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使全美感到震惊。吉娣·格罗维斯是一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上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再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上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人给警察打电话。
当时，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两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却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人们无动于衷，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他们认为：这种现象不能仅仅说是众人的冷酷无情，或道德日益沦丧的表现。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行为是不同的。当一个人遇到紧急情境时，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能提供帮助，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他见死不救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分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就容易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
他们的这个结论是通过一个心理实验得出的。在他们组织的一项实验中，有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72名学生参加。讨论以2人组、3人组或者6人组的形式进行。这些学生将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被告知他是与其他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五个人谈话。而事实上他听到的话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是一位男学生，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呃呦……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在大喘一阵后，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和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的参与者中，有85%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就这样做；在那些认为还有4个人也听到这些发作的参与者中，只有31%的人这样做了。后来，当问到学生们：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他们都说没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影响。
巴利和拉塔内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他们把这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一个紧急情形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旁观者无动于衷。这种冷漠旁观的行为，“可能更多的是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于一个人‘病态’的性格缺陷中”。
43.社会感染——情绪共鸣的产生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很善于在大型集会中，进行煽动性的演说，以此来煽起民众的“大日尔曼主义”情绪。群众对希特勒报以近乎疯狂的欢呼，在场的每个人，都做出平时羞于做出的夸张动作，并喊出平时无力喊出的歇斯底里的叫声。
这种个体在感人场景感染下，表现出情感和行为上不同程度的失控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社会感染”。
这种情况在生活中也可以见到。比如观众们在一个剧场里安静地观看表演，突然间浓烟滚滚，大家发现着火了！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有的人猛地冲向太平门，然后所有的人马上都跟着向出口挤去。结果人多门小，反而都被堵在了门口。这就是社会感染的一个好例子。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群众中的社会感染与心理暗示。
还有，在公共场所，我们看到别人起立，自己也会起立；看人家鼓掌，我们也会鼓掌，甚至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情不自禁地打起哈欠来。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认为这起源于人与人的模仿。他的一句名言是：“社会就是模仿，而模仿乃是一种梦游症。”
美国学者爱德华·A . 罗斯进一步指出，这其实是刺激与反应一系列递进强化的过程：群众在受到暗示后，就会发生相互影响；在相互影响下，一些荒唐的暗示又更加能鼓动群众，引发某种骚动；而骚动本身再次坚定了群众对暗示的信任。在这样的循环之下，群众趋向于越来越狂热。
这种现象在股市中也会看到。研究股市投机心理的专家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群羊理论”，解释了股民们随大势非理性地买卖股票，造成股市暴涨或暴跌的现象。
当刺激发生时，一个人的反应是因为受了他人的刺激，而这个人的反应又构成对他人的刺激，并且这些刺激会变得一次比一次强。股市大涨时，引起了人们的极度兴奋，股民甲和乙看到丙与丁在大量买进股票，情绪更加亢奋，继续不断买进，而甲和乙的这一些反应又成为对丙与丁的强有力刺激，使丙与丁买得更多，丙与丁的反应反过来又刺激了甲与乙——就这样，彼此循环刺激，使股价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最后引发崩盘。
不光是股市，历史上出现过好几次因为投机过盛而造成的经济危机，比如，几百年前荷兰疯狂炒卖郁金香的事件，也遵循这一道理。还比如海南上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就是由于社会感染的作用，导致房地产过热，后来经过宏观调控，烂尾楼比比皆是，房价突降，内需紧缩，经济萧条……
引起群众争相仿效的社会感染一般有两种，一是情绪传染，个体自控能力下降，表现出各类过激行为。二是行为传染，动作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
当参与者具有共同的态度、兴趣和价值观时，社会传染最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在球场的大环境中，作为松散的无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同仇敌忾的球迷不约而同地跟随他人而行动。当人们对比赛的进程、比赛的结果或者比赛中的球员、裁判有意见时，不满的情绪被煽起，并迅速扩散，只要有一个人向赛场扔东西，其他球迷也会扔东西，一下子掷抛物会像暴雨般地向下飞去。同样，那些冲动的暴力行为也会迅速引起共鸣，从而引发球场骚乱。
在“社会感染”中，个体感到丧失了个人身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做出与内在的标准（主要是道德准则）不一致、正常情况下绝不会发生的行为。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匿名效应——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才敢这样大胆。
44.拉绳实验——人多真的力量大吗？
有句俗话叫“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但心理学家却发现，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在这样的集体中，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倒有许多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导致了对集体不利、甚至非常有害的结果。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门瑟·奥尔森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一个集团成员越多，以相同的比例正确地分摊关于集体物品的收益与成本的可能性就越小，搭便车的可能性越大，因而离预期中的最优化水平就越远；而集团规模越大，参与关于开展集体行动进行讨价还价的人数越多，从而讨价还价的成本会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因此，大集团要比小集团更难于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
这个规律解释了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瞎胡混，鸡多不下蛋”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人多反而影响工作积极性，出现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呢？
早在1920年，德国心理学黎格曼进行过一项实验，专门探讨团体行为对个人活动效率的影响。他要求工人尽力拉绳子，并测量拉力。参加者有时独自拉，有时以3人或8人为一组拉。结果是：个体平均拉力为63公斤；3人团体总拉力为160公斤，人均为53公斤；8人团体总拉力为248公斤，人均只有31公斤，只是单人拉时力量的一半。黎格曼把这种个体在团体中较不卖力的现象称为“社会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