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具有商业竞争的传统。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场虽尚不成熟，此时的商业竞争却十分残酷。洋商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之间，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竞争手段、激烈程度都给人以震撼。上海，商家必争之地，谁能立足上海，谁就意味着拥有财富。上海是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在这熔炉里，培养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作为中国现代商业的精英，上海商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业手段之繁杂、经营思想之宽阔，令各地商人惊叹。
中国近代商业精英云集上海，使他们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盘”，从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战十分残酷。也锻造了上海商人个个都精于商战。
1.商战硝烟弥漫上海滩
中国近代商业精英云集上海，使他们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盘，从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战十分残酷。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使得上海商人个个都善于商战。
凡事都有短长，上海人有做大事，创大业的主流倾向，但也有锱铢必较，行商过分小气的一面。事事锱铢必较，是短处也是长处，自幼生存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中，这使上海人更懂得怎么通过竞争维护自己的利益或取得利润。
近代上海商人给今天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莫过于商战，他们不仅和外商竞争，同胞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甚至十分残酷。上海著名的“协大祥”与“宝大祥”布店的竞争事件就可见一斑。
上海著名的“协大祥”棉布店，从它开业时就采取全新的经营方式——明码标价。开架售货，反原先棉布店暗码暗价，随意更换价格、看客下菜的陋习，使企业声誉大振，同时，又实行商品保退保换制度。1927年夏季该店出售了一批香云纱，其中一部分变质发脆，顾客做成服装后方知质脆，纷纷要求调换，旧棉布业的通例是剪断、折皱概不退换，但协大祥对这批变质商品进行退换，并且还赔偿顾客的加工费和来回车费，次年不但没有影响香云纱的销货量，而且其它商品的销售也大大增加（协大祥的这些做法在90年代的今天，内陆的一些小地方未必能做得到）。
协大祥的新颖举措很快在全上海同业中掀起激烈竞争，特别是与直接竞争对手“宝大祥”的激烈竞争更是你死我活，激烈异常，结果不是两败俱伤，而是共同发展（这恰似郑州市九十年代的“商战”）。
1924年，协大祥房东准备翻修房屋，此事为协大祥前股东柴宝怀、丁云镇等获悉，拟以巨资向房东振沅新控机协大祥店基，协大祥老板孙琢章得到消息，立即挽请房东的知心朋友周隐渔说情，结果付给房东1700两费用，将店基保住。柴宝怀、丁云镇没控到协大祥店基，就租得协大祥东隔壁两间铺面，开设宝大祥洋货号。协大祥无法阻止，就把宝大祥后面原为同庆烟纸店的房屋辗转租得，作为厨房，以阻止宝大祥店堂向后面伸展。两家布店的竞争自此展开。后来协大祥，宝大祥房屋翻修同时竣工。介于两店中间的一道墙柱，又成为双方悬挂招牌的争夺焦点。结果，协大祥再与房东磋商，抢先挂上招牌，双方竞争的导火索再次点燃。
1924年7月，双方新层落成，宝大祥抢先一天开门，协大祥迟了一天。宝大祥开业之时，小东门外大街上所有的洋布店，均以大减价作为竞销方法，在店堂内悬灯结彩，有的还在门口装上电灯牌楼，有的报纸上刊登巨幅广告，招揽顾客，只有协大祥经理不以为然，认为与其花大钱做广告，不如把广告费便宜给顾客，于是普遍降价，还把几种名牌货亏本卖出，使顾客得惠而替协大祥做广告。
宝大祥对协大祥的态度完全相反，一开张即悬灯结彩，大登广告，并用前协大祥老股东的姿态，挂出前协大祥的账册作为标榜，还请人画了一张“宝箭发，铜枝落”的漫画悬挂（宝箭为“宝记”谐音，指宝大祥，桐枝为“同记”即协大样的表征）。双方你来我往，甚至互挖对方职工以招揽熟客。如协大祥著名营业员席伯铭、张兰亭被宝大祥挖去，协大祥也针锋相对地挖走了宝大祥的章同祥、张润身。
宝大祥开张时，以足尺加一为口号，但开业不久，业务仍不抵协大祥，就把足尺加一改为足尺加二来竞争。而协大祥先以老牌自居，以为信誉卓著，按兵不动，但至1926年，宝大祥在协大祥对面开设宝大样南号，1927年宝大祥南号又把店基扩大至五开间门面，协大祥业务受到极大影响，协大祥不得不把足尺加一改为足尺加二，同年，宝大祥又在协大祥西边开设宝大祥西号，与南号一起，常以大减价为号召，三面夹攻协大祥。协大祥不甘示弱，也大树旗帜，上书“价廉物美”字样，悬挂于马路中间示人。霎时间大街上旗幡招展，蔚蔚壮观。由于两家紧临，双方大旗常被风吹卷在一起，于是，在各自的旗杆顶上，都悬挂了利口剪刀，以割破对方被风吹过来的旗子，时人称“尖刀相会”。因此，双方都备有多面新旗，以备随时换用，这种不太文明的竞争方法成为当时一景。
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这场商战，不仅在上海，甚至在中国现代商业史上也十分有名，至今还被看成是市场竞争的经典案例。
上海的啤酒市场向来为外商所垄断，烟台的醉权啤酒厂成立后，为同外商争夺上海市场，在上海半淞园举行“中国啤酒大会”。他们事先在园内藏中国啤酒一瓶，然后宣布找到啤酒者奖给啤酒20箱。这一天，上海半淞园内人山人海，使中国啤酒知名度大大提高，在上海站住了脚。当洋啤酒降价竞争时，醉权酒厂毫不退让，拿出万元巨资进行有奖销售，他们将一些啤酒盖印上“中、国、啤、酒”四个字，每个字代表一定的钱数，分别盖在13箱酒瓶上，谁买得印字的啤酒，可拿瓶盖兑奖，因此，中国啤酒在上海畅饮不衰。这些促销手段至今仍为今天的商家所仿用。
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中国恰巧处在市场经济开放初期，此时沪商的竞争力相对于珠三角地区的商人来说有所下降，不久上海人就从“中国第一”的美梦中醒了过来，开始重新适应市场竞争环境。而上海人在传统上就是最善于把握时势的人，上海人的这种敏感与时势的精神一旦觉醒，果敢决策的个性也便突出地体现出来。至20世纪末，上海人在全国范围内骤然引发的一场“保暖内衣”之战使人想起半个世纪前两家“大祥”商号的商战遗风。
1996年，俞兆林发明了导温保暖复合绒，并将这发明应用在内衣中，于是在1997年的电视广告中，天天可以见到一则以“亲情诉求”为内涵的广告，向国人推销“俞兆林”系列保暖内衣。紧接着，上海又崛起了两家保暖内衣巨头——“北极绒”和“南极人”，广告也铺天盖地，商战自此拉开帷幕，众多企业加入了这一行列，并联手合耍了一记阴招，重拳出击“俞兆林”的死穴——隔层膜，大肆宣扬“俞兆林”的质量问题。一时群雄大乱，最后纷纷降价，争夺市场。2001年事态升级，“北极绒”和“南极人”相继进军羽绒市场，“俞兆林”也随着跟进，在新领域里重燃“烽火”。“南极人”率先发动广告战。随之而来的是“北极绒”率先生产鹅绒服，一举打破了羽绒服行业鸭绒一统天下的局面。众多鸭绒厂家又顿生愤怒，群起声讨，从质量上动摇鹅绒服，从此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鹅鸭之争”大论战。直到波司登公司跟进生产鹅绒产品，一场关于“鸭好”还是“鹅好”的争吵才归于沉寂。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著名的商战时有发生，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时期，这些竞争手段固然体现了上海人积极进取、勇于竞争的商业精神，但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竞争手段还是较原始的、不成熟的、非理性的。市场经济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非理性竞争时代的结束，因为这类竞争，手段性是其一大特色，竞争的各方为了取得优势地位，不但在价格上争夺市场份额，而且还运用种种手段挤压对手，甚至互相拆台，彼此攻击。竞争的结局虽然谁也不至于身败名裂，但从利润上来看，众多商家却都是“很受伤”。实践证明这种竞争局面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因为利润都在竞争中消耗殆尽，发展也就谈不上了。
更高层次的竞争手段已是整个市场迫切需要的东西。由于沪商在竞争中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后来纷纷由向外攻击转向为向内发展，努力加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适应正在到来的新竞争形势。
2002年上了福布斯富豪榜的沈雯，是一个很早便懂得从更新竞争手段方面建立企业优势的沪商。沈雯自幼喜欢闯荡，1982年，改革开放之风刚刚吹起之时，他不断耳闻一些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下海经商的事迹，这时候的沈雯也想干点什么，但对于制鞋或食品抑或是其他什么，他却一时并无良图。此时他听人偶然说起刚传入国内的一种新技术——塑料包装，说这种包装如何简易方便，只需较少的投资就可以运转企业，而且可以作为加工业的基础和必备品，产品销量很好。在经过了一番市场调查后，此前对包装一无所知的沈雯决定选择这个行业。他和自己的三个弟兄租用了一间不到60平方米的“蘑菇房”，借来3万元人民币，创立了“紫江企业”，创立时企业规模虽不大，但发展却十分迅速。
应该说沈雯选对了时机也选对了行业，尽管他的一头撞入是无心的。当时经济大潮初起，但相对而言包装行业却跟不上，很多产品还在使用旧时代的草纸包装，甚至“赤身露体”地进入市场，市场对包装产品的需求日益上升。在这种形势下，沈雯的包装厂生产的包装产品几乎是供不应求。紧接着的第二年，沈雯便在当时的上海马桥公社联合村民办起了紫江塑料制品加工厂，扩大经营规模。靠着当时的优惠政策、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沈雯从最简单的食品包装和印刷品加工做起，自己找活，自己加工，同时充当着老板、业务员与工人的三重角色。由于机器一响便有钱赚，辛苦的创业没有磨灭沈雯的激情，反倒激励了他的斗志，使他更加努力工作。
1989年，改革开放已深入人心，各地的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兴起。食品加工业、制鞋业，还有电子行业都飞速发展了起来，包装业的市场形势也一片大好。沈雯明白此时正是关键的跃龙门时期。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小富即安的局面，脑海中开始形成了一个长期规划并迅速付诸行动。他采用股份制的形式，组建了紫江（集团）公司，下辖7家企业，开始大举进军包装印刷行业。
紫江集团从此开始进入快车道，在中国包装印刷行业的队伍中领头前进，并且平稳地走过了18个春秋。1999年“紫江”企业在上海股市上市，一次性集资6.5亿元，更是为企业的发展插上了双翅，成为中国包装印刷行业的领军企业和上海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2002年，紫江集团总额资产已超过60亿元，拥有40余家控投、参股的下属企业，员工达6000余人，并控股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与我们前面说到的“协大祥”、“宝大祥”同业间的竞争相比，时代自然大为不同，竞争的方式产生了根本变化。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包装印刷市场江湖大乱，群雄争霸，大企业也在各地遭到狙击，地方性小企业则困局一隅无法展足。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包装印刷业逐渐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尤其是一些小企业，开展恶性竞争，互相拆台，再加上一些自己无力承制的中介性企业的加入，更为市场增添了变数。大型包装印刷企业遇到了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难题：如何发展下去？沈雯的办法是，把市场搞大。为此他开始在各地以合股形式建立分厂，使紫江企业在与当地地方性企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手段的竞争，永远都是下乘之道。你给了客户回扣，其他人也可以给客户更多的回扣；你压低了价格，其他人还能把价格压得更低，甚至白做、赔钱做，只为了抢到他们的阵地——这样的手段当然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所以也不能作为某一企业在市场竞争上的永远的利器。真正的高水平的竞争，应该不是针对对手，而是针对自己的。自己强大了，别人怎么恶性竞争都压不过你，你自然可以保持岿然不动。正缘于此，一些优秀企业家认识到：企业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自己。
经历了无风三尺浪的险恶竞争，又经过市场经济的风吹雨打，沈雯找到了自己的航道，他开始意识到，培养起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企业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
关于核心竞争力问题，人言人殊。但中国企业家中不乏真知灼见者，“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一席话就很令人敬服，他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应该只是技术，而是企业那些独有的、无法仿效的东西。”全国的包装印刷行业产品大同小异，发展历史都不是很长，要说独到的东西，几乎谁也没有。你能生产的我也能生产，大家几乎都能生产，你能达到的质量我也能达到，大家几乎都可以通过努力达到，如此怎么才能创造出自己独有、别人无法仿效的东西呢？沈雯的办法是：借助于科技，不断生产领先市场走势的新型产品。
竞争在所难免——随着国门洞开，挑战也随之而来。作为新一代沪商，沈雯清醒地知道，随着环保意识逐渐加强，人们对包装毒害性的认识加深，简单的包装业必定会被淘汰，只有抓住科技这个神奇的金手指，努力提高包装的档次和层次，才可以在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仿。而且要不断更新理念，不断创新产品，始终走在包装印刷行业的前沿，保持产品的新锐和先锋状态，这样企业才能点石成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紫江集团率先研制生产了新型的耐高温包装塑料，同时开发了环保性的可降解包装材料。这些产品一投入市场，立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市场进一步扩大，企业实力也更加雄厚，紫江集团得到了快速发展。
只要培植起无可争辩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就可以持续发展壮大，一路向前。为此在一段时期内，沈雯不断致力于使紫江集团由一个普通的包装企业成长为一个高新技术企业。以他的经营理念看来，对科技的投入，无论是从当前情况看还是从长远角度看，均会为企业发展增添巨大的力量。
与前面谈到的原始竞争方式相比，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作为新一代沪商的沈雯的竞争方略：在国内包装印刷行业为了争夺市场拼命杀价，甚至剑走偏锋之际，沈雯却明智地回避了这一混乱局面，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平稳摆脱了把众多企业拉下水的恶性竞争这个陷马坑，并引领着企业走上了靠技术和特色打市场的高层次竞争之路，集团企业也因而在竞争中变得更为强大。
2.上海人的“挑剔”
上海人的认真仔细，表现在他们大多具有较强的职业意识和敬业精神，无论干什么都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做得很精细、很到位，不能不让人佩服。小到一个机器零件，大到城市建设和规划，都很注意细节的完美。
由于他们重视产品质量、信誉，因而客户只认商标，不加检验便大量购买，致使销路畅通、市场稳定、利润大增，此外，因沪商大多从事长途贩运，其流通环节就十分关键，自运自销，产销配套，一条龙服务，既保证厂供货及时，质量可靠，又赚取了运输费用，可谓一举数得。
有人抱怨说，上海人“很挑剔”，有点“吹毛求疵”和“鸡蛋缝里挑骨头”的意味，言下之意是不欣赏。人们只看到上海的主妇们，在菜市场与小贩们砍价，斤斤计较，买东西时挑剔半天，认真到了极点，很有耐性。上海人买菜，都是算计好的，每次只买“一点点”，正好够吃。凡此种种，让外地人觉得上海人太琐碎，太小家子气，有浓厚的“小市民气质”。
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挑剔的观念和眼光，使上海的工人成为全国素质最高的技术工人和技师，有大批上海师傅被全国各地的企业高薪聘请做技术顾问。也正是这种挑剔眼光和认真态度，使得长期以来上海产品的质量一直过硬，为全国人所喜爱。
所以，有人开玩笑地说过一句话：“上海产品质量过硬，上海的主妇们有一半功劳。”的确，没有她们的不断挑剔，就不会有产品质量的不断改善和提高。
3.宁为鸡首，不为牛后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是上海人老板情结的最好写照。“鸡首虽小，乃进食；牛后虽大，乃出粪。”上海人几乎个个想做老板，他们几乎没有“找工作”、“就业”的想法，只有“找生意做”的念头。
老板情结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自己为自己干，哪怕“事业”再小，但它是自己的，干起来才有劲，才能铆足劲去干。
一位上海人说：“在上海，即使你做了微软的CEO、IBM的总裁，都还不如一个小卖部的老板‘值钱’。”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的确是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上海人的老板情结。
很多上海人宁愿做只挣一万元的老板，不愿做年薪十万元的总经理。因为做老板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生意做大做强，做到几十亿上百亿的规模。何况当老板在精神上有一种优越感，人格上更自由；能自己给自己做主，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赚了有成就感，赔了有刺激感，在这赚赚赔赔当中玩的就是心跳，虽然惊心动魄，但能欣赏到波澜壮阔的人生。
很多人有想当老板的天性，当然也有那种因为现实生活的压力，而被迫创业当上老板甚至大老板的。重庆小天鹅的廖长光就是这样，他的几个连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只有他身份最“卑微”，他受不了众人的挤兑，靠卖房子的3000元起步，艰苦创业，从一路边火锅店做成了大的饮食企业集团。
外在的刺激经常让承受者感到屈辱、痛苦，激起他们强烈的自尊与反抗精神，从而激励起他们远大的志向，使得他们爆发出非凡的力量。
一位上海废品回收公司的王老板，就是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心态和处境。
七年前，连一辆人力三轮车都买不起的他，在上海火车站等场所，靠捡酒瓶、罐头瓶和易拉罐维持生计。有一天，在一个豪华宾馆前的街道旁，一辆乳白色的流光溢彩的别克牌轿车的车门处，他发现一只已被轧瘪的易拉罐。他毫不犹豫地走近那辆车，要去捡那个易拉罐。谁知，就在他正要屈身捡起那只瘪瘪的易拉罐时，后座的车门缓慢地打开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动作优雅地钻出车门，声音温和地朝他迎面问道：“请问老板，去豫园怎么走？”
当时一事无成、一贫如洗的他猛地直起了弯曲的腰身，（因为准备捡那只易拉罐），他很礼貌、很绅士地把去豫园的路线向那位女士讲得清清楚楚。
事后，他不仅没再捡起那只易拉罐，而且鬼使神差地牢牢记住了那辆轿车的车牌号码。接着，他去一家小餐厅一气喝干了三杯扎啤。然后，径直回到自己的住处，蒙头痛哭了一场、蒙头大睡了多半个下午……
三天后，他东借西凑地筹措了组建废品回收公司的启动资金；三个月后，他还清了所有的借款；三年后，他买了一辆乳白色的别克轿车。
值得一提的是，当王老板真的成了老板后，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到了那辆别克车的所在地和车主，接着驱车数千里到安徽蚌埠找到了那位女士，那位因无意中的一句话改变了他人生和命运的恩人。当他面对面地向那位女士致谢、攀谈时，他才惊讶地知道，那位女士是高度近视……
哲人说：“不知自己箭靶的位置，你就永远无法射中它。”
一个人有了自己真正想要去完成的目标，就能不断地、生动地把这个目标向自己灌输，使目标更加清晰、更加深刻。当全部精力凝注到目标这个焦点上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朝目标前进。
4.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在上海商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浓厚的传统的中国色彩，上海商人灵活、机智；同时，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西方文化的烙印，他们身上的传统特质，由于混杂了西方的思想灵魂而不再有传统的迂腐。
上海商人是东方式的智慧与西方式的精明的综合体。
有人说，上海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混血儿。从20世纪初开始，上海文化逐渐成形。西方人来华，多是先到上海，中国人出洋，也务必中迁上海。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通过这个桥头堡传到中国内地，中国近现代的各种政治风云也在这里集中上演。上海成为消化吸收中西文化的肠胃。
看待上海商人，要把上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看作一个整体，而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也就是说，要谈上海的经济，就不得不谈上海的政治和文化。
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势力范围。但自从1840年英人占领上海以后，上海进入了长期的中西文化的冲突期。在近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人对西方文化有不可抗拒的心烦意乱。
在上海，中西文化各占一半。这个特殊的地区显示出特有的包容。它具备现代国际大都会的风范，又充满浓厚的传统色彩。
在这种中西交融的文化中，上海商人往往比其他地区的商人显示出更多的智慧，他们将中西优势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种经商理念。沪商灵活机智，具有很强的现实适应性。在他们的经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东方式的智慧和西方式的精明的综合体。
在上海有一家地处僻静小街的名为“千衣坊”的服装店，该店服装的品种很多，也很跟得上潮流，价格也不是很贵。但是由于上海服装业很发达，同行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而该小店的地理位置无疑给它的竞争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千衣坊”若想在众多同行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想出别具一格的促销方法。
该店的老板和员工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要寻找一条可以使服装店生意兴隆的妙计。这时，一个就住在店附近的小伙计灵机一动，向老板提出了一条很好的经销策略。
他们在多家报纸同时刊登出一则广告：“千衣坊”服装店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最新豪华男女服装，价格2000元到5000元不等。自然，广告中还对这批服装大肆夸奖了一番。这则广告一登出，讲究穿着的上海人立刻口耳相传，没过几天，这条僻静的街道随着“千衣坊”顾客的增多而日益喧闹起来。
“千衣坊”服装店在员工的精心布置之下，显得生机勃勃。店内最显眼的柜台内挂满了超豪华服装，有真丝手工绣花女式套装，也有男士各种高档西服衬衫，这些服装做工精细，用料考究，款式新颖，无一不吸引着顾客的目光。但是，虽然这些服装无可挑剔，可昂贵的价格却不是每个上海人都舍得消费的。而消费者的这个心理，正是该服装店此次促销谋略利用的重要筹码。
在豪华套装的另一侧，布置着各种仿名牌服装，款式与豪华套装大致相同，只是做工和用料稍微逊色了一些，但这些足可以假乱真的服装却只需300到500元。
这些追求款式的顾客在看过所有的服装之后，大多都不愿花费几千元去买那些豪华套装，而这些仿制品就成了他们争相购买的对象。就这样，仿制服装在短短几天内很快脱销，而这家位于僻静小街的小店也因此名扬远近，自此以后，来该店购买服装的顾客络绎不绝，经营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
上海商人经常利用诸如此类的“小聪明”在经营活动中取得利润。也正是因为这些机智，使上海商人在商界中谋得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智者永存”，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道理。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它有北京的古雅、东京的繁华、巴黎的浪漫和伦敦的情调。世界各地有的它都有，世界各地没有的它也有，上海商人就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开创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5.竞争的动力
有位哲人说过“取乎上，得乎中；取乎中，得乎下。”这就是说：假如目标定得很高，取乎上，往往会得乎中；而当你把目标定得很一般，很容易完成，取乎中，却反而会得乎下了。任何事情在操作过程中往往是要打折扣的，所以做事情必须要有很大的欲望，这是把事情做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强烈的赚钱欲望可能就是上海人竞争动力的第一源泉。没有一个上海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不赚钱，毋宁死。
而与此相反的是多数国人那种“小富即安”的传统心态，经常在路边可以听见这样的闲聊：“我这辈子要是有多少万元钱就知足了。”
听见这样的“人生目标”，读者朋友有什么感想呢？还是先来看一份小资料。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就贫穷问题发表的年度报告统计，2002年美国有接近3500万穷人，在这些“穷人”中：
46%已购买并拥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价值，平均值是8.7万美元；54%的美国穷人住在一家庭房屋中（独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车房屋中。
在这些“穷人”的家庭中：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30%有2台或以上的汽车。
在上述拥有自己住房的“穷人”中，平均每家有三个睡房，一个半浴室，一个车库，一个室外走廊或门厅。全部上述的穷人中，76%装有空调。
在这些“穷人”中，有68%的家庭平均每人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房间，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也达到374.54平方米。
由此可见，美国的“穷人”其实并不穷，仅仅是相对穷。看看美国的“穷人”，谁可能知足呢？
勇于竞争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赚钱的欲望是生命存在的最主要的激励因素。人有了欲望，就有了力量的源泉。
当年乔丹被学校篮球队退训回家，他哭了一个下午。但他没有气馁，反而把这个教训转变为强烈的愿望：为自己制定一个更高追求的标准，更高达成的目标。他的目标激励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增加了NBA对世界的影响力。
刘永好小时家里很穷，20岁前还没穿过鞋。1982年下海前，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开始只想当万元户，那时万元户了不得。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他不断给自己加码：百万、千万、上亿，甚至几十亿，一步步实现了中国首富的目标。
或许很多人不愿意给自己制定远大的目标，是因为害怕失败会导致失望，然而他们却不懂，“设定目标乃是成功的基石。”因为你的目标中含有某种能激励你自我拓展、自我要求的要素，而这些要素也会帮助你不断成长、改变、进步。
6.注重品牌效应，稳健发展
善为商者，只有注重品牌优势，迎合民众的购买心理，才能在竞争中胜出。
除了以市场为准绳外，上海商人在生产货物与购买货物的时候，十分注意产品质量。用质量来征服顾客，从而树立起自己的品牌。
精明的上海商人并不作无谓的冒险，他们是勇者，也是智者，他们在其事业有一定根基之后，多坚持稳妥的经营作风，先谋后断，步步为营。上海商人一贯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要尽量少冒风险。他们常说：“我是个银行家，不是赌徒。”
上海商人奉行的经商法则是稳健经营。上海人会在各种场中，在各种行为之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智力，力争以最小的投资，获得最大收益。上海人做事不像北方人是一步走一步，而上海人则是先想稳妥后才开始。他们宁可少赚钱，也不会去冒险，他们从来不做投机性生意，每笔业务都力求稳妥可靠。经营中不可预测的风险除外，凡是可以预测到的，甚至仅是有可能出现的风险，他们都一律坚决避免。
上海为通商口岸，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上海商人开始时也有很多充任买办，这些人的买办经历也使他们容易掌握西方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经营方法，有不少买办后来都成为民族企业家，他们多数仿效西方企业管理方式，机构健全，制度完善，效率极高。
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是家长式的情感型管理，任人唯亲，任人唯情，企业内小团体泛滥，企业在讲效益的同时，更强调和气的人际关系，企业追求利润这一根本目的难以得到体现，因而效益低下，发展缓慢，而上海商人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即引入西方管理方式实属不易，这是上海商人成为我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支柱的原因之一。历来都说，上海人是聪敏过人，但是终因气魄不够，不敢纵身下海、放手一搏，所以再怎样才识出众，也多是白领、职员，出不了大企业家，“大班”的性子，终究不是老板的料子。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一文中说：“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也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而近年将总部迁到上海的中国首富刘永行先生也是这么看的。
上海人之所以这样审慎保守，因为是在物质生活的同比环境和条件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在捕捉机会、抵押既得的安稳生活、承受风险、以及在向历史形成的文化性格的自我挑战中，付出的成本以及可能做出的牺牲，要大一些，甚至要大得多。也就是说，上海人的“机会成本”要高得多。
但是，不知不觉中，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去年10月份，《福布斯》公布了2001年度中国大陆100首富企业家排行榜，其中的上海人有8位，在全国排行第二；在总部设立于上海的14位首富企业家中，上海人也占了5位。另据统计，到2001年第三季度末，上海私企中已有82家的注册资本超过亿元，全市总数17万多家私企的总注册资本1700多亿元，与10年前相比，分别增长了76倍和1777倍。上海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超过120万，占全市总从业人口的14%。今后5年，上海私营经济增加值将以年均15%的速度递增，到2005年占全市GDP的20%。
7.穷人最缺什么
巴拉昂是法国一位年轻的媒体大亨，以推销装饰肖像画起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迅速跻身于法国50大富翁之列，1998年因癌去世。
临终前，他在遗嘱中说：“我曾是一个穷人，却是以一个富人的身份走进天堂的。我不想把我成为富人的秘诀带进天堂，现在秘诀就锁在中央银行的一个保险箱内。谁若能通过回答穷人最缺少的是什么而猜中我的秘诀，他将能得到我的贺礼100万法郎。”
遗嘱刊出之后，很多人寄来了自己的答案。绝大部分人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金钱，穷人还能缺少什么？当然是钱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机会；也有人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技能，或者是帮助和关爱等等……
巴拉昂逝世周年纪念日，律师和代理人打开了那只保险箱，在48561封来信中，有一位叫蒂勒的9岁小姑娘猜对了巴拉昂的秘诀：穷人最缺少的是成为富人的野心。
巴拉昂的谜底和蒂勒的回答，引起欧美国家不少的震动，一些财富新贵就此话题接受电台的采访时，都毫不掩饰地承认：野心是永恒的特效药，是所有奇迹的萌发点；某些人之所以贫穷，大多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弱点，即缺乏野心。
不过，蒂勒小姑娘能猜到谜底的原因却是很滑稽，她经常听到她姐姐对其男朋友说：“你不要有野心！”所以，这位小姑娘就认为“野心”这个东西能够帮助人得到她想要的一切。
“有目标是百米赛跑，无目标是饭后散步”，不管是对金钱、地位甚至心爱的人，假如一个人没有了追求的目标，他能不一无所获吗？
可以这么说，一个人的志向有多大，将来的成就就有多大。有位哲人说过：伟大的毅力只为伟大的目标而产生的。所以，志向远大的人会产生出天赋神授一般的精神力量和旺盛斗志，鼓励他们去克服困难，战胜自我，并最终取得成功。
黄宏生大学毕业的誓言就是“总有一天，我要创建出像索尼、松下一样的企业”，虽然没有实现，但至少因此产生了创维集团。
当初，国人对于赚钱还没有意识的时候，上海人振臂一呼：我要赚钱，现在他们不率先富起来了吗？
沪商是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经营者群体，他们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其创业欲望和创业能力是他们最大资源和竞争力。走南闯北的天下沪商，构成中国最庞大的“商人部落”之一。
而现在，许多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沪商，开始放眼全世界，他们不满足于国内无敌，他们还要像祖辈一样“走出去”。比如小作坊起步的李东升，已经在美国收购了包括三家上市公司在内的十多家企业。
还有种夸张的说法，在欧洲，不懂英语、不懂德语、不懂法语、不懂意大利语都可以，只要你会讲上海话，你就能够生存。可见在欧洲闯荡的上海人之多。
美国成功学大师安东尼·罗宾说：“如果你是个业务员，赚1万美元容易，还是10万美元容易？告诉你，是10万美元！为什么呢？如果你的目标是赚1万美元，那么你的打算不过是能糊口便成了。如果这就是你的目标与工作的原因，请问你工作时会有兴奋劲吗？你会热情洋溢吗？”
每个人都有200亿个脑细胞，潜伏着许多谁也看不见的才能、智慧和力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潜能。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开发自身的潜能（只要一小部分就足够了），那么他想要多聪明就有多聪明，想有多大的本事就有多大的本事。
有人断言：最大的悲剧不是恐怖地震，不是连年战争，甚至不是原子弹投向广岛，而是千千万万人生活着然后死去，却从来意识不到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巨大潜力。而开发潜能的唯一钥匙，就是一个人的志向。
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盲人教育大臣戴维，在幼儿园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教育大臣，最终梦想变成了现实。他给世人的忠告就是：只要有梦想且不断地追寻，你就能够梦想成真。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元帅只能是极少数，不是想当元帅就都能当成元帅，但是一个根本没有想过当元帅的人，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元帅，甚至连班长都当不了。
“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第一人”王均瑶的故事告诉太多渴望成功的年轻人：只要敢想，只要努力，就能飞上天。
那是在十几年前，一句玩笑改变了王均瑶的生活，那时他只是一个在湖南长沙讨生活的小商人。
1991春节前，他和一帮上海朋友从湖南包“大巴”回家过年。在翻山越岭1200公里的漫长路程中，他无意中说了句汽车太慢了，一位老乡开玩笑话挖苦：“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这句玩笑话倒激励起了王均瑶的野心：是啊，我为什么不能包飞机呢？
1991年7月28日。25岁的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承包了长沙至温州的航线。一架“安24”型民航客机从长沙起飞，平稳地降落于温州机场。
后来，王均瑶将“包飞机”的野心，用在了牛奶事业上。他判断：“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白酒年消费量超过牛奶的国家，年人均喝奶不足7公斤。富起来的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爱喝奶。”1994年，均瑶乳品公司成立。1998年，他再展大手笔，在家乡以平均每辆70万元拍得了上百辆出租车的经营权。他的野心是：让每个人总能在大街小巷跑的出租车上见到“均瑶”，满地跑的是“均瑶”的品牌，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啊。
美国总统林肯认为“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它的源头，一个人的成就绝不会超过自己的理想。”
为了追求更高的理想，实现更大的抱负，王均瑶把公司总部搬到了上海。
按说王均瑶的财富，够他几辈子吃吃喝喝的了。即使在原地发展，一年怎么也能赚个一两千万元，但他为什么要将总部迁移到上海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志向远大。
他说：“我一到上海，就像一粒沙子掉到了一堆石头里，太微不足道了。为什么到这里？上海太像美国的纽约，它的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上海能有更大的商业机会与发展空间。”
8.工作讲效率，经商讲利率
一百多年前达尔文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后来中国人将这句话概括为“竞争”。
在中国商人的地域性格中，上海人的性格是最富创造力和竞争力的。
这里没有“等”和“靠”，一切都靠自己。上海被人称为“遍地黄金”，人们从四面八方来上海，就是到这里来“捞世界”的，也就是来这里创业，来这里发展。上海人很少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居民，大多数是移民。他们带着充分的自信来到这里，经过奋斗梦想成真。
上海人大多都很富有，然而，上海人的富有并未使他们过上他们所期待的轻闲的生活，竞争的压力使他们步履匆匆，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拼命工作。上海人非常勤奋，他们往往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表现得从容不迫。上海人很少是窝囊废，个个是精明人。上海人今天挣了100万，明天还想挣1000万。
激烈的生存竞争，既激发了上海人的拼搏精神，也给他们提供了大把大把的机会。
在上海，许多大富翁都是经历了多次失败，面对着残酷的竞争压力，不屈不挠，最后凭借惊人的毅力取得了成功。也正是凭着这股精神，他们使整个上海社会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上海商人经商讲究耐心和毅力。为了达到某个目的，他们常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众多的上海人形成一股合力，会不断地变换方式，追求新的可能性。忍耐和固执，也是上海商人经商的一大特点，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要努力克服。
有人说，上海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强者的社会。众人争先，必有相互践踏的情况。上海人无论是穷是富，都过多的吸收了西方人的物欲。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上海人就是以速度和效率著称的。有机会到上海去的人可以亲身领略到，没有到过上海的人也可从电视上也可以看到，上海人很少坐在那里下象棋或者聊天，上海人一个个看上去都是步履匆匆，忙忙碌碌。
上海人追求快速高效的工作作风。无论上班还是下班，无论是商务谈判还是朋友相聚，都显得争分夺秒，有条不紊。在强烈的效率意识指引下，上海社会形成了一种快而不乱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为了过上自己理想中的富裕日子，每个上海人都兢兢业业，忙忙碌碌，每天为生计而奔波。他们很少像内地人那样讲究享受，每一个上海商人都忙忙碌碌，步履匆匆。如果坐飞机俯瞰穿行的人群，就如同一条流动的河流。
整个上海人的工作，好似一个大型的乐队在演奏，每个人、每一个岗位都配合得那么协调。上海社会的快节奏，源于上海人强烈的效率意识和自下而上的意识。时间在每个人的手中如同白纸，工作的节奏如同打字机，你能打多少才能挣多少钱，才能过上你想过的日子。
上海人在上海，好多人都有很多份工作，外国游客到上海总是很不适应，似乎找个人问问其中各阶层的情况也没有合适人选。一上的士，司机说他早上做警察，晚上开的士，中午还要与大陆谈一笔进口生意，好像上海人都是三头六臂。连早晚的休息时间都用来做兼职赚钱。
上海人并不是一味瞎忙，他们很会挤时间。不管多忙，上海人都会抽出一些时间来休息或做自己的事情。比如中午吃完饭以后，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就能入睡，算好开工时间，半个小时不多，三五分钟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