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客气，摩根先生，”我回答道，“现在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才能为你再把债券提高百分之五？”
债券发行相当成功，圣路易斯大桥的修建资金有了着落。这次谈判使我得到了可观的利润，这是我第一次与欧洲的银行家合作。几天后，普尔曼先生告诉我，摩根先生在一次晚宴上告诉他电报那件事，并预测说：“那个年轻人肯定会声名远扬。”
在结束了和摩根先生的合作之后，我回到了故乡丹弗姆林，并捐赠了公共浴室，这是我第一次的大额捐赠。在此之前，在劳德姨父建议下，我曾捐过一笔钱给华莱士纪念碑，那座纪念碑坐落于斯特灵山，俯瞰班诺克本。我捐的钱不算多，但是也算一笔可观的数目，当时我还在电报公司工作，每月的工资是30美元，还要维持家里的开销。母亲没有任何埋怨，相反，她很自豪我的名字会出现在捐赠者的名单上，而我则感到自己真正开始成为一个男人。多年后，我母亲和我回到斯特灵，在华莱士塔上为诗人瓦尔特·司各特男爵的半身像揭幕，这是她捐赠给纪念碑委员会的。从早期捐赠到那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少在经济上如此。但是我们还没开始大笔的捐赠，对我来说，那时还是积累财富的年纪。
1867年，我在欧洲大陆旅行，被所见所闻深深吸引，但是我还是牵挂着美国的一切，我通过频繁的信件来指导公司事务。因为内战，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交通显得至关重要，国会通过了议案，支持建造一条这样的铁路线路。铁路刚刚在奥马哈破土动工，计划是最终要把这条线路一直推进到旧金山。我在罗马时的一天，我突然想到这条线路的完工日期可能比预期要快得多。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将领土全部连接起来，有理由相信，在施工期间不会浪费任何时间。我写信给我的朋友斯科特先生，建议我们应该去争取这条加利福尼亚大铁路的卧铺火车的合同。他的回复中写到：
“年轻人，你确实又抓住了机会。”
回到美国后，我仍然继续我的这个想法。我看好的卧铺车厢行业，发展相当迅速，我已经无法购买到足够的车厢满足人们的需要。正是这一状况促成了普尔曼公司的成立。中央运输公司无法快速地把业务扩展到全国，普尔曼先生开始在芝加哥建造世界最大的铁路公司，很快就成为母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也意识到太平洋铁路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卧铺车厢市场，我发现了他也在做和我同样的事。他的确是一只拦路虎。从我和普尔曼先生的这件小事上能证明，有时候小事可以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正好路过芝加哥。普尔曼先生拜访了他，并被请进了总裁的房间。桌子上有一封总裁发给斯科特先生的电报，说：“你关于卧铺车厢的提议可以接受。”普尔曼先生在克制自己之前，就不经意地看到了这封电报。电报的位置让他忍不住要去看。当达兰特总裁走进房间时，普尔曼先生向他解释自己看到了，并说：
“在我提交我的提议前，我相信你不会轻易决定这件事。”
达兰特先生同意等他。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纽约召开董事会。普尔曼先生和我都出席了，都很努力争取得到这份我们俩都十分看重的合同。一天晚上，我们同时走上圣尼古拉斯旅馆的宽敞的楼梯。我们以前见过面，但不是很熟。然而，我们上楼时，我说：
“晚上好，普尔曼先生！我们现在一起，不正好是一对傻瓜吗？”他并不认同地问：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向他解释了情况。我们为了竞争而提出的方案，损害了我们当初希望得到的利益。
“那么，”他说，“你有什么建议吗？”
“联手，”我说，“我们双方向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提出一份联合方案，并成立一家公司。”
“你会起什么名字？”他问。
“普尔曼皇宫车厢公司。”我回答道。
他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我也同样这么认为。
“来我的办公室好好讨论一番。”这个卧铺车厢大王说。
我同意了，最终结果是，我们共同得到了这份合约。
然后我们的公司合并入普尔曼总公司，得到了一些股份。我记得自己一直是普尔曼公司最大的股东，直到之后1873年的金融危机，为保护自己的钢铁公司，我才被迫卖掉这些股份。
普尔曼先生的为人处事都是彻底的美国式，在这里多说几句也不妨。普尔曼先生最初是个木匠，当芝加哥开始大规模建设时，他接到了许多业务，改造翻新了大量的房屋。当然他获得了成功，由此开始，他成为这行中最主要最着名的承包商。如果一家高级旅馆需要加高十英寸，而不影响旅馆的客人，或不干扰生意，那就该找普尔曼先生。他是一个少见的可以看清事物发展趋势的人物，或者说，你会发现他永远处在发展最快的主流前沿。不久，他就和我一样，发现了卧铺车厢绝对是美国的必需品。他开始在芝加哥建造车厢，争取到了附近的铁路线路的合同。
东方公司缺乏与普尔曼先生这样的伟人合作的能力，我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东方公司拥有最初的专利权，专利人伍德鲁夫先生是该公司的大股东，尽管多年的专利诉讼会带来损失，但在此之前的时间，足以让普尔曼的公司发展成全国性的大公司。因此我热切希望能与普尔曼先生联手，正如我之前和他联手取得联合太平洋公司的合同一样。由于普尔曼先生和东方公司的一些成员的人际关系不怎么融洽，大家认为应该由我来组织谈判事宜，因为我和双方的关系都十分友好。不久，我们达成一致，普尔曼公司吸收我们的中央运输公司，这样普尔曼先生的业务不再局限于西部地区，而是获得了通往大西洋沿海地带的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的控制权。这使他的公司处于不败之地。普尔曼先生是我见过最能干的人之一，我很感激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包含哲理的故事。
和其他人一样，普尔曼先生也会遇到困难，情绪低落，他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没人可以。事实上，只有他，能成功地克服从卧铺车厢生意带来的各种麻烦，同时依然保留一些铁路公司一定要尊重的应有的权利。铁路公司当然应该经营自己的卧铺车厢。一次，我们在聊天时，他告诉我一个能慰藉人心的小故事。西边某县，有个老人受尽了病痛和其他各种折磨，他的邻居相当同情他，但他说：
“是的，我的朋友，你说的都对。我漫长的一生都在经历磨难，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些烦忧十之八九不会发生。”
的确如此，人类大部分的忧虑和烦恼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应该一笑置之，杞人忧天是相当愚蠢的行为。只要天没塌，一切都好，即使塌了，十分之九的概率是，事情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糟糕。聪明人一定是个乐观主义者。
几次成功的谈判，使我在纽约小有名气，我下一个大项目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有关。1871年，该公司的一个董事找到我说，他们必须筹集到6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才能度过危机，行政委员会里有些认识我的人也建议说，我也许能够筹集到这笔钱，同时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争取到这条重要的西部线路的实质控制权。我相信普尔曼先生是和那位董事一起来的，或者就是他自己首先提到我的。
我接手了这件事。我想到，如果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愿意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名的一些候选人中选拔出董事会成员，那么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有理由帮助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了。我去了趟费城，向汤姆森总裁提出了这个方案。我建议道：如果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愿意信任我，愿意为联合太平洋公司在纽约借到钱，我们就可以控制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股份。汤姆森先生一贯的自信在此刻完美地表现出来。他是个保守的人，把铁路公司的钱看得比自己的钱还紧，但是这次的利润太丰厚，不能轻易错过。即使60万美元收不回来，这对他公司来说也不是太大的投资损失，而且其实风险很小，因为我们准备把证券都交给他，这些证券是由于贷款给联合太平洋公司而获得的回报。
汤姆森先生和我是在他费城的家里见面的，我起身准备走时，他把手放在我肩上，说：
“记住，安迪，我把这件事交给你了。我信任你，我依靠的是你持有的股份，再说，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也不可能有任何损失。”
我接受了这份责任，结果是大获全胜。联合太平洋公司尤其希望汤姆森先生自己能担任总裁，但是他说这不可能。他提名了托马斯·A.斯科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出任这一职位。1871年，斯科特先生、普尔曼先生和我，也由此当选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
贷款让我们得到了300万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我把这些锁在保险箱内，待价而沽。正如预期，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加入，使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价值提高了，股价一路飙升。此时，我要去伦敦，负责谈判有关奥马哈市密苏里河大桥的债券发行事宜。当我离开时，斯科特先生决定出售我们拥有的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我曾对秘书说，斯科特先生是我的商业搭档，他有权接触保险箱。我不在的时候，有必要指定一个人来管理股票。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些股票会被他卖掉，这让我们失去在联合太平洋公司的重要地位。
我回来后发现，自己不再被联合太平洋公司看做一个值得信任的同事，而被看成是为了投机目的而利用他们。我们本来拥有与这家大公司密切合作的最好机会，却如此草率而鲁莽地丢掉了。普尔曼先生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和我一样愤愤不平。他立刻再次购买了联合太平洋的股份，虽然我也很想这么做，但是却不合适，这样和我的老朋友斯科特先生划清界限，有点忘恩负义。
第一次，我们很不光彩地被赶出了联合太平洋公司董事会。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难以咽下的一剂苦涩的药。这件事也标志着我和托马斯·A.斯科特的第一次严重的分歧，虽然他曾经对我有过巨大影响，也是我少年时期和蔼可亲的雇主。汤姆森先生十分后悔，但他说，他也没注意到这点，控制权全部在斯科特先生和我手里，他以为是我觉得最好卖掉这些股票。我一度担心，我会失去一个好朋友，莫顿与布利斯公司的莱维·P.莫顿，他也有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幸运的是，最后他发现我是无辜的。
关于2500万美元的奥马哈大桥的债券，谈判很顺利。但由于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相关人员早在我进入公司前就购买了这些债券，所以我这次的辛苦奔波只对他们有利，而与公司无关。我离开去纽约前，董事会并没有向我解释清楚这点。不幸的是，当我回到纽约，我发现所有的债券收益，包括我的利润，都被他们用来偿还自己的债务。我自己损失了相当可观的一笔数额，还不得不把我出差的开销和时间计入损益。我从来没有上当受骗过，然后发现，这次肯定是个骗局。我明白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要学。大部分人是值得信任的，但还有一些人则需要小心观察，谨慎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