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并不是矛盾的焦点，主要焦点还在于一直以来郭松龄和姜登选之间的深刻矛盾，也就是所谓的派别之争。姜登选、韩麟春属于日本士官系，与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接近；郭松龄为陆大系，在将领中也有一些同学。两派之间常常闹得鸡飞狗跳。在这次会议上，郭松龄不听张学良的劝阻，竟然拂袖而去。姜登选向张学良告状说： “茂宸此举，有犯军法。”
郭松龄表现得比较冲动，他连夜率数人赶到宋九龄的旅部，下令让他后撤，阵地由高维岳旅接收。接着，郭松龄等带几个人骑快马向后方去了。张学良得知消息，大吃一惊。战场潜逃可是要军法从事的，而且他这么一走，战局形势很可能就会发生逆转。张学良当即命令部队停止移动，一个人策马猛追郭松龄。郭松龄正在离战场约十余里的一棵大树下休息，随从也在极力劝解。张学良终于追上了他，经张学良劝说，郭松龄回到宋九龄旅部。这件事发生在夜间，幸亏直军没有察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便是有名的张学良“月下追韩信”。
张学良走后，为了将功补过，也为了表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郭松龄决定自己亲率三个步兵团和一个山炮营，突袭九门口。部队连夜急行军，夜间行军，白天休息，穿过山间峡谷，以最快速度向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直系守军不敌，全线崩溃。不久，宋九龄就占领了北戴河，郭松龄紧接着攻占秦皇岛。直系的地盘很快就被奉系占去了大多数。
一直志得意满的吴佩孚根本没有料到，现在的张作霖早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上次失败后，张作霖退回关外，苦练新兵，甚至还在日本的支持下，组建了两个新的军种——海军和空军。海军练兵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像样的战斗力，但是空军那花大价钱购买的40架最新式的飞机却是相当有威胁的。搁现在说，那就是制空权在手，万事无忧。吴佩孚还是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奉军，满以为自己只要再次拿起法宝，张作霖就会面临第二次失败。没想到开战才几天，山海关已经面临失守。
情况紧急，吴佩孚不得不亲临前线指挥。10月lO日，吴佩孚驰往山海关。12日，抵达榆关亲自督战，并调集大批援军，加入战线，却连败数阵，锐气尽挫。
冯玉祥倒戈
就在吴佩孚忙着收拾已经日渐不振的军心士气，准备与张作霖做最后一搏的时候，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候，吴佩孚听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他无法接受，更不愿意相信，但事实告诉他，那是千真万确的，即冯玉祥兵变!
吴佩孚当场坐到了地上，悔不当初啊!
冯玉祥为什么兵变?起因并不复杂，还是因为吴佩孚自己。吴佩孚向来看不惯冯玉祥的作风，因为他似乎处处站在道德高地，行事很像南方的革命军，这让吴佩孚对他不得不提防。后来让他做了河南督军，没几天就下令调走了冯玉祥，还多次故意拖欠冯玉祥的军饷。现在报应来了!
冯玉祥倒戈一举成功，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的计划周密，善于抓住时机。否则单凭他自己，就算是临阵倒戈，吴佩孚也不会输得这么惨，甚至把多年来的家底全部赔了进去。
冯玉祥处事深谋远虑，粗中有细。他不仅对外联络孙中山和张作霖，形成有利于自己的三角同盟。在直系内部，他同样构筑了一个反对曹锟、吴佩孚的小三角同盟。这个小三角同盟，就是冯玉祥、孙岳、胡景翼。
孙岳，字禹行，河北高阳人，保定武备学堂毕业。1911年，任第19师师长；1912年，任陆军中将；1913年，参加讨袁之役；1917年，任直隶军官教育团团长；1920年，任陆军第15混成旅旅长，兼任大名镇守使。
孙岳早年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第3镇中校参谋。当年滦州起义时，他就是和冯玉祥站在同一阵线的战友，后来被吴佩孚告发后被曹锟免职，于是只身南下广东，任第19师师长。直皖战起，兼任直隶省义勇军总司令。
吴佩孚战胜段祺瑞后，孙岳战功显著却只得到了第15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之职。对于吴佩孚的排挤和压抑，孙岳同样是一肚子不满。而处于同样困境又与他有旧交情的冯玉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有了他们的“草亭秘议”。
1924年9月的一天，孙岳亲自到南苑为冯玉祥新建的昭忠祠的落成致祭。他们在墓地之间的一个草亭里，坐下议论国家大计，不仅倾诉了对吴佩孚排斥异己的不满，还表达了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的决心，也商定了联合胡景翼的具体办法。最后决定，由孙岳联系胡景翼。这就是“草亭秘议”。
胡景翼，字笠僧，陕西富平人，1892年出生。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任冯玉祥部下陕军第1师师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随冯玉祥参战。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后，胡景翼率部移驻彰德一带，私下仍然密切往来。现在孙岳向胡景翼密谈联合一事，当即得到胡景翼的赞同。他派人向冯玉祥表示：“我只有一句话，就是绝对听您的，毫无半点含糊。”
反对吴佩孚的计划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而这一切，吴佩孚却丝毫不知，被完全蒙在了鼓里。小三角同盟既成，剩下的就是等待时机，而这个时机并不太久，现在就到来了。
张作霖率兵攻击山海关，拉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直系主要军队悉数开赴前线，造成了后方空虚，尤其是北京城，几乎成为真空地带。冯玉祥抓住这一时机向曹锟建议： “13师(王怀庆师)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虚，最好把孙禹行(孙岳)的15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曹锟没有多想，同意了这一“很合理”的建议，立即调孙岳到京，任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孙岳心里明镜似的，他私下悄悄地对冯说： “你特意把我搬来，是不是要我给你们开城门?”冯玉祥只是会心地一笑，双方心照不宣。
尽管冯玉祥一直在暗中准备反对吴佩孚，可老吴骄横惯了，根本就没当回事。吴佩孚虽然对冯的秘密活动毫无所闻，不过他一直对冯玉祥是存有戒心的。为了监视冯玉祥的行动，他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监督冯玉祥。但是老吴这次又失算了，王承斌并不和吴佩孚一条心，冯玉祥直接把自己的秘密计划都告诉了王承斌，王承斌也慷慨地表示绝不会把这个秘密报告吴佩孚，但自己受吴佩孚之恩，不能反对他，所以保持中立。
对此毫无觉察的吴佩孚在直奉战争爆发时，命令冯玉祥为第3军总司令，让他尽快出发作战，而冯玉祥对此就一个办法：拖1
1924年9月17日，冯玉祥得到总司令的任命。第二天也就是18日，他派张之江旅作为先头部队出发去热河，以堵住别人的嘴。然后，他把部队分为多个梯队，一个一个按部就班地出发，今天动身一支部队，明天再动身一支部队。而且先后顺序上也是有讲究的，最早为宋哲元旅，接着为刘郁芬旅，再次为李鸣钟旅，最后才是鹿钟麟旅，整个部队直到24日才开拔完毕。
为什么这么安排?因为鹿钟麟是他最为信任的人，让他走在最后，是为了让他回来时走在最前面。
布置完毕，9月24日冯玉祥开始向怀柔出发，一路走一路磨蹭，每天行军路程只有二三十里，走了四天才磨蹭到密云，10月1日才到古北口。如果急行军，从北京到古北口三天即可到达，可是他们却走了七天。到达古北口后，冯玉祥以筹措给养为名，停顿下来。
就在这时，直系作战不力，已经丢失了大片地盘，慌了手脚的吴佩孚再也坐不住了，不得不离开北京，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冯玉祥听到吴佩孚亲上前线，知道回师的时机成熟了。
10月19日，冯玉祥在滦平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呜钟、刘郁芬、刘骥、邓宝珊及胡景翼之代表会议，宣布班师回京计划，高级将领一致拥护。冯玉祥便命国民军的先头部队以每天200多里的速度向北京进发。
为保证行军速度，冯玉祥让先头部队把帐篷、炊具等物沿途留下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休息的时间。就这样一路急行军，10月22日晚上12时，鹿钟麟旅抵达安定门，孙岳令守兵打开城门。
第二天也就是10月23日，冯玉祥军已经遍布北京内各主要交通要道，他的士兵全部袖缠白布臂章，上面写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报国”十个字，这得到了北京市民的热烈拥护。
10月25日，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分别兼第2、第3军军长，同时还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救国良策，电请段祺瑞入京。宣布曹锟的贿选政府为非法，一律取缔，任命黄郛临时摄政，行使大总统职权。
冯玉祥北京政变，直系后院起火，顿时军心大乱，战场形势转眼逆转。各个防区的直军不是放弃阵地后撤，就是临阵投降。吴佩孚惊闻变故，也慌了手脚。此时的他已经是穷途末路，困兽犹斗。他在秦皇岛通电讨伐冯玉祥，还自欺欺人地说自己奉了大总统曹锟的密令，要他挥师讨伐冯玉祥。冯玉祥逼曹锟解除了吴佩孚的一切职务，吴佩孚又声称这一命令显然是伪造的，他不会接受。
但谎言终究是谎言，对于严峻的形势没有丝毫帮助。迫不得已，吴佩孚亲自率领一万多人的部队回救北京。冯玉祥得到消息，秘派军队半路截击，吴佩孚全军覆没。他在回师北京的同时还曾密令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火速抽调军队北上相助，但各省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各地的声援电报倒是不少，援军却一个人也没见到。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军乘势进攻，孤立无援的吴佩孚只好于11月3日率部分幕僚卫士乘船到大沽口，渡海南下。但他并不甘心失败，在离开天津前，他在天津东站给段祺瑞打电话，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将军队开进天津各国租界，就能引起外国插手干涉，然后借局面混乱之际火中取栗。
段祺瑞回答说： “你是最优秀的军人，为什么要惹出国际问题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了之后连称：“老师，我遵命。”当即乘车回塘沽，转船逃走。临行前，还将无法携带的弹药辎重通通加以封条，上书“移交段督办查收字样”。
直奉战争历时两个多月，以奉张大胜结束，直系主力被歼，直系军阀自此由盛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