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云“某太史”不知为谁,其不答者恐非“不能答”,乃不屑答耳。金丝与瓦缶,音色不同而弹奏各有巧拙,不能以金丝即为巧,而以瓦缶即为拙。锦绣与麻枲,织料不同而服用各有所宜,不能见锦绣即购买,而见麻枲即不顾。彼某太史者,于诗殆有偏好,走陶潜、孟郊一路,与袁枚趋舍不同。其所谓“不脆而涩”,盖取诗须有余味,如茶,如橄榄。袁枚实见之太浅,而却斥人“自夸”,未免太不虚心了。
实则袁枚为人却是自夸之尤者。《诗话》中自我宣传或互相标榜处极多,有时令人感到肉麻。如《补遗》卷十第二九则,引女诗人金纤纤称袁枚诗如金石丝竹,故人喜读之;蒋士铨(心余)诗如匏土革木,故读者寥寥。袁枚誉之,谓“人以为知言”。所谓“知言”者,知先生之言耶?
蒋士铨与袁枚、赵翼同时而齐名,三人且为至友。蒋工诗古文辞,并工南北曲,有《忠雅堂诗文集》、《铜弦词》、《红雪楼九种曲》传世。以余所见,其成就并不在袁枚下。金纤纤所云,以音色不同而判优劣,浅之又浅者。既不知乐,亦未见其知诗。
三五评王安石
袁枚于王荆公诗深致不满,而于其诗论则尤极意诋毁。如谓荆公“若论诗,则终身在门外”(《诗话》卷一第四六则),又“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卷六第一则),这是由于成见太深。
平心而论,王荆公为诗,早年好用险韵,且多一韵到底,实在是有意矜奇斗险。但到晚年退隐金陵,所为绝句殊为平易近人。正如孙过庭《书谱》所云:“既能险绝,复归平正。”(此语,袁枚亦征引之以论诗,见《诗话》卷七第一七则,唯文有出入。)
至于荆公论诗,亦自个中人,深知甘苦。有这样一段故事。苏东坡《雪夜书北堂壁》诗有句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炫生花。”荆公问其子王雱:学士此诗妙处?雱答云:不过形容雪色与寒意耳。荆公曰:不然。《道藏》以“玉楼”喻肩,以“银海”喻眼,知此而后知学士诗之妙。
袁枚对此却加以驳斥。其说云:“东坡雪诗用‘银海’‘玉楼’,不过言雪之白,以银玉字样衬托之,亦诗家常事。注苏者必以为道家肩目之称,则当下雪时,专飞道士家,不到别人家耶?”(《诗话》卷一第四六则)真是极端的诡辩。诗用《道藏》语,何能说为即指道士其人?
要驳斥,自然有驳斥者的自由。但袁枚在同一书中,却又明明根据王安石之说以为说。
或称东坡“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炫生花。”余曰:此亦有所本也。晚唐裴说诗:“瘦肌寒起粟,病眼馁生花。”
——《诗话》卷十四第三七则
这不明明为王安石的解释找到证明:“玉楼”以比肌肤,“银海”以喻眼吗?袁枚于彼则斥之,于此则袭之。“翻手作云复手雨”(杜甫诗句),究竟公道何在?
苏东坡在王荆公为政敌,但荆公于东坡诗则深加体会,诚意待人。袁枚则不然。心中只横亘着一个“拗相公”的念头,翻来复去只是说荆公执扭。毁其诗而及其人,毁其人复及其诗。成见之深,令人惊愕。
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
——《诗话》卷一第四六则
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句选词,迥不犹人;诗贵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凿险缒幽,自堕魔障。
——《诗话》卷六第一则
地主阶级之遗忿,七百年后犹汇萃于袁枚之笔端。究竟谁为“拗强乖张”?谁为“拗执刻酷”?不肯虚己接物,全凭成见骂人。两两相比之下,荆公之性格与袁枚之相悬,奚啻霄壤!
四三家常语入诗
《诗话·补遗》卷一第二五则:
家常语入诗最妙。陈古渔布衣《咏牡丹》云:“楼高自有红云护,花好何须绿叶扶?”
所谓“家常语入诗”者,盖谓第二句反用谚语“牡丹虽好,要靠绿叶扶持”。
这两句诗,除对仗工整之外,用意非常恶劣。上句所表现的是奴才巴结精神:只顾往上爬,自然有上层保护。下句所表现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只要自己好,那怕做光杆牡丹。这两者是孪生兄弟,正好成双作对,合而为一。凡傲下者必谄上,而谄上者亦必傲下。旧戏中之“教师爷”,正是这种谄上傲下者的绝妙形象。
其实“牡丹虽好,要靠绿叶扶持”,是经过提炼的极有教育意义的谚语。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表现了民主集中精神。陈古渔反其意而用之,足征陈古渔此人实是怪物(前“百尺粉墙”条已论其拒绝批评)。袁子才“妙”其诗而“最”之,亦方以类聚耳。
陈也,袁也,均所谓“教师爷”之流也。
四六甘苦刚柔
《诗话·补遗》卷二第十二则:
凡药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参、枸杞是也。凡诗之称绝调者,其词必不拗,《国风》、盛唐是也。大抵物以柔为贵:绫绢柔则丝细熟,金铁柔则质精良。诗文之道,何独不然?余有句云:“良药味不苦,圣人言不腐。”
这种偏致之论,十分滑稽。药之苦与否,诗之拗与否,物之柔与否,根本不能比并。药以对症为贵,诗以能使人兴、观、群、怨[2]为贵,物以适用、美观、经济为贵,此其大较也。袁枚所论,时每自相矛盾。如《补遗》卷三第十则云:“李杜韩苏四大家,惟李杜刚柔参半,韩苏纯刚。白香山则纯乎柔矣。”
物既“以柔为贵”,何以韩苏纯刚而入于大家,白香山纯柔而不得入于大家?再就药而言,例如奎宁,对疟疾为特效药,而味极苦。安见其“良药味不苦”?
如药以不苦为良,则甘草应为上品,何以有人比之为“长乐老”(历事五朝的冯道),而袁枚以为恰合甘草身分?(见《诗话》卷十六第二四则)
药不以甘苦为上下,而以利于病与否为上下。古谚所云;“良药苦口利于病”,依然是合理之言。
良药之味与所谓“圣人”之言也根本不能比并。良药之味有不苦者,或虽苦可以使之不苦。所谓“圣人”之言,苟时过境迁,则曩之“不腐”者俄而腐矣。已腐之言,纵有大力,谁能使之不腐?忠君之义何如?天尊地卑之义何如?夫唱妇随之义何如?
六九言诗
《诗话·补遗》卷九第十六则,载扬州方楼《言诗》一首。其诗云:
情至不能已,氤氲化作诗。屈原初放日,蔡女未归时。得句鬼神泣,苦吟天地知。此中难索解,解者即吾师。
袁枚谓“数语恰有神悟”。案此诗与法时帆《题诗龛》二首之一,意旨相近。
……情有不容已,语有不自知。天籁与人籁,感召而成诗。
——《补遗》卷六第四六则
袁枚以为“深得诗家上乘之旨”。然二者相较,余则以为方之所见比法更深。诗乃人为,所谓“天籁”亦通过人之感应而出。一般多以轻松愉快者为“天籁”,而其实自然中亦有狂风暴雨、雷电晦冥之悲壮景象,不能以此为非“天籁”也。
方以蔡文姬与屈原对比,即偏重在悲壮方面,故言“得句鬼神泣,苦吟天地知”。蔡文姬之诗,所存者仅《悲愤》二诗及《胡笳十八拍》。《悲愤》二诗,格调平衍,不足形容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余意方所指者必系《胡笳十八拍》,以之比拟屈原,实系先得我心。
七七考据家与蠹鱼
袁枚憎恨考据家,每视考据家与辞章家如水火,又尝谓“考据家不足与论诗”。甚至诋考据家为蠹鱼,徒食糟粕。《诗话·补遗》卷十第五十则:
(费)榆村又有句云:“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知?终日会糟粕。”
此四句可为今之崇尚考据者下一神针。
费所咏诗或许别无影射之意,但袁枚则直以蠹鱼拟考据家,这是他的一贯的偏见。所谓“今之崇尚考据者”指乾隆、嘉庆时代诸考据大家而言。平心而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此较之没头于八股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而语。与袁枚同时而略后的焦循,有《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楼集》卷十二),论之颇为详允。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故考据无罪,徒考据而无批判,时代使然。姚姬传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而为之,实较袁枚为得其正鹄。
袁枚是相信“脉望”传说的人。《酉阳杂俎》云“蠹鱼三食神仙字而成脉望”,即是成仙。此固不可信以为实,然亦可借以作譬。即学者必须先经过蠹鱼阶段,从复杂中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然后才能达到更高的阶段。不读书,不调查研究,便能成为辞章家、著作家吗?中外古今,断无此事。
注释
[1]原载1962年2月28日至7月22日《人民日报》,同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部分篇章作者生前曾在初版本上作过修改,1989年10月据此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现据文学编编入。
[2]语出《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