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上海这个城市，她的历史并不长，比较起北京、西安、南京她是个年轻的城市。但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来说，上海却是最典型的城市。有一个说法，如果你要研究中国两千年前的历史，那去西安；要研究五百年前的历史，就去北京；而研究21世纪的历史，就要来上海。
1.上海的历史沿革——风雨后现彩虹
上海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只是一个近代城市，然而翻开上海的历史你会惊讶地发现，早在很久以前上海就已成陆，西部嘉定、青浦、松江就是最先成陆的一些地区。据最近历史考古学家发现，上海地区已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古文化遗址25处，分别反映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早晚有序的文化叠层关系，完整体现了上海史前的历史。
这表明早在几千年前，上海地区的祖先们已在这里劳作、生息。最早的居民主要在岗身以西从事狩猎、渔牧活动，之后逐渐耕垦务农，形成部落。尔后又随三角洲新涨滩地的拓展向东发展，基本上都具有海滨渔村的特色。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城区在很早以前可是汪洋一片，在唐代华亭县设立时，这一带陆地尚未完全形成。据当时文献记载，华亭县把东部海面统称为“华亭海”。
“上海”得名，缘于这一带有一条小河叫“上海浦”。在北宋文献记载中已见上海浦名，该浦位于吴淞江下游南岸，它的旁边另有一条下海浦。据至元《嘉禾志》卷五记载，上海浦位于松江府城东北90里，其范围大约就在后来的上海县城周围。有意思的是，吴淞江下游北岸还有叫上河浦、下河浦的小河。上海、下海，上河、下河，这些浦的得名或许有点随意但相沿既久，也就约定成俗。
吴淞江下游两岸，有众多河浦，边上星散着许多自然村落。一些人便居住于上海浦两旁，逐渐形成几个村落聚集群。后来这一带设置了驿站，因地近上海浦，故名上海务。之后又改名上海镇。
依托濒江临海的优势，上海镇迅速发展起来，到了宋元时期，在上海镇“有市舶，有榷场，在酒库，有军团，官署儒塾、佛宫仙馆、虻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松江知府仆散翰文以华亭县地大户多，民物繁庶难理为由，提议另置上海县。朝廷同意松江府的提议，准许划出华亭县东北的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五乡凡二十六保，分设上海县，立县于镇。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上海县正式成立，当时有七万余户人家居住于此。上海县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与华亭县并为松江府的属县。
1927年设立上海特别市，1930年改称上海市，市、县份治，上海又成为市名。
上海的别称有很多，比如：“海上”、“上洋”，这是源于上海最早的县志——明代弘治《上海志》对“上海”的解释：“上海县，称上洋、海上……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故也。”“海上”、“上洋”的别称遂流传下来。
上海又简称沪、申。“沪”源于“沪渎”。“沪”的繁体字为“滬”，“滬”由“扈”而来，“扈”之本义指一种捕鱼工具。南朝顾野王《舆地志》记载：“插竹列于海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即没，潮落即出，鱼随潮中竹不得去，名之云扈。”渎者独也，其本义指独自流入大海的江河。沪渎本为河名，指的是吴淞江入海的那一段，其名始见于梁简文帝的《吴郡石像铭》，东晋年间，修“沪渎垒”以御海盗，垒以河而得名。唐朝皮日休诗云：“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竟骈罗，水怪争渗漉。”说的就是这条河。
上海又称“申城”。“申”的得名，源于战国时期的春申君。春申君名黄歇，是楚国贵族，被楚考烈王封为春申君，封地为吴，都邑在今苏州，上海地区为其封地的一部分。他与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齐名并称“战国四君子”，门下有食客三千。据野史记载，黄浦江系他所开凿，故有此名。黄浦江又名黄歇浦、春申浦、春申江、春江、申江，皆由此而来。但是，迄今未发现宋以前有此说的确凿依据。黄浦江在战国时尚未形成，黄浦之名至宋代才出现。不过，战国时上海西部已经成陆，春申君到自己的领地来走一走，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从汉代开始，上海有铸钱、冶铁、煮盐业。隋唐时期，随着江南经济的不断开发，上海一带的经济同样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唐开元初年，兴修了南起盐官、北至吴淞江的捍海塘。土地也得到了扩张，逐步发展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产粮点。此后，市境人口及县镇渐增，规模日益扩展。
中唐以后，上海与外省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扩大，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从昆山、嘉兴、海盐三县划出地区设立华亭县，华亭县东北境内的华亭海，即现在上海市区的所在地。天宝年间，华亭县东北部的青龙集镇，海舶云集，烟火万家，时人比之杭州。随后，由于河道变迁和海岸线向外延伸，与外海距离拉大，青龙镇逐渐变为内陆港口城市，其地位遂为北宋熙宁年间兴起的上海所取代。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76年），设立上海镇治，属华亭县管辖。当时上海作为新的贸易港口，已是风樯浪舶，商贾密集之地。
到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政府在上海镇设立市舶司，随后又设都漕运万户府。上海镇已为“华亭东北一巨镇”。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朝廷又将华亭县东北的五个乡划出，定名上海县。五个乡组成的上海县更加独立，很快经济得到很大发展。植棉业日趋兴盛，棉纺织业亦渐渐兴起。松江乌泥泾人黄道婆，在原有的纺织技术上，进一步创新，从海南带回了当时最先进的纺织技术。并改革纺织工具，织品量多质优，极大促进了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明代中期，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集散中心，布匹行销全国，远销海外，有“木棉文绫，衣被天下”之称。
上海县经济的另一支柱是航运业。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在今川沙高桥镇北临海处构筑土山，设有烽堠，以利船舶进出长江，时称“宝山”。当时上海成为海运贮粮的集散点。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48年），政府开放海禁，次年又设立江海关，由此上海的航运业得到空前发展。上海逐步形成内河航运、长江航运、南北洋航运和国际航运等多渠道航线，成为棉布进出口量最大的吞吐港，也成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聚集在上海港的船舶最多时可达3000多艘。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逐渐成为全国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1840年鸦片战争瀑发后，英军入侵上海、南京等地，1843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1845年，英国在上海设立租界。随后，美租界、法租界等各国租界相继设立。租界成为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开埠后的上海，成为外国殖民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刮原料的主要口岸。并且外国资本控制了上海海关的关税行政大权，这其实是垄断了绝大部分金融外汇和进出口业务，攫取了中国沿海南北洋和长江航运权。先后在航运、洋行、银行、印刷、加工、建筑、制药、公用事业等领域开办了一批近代企业。一批批外国冒险家先后来到上海，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同一时期，随着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陆续在上海创办了一批近代“国有”企业，如江南招商局、制造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分局等。此时，民族工商业也得到相当发展，其中缫丝、卷烟、棉纺织、面粉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上海近代工业在企业数量、工厂管理、技术装备等方面都在全国确立了领先地位，同时，新的工业门类不断拓展。
此时，上海已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基地。伴随着经济发展，上海一度成为远东的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
随后，抗日战争爆发，上海被日本侵占，租界已成孤岛。这一时期上海经济出现畸形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孤岛局面结束，经济一落千丈。在日伪的掠夺下，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生产资料极度匮乏，工业全面萎缩，生活必需品奇缺，通货膨胀，物价狂飙，投机事业空前活跃，给上海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控制和操纵了上海的化工、造船、轻工、电力等许多重要行业和进出口贸易、金融和航运业，国内的官僚买办资本则把持着部分重要经济部门。美国大量剩余物资和积压商品充斥上海街头，工厂倒闭之风不断。同时，物价飞涨，人心恐慌，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社会状况日趋恶化。
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上海在短短三年中，顺利完成民主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着实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随后，上海又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重点发展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使上海逐步成为综合性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内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城市建设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在2002年做的一次人口普查中，上海市总人口达到了1600万。主要以汉族为主，市区散居着45个少数民族，约有8万人，占全市人口的0.5%。其中回族最多，其次为满族。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在上海均有悠久的历史。至2005年，上海共计有200多座宗教活动场所，15个市级宗教组织，全市计有天主教徒20万人，基督教徒约8万人，佛、道教每逢宗教节日活动期间，各有约3万多人次与2000多人次进香，参加开斋节与宰牲节的穆斯林有6000多人。上海市宗教界积极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活动，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批宗教代表团。其中有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图图等。上海宗教界人士也多次出访，同各地的宗教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上海是一个不断发展日渐强盛的城市，是我国最大的商业、金融中心，也是西太平洋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其内外联系广泛，交通、通讯比较发达，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注意的目光。
“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上海是近现代中国的“缩影”，拥有厚重的历史底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独特的光彩。这里荟萃了许多风云人物，孙中山、宋庆龄、毛泽东、周恩来、鲁迅、李鸿章、蒋介石、宋子文等许多名流的足迹散落在上海各处的不同住宅建筑里，蕴含着一段段耐人寻味的往事。
上海有一种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气质，就是她的“洋气”。自上海开埠，形成了她五方杂处、中西交融的文化特色。上海的新兴的金融证券、期货交易、外汇和技术等全国性市场的建立，确立了上海作为全国资源配置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加快了上海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步伐。2001年10月，APEC会议在上海举行，上海作为新世纪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地位已初步确立！
今日的上海，是一座极具现代化而又不失中国传统特色的海派文化大都市。繁华的大上海处处璋现着她的独特魅力，令人着迷——外滩老式的西洋建筑与浦东现代的摩天大楼相互映衬；徐家汇大教堂圣诗声声，玉佛寺香烟袅袅；过街楼下的麻将老人，弄堂里的足球少年；群众剧场的沪剧、滑稽戏，大剧院的交响乐、芭蕾舞；老饭店的本帮佳肴，杏花楼的广式粤茶，云南路的各地小吃，红房子的法国大菜，小绍兴的三黄鸡，美国的肯德基；上海老街的茶馆，衡山路的酒吧，中西合璧，新欢旧爱，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风味。夜幕降临，霓虹闪耀，夜上海粉墨登场，和平饭店的爵士乐，豫园的丝竹音乐，让人追忆上个世纪老上海的旧梦，而现代迪斯科的激励节奏，遍地开花的上网服务，又把人拉回了21世纪的现代文明……
迈入21世纪的上海，繁荣与开放在这里播种，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浦东国际机场，无一不描绘着国际大都市的开阔前景，21世纪的上海，光荣与梦想在这里汇合，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城市规划馆，无一不张扬着国际化大都市的广博情怀。新世纪的上海是现代化、国际化、时尚化的标本。
2.上海，从迷茫到坦然
上海原是很不起眼的小地方，从19世纪中叶以后，人口才出现爆发性的膨胀，来自海外的、国内的、各种肤色、各种口音、各种生活习惯的人都云集上海，反而使“地道”的上海人在所有人口中只占一小部分，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成不了主流，而上海也成了典型的混合文化，上海人微开心胸迎接来自各方的人们，而上海文化也就融合了天南地北的多元色彩。
从19世纪40年代开埠以来，上海就从“华亭”小县发展成国际化的移民城市。在移民上海的过程中，江苏人来了，很会做生意的温州人及宁波人来了，安徽人来了，山西人来了，擅长贸易的广东人也来了，可以说，全国所有的冒险家都来了。最近十年，上海还多了一批新的移民者——台湾人，据了解，目前生活在上海的台湾人的数量已达50万以上。
其实，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商埠，上海早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就形成了人口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移民城市的特色。
在晚清的25年中，出生于江苏（含上海本地）的上海人只占总人口的36%——47%弱，从未超过半数，来自江苏苏州、无锡、扬州等地的移民，在上海各方面的势力都比本地人强。因此，可以推论，上海本地出生的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会超出20%。如果对《中国近代文化词典》中所列举的近代上海名人做类似分析的话，比例也是相近的。在53位上海名人中，非上海籍人46位，占85%；上海籍人7位，占15%。直到1950年，上海人口统计表中，本地籍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占不到一半。可见，“客籍多于土著”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19世纪70年代后约80年间，仅苏州洞庭山席氏家族就有23人先后担任过上海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5人担任过两家外国洋行的买办。20世纪初前后，几乎所有著名的上海银行买办都为席氏家族垄断。而浙江宁绍商人则在上海钱庄行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代上海钱庄行业的九大家族中，浙江人占了7家，苏州人占2家；15位钱庄主要投资人中，浙江10人，江苏3人，安徽2人，上海本地1人。著名的安徽徽商在上海的茶叶、木材、典当、餐馆业中颇有势力。当时，山西票商也来到上海，1876年，上海已有山西人开的票号22家。在晚清时期，上海钱庄中已形成了宁波、苏州、镇洋、广东、上海、松江、安徽、潮州等14个地方帮系。上海百货业中也是帮派林立，有东北帮、广州帮、南洋帮、厦门帮、汕头帮、温台帮、宁波帮、汉口帮、长沙帮、九江帮等各路帮派。这种地方帮派林立的现象几乎充斥了上海工商贸易的各个部门，正如上海本地人感叹的那样：“业商之徒，多广潮、浙宁、徽建人，于土著之民无所御益。上海租界中的外侨群体，也以经商之人为大宗。”根据上海工部局的职业统计表，1890年上海外侨中经商者占42.5%，1900年为43.6%，1910年达到60%，均是最大的职业集闭。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外来移民增长迅猛，1885年约有11万人，1890年有14万多人，1900年有30万人，1991年有41万多人。其中，来自国内江苏、浙江、广东的移民占到93%～94%。其中江苏人增长最快，在25年时间里，增长了4.5倍，浙江人增长3倍，广东人增加不到1倍。因此，来自江苏的移民在上海人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上海的移民来源广而杂，可谓天南地北、五湖四海之人汇集一处。据公共租界的正式统计，上海租界中的中国居民来自除新疆、西藏外的20多个省份。租界中的外国侨民则来自世界五大洲各国。据统计，1865年法租界的400名外侨分别来自11个国家。1900——1910年间，旅居上海的外国人至少涉及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早在1909年时，与上海有正式贸易关系的国家就有18个。
有资料显示，同一时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外侨中，人数多的是英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其中英国人最多，日本人增长最快。1890年上海有外侨3821人，其中英国人1575人，葡萄牙人564人，日本人386人；1900年上海外侨6774人，其中英国人1691人，葡萄牙人978人，日本人736人；1910年有外侨13536人，其中英国人4465人，葡萄牙人1495人，日本人3361人。
从文化性格上来说，上海最耀眼的时候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鲁迅作为一个革命家是最彻底的，作为一个思想家是最成熟的，作为一个人是最完美的。还有张爱玲，还有《申报》，还有电影，还有“左联”。“孤岛”时期的旧上海魅力犹存。
即使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当时上海知名度也是要远超以后的年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座国际大都市，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国际文化的大熔炉。“东方巴黎”是那时赚来的声誉，他接待了世界级文豪泰戈尔、“大腕”级哲学家罗素，同时他还接纳了被希特勒驱逐过来的5万犹太人。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使上海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状态中。无尽的嬗变和温和的冲突，使这个城市的居民既有茫然若失的苦恼，又不失引领时尚的荣耀，让初来乍到的访问者如堕云海又无法抑制那种急于融入本地文化生活的冲动，“迷茫”由此而生。
没有哪一个文本，能够像张爱玲的《传奇》那样，将那个时代上海的迷茫和忧郁表现得那样深刻和具体。故事主角统一的都是上海人，而他们的根似乎都不在上海。要么驻足江苏无锡，要么逃难在租界。每一个人心中都存有强烈的欲望，但每一个人的表情都那么平静。这似乎可以代表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人的生活状态——在现代生活的边缘，过着旧的日子。套用作者张爱玲的话说：上海是个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正是她希望造成的气氛。这种气氛，恐怕也是当时上海的气息。
西风东渐，上海是一个将西风本土化的孵化温床。最能代表上海普通居民生活状态的石库门，虽然被不少人认为是北方四合院的叠加，但它的红砖西瓦、拱顶门、线脚和山墙，这些都已经有了西式建筑的影子。在石库门里生活着的人，虽有穿长衫的，但偶尔你也会看到西装笔挺的人。
如果说石库门是四合院的叠加，那么新式里弄则是洋房的缩小、公寓的叠加。阳台和亭子间，反映了西式建筑在空间处理上的变化，洗浴间和厨房的设计，体现了现代人性化的居住理念。但即便是最典型的新式里弄，也可以捕捉到本土的气息。比如有些人家厅堂的中轴线布置或者不少人家朝南的小小围墙院落，都透着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气息。在接受西方新潮的生活方式上，新式里弄则要化石库门大胆得多。在新式里弄走出像邹韬奋、徐志摩或施蛰存那样自幼“寝食”中国文化、又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新文化一代，也是情理中的事。
在20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上海，每个人的呼吸都感觉有点局促。粗糙、简陋、杂糅、竭尽全力又遮遮掩掩。呼吸之所以局促，是因为它要承载太多的欲望，而自己又一时找不到足够担当的能量和信心。到九十年代初，已经绝迹的大众“西餐食堂”——路边盛碗罗宋汤，用着黑不溜秋的筷子吃炸猪排，还美其名曰“西菜馆”，以及当年法国人就餐后大摇其头的著名法式西餐馆“红房子”又出现了，它们又都重新跳了出来。
要用力寻找，偶尔还能在市郊结合部的临时工房里发现烫着鸟窝一样发型的女人和袖口钉着商标的西装男人。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上海开始有了大气磅礴的发展，张爱玲所刻画的迷茫时代，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都市现代人成了画面主角，他们应该坐在电脑桌旁或吧台旁，穿旧服装的女子成了老照片贴在墙上。经过现代上海时尚呈现新一轮的“迷茫”，这份迷茫与以前不同，是告别寂寞贫困岁月、消费得到满足后滚动于胸的饱嗝，是一种饱尝八十至九十年代大鱼大肉后，姿态优雅地啜咖啡的欲望，所以它没有了因好奇而生的急躁，也没有因陌生而产生的拘谨。它有足够的物质与精神余地去刻意设置悬念、制造魅力、引发新的审美距离感、激活人的创造力。所以上海反倒更有一番坦然的气象。表现在具体的消费环境中，就是一如既往地大胆崇尚海外情调，但能够在细节上毫无掩饰地表达融在血液里的本土情结。
喝咖啡依然还是属于讲究情调的消闲，但已无人追求当年租界里“迪涕斯”咖啡馆或“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餐厅的神韵，要的只是一种感觉。所以咖啡馆开在老饭店里自是有情有调，在改建的石库门建筑里的也不错，往往椅子桌子是西式的，咖啡是纯正的舶来品，并且享用时讲究现磨，然而周边是石库门的红砖墙，墙上可能有中国老式的雕花窗扇。
在上海，时尚风味餐饮店潮起潮落，但不论是哪国的东西，想在上海“安家”，一定得考虑本土人士的习惯。比如“斗牛士”餐厅，原来是一家巴西风格的烤肉店。老外成群结队地来，熟门熟路，个个像是这里的老吃客。中国人在此享受异国烧烤的同时，同时又能找到“回国”感觉。该店后门穿过一个花园，有一个大厅，里面居然吃的是纯中国的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外国味道中国味道轮着吃的烤肉火锅，烤肉香还在唇边，火锅汤水已经暖在胃里。刚刚还在一本正经地拿着刀叉装斯文，转眼操起筷子你来我往。在这里，“巴西”和“中国”的距离缩短到只隔着一“扇门”。
当你刚刚迷失在上海异国情调的霓虹灯里，上海就立刻会用最中国最传统的东西提醒你：你是在中国。
3.海派文化特点
海派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立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日常生活中，海派文化表现得最通俗的就是上海人的处世哲学。只要不妨碍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摩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中国传统的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
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层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精神。承认各种生态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惟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和宽容精神。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依啥体？”（即“关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愤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余秋雨认为，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受海派文化浸透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整齐划一？这些年来，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在争论当中，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坚定的声音：“关依啥体？”
本着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总的来说可以总结出海派文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由于社会变革及商业驱动“海派文化”在当代中国受传统政治的影响最小，选择的空间大、幅度最大，在中西、新旧、上下、雅俗之间受较少的拘束，流动急速，相互碰撞激烈，这样很容易革除原有文明。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它们习惯拿来就用，不怕“同化”。这在衣、食、住、行、消费、娱乐等诸多方面都有体现，像上海高级商业楼中出入的固然大多西装革履的白领，而电影《马路天使》里赵丹饰演的流浪青年也一样把裤线压得笔直。
文化间的快速流动是海派文化的最大魅力，这种“流动”源于如今竞争激烈的商业市场机制。但同时，自由的市场机制可以使“流动”中的文化迅速获得时代性，开放性，但也会使海派文化极快地庸俗化、媚俗化。
二、上海人的开放意识
历史上，海派曾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近代市民社会极其文化的形成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市民社会发生在宋以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一些城市，（如开封、杭州等地），至现代，中国出现两种市民社会模式：北京式的由东方传统市民社会历史承接下来的模式，以及上海式的从西方市民社会经租界融合与移植又加以调适的模式。殖民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造就了海派文化，而海派文化又造就了上海市民的开放意识，使得以商业市场的一套来规范或膨胀市民行为方式成为可能。
如今，北京式的传统市民社会模式正在迅速退隐，而源于西方市民社会经验的海派模式则越来越浮出水面。
三、充分尊重个人的利益
海派文化比中国任何地方都重视“个人自由”，这是海派文化的精华之处。它不过度轻视物质和人的欲望，反而特别能表达在现代场景下都市个人的生命体验。它也最早表现了中国工业文明到来后给“人”带来的困境，尤其是女性和普通市民的生存困境。海派文化的以往是较注重人的“自由”，较忽视“平等”。对个性的张扬是海派文化一个特点，但因其最初就是站在都市文明的立场看待一切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猎奇、琐屑和缺乏深度的特性。
专家指出：“基于物质文化之上的海派文化是中国相对先进的地域文化，但要意识到，物质驱动力从来不是文化发展的惟一力量，虽然物质文化历来对政治文化有消解作用，但这个消解作用也要运用得当才是。”
海派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决定了上海人的多样化，同样在上海，感受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海派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存在当中的人的复杂性，既有很大气的人，也有很小气的人。既有豪爽的，也有婉约的。如今这个城市的人已经不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上海人，而是拥有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特点的人。人文修养一直是上海人为其他地区批评的一个重要缺陷，过去的上海人斤斤计较，眼光短浅是出名的，我们看到各种小品短片对上海男人的讽刺。可是我们看到上海人的人文修养这两年正在迅速地提高。上海市政府寸土寸金之地，舍得花大价钱建了一个公园绿地，这样的胸襟和气魄是最让人佩服的，脚踩在这样的绿地上心里总是激动的感慨万千的。黄浦江两岸的开发，也许还会让上海的人文氛围继续升温。
当然，海派文化中有很多值得上海人深思的地方，比如部分上海人言谈举止中露出的精明算计，比如上海人整体文明素质的有待提高……不过，毕竟那么脏，那么难治理的苏州河都快要变得清澈了，我想这些软件也会赶上来，毕竟我认为，上海人（包括全部在上海建设中努力工作的外地人，外国人），是当今中国各个城市中优秀的一群。
4.上海，爱他，恨他，离不开他
没去过上海，光看到上海这个名字，就让人不由得生出许多的睱想：欧式建筑风格的外滩、十里洋场、无边的闪闪光华、流动的摩登时髦、繁华富丽，不断上演的才子佳人的乱世艳情、永远的旋转于舞场茶楼的冷艳女子尹雪滟、大鼻子的老外、热热闹闹的南京路的红灯区、红唇莺语的都会女子，当然还有藏污纳垢的白帮黑帮之类的黑社会分子。
总之旧上海是文明与野蛮的混血儿，她的文明，她曾经的辉煌的文化艺术与经济繁荣是令人注目的，而她的堕落、她的肮脏、不公甚至吞没过无数弱小苦难的生命，也是她的魔鬼的一面。纯粹的文明是不完美的，肥沃的土地滋养庄稼的同时杂草也在繁盛。也许这便是上海。
从老上海生活过来的人，不怎么有无边的想象了，光挤车逛街购物已够忙碌的了，哪有空联想，偶尔的怀旧也是文人墨客的事情，这些书出的多了，不小心上了阿拉的眼睛，很不屑的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遮不住一丝丝经历过的自豪和骄傲。旧上海到底有她的光芒，文化的，艺术的，地理位置的，让读过她历史的人让生活在她腹地的人为她惊奇为她骄傲。
在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上海，无论是外地移民者还是土著上海人，他们谈论上海的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最后不能不承认一点：上海是有魅力的。虽然是可能大相径庭的结论，但很有趣的是，上海人在以上海为自豪的同时，心里却在埋怨着上海的缺陷；外地人在数落上海的同时，暗地里却羡慕着上海。
爱上海，因为上海的魅力，因为他的繁荣。恨她，也是因为她的繁荣，她的喧嚣，但也离不开她，不管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复杂的感情。
从遥远的家乡，为了生存和梦想背井离乡，来到这座繁华与喧嚣的大都市，对一个来自内地乡村或城镇的年轻人来说，上海都会城市的文明和繁荣，足以开启他朦胧的理想，让他（她）接受文明的本能欲望得到释放。就这样轻轻松松喜欢上它了。被上海的繁荣和文明所吸引，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都市表面的繁荣和文明下，却暗藏了种种生存的艰难和竞争的激烈。在一个华洋同食，鱼龙混杂的环境里，他们脑子里美好的理想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短则半年一载，多则三年五载，他们将面临现实生存的严峻考验，这一时期的残酷，漫长，足以摧毁多数移民的信心，相当多移民因无法承受残酷的竞争，在重重的生存压力下使他们不得不引退故里；多数人则留在这座城堡里继续战斗，继续着他们非常现实的生活，不管生活是多么艰难，他们决心融入上海。虽然，他们“怀恨在心”，时刻爱恨交错，抱怨不休，但日积月累，在一步一步地磨砺中学会了谋生之道，其中少数人因为胆大心细再加上点运气，而一跃成名，在上海立足了脚跟，他们中有旧时的洋买办，律师，医生，银行家，作家，教授……他们是上海的“绅士一族”，也是构筑起上海近代社会半壁江山的精英阶层。
在最初进入上海的移民群中，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在苦心经营着上海，打通东西方文明和经济交往桥梁的同时，成功地将中国的儒教文化思想与西方的商业游戏规则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很擅长在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下，保持温和平实的求实心态，以一种无坚不摧，无往不利的中庸处世态度，大度地吸收西洋文明，为我所用。在长期和西方人交涉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新思维，成为非常出色的白领和绅士。他们的生存之道是非常现实的，很物质主义的，所以政治对他们来说并不“感冒”，不需要过于激烈的变革，革命学说对于这些人是不适宜的，他们更愿意相信现实，拒绝暴力倾向。
在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上，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进西方科学文明的生活观念，比较开明，宽容，进取。他们住别墅、洋房，喝牛奶，听西洋音乐，在必领带整洁，西装革履，头面光鲜，出入有车，上舞厅赏歌，去戏院看戏，都讲究个派头。
上流人的成功发达，对于上海的市民阶层，始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毕竟，多数移民来到上海，成功者又有多少？在来自全国各地的混合移民中，多数人最后进入了普通人的阶层。应该说他们是上海最可爱的一群人，有着很务实的生活态度。从走进上海的那一天开始，他们长期生活在一种重压力状态。他们渴望成功，而更多的是在“恨”和无奈之间辗转挣扎。为了追求，他们没有其它的选择和考虑，只能将一切理想彻底埋葬，捡起“实用主义哲学”的武器。长期的生存重压，身心疲惫不已，在尚未完全适应都市竞争之前，他们也曾偷偷诅咒着眼前的壁障，感叹命运。有自暴自弃者，有玩世不恭者，有穷困潦倒者……这批成为上海人的群体中，集中表现了中国各地域思维和文化的各种习惯与特性。中国小农社会的深刻影响与西方文明的双重组合，也形成了畸形的“上海病”。许多不良的思维和习惯，在肯定上海的基调中被忽略，被抹杀，被攻击。这是一种非常弱智的小民心态，缺乏健康心理的精神脆弱症候群。
不管怎么样，爱也好，恨也罢。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最终，你不能不承认这么一个事实：只要你习惯了上海，你就很难再离得开上海。
因为，移民的心是忠诚的，它给了上海充沛的新鲜血液。
5.上海人，游移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上海人坏吗？不坏。即便某些人兴许有点坏，也多半坏得有分寸，正如他们虽然精，却多半精在明处一样。精在明处，正是上海人处世精明的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对“精明”二字的又一种理解。既然是精在明处，就不能说“很坏”了。至于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不能算作是“上海人坏”的依据。上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惯上海人。上海人只不过是在上海地头上“欺负”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国各地“用口水来淹没上海人”，谁更“坏”来着？
外地人与上海人的矛盾，说到底，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外地人看不起或看不惯上海人之处，总结再加归纳，主要有三：小气、精明、自私。上海人有这些毛病吗？当然是有。一般地说，上海人都比较“抠门”，就是不大方。要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简直比登天还难。除非你是他爸。比方说，在旧上海，吸烟的人向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他们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徐国桢《上海生活》）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上海人也不“爽”。不少上海小市民，还是抠抠搜搜的，斤斤计较，什么账都算得明明白白。谁要想占上海人的便宜，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有一个在北京流传甚广的“经典笑话”：一个上海小朋友花1分钱买了1根针，而针的价格当时是2分钱3根，因此这个儿童拿了针以后还不肯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笑话当然只是笑话，不能当真。但谁听了都觉得“像”。
当然，并非所有的上海人都那样小气、精明、自私。“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小气的，也有豪爽的；有精明的，也有憨厚的；有自私自利的，也有爱打抱不平的。况且，就算上海人都小气、精明、自私吧，但这属于其个人性格，无可评记，没有绝对客观的错与对。事实上，上海人虽然小气，却不贪婪；虽然精明，却不阴险；虽然自私自利，却不损人利己。那么，为什么外地人一提起上海人的小气、精明、自私，就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们和咱们两千多年来施行的传统价值观念冲突太大。中国传统社会以豪爽为美，自然鄙视小气；以木讷为美，自然讨厌精明；以谦让为德，自然憎恶自私。更让不可理喻的是，上海人不但有这些“毛病”，而且还要把这些“毛病”现实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点面子也不讲。就拿“借火”一事来说，从理论上讲，火当然是不能“借”的，因为“还”不了。但正如“光”不可“借”却仍要说“借光”一样，把“讨火”说成“借火”，无非是有点人情味。如果说“讨”，则不但自己变成了乞丐，双方之间也显得生分。然而上海人不管这一套，偏偏那么务实：借就是借，讨就是讨，有借得有还，想讨就不要还。既然根本“还”不了，就干脆说讨，别说什么借不借的。如果是借，请问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利息？这就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而咱们的传统社会是极其讲究人情味的，结果自然是外地人特别讨厌上海人。从理论上分析，上海人并没有犯错，但从感情上理解，却让人接受不了。
实际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爽，除部分出于天性外，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在外地人那里，当有人开口言借或有求于你时，即便自己心里不愿意或其实办不到，但为面子人情故，也得作豪爽状，否则你今后就别想做人。不过，由于豪爽已成为北方人的“集体无意识”，大家也不会觉得自己是“虚伪”。然而即便是真豪爽，也要有条件。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主持人问一位东北嘉宾：节目做完后，我们几个一起去吃饭，谁买单？那个东北人说，当然我买单。主持人又问，如果在座的所有观众也一起去吃，您还买单吗？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可见豪爽也不是无条件的。既然有条件，不如先把条件讲清楚。否则，咱们豪爽起来虽然比上海人“可爱”，却未必比上海人的“小气”真实。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主张的木讷，同样也要进行解读。
有三种木讷。一种是天生愚钝型，一种是憨厚谦和型，还有一种是装傻充愣型。天生愚钝那等于白痴，并不可取，当然也无可救药，可取的是憨厚谦和。中国传统社会是欣赏憨厚谦和的。一个憨厚谦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讨人喜欢受到欢迎，得到诸如忠厚、老实、容易相处的好评。上海人却很难给人这种印象。他们更多的是一脸精明相，脑子转得飞快，眼珠子一圈都没转完就完成了若干个运算程序，得出了“合算不合算”的结论。他们说起话来也飞快，像放机关枪连珠炮似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精明劲。何况他们的话又那么多，正所谓“上海鸭子呱呱叫”。这些都让主张憨厚谦和，主张少说话多做事、“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孔门子弟”反感，心里觉得不快。
可是，北京人话也很多呀！怎么北京人就不让人反感呢？的确，北京人的话是很多，且比上海人更多。上海人一般只是在和上海人用上海话交谈时话才多，要他们用普通话和外地人交谈，有时反倒有点木讷，说不了多少话。北京人可不管谈话对象是谁，一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以，在这方面，北京人也口碑不佳：夸夸其谈，言不及义，爱耍贫嘴。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北京人的“贫”，给人的感觉是“油”；上海人的“快”，给人的感觉却是“精”。精明写在脸上，露在话里，是不会让人赏心悦目的。油嘴滑舌虽然有些讨嫌，却不可怕。如果说的是闲话，则还有些喜剧性，就像听相声。再说，“大智若愚，大奸若忠”，耍贫嘴的人，一般都城府不深，没什么心眼，反倒有些缺心少肺的傻劲，让人觉得其实是另一种憨厚。
但正如豪爽要有条件，憨厚谦和也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与世无争。大家都不争，也就容易憨厚谦和起来。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非常有可能做到的。不过也得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和在那些“民风淳朴”的地方。一旦超出这个条件，则所谓憨厚谦和，也就往往与装傻充愣无异。装傻充愣也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保护，免得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另一种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装得傻乎乎的，其实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一旦大家都解除了戒备，他就会趁人不防悄然下手，为自己攫取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所以老百姓说：“门头鸡子啄白米，啄的颗颗都是好米”，或“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人”，也就是深知表面上的憨厚谦和，常常靠不住。
可见，传统社会中人，也并非个个都木讷，都不精明。那些表面木讷而内心世故的人，其实比满脸精明样的上海人更恐怖。不信你看历史上那些满脸聪明相的人，几个有好下场？憨厚既然被肯定，则精明也就必然会遭到批判，何况上海人还“精得肆无忌惮，精得很公开”！精在明处，就等于不把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放在眼里，无视“祖宗”教诲，这就会引起公愤，而公愤因为是“公”，也就不论对错，都先有了三分道理。
上海人也是从传统社会过来的，他们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上海人却不得不精明。因为上海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充满残酷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不会算计的人也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于上海人来说，精明就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生存能力。生存是不能批评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批评上海人的精明。更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精明面前人人平等。这其实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和竞技，比传统社会的“无为而治”或“大智若愚”好对付多了。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非常单纯可爱的。他们崇拜精明，也只崇拜精明，因为精明是他们“部落”的图腾，所以他们看不起“反应慢慢腾腾”、“拎得不清不楚”的外地人。但如果你的反应比他们还快，算计比他们还精，他们就会睁大眼睛以欣赏的目光看着你，不再把你当“外地人”。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其实比外地人更具“武士”精神。他们崇拜强者，更看重文化的认同感，而非地缘的认同。这也正是一个现代社区人的特点。
那么，上海人的“自私”呢？也是现代人的特点么？是的。
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要求产权明晰，否则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一个需要市场规律来运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来管理的社会，必然极其看重个人权利。这种个人权利，既要靠法律来保护，也要靠自己来维护。上海人的“自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包括“关侬啥事体”的口头禅，也包括购物时的锱铢必较和挑三拣四。应该说，在这些场合被外地人视为小气、精明、自私的行为，其实表现了一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自觉性。尽管上海人做得有些“可笑”，然而权利再小也是权利。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但你没有笑话别人的坚持和维护权利。难道因为权利太小就不该维护，放弃自己的权益就是大方、豪爽和大公无私？
当然，上海人也争名夺利。但上海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公共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他们觉得，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份应该由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戆大”。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样？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非常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有已掌握。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自私”或“小气”的体现，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大家清爽”各不相欠，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挺不合算的。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所以上海人很少被骗。
但事实上，上海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枪花、耍滑头、损浪头、开大兴、捣糨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非常鄙视。上海社会的正面值是“精在明处”，首先是利己不损人，其次是“自私得合理”。这个“合理”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在不损害别人的权利下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别人也不能来干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这其中完全包含了公共竞争与合理竞争的概念。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你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在相貌上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对个人权力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力和利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只能体现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必须理清这层关系，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我们再来看“吊车”事件。“吊车”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们想走，我也想走。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北京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着？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了。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了？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了。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了。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上海人在于己利益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偶尔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上海人俗称“摆渡”。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摆渡”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摆渡”也是属于“拎不清”一类的。因为“摆渡”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摆渡”的时候，大家都不肯“摆渡”，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上海人的这种“合理”有时也会变成“歪理”。有这样一个故事：众人排队买法式面包，一人插队购买。一排队者不服，找经理反映“走后门”问题。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认识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队；如果我认识你，你也可以不排队，可惜我不认识你。”这显然是“歪理”，但大家却可以接受。因为这种“不公平”后面也有“公平”：只要认识经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队。既然如此，与其谴责“走后门”，不如多认识几个经理。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的某些东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来。但必须指出，它们是经过了上海现代文明的“同化”和“洗礼”的。同化成功的也许很精彩，洗礼失败则可能很尴尬。如果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么好的一面，就会糟糕透顶。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说，传统社会注重群体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人情味很浓，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反对干预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两方面缺陷于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气吝啬，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该管的公共事务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却又爱窥人隐私，说人闲话，摇唇鼓舌，拨弄是非，你说讨厌不讨厌呢？这种人见人憎的“小市民气”，只怕是连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总之，上海人是一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着的。他们的根在中国传统文化，枝叶却又沐浴着欧风美雨。这就使他们身上既有优势互补的精粹，又难免有不伦不类的尴尬。
6.解读上海历史从里弄开始
“上海的弄堂是种类繁多、声色各异的。那种石库门里弄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一堵墙上。一旦开门进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临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看街市的风景。院里的夹竹桃伸出墙外来，锁不住的春色的样子，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的，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天井是圈在房中央的，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的，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墙是隔音的墙，鸣犬声不相闻的，房子和房子之间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但这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格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的。”这是上海“土著”居民王安忆写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的一段节选。在小说的开篇，王安忆便出手不凡，她以细腻的手法，用了将近2万字篇幅写了主人公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生活背景——上海的弄堂。这段文字中出现了三种形态各异的里弄：石库门里弄、新式里弄和公寓里弄。王安忆独特的视角使这三种形态的里弄建筑仿佛有了鲜活的生命，并带着各自不同的性格。
就如王安忆描绘那样，石库门建筑基本外观上保持了中国传统民居的封闭式深宅大院的样式，但面积和尺度却大大缩小，空间变得非常紧凑，由于早些时候，住宅的每户都有一个简单的石料门框，内配黑漆厚木门，所以将此类住宅群一律称为石库门里弄，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越来越先进，新式石库门建筑才开始注重石库门本身的装饰，一般在石料门框上方有三角形圆弧山花，上面有西式砖雕或石雕，在砖券、柱头等部位也出现了西式装饰。位于陕西路建国西路转角上的由法商建造的“步高里”可以归到这一类建筑中。
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后，上海在石库门里弄建筑基础上出现了新式里弄住宅，考虑到小汽车的通行和转弯，有了大弄和小弄的明显区别，天井没有了，用矮墙或绿化带作分割线，外观向上西化发展。更为先进的是电、煤、水、卫生等日常生活设备已较为齐全，有些新式里弄住宅还有煤气和热水器等，生活的“西化”不言而喻，在这一片街区中，有复兴坊、万宜坊、花园坊、万福坊等众多的新式里弄住宅，而建于1925年的凡尔登花园（长乐村）和1927年的霞飞坊（淮海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像80年代初开在陕西南路上的一家名叫卡布其诺的咖啡馆，就是凡尔登花园中的一套，那洋派的名字以及蜡地钢窗带小花园的洋房，曾吸引了许多对老上海充满憧憬的文学青年。
上世纪30年代后，新式里弄开始转向花园里弄、公寓里弄，出现了更为舒适更为先进的里弄住宅，每一户门前都有庭院绿化，建筑标准更接近欧洲建筑，陕西南路和复兴中路交界中的陕南村就是代表作品之一。
由于这一街区有着良好的规划设计，还有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和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无论是商贾巨富，军政要人，还是文化艺术界人士都选择此地为最佳居所。这些里弄住宅里更有为数众多的名人故居。就以淮海坊为例，以上海档案局的数据统计显示，这里的居住面积占地共1.7公顷，它南朝南昌路，临淮海中路，东向茂名南路，有楼房201幢，规模很大。淮海坊5号是进步人士杨杏佛的住宅，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住在42号，64号曾经是许广平的寓所，鲁迅全集就是从这里开始筹备、编辑、出版的。著名文学家叶圣陶，一代画师徐悲鸿都在这里居住过。
复兴坊里有大律师史良的寓所，以浪漫才情闻名于世的诗人徐志摩则住在南昌路上的花园别墅11号，与他相邻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应云卫，花园坊有著名学者徐懋庸，作家记者曹聚仁和画家关良的寓所，万福坊有“大公报”主编徐铸成和主笔胡政之的寓所，凡尔登花园里有丰子恺的日月楼，万宜坊有著名作家丁玲的寓所，还有保留至今的邹韬奋故居，南昌路上还住过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以及书画大师钱君陶。
到了1949年，里弄民居虽然有其优点，但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上海市政府建造了大量的新楼房，因此49年之后，再也没有新的里弄民居出现了。里弄建筑就此成为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要读懂上海的历史文化，可以从这些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里弄建筑开始。
7.上海的根在文化
在上海历史中，它始终是糅合着中国各地的原始资本积累型的创业，同时海外现代文明又以各种方式涌入上海，有了一定的资本的上海人，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赶潮流，赶时髦，赶新颖是上海人永远的课题。上海人对土地比任何中国其他地方的人都淡薄，因为本来就不是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海人可以说都是背井离乡来此谋生闯荡的勇者，然而现实是勇者并非都适合生存于这块土地，上海是容纳智者的上海，是凝聚着智者不断提升物质文明的同时，追求高质量的文化生活的上海，因此上海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即使在“文革”时期文化饱经创伤的年代，上海的弄堂角落里还不时漂浮着咖啡的香气，城隍庙里也偶尔弥漫着绿茶文化的氛围。
上海人并不是个个都是大款，或许他们说话很体面，穿着很光鲜。虽然有爱虚荣，讲面子的部分，但是这也是上海文化中的一部分，人只有满足了物质生活才能有追求精神生活的想象空间。上海人可以忍受贫穷，但是无法忍受没有信息，没有文化的环境。所谓文化不是停留是在否识字的低级阶段。文化包括艺术，建筑，音乐，影视流行，乃至信息流通。失去了这些，上海人无法生存。因此确有相当多的上海人并不关心政治，只要生活中有较高的文化质量。
可以看出上海人的根在于文化，而不是土地。上海人为了吸收新文化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技术，上海人为了更新文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漂洋过海，但是你无法与福建，广东的出国者等同地看上海人的出国，更不能与北京人的公费留学相提并论。上海人虽然外表孱弱，但是自己实打实地拼出来的一个世界。一切有益的文化，哪怕是日本的都可以，也应该吸收，这与我们驳斥日本对侵略中国的抵赖和批判日本人性中反人类的部分并不矛盾。日本与上海在地理上比较近，二三十年代就深受日本近代思想影响，上海的虹口区至今还有很多日本式的建筑。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上海与日本之间文化联系的有名人物，近代中国在汉语文化上深受日本反哺，类似“革命”、“金融”、“经济”、“干部”、“共产党”等等词汇都是日语的舶来品。这种汉字词汇的反哺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新的改良思想，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出版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西方著作有80%以上是通过日语版传达过来的，而不是英语等著作的直接翻译。因此大量的日语外来语由此流入中国。上海正是这样的文化流动的渠道。日本人如果崇拜的是强者的话，那么上海人崇拜的是智者（聪明），如果纯粹的强者，即使是日本人或美国人，上海人同样鄙视他们为“乡下人”。因此不要以为腰缠万贯在上海的大马路上可以大摇大摆了，没有文化内涵的富翁，在上海人眼里充其量不过是个“乡下人”，看看那么多在上海的台湾商人经济实力不菲的很多，上海人均称其为“台巴子”，“巴”者“乡巴佬”的意思也。
上海人的生活水准、生活质量和生活情趣，很可能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上海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收藏者大军，民间收藏已达130多个种类，人数超过10万；已有25家“家庭博物馆”，上海有最发达的面向城市市民的国内旅游业，各种旅行社多如牛毛；上海有相对较好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系统，早在近年来电话事业大发展之前，上海的公用电话网络已四通八达；上海自发的生活类民间组织最多，诸如“癌症俱乐部”、“幽默俱乐部”、“老年爵士乐队”等；上海还是全国人均鲜花和报刊消费最高的地方。
生活化还表现为家庭文化的发达。中国家庭文化的生长，大约是20世纪肋年代初从上海开始的。从1985年起，上海电视台推出“‘卡西欧杯’家庭演唱大奖赛”备受欢迎之后，各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娱乐节目层出不穷，包括“围裙丈夫大奖赛”、“上海杯伉俪、情侣、姑嫂、婆媳娱乐大赛”、“家庭备忘录”、“家家乐”等。北京的大众传媒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了这类娱乐形式。
8.上海人的自负
1985年，美国耐克公司与上海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谈判。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上海，将生产运动鞋的工厂搬到了广州。美国人一向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上海人的自负面前，只好另谋他途。一位美国商人说：“上海人除了有中国人通常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所有的那种‘中央大国’的自大外，还有一种傲慢心理，即他们觉得不需要外国投资者。”
上海人的自负是众人皆知的。上海人的自负感，源自上海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上海对全国工业贡献最大，尽管上海的人口也最多，但是，全国人民都认为上海人工资高，是有钱人，上海人也以此为傲。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在上海，上海人对外地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乡下人。在他们的眼中，上海人是城市人，外地人受到轻视，似乎天经地义。因此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像获得当年租界的领事豁免权，又像今天推行的银行金卡，将会获得众多优惠。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为荣，不愿离开上海，人称的“恋沪癖”成为上海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特征。为此，上海的中学生大都选择本市的高校，上海市的职业中学因能保着上海户口而异常“热”。改革开放后，上海发展更快，上海有强大的工业技术基础、全国最高的人才素质及富有传统的工商金融文化意识，上海成为中国的一颗“东方明珠”。
上海人因为自信而生的自负，在生意场上，表现为他们对自己提出的做法坚信不疑，认为自己的想法、主张是顺应自然，合乎逻辑的，所有的人都应赞同，不愿让步。为此，一位深圳的年轻经理抱怨说：在其他地方，对方知道我是来做生意的，都很热情。可是在上海，好像我带来的是讨饭碗，个个架子十足，等着我磕头作出乞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抠，抠得你无利可图。这种生意谁肯做。上海人这种自傲自大，招致了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在生意场上，这也是外地人不太愿意同上海人合作的原因之一。
作家赵波说：“我是1993年到上海的，2001年离开。有许多人呆在上海好多年，然后就离不开那里了。我在那里感到压抑，也许是南方呆久了，就会阴郁，我希望到北京来晒晒太阳，免得我这个人发霉了。上海很漂亮，粉饰的东西很多，那里适合女人生活，它是阴性的，有些妖媚，有些做作，女人在前台搔首弄姿的，男人是靠山。上海看不到精神上闪光的东西，比如都是泡酒吧在外面混，北京就能形成参差的交流，而上海那些外来的人外来的文化全是商人全是商业，让你觉得无聊。上海的文化人都是呆在家里，他们不交流，自己有一块小天地。离开上海一年了，回想起来，我最怀念坐在双层巴士上看淮海路，我在小说里写过，说我的青春就是在淮海路上滑过去的。淮海路两边商店里进进出出的人群就像是立体电影，那是俗世的快乐。”
9.外地人与上海人
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文化苦旅》）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
“上海人”这个称呼，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精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毛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性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这些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
事实上，对上海人的反感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微词”和关于上海人的“笑话”。
比方说，“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有一个故事，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
这些笑话中当然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说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让人讨厌的地方还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对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上海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
不过，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说上海话。
这似乎没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说上海话说什么话？再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连北京也有。为什么别人说得，惟独上海人就说不得？难道说上海话是全中国最难听的话不成？
问题并不在于上海话本身，而在于上海人讲上海话时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的确，最让外地人讨厌的，就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讲其上海话，而且往往嗓门还很大。
这时，被“晾”在一边的外地人，就会向他们投去反感厌恶的目光，至少也会大皱其眉头。可以肯定，当着外地人讲只有自己才懂的话，确实是极不礼貌的行为。
但是，这种行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凑在一起，也会讲他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外地人这样做，就不会让人反感（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上海人这样做，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
原因也许就在“有意”与“无意”之别。
为什么有意呢？因为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方法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爱讲上海话。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景点），他们就一定要讲上海话以表明阿拉是上海人。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阿拉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头，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热烈地“阿拉，阿拉”。这种心态，老实说，已成为上海人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上海人不是很“文雅”吗？不是很“秀气”吗？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眼眼”吗？怎么说起上海话来，就一点也不“文雅”，一点也不“秀气”，不只说“一眼眼”就拉倒，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上海人”！
的确，上海人在内心深处，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用“外地人”这个词来“骂人”（其实不过是不大看得起罢了），这在全国可是绝无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说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种事实，不带情感色彩，也不带价值判断，顶多有远近亲疏之别罢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疏远外地人，却一般不会鄙视外地人。即便鄙视，也只是鄙视某些外地人，不会鄙视“一切”外地人，更不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儿或冤大头。
在这一点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
北京人和广州人也同样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词语，而更多的是称他们为“地方上”或者是“群众”。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那么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所以，北京人一旦长期离开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么优越感，反倒会因为他们的豪爽大度，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北京人有政治优势，他们当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谱”，牛气一下。那么，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没有。
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和“财大气粗”的广东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上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人（当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人”。
终于有一天，积怨爆发，几乎在一夜之间，舞台和荧屏上那些斤斤计较、小里小气、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清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话。向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上海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而历来用于体现上海人社区优越性的上海话，则成了嘲笑讽刺上海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并未勃然大怒。当然，对于外地人的种种非难，上海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你们只知道说上海人精明、小气，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上海人住得有多挤？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马桶旁边要吃饭的，不精明不小气怎么办？我们上海人做生活规矩、巴结，又不笨，谁也没有我们上海人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大，凭什么该住这么挤？不过，这些话，上海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开说出来。上海人似乎根本无意于和别人争个是非高低，辩个你死我活。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贬也好，上海人都不会在乎。最后落了下风的，还是外地人。
10.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
北京人能说，上海人也能说。但在温州人看来，都是嘴皮上的功夫。温州人骑自行车撞在一起，合就互相看一眼走人，不合就动手打架，打完了不管输赢也马上走人。而上海人会锁好自行车，然后相互讲大道理，旁边围了大帮子人在瞎起哄。碰到这种情况温州人会呶努嘴不屑地说：“上海人又上礼拜堂。”（温州人称上教堂听牧师传道叫“讲道理”。）有时还会故意跟着起哄：“打一架见输赢，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温州人以前对上海真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恨是因为被看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态对待这位它。
上海人对温州人虽然有点看不起，却也很难离开。上海人文化高，素质强，开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油对身体有益，但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一切都要票证的困难年代，哪来的植物油？温州就有，只要多付点钱，自由市场上多的有卖。上海人喜欢吃虾皮、鱼鲞之类的海鲜货，温州盛产海鲜，小菜场里到处可以买到，价格还随行就市，货色多时价格便宜，货色少时价格就贵，但无论何时都可买到。还有上海人讲究穿着，温州人还在贩卖“平阳布”时，上海人已经是“的确良”、全毛华达呢，笔挺笔挺的。购买化纤布的“专用券”、纯棉布的布票，可以通过调剂，赚点外快来买华达呢……
上海人想到这些就念及温州人，在上海附近的城市中，只有温州的自由市场最活跃，温州人可以提供诸如菜籽油、海鲜货等阿拉喜欢的东西。也只有温州人在搞倒卖票证的行当，可以让上海人弄点外快，上海人也离不开温州人。温州人与上海人互通有无，“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虽然当时的地位并不平等。
到改革开放后，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先是指定温州人住国光、安东这些小旅馆的决定取消了，排队购船票在身上编号、托运行李特别规定之类的“特殊待遇”也没有了。上海人托温州人带的也不再是菜籽油、虾干之类的东西，而是“东方表”、四喇叭收录机之类的舶来品，于是可以听到这些话了：“格温州赤佬还有本事，帮阿拉买的四喇叭还真（便宜）！”“迭格东方表是温州人送的，蛮灵格。”这些是指走私货，上海人的优越感受到了冲击。上海牌手表本来是不错的，一百二十元一只，走私的东方表六十元一只，还是全自动。本来要排队购买的红灯牌收音机，现在让四喇叭的走私收录机比下去了，放在柜台上无人问津。而温州人手中就有这些价廉物美的东西，温州人的地位开始提高。
虽然走私活动只在温州猖獗盛行了短短的数年时间，但在提高温州家庭工业水平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温州人立即模仿这些舶来品。（这里不是在提倡走私，在闭关自己的年代，走私物品的冲击让我们的产品提高一个档次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走私进来的大批收录机，大量的邓丽君们的录音带随之进来，既提高我们的收录机生产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歌坛通俗化的肇始。）
温州的发展确实迅猛。不久之后，原先在上海向“阿乡头”讨“专用券”的地方，现在为温州人所承包了。再接着，温州生产的皮鞋、服装、打火机、小商品之类也成了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温州人去上海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抬头正眼看上海人了。
一旦走到平等的位置上，大家就会以平常心对待对方了。上海人认为温州人聪明，豪爽，做生意上有一手，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好，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可交，可学，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温州人与上海人的来往非常密切。比之上海人与附近的杭州、苏州、宁波关系好得多。上海人说杭州人是“杭铁头”，“刨黄瓜儿”。说“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反过来又说“苏州人太嗲”。惟有对说话奇腔怪调，一句也听不懂的温州人最佩服。
温州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通过上海走向世界。同时也是选择上海人的工作效率，严谨作风和廉洁精神。使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更顺利。上海人选择温州是因为温州人能干，有实力，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开放，上海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温州来说，上海实在太大了，实力也太强了，温州无法与上海相比拟，温州人走进上海仅仅是为了选择一个可供发展的更大的平台。温州与上海的合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伙伴，温州与上海的交往也只能是“忘年交”，故此戏称它为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的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温州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提高，已经成为上海人所佩服的小兄弟、好朋友，再也不是“温州赤佬”或“阿乡头”了。
11.北京人VS上海人——半斤八两
在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个小品叫《有事您说话》。郭冬临扮演的那个小伙子，逢人就说：“有事您说话。”为了帮人办事（当然也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小伙子凌晨几点跑到北京西站去排队买卧铺票，实在买不到就贴了钱买高价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弄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饶这么着，他见了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说话！”
这个小品是取材于现实社会，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北京人的故事，而绝不会是上海人的笑话。上海人爱说的不是“有事您说话”，而是“关侬啥事体”。这句话，不但适用于素不相识者，也适用于亲戚、朋友、熟人、同事，而闻者一般也不会介意。它其实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滩涂意识”。
当然，上海也有“朋友，帮帮忙”的说法，可那多半是一种讽刺，或委婉的提醒，有“少添乱”、“别做手脚”或“有没有搞错”的意思。比方说，话说得太离谱，上海人就会笑起来，说：“朋友。帮帮忙！”又比方说，到商场买东西，便最好能用上海话说一句：“朋友，帮帮忙，依勿要‘斩’我。”似乎可以这么说，一个“有事您说话”，一个“关侬啥事体”，就这两句话，便把北京人和上海人鲜明地区分开来。
显然，北京人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内外有别的。比如前面说的那个小伙子，固然热情得逢人就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但所问之人肯定都是“熟人”、“自己人”。如果见了陌生人也这么问，那他不是“白痴”就是“傻子”。而且，当他站在柜台后，面对陌生的顾客时，没准其服务态度会生硬得够呛。
上海人则相反。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一视同仁”的对谁都一样。他们会帮助求助于他们的人，但不会主动去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而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同样，如果涉及他自己个人的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关侬啥事体”，也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北京城的“圈子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而任何群体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就只限于自己熟人，甚至只限于一百单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对不起，就没有了，而且弄不好还只有挨刀的份儿。这就叫“内外有别”。圈子外的人，可以无视其存在；圈子内的人，则必须“抱团儿”、“扎堆儿”，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相关照，包括时不时问上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说话！”
上海滩的“滩涂意识”则是一种“个体意识”。它强调的是个体独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侵犯性”。有句话说“上海人什么衣都敢穿”，就因为在这个懂得尊重他人“隐私”、允许保留“私人空间”的“滩”上，过多地干预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规”的。有这样的自我保护意识，自然就有犯规的人，其中不乏喜欢窥测他人隐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数比任何外地都多。
对北京和上海这两种生活意识很难做简单的评论，因为各有各的优势与劣势，不能一概而论。一般地说，外地人都认为，与北京人交朋友痛快，与上海人打交道轻松。如果能进入北京人的“圈子”，成为他们的“哥们”，就可以同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烟酒不分家，真格的就会“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与上海人交朋友却不容易。他们多半客气而不热情，礼貌而不亲切，很难掏心窝子说心里话。因为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坚守个体意识的“不可犯”和“不可入”原则。所以，上海没有“哥们”，只有“朋友”。哥们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则是相互独立的；哥们得亲密无间，朋友则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更何况，上海人的所谓“朋友”，也未必真是什么朋友，比如暗地里磨刀霍霍准备“斩”人一记的小贩就是。
上海人的处世哲学其实也不错。的确，上海人是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习惯”，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家门前的雪打扫干净了，岂非就没有什么“瓦上霜”要别人来操心？相反，如果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则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再说了，别人这么关心你，你岂不也得“时刻准备着，时不时地问别人一句：您有事？”这么活，太累！何况，当大包大揽地说了“有事您说话”的话时，万一事情办不成，又该怎么办？为了未雨绸缪，就得事先“储备”一批“哥们”，还得个个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张卧铺票，而且还都是下铺什么的。
生活在上海人中间，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事实上，不少外地人都有同感：也许很难和上海人交朋友，却不难和他们共事。上海人的计较，账算得很清，从现代商业角度来说，是个优点。因为这在保护了他自己利益的同时，同时也保证了别人的权益；在维护他自己人格独立的同时，同时也尊重了别人的独立人格。至少，和他们交往时，不必处处设防，这就轻松。甚至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对方的态度。因为如果上海人对你大皱眉头，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关侬啥事体”的。更何况，在现代社会交往中，有“两肋插刀的哥们”毕竟少数，更多的还是要面对“泛泛之交”。那么，轻松一点，岂不好？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北京才有的“大气”：大雅、大俗、大派头。北京是雅能雅到极致，俗也能俗到底，俗到家。比方说，你能想象用诸如“臭皮”、“驴肉”或“小脚”“裤子”之类的词儿来做地名吗？北京就能。北京不但有“臭皮胡同”、“驴肉胡同”，而且还有“母猪胡同”和“屎壳郎胡同”；不但有“小脚胡同”、“裤子胡同”，而且还有“裤裆胡同”，“裤脚胡同”。任谁也不敢相信这是天子底下的地名儿。嫌俗？改了就是。比方说，把“灌肠胡同”改为“官场胡同”。这可真是只有北京才可能有的文化奇观。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里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大气的北京城城内有官、学、民三种文化各安其位，各守其本，形成一体化前提下的多层次性；开阔的上海滩上滩外有滩，五湖四海风云际会，天南地北交互消长，形成多样性前提下的一体化。北京与上海，是两类不同的大城市，有着两种不同的大手笔。北京“一体多层”，上海“多样统一”。北京大气，上海开阔。
同样，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
北京人对身份感化较认同（所谓“丢份儿”、“拔份儿”即含有注重身份的意思在内）。对于社区性显得更弱化。一个北京人，首先是官员、学者、平民，然后才是北京人。当然，所谓“身份感”，不一定就是职业、阶级，也可能是指“品类”，即“君子”与“小人”、“高士”与“败类”。不管什么时候，北京人都不能丢了份儿，这就叫“倒驴不倒架”。因为倘若丢了“份儿”，就没人承认你是北京人，岂止不是北京人，就连是不是人，只怕也是问题。
然上海人则是社区性比身份感更突出。他们首先是上海人，然后才是商人、学者、自由职业者。上海学者余秋雨曾因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窘迫，上海某位市长也曾因不会讲上海话而受到歧视。的确，在上海人看来，是不是上海人，比什么都重要；而会不会讲上海话，则往往决定着在上海和上海人那里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在外地，一句上海话，往往就能引起上海人的惊喜：“侬上海人呀！”接着就是用上海话热烈地交谈。至于对方是什么职业身份，则往往不在考虑之列。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形成了这样的现象：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却几乎从来没有“小北京”。因为北京人一到外地，首先是融入自己阶层的圈子里，官员归官员，学者归学者，当然也就不可能像上海人那样，首先是上海人归上海人，并一起传播海派文化，把当地改造为“小上海”。结果是，爱“抱团儿”的北京人，到了外地，便成了并无社区特性的散兵游勇，而平时“各顾各”的上海人，在外地却大成气候，当然，不是某个上海人的气候，而是整个海派文化的气候。
“到北京去”在十来年前，还是属于少数先进人物的光荣和骄傲。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到北京出差、旅游的上海人增多，但对北京的共识也只是枯燥的几条：一是“好白相”的地方比上海多（指风景名胜）；二是购物、坐车不方便，商品品种少，价格贵；三是气候干燥、刮风，不适应。
一位上海人说，到大名鼎鼎的王府井，没想到走了十几分钟，就逛到头了。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只好问别人“北京究竟有几个王府井”。关于服务态度，上海人说，上海的售货员至多不理你，自顾自聊天，北京的售货员却还要训你几句：“别嚷嚷！嚷什么嚷，没看正忙着的吗？！”上海的儿童在北京则经常会有意外的“惊喜”——他们在大街上看到了拉车的活生生的骡、马，往往怀疑它们是动物园跑出来的。
对于每个人北京来的人，上海人都会问：“上海好还是北京好？”但在北京，则很少遇到这种问题——因为这对北京来说，从来不是问题的：中国还有比北京更好的地方吗？其实，上海人的询问并非不含城市优越感，他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验证这一优越感。
比较而言，北京人对上海人的感觉要多得多。几乎每个北京人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对上海人的印象，自然，好评不多。北京的女性尤其热衷于对上海男性的声讨，而且众口一词，仿佛个个“都遭过上海人的虐待”。上海人自然有对北方人的轻蔑，例如称北方人为“北佬”，但通常，北京人被单列在这种称呼之外；而北京人并没有对南方人共同的蔑称，而是对上海人特别照顾——当他们说“他是上海人”时，口气中已经包含了轻蔑，就像西方人说“上海人”那样，以至于在京城的上海人一般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籍贯。但在江南，上海人的籍贯却具有自我提携的功用。直到80年代初，南京、杭州、无锡等地的时髦青年仍以会说上海话、打扮像上海人为荣（而他们在上海的同类，则以打扮成“华侨”为荣）；至今上海的征婚广告上，“沪藉”仍是单独开列的资本。多年前电视剧《渴望》中那个自私自利的男主角被取名“沪生”，当时立刻引起了敏感的上海舆论的不满，却满足了北京人的集体认同，他们觉得，上海人就是这样的。因此，北京人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便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但是，在北京人的内心，仍有对上海人、对南方传统的尊重。因而，谈及上海同行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精神，北京人往往自愧弗如。而声讨完上海人的北京年轻女性，有时会出其不意地流露“妈妈（或外婆）也是南方人”，或者“我有个阿姨在上海”，“小时候在上海住过”，等等。北京的孩子到了上海往往备受宠爱，人们常常惊讶于他们一口纯正的“国语”。如果他转学到上海，则会经常地被教师提问，并让他朗读课文。
上海人和北京人交往中的“文化冲突”、相互间的成见和抵触之深，也许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北京人津津乐道的上海人的洋相笑话，包括半两粮票的小点心；一次买一只苹果边走边吃。还传说上海人到北京吃涮羊肉（他们往往念成“涮羊肉”），10个人只要了2斤，北京人会说“趁早别现眼了，还吃涮羊肉呢！”此外，他们又反感上海人关于自己特别“秀气”的声明：“上海人老是说‘我只吃一眼眼’，实际比谁吃得都不少。”经常参加会议、吃会议餐的人反映，上海代表在饭桌上的表现往往较差，他们不顾别人地抢食最好的菜（如大虾），一副“不吃白不吃”的架势；而轮到拍集体照时，他们又当仁不让地占据最“闪光”、最显眼的位置。
当北京人无意触犯了上海人某些“不成文”的规矩时，就会出现不快。例如，前些年上海人的结婚宴席上，最后上的“四大件”（全鸡、全鸭、全鱼、蹄膀），出于“规矩”，客人往往是不触动的，留待主人用钢精锅装回家去慢慢享用。一位北京朋友朋友抱怨，上海人家里一条鱼要吃两天：切成两段，每次只吃其中一段的一面。而他“破坏”了留作下一餐的另一段鱼。他说：“从此在上海人家里做客，我不吃鱼。”
当上海人把自己的“潜规则”带到北京时，同样会发生难堪。
一位上海女学生参加一群北京青年的郊游，事后，她将所吃的面包、汽水、冰棒等的钱如数交付，使北京女友大为恼火。这种上海人的“经济自觉性”正是北京人所嘲笑的“小家子气”。另一位毕业分配到京的上海姑娘，邻居怜其孤单，时常请她吃饺子等。后来，北京的主妇发现了“规律”：每次请她吃过饭之后，她总要回赠一些豆腐干、香肠之类的“小礼品”。主妇不禁大怒：“我是可怜你，你倒和我算起帐来。要仔细算帐，你一袋豆腐干够吗？”上海人的乖巧知礼，在这里被视为小心眼和冒犯。
随着交往的增加，大多数上海人都会感到北方人更易于相处，没有那么多鸡肠狗肚、不上台面的小心眼、小动作；而北京人也会感到，上海人并非如表面感觉的那么不可交。
一位东北籍朋友谈起上大学时的一位上海同学。他衣冠整洁、独往独来，从不与同学一起看电影、吃饭，以免无谓地请客花钱；他从不言人恶，不涉是非，也不露个人隐私，与所有同学都是“淡如水”的等距离外交，绝无北方哥们结伙抱团、烟酒不分家的作风。起初，这种与众不同很令人反感，但时间长了，别人则感到与他交往比较轻松和安全。另一件表明其性格的小事是：他看书如遇不认识的字，绝不会嚷，向别人求教，而是自查字典——这既避免了“露丑”，而且从字典查出的结果更准确、更权威。
外国人对上海的感情和对上海人的理解或许比北京人更多，虽然，他们主要是从商业上着眼的。
一位日本朋友这样形容和介绍上海人：他们口气夸张，有极度的优越感，喜欢讲排场，好面子，惯以领先时代、崇尚时髦而自傲。他们同时还具备实践能力，并且能够巧妙地利用他人的财力来实现自己目的。上海人的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大多数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其中有些人爱虚荣，外表的气派重于实质的内容，有务实主义的倾向。他们创意优异，但有时也擅长玩弄技巧，也就是说，也有可能进行不负责任的交易。上海人还喜欢乘势推展，不习惯于朴实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
令许多北京人不解的是，许多在京的外国人，虽然热衷于北京的政治环境、文化生活，但作为个人对城市的喜好，却更喜欢上海——正是在上海，他们能够感受到所熟悉的那种城市生活的气氛和情调。
1989年，《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上海熙熙攘攘的街头，很像纽约的布鲁林区。纽约是以向高空发展的摩天大楼为特色，上海则以它的街道为特色。“在上海，人们非常注意生活，就连我这个不喜欢城市的人也能感受到这种气氛。上海与广州不同，广州显得粗俗而上海则显得拥挤不堪。”在那里，讲英语的人已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小圈子，而中国其他的城市还没有这种现象。同时，与纽约人相似，上海人有一种主人感，“纽约人把纽约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上海人也有这种感觉。他们对城市有烦恼有抱怨，尽管如此，他们仍旧热爱自己的城市，对城市有一种依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