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大将郭松龄
浙奉战争一役，张作霖因为用人的问题，导致奉系不得不很快就退出了 苏皖，好在南方本来就不是他的地盘，张作霖虽然很心痛，倒也没有完全放 在心上。毕竟那儿是人家的，自己拿来玩玩而已，既然人家非得要回去，给 了也就给了，无关痛痒的事情嘛!
但是，最要命的问题很快就来了!说到底，还是张作霖用人的问题!可 是这次跟浙奉战争不同，因为这次的事情，后果相当严重，直接威胁到了一 个人的性命，而更要命的是，这个人就是张作霖本人。
好了，下面隆重推出——奉系大将郭松龄登场!
郭松龄，字茂宸，奉天省城人，1883年出生，祖籍山西省汾阳县。郭松 龄家境贫寒，他从小就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困生活。有时青黄不 接，他们母子不得不到邻村乞讨。童年的痛苦生活在郭松龄的心里打上了深 刻的印痕，使他对贫富不均的社会非常不满。
9岁开始，郭松龄得以进入学堂念书，在父亲的督促下，他学习努力，勤 奋刻苦。三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具备了比较深厚的儒学知识。
甲午战争爆发后，辽东百姓流离失所，郭松龄不得不外出打工贴补家 用。第一份工作，就是给地主家当“半拉子”的工作，也就是干的是成人的 活，但只算半个劳力，给半份工钱。后来他成年了，但地主还是不给他承认 的工钱，郭松龄只能忍耐。这段苦难的人生经历，使郭松龄产生了憎恨富 人、同情穷人的爱憎分明的情感。从而，使他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1905年时，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了训练军事人才，创办了奉天陆军小学堂，这是培养陆军初级军事人才的新式军校。郭松龄看准机会，抓住机遇，报考了这所军校，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
1907年郭松龄毕业，因考试成绩名列优等，被选送到北洋陆军第三镇见习。期满后调回奉天，升任盛京将军衙门哨长，哨长就是新军的排长。他很快把散乱无序的部下训练成纪律严明的队伍，得到奉天陆军统领朱庆澜的赏识。朱庆澜便把郭松龄调到自己身边，倚为亲信，加意培养。
190g年，郭松龄随同朱庆澜调往四川成都驻防。先任新军连长，后升任卫队营长。朱庆澜是同情反清革命的爱国将领，他的周围集聚了一批同盟会员，如方声涛、程潜、姜登选、叶荃等。1910年，郭松龄经方声涛、叶荃介绍，加入了四川新军的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各地宣告独立，郭松龄等积极拥戴朱庆澜为大汉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来四川巡防军以“川人治川，，的口号，排挤外来的新军。朱庆澜被迫离开四川，郭松龄便策划回到老家奉天发动革命。
1911年11月，郭松龄返回奉天，积极参与了张榕领导的联合急进会的活动。但联合急进会的秘密起义计划被密探得知，赵尔巽命令张作霖捕杀革命党人，张榕遇害，郭松龄被逮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幸免一死。
1912年，郭松龄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任区队长，1916年毕业，被北京讲武堂聘为教官。此时的北京政府总理是段祺瑞，继续推行袁世凯的反动政策。这让郭松龄看不到前途，十分苦闷。为了寻找自己的救国救民理想，1917年郭松龄只身去广州投奔孙中山，正好朱庆澜在广东省任省长，就让他担任广东军警卫营营长职务。
1918年末，郭松龄回到奉天。经督军署参谋长陆大同学秦华的介绍，郭松龄任督军署少校参谋，不久，调任东三省讲武堂中校教官。这时候张作霖已经是奉天的军政首脑了，但他并不知道郭松龄就在自己身边。
讲武堂开学时，张作霖来视察，惊讶地看到郭松龄在场，便严厉地问道： “你不是那个反对我的革命党吗?你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郭松龄低头不说话，沉默了一会，张作霖态度慢慢缓和下来。他想，这个郭松龄既然已经主动投靠自己，以前的事情就算了吧，追究也没有什么意思。看来他是在外边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回来找我，说明我还是比别人强啊。
也就是在讲武堂当教官的这段时间，郭松龄认识了张学良。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大公子，因为这一特殊身份，很多教官不敢管他，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偏偏郭松龄是个不信邪的家伙，对张学良严加管教，不允许有任何偷懒的行为，张学良曾多次挨罚。但正因为这样，张学良反而对他敬重有加，加上郭松龄的文化功底比较深厚，学识渊博，文武皆通，注重身教，更是让张学良佩服不已，渐渐产生了将郭松龄收为己用的想法。日久天长，两人的感情发展到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
1920年夏，张学良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第一期，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马上向张作霖推荐，调郭松龄为参谋长，并兼第二团团长。从此，郭松龄踏入了率领重兵的军旅生涯。
郭松龄既担任过基层军官，又当过军校教官。因此，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同时，心怀大志、目标专一，对如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早已成竹在胸。
郭松龄狠抓军事教育，整顿奉天军事讲武堂，创办军士教导队，举办军官教育班，他采取吸收青年学生和轮训部队干部的做法，迅速地提升了部队官兵的素质。他定期校阅军队，对军官进行学、术两科考试，对有严重过失者，撤职查办。
郭松龄最难得的，就是在旧军队中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军官升迁制度，军官都知道自己何时可以提升，不必用心钻营，只要严于律己，严格带兵就行。逐渐在军队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气氛，军官们每天将心思都花在练兵上，而不是想方设法捞钱巴结上级，因此三八旅杜绝了军官升迁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
他的锐意改革很快见到了成效，其直接管辖的三八旅面貌一新，成为奉军的模范旅。不过，新生事物总是会遭到非议的。当时很多奉军军官都是土匪出身，没有文化，不懂军事，到处给张作霖打小报告的人比比皆是，而且控告集中在一点，郭松龄的军队看起来只是纪律好，但那是花拳绣腿，打仗肯定不行。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张学良任奉天省城戒严司令，郭松龄在天津附近小站，以一个团的兵力，围剿龙济光军两个旅。1920年秋，吉林省东部地区土匪猖獗，官兵对其束手无策，土匪甚至占领了佳木斯等城镇。郭松龄受命，率领亲自训练的卫队旅前往剿匪，迅速肃清匪患。经过两次实践检验，他的练兵方法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从此声名鹊起。
1921年，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郭松龄为奉天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两个旅在一间屋子里办公，为了方便，当时人们就干脆将他们称为三八旅。由于张学良对郭松龄放手任用，而郭松龄对张学良也是恭顺服从，衷心拥戴。两人的关系直线上升，他们的关系很特殊，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后来甚至还结成了异姓兄弟。张学良对郭松龄言听计从，还将这种心思毫不避讳地对外公开： “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他的用意，就是要让郭松龄在奉军中迅速树立起威望，看来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前的张作霖完全没将直系军队放在眼里，但是一仗下来损兵折将，全线溃败。而郭松龄指挥的军队却勇往直前，冲锋陷阵。后接到撤退命令，但受到直军的追击，他沉着应对，从容指挥，最后平安归来，为张作霖保住了重新崛起的本钱。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他整军经武，锐意改革，将奉、吉、黑三省军队统一称为东北军，将张学良的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不过两个旅还是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这就形成了著名的东北军精锐——二六旅。
当然，历史的规律总是没有人能躲得开，一个人在某方面越有才，可能在其他方面反而越不足，郭松龄就是这样的人。他有军事天才，但却刚愎自用，作风专横跋扈，心胸气度狭隘。
这一缺陷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不良反应，但一旦他面临人生危机的时候，后遗症就彻底发作了。而这一发作，还搭上了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生命!
卟艮到深处情即绝
郭松龄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张作霖和张学良的信任。张作霖也认为，自己当初的大度太英明了，否则这么一位有能力的大将，可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俗话说的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但是，张作霖毕竟是旧军阀，即使他再怎么聪明，再怎么会耍手腕，总之还是受制于时代的局限，看不到中国社会的未来。对于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一直以来就不甚了了。在他的观念里，革命也罢，造反也罢，其实还不都是为了混个出人头地吗。既然我张作霖不计前嫌收留了你姓郭的，还给你那么大的权力，你还想怎么样?你不是去过广东，闹过革命吗，不也一样混不下去要回我奉天吗?
然而，千算万算的张作霖，总有算不到的时候。那就是他忽视了一个革命者真正的革命意志，绝不是用小恩小惠就能打动的。
郭松龄由广东回到奉天，本来就不是讨生活来的。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暗中取得兵权，培养自己的势力，以便有朝一日推倒军阀，建立真正的共和。为了这个目的，他才不惜降身以求，取信于张作霖。
这是郭松龄本人的原因，是张作霖无论如何想不到，想到了也控制不了的。但是张作霖是可以做到一些事的，如果他做了，也许就不会发生那场震惊全国乃至世界舆论的大变故了，因为这涉及奉系内部的派系之争。
奉系内部大体划分为三派，即绿林派、士官派和陆大派。绿林派是张作霖的哥们弟兄，主要有吴俊升、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等，他们是老辈人物，掌握的部队量少质差；士官派是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奉军将领，主要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邹作华、邢士廉、臧士毅、熙洽、何柱国等，这一派的首领是杨宇霆，因为杨宇霆既是士官出身，又在老帅张作霖手下居首辅地位；陆大派，这一派的首领是郭松龄，因为郭松龄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所以称为陆大派，其主要成员有刘伟、魏益三、霁云、范浦江、刘振东等。
奉军的主力部队都掌握在杨宇霆和郭松龄两派的手中。杨宇霆身任总参议兼参谋长，是奉系中最显赫的人物。而郭松龄受老帅之托，辅翼少帅，是仅次于杨宇霆的一个实权人物。两个人倒也都有真才，杨宇霆老于世故、经验丰富，又跟张作霖立下了赫赫战功；郭松龄年轻有为，青年才俊，人中翘楚。不过两人都有一个毛病，这恐怕也是天下有才者的通病吧，就是容不下别人，过于孤芳自赏，独断专行。两人为了争权夺势，积怨很深，几乎就快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本来张作霖要是会用人，把他的手腕多向这方面搁一点，就可以让两者都互敬互谅，和平共处，为东北的军阀事业添砖加瓦。但张作霖在好几次关键的地方都偏向了杨宇霆而忽略了郭松龄，这当然导致一心想尽快得到更高权力的郭松龄更加不满。
张作霖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而杨宇霆也想在关内有所作为，弄一个省当地方之主，都主张用兵关内。郭松龄坚决反对派兵入关，认为是劳民伤财。但张作霖没有听从郭松龄的建议，仍然决定进关。他驱兵南下直达长江流域，却由于孤军深入，不到两个月，就被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赶了出来。杨宇霆、姜登选丢了地盘不甘心，还想夺回来，可是自己又没有能力和胆量去夺，就向张作霖打报告让郭松龄去夺，这让郭松龄极为恼火。因此，郭松龄反奉的决心便越来越强。
张作霖对郭松龄的想法没有太放在心上，虽然他也多少了解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也一直就限于了解而已，没有下工夫去化解。不仅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动作，相反他还为郭松龄久已有之的不满加上了一把火，那就是他的赏罚不公。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全线溃败，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三八旅顶住了直军的猛烈冲击，扭转了危局。郭松龄的战功有目共睹，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第二次直奉战争，出力最大的就是张学良、郭松龄统率的军队，但论功行赏，却还是没有郭松龄的份儿。李景林当上直隶督办，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办，杨宇霆当上江苏督办，姜登选当上安徽督办。尤其是姜登选当上安徽督办，终于激发了郭松龄心中的熊熊怒火，因为他梦寐以求想得到一块地盘，而这块地盘他也早就相中了，那就是安徽。
安徽督办这一职位一直是空着的，暂由省长吴炳湘代理，郭松龄早已做好了上任的准备，就等走马上任了。原来张作霖也考虑把安徽督办给郭松龄，江苏督办给姜登选。但由于杨宇霆自荐当江苏督办，就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于是，郭松龄的安徽督办就泡汤了，这个安排对郭松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引起他的强烈不满。
另外，更让郭松龄不能容忍的，还是张作霖对日本巴结讨好的态度，尤其是他意外得知张作霖准备和日本签订连袁世凯都不敢完全答应的“二十一条”，这个情况的出现纯属偶然。1925年10月，日本秋操举行，郭松龄代表奉军出席观礼，住在东京的帝国饭店。刚到的当晚，忽然有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个重要职员来拜访，没有谈几句话，就问他这次到日本观操，是否还负有代表张作霖将军签订密约的任务。郭松龄一头雾水，不明所以，说没有这回事啊，我只是来观礼的。来人就赶紧走了。事后一打听才知道，张作霖打算承认“二十一条”，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用来进攻国民军。原本说好就在这两天派人来日本商谈签约的事，日期与郭松龄赴日观礼大致相同。但所派的人正好有事耽搁了两天，动身晚了。日本方面并不知道是谁代表张作霖来，而郭松龄又是张作霖手下的大将，手握重兵，所以他们也就误会郭松龄是代表。
郭松龄对张作霖拟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极端愤慨，决心举兵反对张作霖。他在日本就坚定了反奉的决心。
旧账新账一起算吧，郭松龄举兵反奉已是箭在弦上，随时可发。为了增加反奉的力量，免除后顾之忧，郭松龄有意和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了反奉三角同盟。
郭松龄在日本观操期间，有目的地同冯玉祥的代表韩复榘接触，表明了同张作霖势不两立的决心。韩复榘向冯玉祥报告了他和郭松龄在日本谈话的内容。冯玉祥受到张作霖的软硬兼施，十分气愤。此时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喜。郭松龄得到冯玉祥的回应，很是高兴。派其亲信带来了郭松龄的亲笔密信，并提出双方合作的初步意见。
密信的主要内容是：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祸国殃民的条约进攻国民军，我誓死反对；如果奉张进攻国民军，我即攻张，我的部队番号拟改为国民第四军或改为东北国民军；我的部队将来开发东北，绝不过问关内的事。冯玉祥见到密信异常兴奋，尤其得知李景林也参加这个行动，更是喜出望外。双方很快签订了密约，订立了攻守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