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它处处反映鲁史特征。如书中记载鲁国之事时常称“我”：如记鲁君及夫人葬事时，《春秋》均书作“葬我君某公”、“葬我小君某某”；鲁国受其他诸侯国或戎狄侵伐，均书作“某某侵我某地”、“某某伐我某地”；鲁国军队打了败仗，书作“我师败绩”；鲁使者被其他诸侯国扣押，书作“某某执我行人某某”；宣公十年齐人归还强占的鲁国土地，书作“齐人归我济西田”，等等。①同时提到的诸侯国和蛮、夷、戎、狄部族共有一百多个，对于中原有较大影响的十几个诸侯国也有较多的记载，基本上反映出了春秋时代的大格局。
另外，它的体式、内容、叙事、语言也都自成一家，是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始祖，在史传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虽然传说《春秋》因孔子“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说法不足以服人，但他要记录实际的人事得失以便达到切实可用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就像“没有表情”也是一种表情一样，孔子于无声之处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后人把这种从简约而凝练的记录观照历史的方式称之为“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即一字见义、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即在平常的记事中隐含着深刻的垂教后世的褒贬劝惩之意。《春秋》在记事中体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常常通过用语和行文寄托褒贬爱憎、裁定是非曲直。对僭号称王的吴楚之君，即贬称为“子”；凡悖礼作乱，以下杀上者，都斥之为“弒”。鲁隐公四年春，卫公子州吁杀卫桓公而自立为君，后来又被卫人所杀，《春秋》记载此事说：“卫州吁弒其君，卫人来告乱”，“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一“弒”一“杀”，褒贬自明。再如庄公三十二年庆父使人杀鲁君子般，《春秋》写道：“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庆父如齐。”暗示庆父对子般被杀负责。又如，桓公十三年载“都人、牟人、葛人来朝”。来朝者，都是小国之君，至少是他们的兄弟或世子，《春秋》不像称呼“宋公”、“齐侯”、“郑伯”、“楚子”等称其爵称，也不像称呼“郑伯突（厉公）、郑伯忽（昭公）”一样在爵称后称名，却只书作“人”，可见鲁人对这些小国的轻视。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载：“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齐豹身为卫国大夫，为了一官半职就杀害了卫国国君的兄弟，虽说“欲求不畏强御之名”，但在孔子眼中仍然是“盗”；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昭公五年莒牟夷、昭公三十一年邾黒肱都曾拿着自己国家的土地取悦于鲁国，他们都是小国的大夫，孔子说他们“来奔”，本身就是对他们的鄙视，可他还是不解恨，他不惜笔墨，又点出三人姓名，以便让卖国贼之名遗臭万年。在这里，一个“盗”字写出了孔子的厌恶和谴责，一词“来奔”便现出了叛国者卖地求荣的丑态。显然，纯粹客观的历史记载不但古代，将来恐怕也不会出现，但人们绝不会将严肃的史书记载与荒诞虚构的东西抑或是神话混为一谈。由于孔子的用意在于“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所以牺牲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以迁就道德标准也就无可厚非。王安石曾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实际就是批评孔子没有有效地保留历史。很明显，王安石的说法有失偏颇，《春秋》的“简”只不过是有目的的简，这种“简”的背后掺入了编者自己的评价而已，从客观上说，《春秋》能够比较客观地记载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并且这比直接明白的劝诫要高千万倍。《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就是对这种“笔法”的一次总结，基本概括出了孔子作《春秋》的核心意旨。《春秋》这种以一字为褒贬的写法和微婉含蓄的风格，对后代散文也有不小的影响。
在文字记录的历史中，史官能够秉笔直书，丝毫不体现出个人的好恶，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说，自从有了史官，就有了对历史的褒贬记录。孔子也是这样，《春秋》中记事虽简而有法，但褒贬劝惩之意跃然纸上。
据司马迁记载：“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春秋》一书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这都印证了《春秋》笔法生动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并且在记录史实之中，包含着巨大的褒贬抑扬的意蕴。“褒贬进退，史官之职”（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序》），孔子以惩恶扬善的方式，达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制讥而已也”（《汉书·司马迁传》）的目的，就这一点而言，已非常明确地表现在“春秋笔法”中了。“《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春秋之时，像“弑君”、“亡国”这样的非常事件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并且也引起了史官对这类非常事件的高度关注，但他们往往无权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评判，而只能通过另外的较为巧妙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实际上，这是一种隐讳的表达方式，隐而不书并不是一味遮掩，它同样也是一种臧否方式，体现着史官的价值评判标准，透露出《春秋》“遵循周制，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的思想倾向。也许孔子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尊王攘夷”，极力挽救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社会秩序吧。
简而有法固然使得《春秋》言简意赅，但凡事往往过犹不及，过于精简却又透露出《春秋》难以规避的缺陷：其记事过于简略，多为提纲挈领式的文句，几乎看不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就好像今天写文章，只是拟好了标题，却没有正文加以说明诠释，它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史传文学。另外，编者刻意“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陆淳在《春秋集传纂例》中引赵匡的话说：“凡君子过恶，以讳为示讥，见其避讳，亦足以知其不当为也。为尊者讳，不书王师战，不言天王奔及出……”这就指出了这种主观倾向。《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中，隐、桓、闵都是被害致死，书中却记为“薨”，以掩饰国君的非正常死亡。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书中或不书，或变字更文等，读者不能从《春秋》本身看出事件的真相，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史官应有的“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对后世史传文学有着不良的影响。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避讳原则只限于记载鲁事，至多偶尔用于王室之事，并未进行人为的夸大和扭曲的说解。
“春秋笔法”还集中体现了《春秋》的语言特点：凝练含蓄。简洁的用语中所包含的信息量是惊人的，也是历来为人们所叹赏的；委婉的曲笔中又隐含着品之不尽的韵味和深意。较之于“佶屈聱牙”的《尚书》，《春秋》已明显成为简明含蓄的标榜，这昭显着史传文学的发展和进步。
也许正是因为《春秋》的简要凝练，才出现了各种解释它的著作，这就是“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他们代表各家的观点，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春秋进行阐发，其中《左传》以叙述史实为主，《公羊传》、《榖梁传》主要从义理方面训诂释义。比如《春秋》中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就详细地描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公羊传》、《榖梁传》则分别阐释为“大郑伯之恶”和“失子弟之道”。
《春秋》是一部忧患之书，它在叙事中倾注了鲜明的感情色彩，不动声色地表达出至深至隐的大义，就在于它所特有的这种“春秋笔法”。虽然它的文学性并不甚强，但它的叙事方式以及语言运用技巧却足以为后世史传文学大厦的巍峨耸立打下夯实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