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也接过话茬：“是啊，自从民国以来，能当面接受我的祝贺的，只有你雨亭一个人!”
话说到这里，张作霖开始高兴起来，大家就随意拉了几句家常，随即张作霖就示意送客，第一次谈话没有什么结果。
过了两天，张作霖回访孙中山，这次谈话多少涉及了正题。张作霖劝孙 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都不是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国民 党的联俄联共政策，希望孙中山放弃这个政策。
张作霖还很诚恳地表示，决心追随孙中山，愿做孙中山的一个卫士队长，前提是不能搞共产主义。他说： “我可以什么都听你的，但我一生就是反感共产党。谁要是提倡搞共产主义，我就是流血也要反对到底!”
双方的思想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孙中山看着信誓旦旦的张作霖，有些哭笑不得。谈话不可能有结果，只得草草结束了。
这时候，段祺瑞派来欢迎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也到了天津，孙中山对段祺瑞的表面热情并不感兴趣，对于许世英的种种作为也是难以接受，于是在许世英前来欢迎他时，他却劈头盖脸给人家浇了一大盆冷水，还斥责他说：“我一生都在为了对内建立共和，对外废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努力。你们在干什么?一个个只想自己升官发财，害怕外国人。我们是不同道上的人，既然这样，还来欢迎我做什么?”摄于孙中山巨大的威望，许世英不敢顶嘴，只好诺诺而去!
此时的孙中山其实已经身患重病，如果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应该是肝癌晚期。每天病痛折磨，让孙中山只好暂时停止进京，在天津休养调整，同时他委托汪精卫向外界宣读了一个书面声明。
首先，孙中山经过日本时曾经在日本朝野上下呼吁，中日两国本是同文同种，应该互相帮助，日本应该尽快取消二十一条以及其他一些极不合理的优先权。(日本听不听那就两说了。)
其次，孙中山本人现在身体患病，在天津休息，过两天去北京。去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我孙中山本人的官位和权力，而是为了促成召开合法的国民会议，还权于民。一旦时局稳定下来，他本人将辞去各种官职，立即离开政府去欧美游历，并且顺便还上几个西方强国游说一下，争取让他们取消清政府及民国初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第三，孙中山特别提到了冯玉祥修改了清王室的优待条件，并且将溥仪驱逐出北京故宫的行为，他是一百个赞同的。 (等于给冯玉祥站脚助威。)
孙中山因病延缓了进京，段祺瑞抓住这个机会，趁他还来不及反对，就让外交部答复外国公使的照会，首先对外国承认他的段政府表示感谢，继而再次重申了段政府的一贯主张，以前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全部不变。随后，他就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但依然没有老百姓代表。
此时，孙中山认识到时局发展方向即将偏转，带着未见好转的身体赶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但几次与段祺瑞争辩，他的意见都不能得到采纳，不仅如此，他的几点主张诸如容纳人民团体的代表、推行普选制等都遭到了军阀们的反对。这促使他进一步认清了自己与军阀之间的本质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善后会议完全变质为军阀、官僚、政客们的“包办婚姻”，自己在这里纯属显得多余。
彻底绝望的孙中山命令所有国民党员全部拒绝参加善后会议，段祺瑞与孙中山的关系从此破裂，两人在各自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善后会议在没有希望中继续着，不过此时的孙中山一直在北京，他的病被诊断为肝癌，而且越来越重。1925年3月12日，一代伟人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正在出席国务会议的段祺瑞立刻宣布散会，派内务部次长王来代表到铁狮子胡同孙先生行辕吊唁。
孙中山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他的主张得到了包括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拥护，其个人享有极高的威望。即使是他的对手，那些形形色色的军阀们，也对他肃然起敬。由他一手缔造的中国国民党更是将他视为本党的一面旗帜。
为了纪念这位百年来难得一见的伟人，国民党人绝不打算草率。他们提出准备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全民公祭，并向政府提出了申请。但段祺瑞此时却害怕北京的学生和社会团体会借机闹事，因为中央公园距离他的执政府实在是太近了(就是今天的天安门西边的中山公园)，于是他提出要改在偏远一点的天坛举行，当下就遭到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对，纷纷发表抗议。最冲动的要数于右任了，这老先生得知原委后气得跳了起来，直接跑到了段祺瑞的执政府办公室里面，指着段祺瑞的鼻子拍桌大骂。迫于社会的压力，最后段祺瑞不得不同意国民党人的要求，允许孙中山的遗体停灵中央公园，并允许社会各界前往吊唁。
孔雀东南飞
张作霖入关以后，时刻不忘扩大自己的地盘。他瞩目的方向是东南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他垂涎已久，但必须遇有适当的机会，才能下手。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能混到张作霖这个份上，不是那么容易的。张作霖的政治手腕简直就是经典教科书。
本来奉系一直是东北军，现在尽管到了天津一带，但怎么看都属于北方。不过张作霖并不这么想，对于南方的花花世界，他开始起了占有的心。 先说李景林吧! 李景林，字芳宸，河北枣强人，1885年出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14年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参谋长。1922年任东北陆军第一师师长。1924年9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并兼第二路司令。战后，11月任直隶保安司令，执行省长职务。按说，到了这个地步，直隶这个地盘应该属李景林了。
但是段祺瑞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把这个地盘给他最信任的皖系部下卢永祥，卢永祥一直是段祺瑞的坚定而忠实的嫡系。当年的江浙战争中，卢永祥兵败下野，跑去了日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后，立即电告卢永祥从速回国，卢永祥与忠实部下何丰林由日本到达奉天。张作霖请卢永祥恢复浙沪联军总司令头衔，这为卢永祥南下恢复原地盘埋下了伏笔。
段祺瑞利用其手中的大权，突然发表卢永祥和杨以德分任直隶的督办和省长，主动地给他找了～个好地盘，这其实是段祺瑞在京畿重地有意识地安插自己皖系的部下。
这事有些措手不及，张作霖一时陷入僵局。
什么叫危机?危机就是危险加机遇!我们在各种励志书上经常能看到的，却不怎么理解，张作霖给我们好好上了一堂经典的实战课。
深谋远虑后，张作霖提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以解决长江各省问题为名，在天津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者为奉军将领、卢永祥及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
张作霖慷慨激昂，仗义执言，为皖系军阀卢永祥鸣不平。张作霖主动提出把苏皖两省地盘划归段派，由卢永祥掌控。张作霖保证派奉军护送卢永祥南下，经费由张作霖承担。
够朋友吧?看起来的确是的，所以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感动了，方案得到了段祺瑞和卢永祥的一致认可。张作霖心里暗暗得意，因为他终于有了组织南下军队的正当理由。
段祺瑞立即发布政令，免去江苏督军齐燮元的职务，江苏督军一职随即跟着裁撤，命令江苏省长韩国钧暂时兼任督办江苏军务，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李景林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
这下又捅了马蜂窝，被免职的齐燮元哪里肯服，与直系孙传芳联络，反对奉军南下。孙传芳在“齐卢之战”中渔翁得利，轻而易举获得浙江和上海的地盘，但得意了没几天，奉军势力又不断向东南伸展，他的地盘也受到威胁，于是他频繁地与原闽、赣、苏、鄂的直系旧部联络，准备联合反奉。
段祺瑞不希望孙传芳加入到齐燮元一方，令战争扩大，他一方面致电孙传芳，表明北京政令只针对齐燮元一人，绝没有侵害孙传芳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派吴光新南下做思想工作，同时协助卢永祥查办齐燮元。这一招数离间了齐燮元与孙传芳，齐燮元得不到孙的援助。
12月12日，张作霖、卢永祥、张学良、张宗昌、杨宇霆、李景林、吴光新等在天津曹园会商对江苏用兵计划，决定由卢永祥率兵南下，张宗昌担任先锋。
奉军组成了南下宣抚军总司令部，姜登选任总司令，韩麟春任副总司令。军队有张宗昌所部十万人和津榆驻军的一个旅。1924年冬，张宗昌把津浦线的货车改装成铁甲车，沿津浦线浩浩荡荡地南下。
一路之上，只有江苏北大门徐州驻有陈调元的一个师。而陈调元和张宗昌原来就很有交情，在很早以前，冯国璋任江苏都督时，陈调元就是南京宪兵司令，和陈调元经常在一起吃喝嫖赌，花天酒地。现在听到张宗昌要南下打齐燮元，陈调元就借口奉军大兵压境，难以抵御，把部队调开，让出大路。这样，张宗昌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徐州。徐州得手，南京门户洞开。奉军一路南下，张宗昌军顺利到达长江边，准备分路渡江。
齐燮元很想同奉军一战，但其官兵毫无斗志，不服调遣，不战自降。齐燮元只好带着仅剩的残部从南京逃到上海，在沪宁线上与卢永祥的部队对峙。1925年1月20日，安抚好孙传芳的段祺瑞下令彻底清查齐燮元，剥夺了他的官位，抄没全部私产充作江苏省赈灾经费。齐燮元势单力孤，与卢永祥在苏州、无锡打了几天后，只身逃往日本。第二天，卢永祥陪着张宗昌抵达上海，把齐军全部缴械。至此，第二次齐卢战争结束，卢永祥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张宗昌到了上海，孙传芳一下子高度紧张起来，担心他得了上海，回头又惦记他的浙江，于是将部队开到龙华，与张宗昌互相对峙，新的冲突似乎又要一触即发。段祺瑞这时候实在不想再节外生枝，以免破坏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善后会议。于是他派陆军总长吴光新，调解浙江军阀与奉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段祺瑞的努力下，双方总算达成了暂时的和平协议，张宗昌也将部队后退至徐州。
张宗昌占领了上海这个富庶之地，没有放松警惕，把部队主力控制在龙华。任命他的部下毕庶成为海军司令，掌握长江下游和东海海面。派亲信掌管财政，同时又与上海的黑社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广交朋友。
张宗昌这次奉军南下，其名义是护送卢永祥到江苏、安徽就职，名正言顺，也自然得到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坚决支持。因此，南下的奉军一路顺风，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而其实，这正是张作霖的精明之处。奉军南下，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帮助卢永祥夺回地盘，但他们自己想要的正是卢永祥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