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以上所述，可见秦始皇与吕不韦，无论在思想上与政见上，都完全立于两绝端。为明了起见，我可以制一个对照表在右边。
像这样绝端的对立，两人的关系当然不能善终。但为什么会相异到这样呢？这并不是两个人的对立的问题，而是两个时代的对立。周、秦之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转换的时期，这不论历史观的新旧是一致着的，在旧时以为是封建制向郡县制的推移，而在我看来则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殷、周是奴隶社会，自春秋中叶以还奴隶逐渐得到自由，向来的奴隶主大多数失掉了他的优越地位，零落了下来，在社会阶层中生着上下的对流，至秦末汉初更呈出鼎沸的现象，而社会便彻底起了质变。吕不韦是封建思想的代表，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
（一）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二）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徒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筑琅邪台。”
（三）二十八年：“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四）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五十万人守五岭）
（五）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六）三十五年：“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
（七）三十五年：“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八）三十六年：“迁河北榆中三万家。”
（九）三十七年：“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徙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仅就《始皇本纪》中所表见者可得这九项，第九项与第六项大概是一件事。像这样大规模地把豪富或黔首任意迁徙谪戍，把亡人贾人赶出从军，把大批的刑徙、奴产子拿来做苦役（继后又拿来当兵），这不是大规模的奴隶制的复活吗？这里戍南越的既明言是亡人、赘婿、贾人，可知戍北边筑长城的也一定是奴隶。故狱吏不直者可被适治去筑长城，也可适南越。就是陈涉、吴广等那批“闾左”，其实也就是专门任苦役的奴隶。陈、吴起义了，仓卒之间秦国发不出兵来，乃“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入、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大军”，公然有好几十万人（章邯后降项羽，降卒被阬于新安城南者二十余万；又其前陈余遗邯书，有“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之语）。
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移，隶书的普及可以作为一个标识。奴隶所用的简便字体在汉代便一般化了。姓氏的混同与普及也可以作为一个标识。在古，女子有姓，男子有氏，春秋时犹然。继则姓氏不分，男子以氏为姓，有姓者为贵族，故古时“百姓”实乃贵族。庶人本无姓氏，然在战国年间，庶人抬头，于是姓氏始见普及。陈涉、吴广之姓陈姓吴，尽管“少时尝与人佣耕”，可见都是已经解放了的自由人，然而明明在做着秦人的奴隶。
因此秦始皇时代，看来是奴隶制的大逆转。由奴隶制言，可以比为回光返照。由后一阶段的封建制言，可以比为水达沸点前的一时镇静。然而在那镇静的外貌下是有猛烈的冲击的。果然，等秦始皇一死，不及一年天下鼎沸了。
十四
秦代政治的本质弄清楚了，吕不韦的真相也就觉得更加清晰，吕氏可以算得是一位有数的政治家，不幸遭受迫害，并被埋没了两千多年。关于他的事迹，虽然有《吕氏春秋》一书存在，但我们所能知道的依然太少。他的书并不纪载他的私事和功业，只有在《序意篇》中略略露了一次法相，而不幸文又残缺。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子日，良人请问《十二纪》。
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圣？）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须）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甚），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
这不用说是残文，但多少也隐括了他纂辑本书的大意，也表露了他为人的态度。他叫宾客著书，而不使他们涉及自己的私事，不正是他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吗？说者往往说他著书的动机仅是为名，而对于他的书加以菲薄；又或者以为他有私心，想篡取秦政的王位，这些都不免是受了蒙蔽的见解。好名何必要著这样的书？要篡位，尽可以在始皇幼时夺取之于孤儿寡妇之手，何必要等他活到二十一岁，再来发表和他的思想、政见、气质完全相反的著作呢？
作为封建思想的礼赞者，吕氏是主张急学尊师的人，至少是赞成这样。他说“圣人生于急学”（《劝学》），“成身莫大于学”（《尊师》）。这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上是比较进步的思想。他把尊师当成和孝亲一样的达德，“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尊师》）。孝道之被重视，是因为私有财产权合法化，财产继承权受到重视。师道之所以尊，是因为学术文化下移，读书成为了职业。这种尊师重道的思想是奴隶制时代所不能有的。但吕氏所要人尊敬的师是“视徒如己，反己以教”（《诬徒》）的“善教者”；也有那种势利的老师是他所斥责的。
不能教者，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苦晏阴，喜怒无处，言谈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诤）移。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驱而教之，阿而谄之，若恐弗及。……
像这样的丑态，在《诬徒篇》中还有一些叙述，足见两千多年前的人情，和后代也相差得并不多么远。这样的师当然是不足尊的。
始皇曾尊吕氏为“仲父”，当然是以师礼事之，拿吕氏的著书来说，他并不“阿而谄之”，可以说是够了师格的。同时我想，吕门的三千食客中应该也有为吕氏所师事的人，可惜这些人都湮没无闻了。除变了节的李斯之外，我们知道的有十二岁而为说客的甘罗，曾为他的少庶子；有吕氏曾请他相燕的张唐；有在吕氏失脚后出亡于赵而赵欲相之的司空马。但这几位似乎只是政客而不是学者。吕氏门下的那批学者，可能是完全被消灭了。然而像《吕氏春秋》这部书，我相信，是有永存的价值的。它不是渡过了秦人的火，又渡过了楚人的火，一直传存于现世，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寿命了吗？人可以诛灭，真理总是烧不绝的。
但吕不韦除掉这部《吕氏春秋》之外，还有一样遣存的物件，便是他当年所造的铜戈。戈为山东潍县陈簠斋所藏，其上有铭，文为：“五年相邦吕不韦造，诏吏图，丞×，工寅”。五年，是秦始皇的五年。相邦即相国，汉人讳邦，始改邦为国。诏吏图，是诏县的长吏名叫图。丞×、工寅，都是一职一名。何以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有上郡戈的铭文可资比证。
上郡戈藏朝鲜平壤中学，余曾得其照片[6]。铭文为：“二十五年上郡守×造，高奴工师窗，丞申，工鬼薪×”。这二十五年大约也就是始皇二十五年。上郡守的名字可惜看不清楚。高奴是上郡的首县，故城在延安东，俗呼为高楼城。工鬼薪某者，乃受三年徒刑之人被发遣在那儿做铜匠的。
这两件戈铭的文例完全相同，因此可以知道“诏吏”当得是诏县之吏，但不知道这诏县是该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秦时县制，县官“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皆有丞、尉，是为长吏”（《汉书·百官公卿表》）。那么这诏吏的图先生也应该是吕氏门下的一位人物，但连他的姓是什么，也无从查考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三日夜脱稿
注释
[1]本篇初见于1943年12月《群众》周刊第20、21期合刊、第22期，收入福建永安东南出版社1945年4月出版的《先秦学说述林》，和重庆群益出版社同年9月出版的《十批判书》。现据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编入。
[2]见《战国策·楚策》。——作者注
[3]吕字，金文有作者，如《中子化盘》吕国之吕作，与“昌”字十分近似。不字，古文作或，与“文”字亦相近。韦字作，如下部夺失，则易误为“君”。——作者注
[4]“长目”疑当作“马目”，如此处与上下文的“蜂”、“挚鸟”、“豺”、“虎狼”等动物名汇为类。“马目”形容其眼球突出。——作者注
[5]《史记·秦始皇本纪》。
[6]参看《金文续考·上郡戈》。——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