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先生又说：
《周颂·臣工篇》“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译意为：“命令我的农夫们准备你们的耕具，还要多准备些割器”。显而易见到公田服役的农夫，要自备生产工具。《资本论·劳动地租篇》中说农奴制与奴隶制的基本区别点是“奴隶是用他人所有的生产条件”，农奴除给地主服役耕种外，自己还有一点土地和劳动工具（《大田篇》、《臣工篇》正说明周初农夫有一点土地和劳动工具）。《周颂》中所表现的生产方式，应该是周初的主要生产方式，从《周颂》看来，当时在公田上劳动的人主要是农奴而不是奴隶。这不是说周朝没有奴隶存在，相反，奴隶数量还是很大的，不过不是主要的生产者了。
这论证也不十分严密。《臣工篇》的那几句话，是国王对田官们讲的。“命我众人，庤乃钱镈”，“乃”字指田官们，是说“叫农人们调整好田官们所管理的耕具”。假如把“乃”字（你的或你们的）换成“其”字（他的或他们的），那倒还容易看出是农夫们有了生产工具。但就是那样，也还不能断定，究竟是私有，还是享有。譬如我们今天说，“每一位士兵有一杆枪”，这并不是说每一位士兵都有自备的武器。又譬如我们向士兵们说，“调整你们的武器吧”，也并不能证明那武器是士兵自备的。故仅仅根据《臣工篇》那几句话，我们还不能看出“到公田服役的农夫，要自备生产工具”。
《小雅·大田篇》也是王朝田官们做的诗，而不是农夫们做的（凡是大、小《雅》里的诗都是采自贵族阶层的）。所以，那诗中的“我”字都是田官自指，而不是指农民。诗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做诗的这位田官有了私田，并不是说农民有了私田。准此，我们如果说“《大田篇》、《臣工篇》正说明周初农夫有一点土地和劳动工具”，那是值得考虑的。由这种说法，而断定周朝“在公田上劳动的人主要是农奴而不是奴隶”，“奴隶数量还是很大的，不过不是主要的生产者”，更是值得考虑的。
所以《诗经》尽管“从来无人怀疑”，但问题实在很多。材料的纯粹性有问题，每一诗的时代有问题，每一诗的解释，甚至一句一字的解释都可以有问题。我不是要全部否定《诗经》，而是不同意对《诗经》的全部肯定与随意解释。批判要严密，解释要谨慎，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于《诗经》乃至一般史料所必备的基本态度。
范先生教导我们：“远在纪元前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已进化到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的极大光荣事件”，要我们“引以自豪”。是的，只要证据确凿，确实证明西周是封建社会，我是决不敢污蔑我们祖先的“光荣”的。我自己研究古代已有二十几年了，只要有新的材料，我随时在补充我的旧说，改正我的旧说。我常常在打我自己的嘴巴，我认为这是应该的。人有错误是经常的事，错误能够及时改正，并不是耻辱。但直到今天为止，据我所接触到的全部资料看来，我始终不能同意“西周是封建社会”。
文献上的材料是绝对不够的，必须仰仗于地下发掘。范先生近来也在重视地下发掘了，这是很好的事。但中国的地下发掘，还仅在萌芽状态。以前从事发掘的人也没有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训练，因此如像殷墟所发掘的人殉情形，发掘者便根本没有把它当成问题。关于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还很多，将来必然会有更丰富的材料从地下涌现出来。养成掌握材料的犀利的批判能力，在目前也就是很重要的事了。一时还得不到结论，我看倒无须乎着急。只要证据充分了，“中国历史的极大光荣事件”是永远存在着，不会被湮没的。
三关于古代社会的早熟性
在这里我想附带着讨论一下嵇文甫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新建设》四卷一期）这个问题。
嵇先生说：“东方诸国的历史发展，比起西方来，显然带有早熟性。……东方的文明期来得较早，……不像西方那样，大开大合的，从这一阶段一直发展到顶点，然后崩溃下去，转入另一个阶段，程序清清楚楚，前后截然两样；恰恰相反，它（案指‘东方诸国的历史发展’）是在原始阶段中早已奴隶化，在奴隶阶段中早已封建化”。这见解相当新鲜，但我觉得似乎也“早熟”了一点。
其实社会发展过程，任何民族，无论西方东方，都没有那样“大开大合”，“程序清清楚楚，前后截然两样”的事。它总是在前一阶段中便孕育着后一阶段的胚胎，在后一阶段中也始终保留着前一阶段的残余。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现以前，西方历史也和我们东方一样是一团浑沌，就在今天保守的和反动的历史学家们也还不肯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我们东方呢？——“东方诸国”还不敢说，就单拿咱们中国来说吧。咱们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来整理历史还不到三十年，立刻便想把浑沌凿死是还不能够办到的。我们因为材料不够和认识不足，所以还“不容易划分阶段而聚讼不决”。但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不容易划分阶段而聚讼不决”，便因而断言中国历史发展本身本来是“浑融而暖昧”（简切地说就是“浑沌”）而巧立出一个“早熟性”的假说出来。这样，我认为是取消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人类历史发展具有一般的规律性，而各个民族的各个阶段也具有各自的特殊性，这是事实。不仅社会发展是这样，就是一般自然现象的发展也无一不是这样。特别是在受着剧烈的外来影响的时候，这种特殊性会来得特别强烈。但尽管那样，一般的规律总是不能含混的。
我们今天既承认了马克思学说是真理，社会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在我们中国就不能要求例外。特别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是没有受到什么强烈的外来影响的，因此要作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国古代应该是最好的标本。假使经过仔细周到的研究，而中国的古代发展和马克思的学说不尽相符，那便可能是马克思学说有欠妥当的地方。但我们今天能够这样说吗？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是说马克思学说是教条，不敢违背吗？不是，而是我们的研究根本就还不仔细，不周到。
要研究中国的古代，材料实在太少了，然而虚伪的材料却又不少，而且几千年来的旧观念也很不容易肃清，总是在那儿纠缠着。
就拿地下发掘的材料来说吧。中国考古发掘的开始又才几年呢？殷墟甲骨是在庚子前一年（公元一八九九年）才发见的，至于科学的发掘还仅仅有二十几年的历史，而关于人殉的情形一直到去年才开始被人注意了。试问，我们在二十年前乃至一二年前，能够像今天一样，对于殷代社会的性质说得出一句比较有科学性的话吗？那是不能够的。材料多了，而且得到正确的阐明，我们就能够说了。所以今天的还“不容易划分阶段而聚讼不决”，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来浑沌，而是由于咱们大家的头脑还有点不澄清——材料不够，分不清阶段，有了材料也还不能正确掌握。因此，我认为嵇先生的“早熟性”说是“早熟”的，而且在本质上有取消马克思学说的危险。
殷、周的众和众人，周代的庶人和农夫乃至黎民和民或人鬲和鬲，据我所能够接触到的资料看来，确实都是奴隶。嵇先生表示了部分的同意，但也提出了局部的否定。嵇先生引出了下列二条：
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鸨羽》）
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酒诰》）
嵇先生说：“既然‘艺黍稷’，那便是所谓‘农夫’或‘农人’。然而他们的生活资料，乃至其父母的生活资料，却是由自己耕种出来的黍稷之类，而并不是由主人用粗恶陈腐东西喂养的”。
这是演绎上的不周密。农夫或农人诚然是“艺黍稷”的，但“艺黍稷”的并不一定都是农夫或农人。殷代的帝王也在从事农业活动，嵇先生在文中都是提到了的。就是周文王吧，也在“卑服，即康（糠）功田功”（《周书·无逸》）。我们只说过农夫农人在西周是生产奴隶，并不曾说凡是“艺黍稷”的都是奴隶。奴隶也是有类别，有等级的。例如彝族社会里面，相当于奴隶的“娃子”就有多种。有管家娃子、普通娃子、三滩娃子（管家娃子的娃子）。管家娃子是多少有些土地，甚至奴隶的。但管家娃子对领主的黑彝依然是奴隶。这些也须得注意。《唐风·鸨羽》并不是农人做的诗，农人那有本领来做那样的诗呢？所谓从王事就是做官，农人那有这样的资格呢？《酒诰》是封康叔时，周公的诰辞，说话对象也不是农民。周公只是教康叔要注意耕稼，学习他们的父亲周文王罢了。
因此，嵇先生的引证和论断，并不能达到他所企图的对于西周农人是奴隶说的局部否定。
但嵇先生还有别的引证和论断。引证的是《左传》哀公二年下列一节：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接下去是论断：
“庶人”和“工商”并提，而与“人臣隶圉”分列，“免”者，免其为奴隶也。“遂”者，得遂其自由也。可见“庶人”并非“奴隶”，但亦受有某种限制而不得自由。若说是“农奴”倒很像，不过这已经是春秋末年的记载，或许和西周的情形有些不同也很难说。但无论如何，所谓“庶人”或“农夫”，至少不全是严格意义的奴隶，却是很显然的。
这当从发展上来看。“庶人”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地位和身价都已经不同了。“庶人”是“力于农穑”的（《左传》襄公九年），在西周初年居于“人鬲”中的最下等，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铭》有“锡汝（盂）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可证。但在春秋末年却生了变化。“庶人被提升到贵族或奴隶主之下，家内奴隶之上去了”（见《屈原研究》一一四页），这是我早在一九四二年说过的话。
“遂”字相当费解，我从前照杜预的说法解为“进级”，不十分妥当。嵇先生解为“得遂其自由”，似乎更好。但“得遂其自由”与“免其为奴隶”，其实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庶人工商”是生产奴隶，“人臣隶圉”是家内奴隶罢了。嵇先生所说的“至少不全是严格意义的奴隶”，要看这“严格意义的奴隶”是作怎样解释。假使是指家内奴隶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曾说过“庶人”或“农夫”是家内奴隶。嵇先生的引证，依然只是证明：在春秋末年生产奴隶因生产的发展而起了分化并提高了地位，而家内奴隶则降在人列的最下等去了，如此而已。
嵇先生似乎不十分习惯于从发展上来看问题，看到“庶民”的逐渐失去奴隶性质，而却混而化之，把历史发展的结果倒悬起来，认为“这种半农奴状态的庶民阶层，实际上乃是一种尚未彻底奴化或不成熟的变种的奴隶制度”。于是更进一步把殷、周两代打成一片浑沌，说道“卜辞中所谓‘众’或‘众人’，《诗经》中所谓‘农夫’或‘农人’，大概都属于这一类型”。一个“大概”便含混了七八百年的历史发展。这岂不是证明，并不是本来的历史浑沌，而是咱们自己的认识有问题吗？
我不否认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程度的特殊性，但我却坚决相信马克思、恩格斯所揭发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是经过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而来的，证明马克思学说确实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虽然在今天，我们在划分阶段上还不能取得一致，那是由于我们所占有的古代材料还不十分充分，也由于还须得有一段时间来等待大家的意识的澄清。拖延着不想找结论固然是要不得的；急急于想找出结论以求人为的统一，那也会流于武断。我自己不想拖延，也不敢武断。二十年来不断地在追求材料，也不断地在澄清自己。我是坚决地相信：问题是总会要得到定论的，浑沌决不会永远浑沌下去。
注释
我的讨论就想在这儿结束。我诚恳地等待着严格的批评。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
注释
[1]本篇初见于1951年《新建设》第4卷第4期，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奴隶制时代》一书。现据1984年8月人民出版社《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编入。
[2]沫若案：成公二年“宋文公……始用殉”，成公十年晋景公“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定公三年邾庄公死“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亦未计算在内。——作者注
[3]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此述其大意。——作者注
[4]范文“农人”误为“农夫”，当系笔误。但《新建设》、《人民教育》、《科学通报》，凡登载范文之刊物均相沿未改。——作者注
[5]古时天子之妻亦称妇。卜辞武丁多妻，均称“妇某”。周初的彝铭亦有“妇子后人永享”之语。《大雅·思齐篇》“思媚周姜，京室之妇”。——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