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子和他的媳妇哑巴在我住的小区谋生已经有六七年了，聋子是鞋匠，专门帮人修鞋。哑巴没什么技术，就在聋子的修鞋摊旁摆了一个刷鞋摊，也算是一个配套工程。
小夫妻俩的老家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打算知道，小区的人们只觉得这一聋一哑的小夫妻已成了小区门口的一种固定装饰。两人感情好的时候，就凑在一个煤油灯改制的小炉上吃白水煮萝卜，你挑一块给我，我挑一块给你。虽然锅里除了白萝卜之外便再没有别的东西，但对方挑过来的白萝卜似乎总比自己挑的更有味，吃得聋子和哑巴一脸幸福。
小夫妻也有不愉快的时候，这种时候甚至比他们恩爱的时候更多，在他们的生活中实在不缺少让他们痛苦和不愉快的各种理由。有时也许是哑巴没收到刷鞋的钱；有时也许是聋子买的菜比别人买的贵几分钱；有时也许是聋子上厕所时贪玩跑去看别人打麻将等等等等。这些理由，都能使他们痛苦地争吵；他们吵架的样子很有喜剧味道：聋子总是像个大领导一样，背着手在哑吧面前踱来踱去，用他残存的一点听力能听到的大嗓门训斥哑巴。而哑巴则在旁边咿咿呀呀，间或用手中的鞋把地上拍起一片灰尘。也许是因为语言不通，他们的对骂并不像平常夫妻们的对骂那样伤感情。吵过骂过之后又会很快和好。往往经常是哑巴的脸上还挂着泪水，聋子便不知从哪里弄出一只青苹果或梨，用围裙擦擦，递到她面前。而这时候哑巴基本上就会破啼而笑。只有一件事除外，那便是如果哑巴骂聋子使用了绝招——用脚在地上划一个圈，然后往里吐口水，聋子便会生很久气，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找苹果或梨……
哑巴和聋子就这样平静而凡俗地过着虽然有些苦涩但还算平静的生活。直到前些日子市上要加大城市环境美化工作。
新上任的市长觉得要让这座城市在他手中变得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想法是对的也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因为环境是生活质量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于是，城市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装饰和改造。旧楼涂上了新的颜料；旧巷子扩成的新的马路，街边歪歪扭扭的老树都砍掉了，行道树下安了彩灯。城市果然在不久的整改中变得鲜亮整齐起来，省报专门对此事做了报道，报纸上，市民们在宽阔的大街上笑逐颜开地走着，很幸福很快乐。
聋子显然没有这种幸福感觉，因为他知道，凡一说市容，必危及他的生计，因为小鞋摊和他本人，都是市容卫生的绊脚石。以往每一次“创卫”，他都会躲回乡下老家去休息一大阵，等风声一过，便才会穿一件干净衣服，把补鞋的工具擦洗得干干净净地来到城里，他觉得至少这样不会太影响市容。人们也许会因为他的努力而让他在路边继续补鞋。
但这次再没有以往那么幸运了，据说这次确实是动真格的了。上面已制订出了一揽子包括“座商归店，行商归市”的严格市容规范。聋子算了算，无论怎样他都算不得商，而且就算他每天把手补肿哑巴把手刷断也难以承担起房租和各种的费用。当然，他也可以按市场管理部门的要求那样，把鞋摊移到指定的“刷鞋一条街”上去，但一想起百多个刷鞋匠和修鞋匠坐在一条街上像吃鞋动物般眼露饿光地瞪着每一个行人的脚时，聋子就有些绝望和憋气。凭着多年资深的补鞋经验他知道，没有一个顾客愿意提着一只烂皮鞋从城这边跑到城那边去找他补鞋的。因为路费不比鞋便宜。
眼看着这次连换新服都救不了自己了，聋子有些心慌。他决定为自己和哑巴做点什么，去找人托关系。他的听力虽不好，但隐约听得现在流行这个。
但真正要托关系他才发现他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用得着的关系都不会穿需要他补的皮鞋，而除了补皮鞋之外，聋子就再没有别的社交活动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社区主任王婆婆，这是他见过的最大领导，带着50个鸡蛋一只乌骨鸡，聋子悄悄地来到王婆婆家，把鸡蛋和鸡往地上一放，脸憋得通红，声音宏亮地感谢王婆婆多年的照顾和关心，王婆婆正因为自己被“年轻化”了而失落着呢，见聋子来了，自是非常高兴，说整个社区就聋子一个人有良心！
带着对鸡和蛋依依不舍的心情，聋子从王婆婆家出来，又返回菜市场，买了40个鸡蛋和一只鸭，拎着径直到新上任的社区主任小刘家。小刘新官上任，自是不敢接他的礼物。她说帮聋子介绍城管队的余铁哥，看看余铁哥有没什么办法。
余铁哥聋子认识，这些年，聋子的缝纫机至少每年被他的铁腿踩扁一次。他听到这个名字都有些胆战心惊。
像一个发抖的战俘，聋子被小刘主任押着找到正在街边喝酒的余铁哥。余铁哥正喝得满脸溅朱，见小刘主任来了，一脸诞相，问：小刘妹，来陪你铁哥喝一碗！
小刘压住厌恶，把来由说了。余铁哥一巴掌把胸膛拍得通红，他说：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你小刘妹开口，还有什么说的呢？来，陪哥喝一碗！
那晚，余铁哥一如继往地喝醉了。聋子依惯例为他付了账，因为钱不够，他把鸭子和蛋也抵给了老板。
这晚，聋子睡了市容整顿以来第一个好觉。
不知是余铁哥喝了太多酒，已伤了记性还是那晚光顾着想摸小刘主任的手而忘了聋子的事。聋子的摊最终还是被拆了，拆摊那天，余铁哥一如继往地冲在最前面，表现得最勇敢最顽强。
聋子和哑巴从此在小区消失了。他们摆摊的空地上改成了一个小花圃，栽上月季花，月季花开了，美得让人有点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