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约瑟夫·坎贝尔的看法，甚至《圣经》中的伊甸园神话也隐约体现着失势的母权文化对男性权威的继续挑战。夏娃怂恿亚当违背上帝诫命偷食禁果，这一行为就是对父权至上权威的大胆反叛。而亚当夏娃被造时所用尘土这一物质，乃是大地母神在男性中心文化中的非神圣化、非人格化形式。犯了“原罪”的人类祖先在死后归于尘土，这从象征意义上看是指回归母体。母体中是无差别的世界：既无善恶之别、智愚之别，也无男女之别。在母腹中亚当夏娃将复原为一体，就像被取下肋骨造夏娃之前的亚当那样，那是一种兼容两性的状态。坎贝尔的这种观点与当今女权主义者将双性同体作为至高理想的做法有不谋而合之处。不过，他把亚当和普罗米修斯这样一些神话中的男性角色解说为母权文化的英雄，倒是打破了女权主义者们的纯性别偏见。
参照西方神话学家的上述见解，我们也许可以在老子惯用的母神原型和混沌主题之间建立一种早已失传的联系。
由于父权制文化的意识形态总是本能地对女神宗教的遗产加以丑化改造，从而确立阳尊阴卑，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的新秩序，所以大母神总是以变相的形式遗留下来。日本神话学家伊藤清司非常敏锐地指出，神话中的葫芦、混沌等非人格化的东西往往是母体的隐喻或女性、阴性的象征物。不过实女性，尤其是女性祖先神，制作成葫芦的样子，以供祭祀和巫术使用，证明着母体一玄牝与“朴”（匏）的一致，犹如“女娲”就是际上，混沌也可以表现为某种人格化的形式。作为宇宙万物创生之本源，混沌的人格化形式几无例外总是女性。这就透露了混沌与大母神之间的渊源关系。如前所论，在父权制的男性创世主观念流行以前，大母神已演化为女性创世主，用“生”的方式创化万有与人类。《说文解字》释“娲”字说：“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这已暗示出远古大母神信仰的某种迹象。在父权文化对原始神话改制之后，创世主的性别由女变男，原来的女创世主不仅失去了原有的至上地位，反而一落千丈，被贬低为男性创世主的对立面——阴性或女性的混沌。
默林·斯通认为，古代近东地区曾经盛行的女神宗教的衰微是来自北方的印欧语系民族的父权制文化入侵的结果。与这种现实中发生的权力交替相对应，在巴比伦神话中，晚辈的男性神马杜克依靠法力跃居众神之首，他经过殊死较量而杀死了女创世神提阿马特，从而确立了他自己作为众神之王和世界创造主的地位。后来的巴比伦创世史诗《艾努玛·艾利什》把战败的女神提阿马特描绘为与创世主为敌的混沌女妖，她的形象还被进一步丑化为凶恶的海中怪兽。这样一种铭刻在创世神话叙述之中的父权制文化的性别价值模式——以男性创世主为代表的善与秩序，以女性混沌为代表的恶与混乱，成为希伯来人《圣经》神话所因循的叙述准则。《创世记》中光明之上帝与黑暗之混沌的对立可以说是巴比伦创世观的某种翻版。《以赛亚书》第二十七章中上帝与蛇的对立，《诗篇》第七十四首中上帝与海中怪兽的对立亦可做如是观。远古大母神就是这样在极端的父权制宗教中演化为罪恶和黑暗的化身，成为光明、阳性、善和正义等等正价值的永恒对立面。与此相似的是，“浑沌”在中国父权文明中也演变为标准的骂人话语“浑蛋”或“昏蛋”。丁惟汾写道：昏头谓之昏蛋。昏字当作浑，蛋为敦（沌）之双声音转。
比较起来看，《老子》一书的独特性就更为突出了。书中使用了一整套与父权制的阳尊阴卑的价值模式完全格格不入的象征语汇，把“德”同“玄”即黑暗相联系，称为玄德；把作为创世本源的“道”同混沌状态相联系，视之为理想化的黄金时代，把以儒家为代表的男性中心文化的礼法和仁义道德视为人类堕落的表征。这些都表明老子试图借用早已逝去的女神宗教的信念和语汇来批判西周以来逐渐完备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他是那个把女性视为小人与祸水的时代的叛逆者。这不能不使他的哲理充满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的色彩。
关于老子哲学的阴性色彩已有不少中外学者有所涉及（参见本书论玄牝与谷神章节）。汉学家李约瑟在评述道家思想时就曾专辟一节题为“水与阴性的象征”，从中发掘老子思想的现代意义。为此，他引述了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艾弗莱恩·赫奇农（G： Evelyn Hutchinon）的如下见解：
……我们的文化中那种过分阳性的，虐待狂的，操纵欲的态度，是非常危险的，除非有一天我们接受类似Arapesh土人的思想，而有所改变，否则我们大多数的发明，都会变成毁灭自己的工具。这并不是因为发明家存心不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发明自来就是摧毁性的，而是因为现代人类思想不健全，所以看见刀子就想用来杀人。
在李约瑟看来，现代社会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文化中阳性因素借助于父权制而过度发展的产物，纠正的策略在于发扬被压抑了的文化中的阴性成分。就中国传统而言，以老子为首的道家思想正代表着这种阴性成分。他写道：“我们要知道，道家的心理状态在根本上就是科学的、民主的；儒家与法家是社会的、伦理的，儒家的思想形态是阳性的，有为的，僵硬的，控制的，侵略的，理性的，给予的。——道家激烈而彻底地反对这种思想，他们强调阴柔的，宽恕的，忍让的，曲成的，退守的，神秘的，接受的态度。道家推崇‘谷神’正是对儒家的打击，《论语》上不是说过吗，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道家在观察自然时所表现的阴柔含容的态度，与其柔弱退让的处世哲学，有着不可划分的关系，因此他们也就势必要反对封建社会。”李约瑟的这段话指出了老子反对专制的政治态度与尚阴哲学之间的联系，但并未从根源上说明尚阴哲学的起源。
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看，老子的尚阴崇母思想自然可以追溯于史前宗教。老子生逢父权制文化勃然兴起的世代，却高高擎起一面大母神的阴性旗帜，他的这种态度使我们联想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政治改革家——四千二百年前的苏美尔王乌鲁卡基那（Urukagian）。因为这位生于父权制文明曙光初照之际的改革者也同老子一样以“永恒回归”的神话主题为政治策略，他所标举的口号“amargi”具有两重语义：自由解放与回归母体。
从理论意义上说，改革者或叛逆者为超越他们所处的父权制文化而倡导复归于混沌或复归于子宫，这似乎并不只是出于政治上对母系氏族社会的价值观念的留恋向往，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化为集体无意识的大母神原型的顽强作用。虽然父权制社会把远古女神宗教从正统意识形态中驱除出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拥有两万年历史的女神宗教就此彻底灭绝，它势必因意识的压抑作用而潜入集体无意识之中。纽曼指出，人母神原型是人类深层心理中的重要作用力量，它在构成儿童心理发展之基础的原型世界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儿童个体在发展其自我人格的过程中，大母神原型必然会同以男性、父亲为中心的现实世界发生冲突，也就是同整个男性中心文化的价值常规和社会意识发生冲突。一般而言，大多数人在接受文化教育的过程中逐渐放弃母性原型世界，同父亲原型相妥协、相认同，变成循规蹈矩的父权社会中的一成员，现存秩序的维护者。但是，极少数创造性强烈的个人往往不会放弃母性原型世界，因而也不易同现实环境相妥协。他们就好比神话中的英雄，站在父亲世界的对立面，成为敏感而痛苦的异己者。这样，孤独感就成了天才思想家、艺术家们与生俱来的不幸。
老子也许正是这样一位思想家。
老子的智慧如今早已跨越国界，为全世界的爱智者所分享，老子哲学已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可是，老子当年只身反抗父权制文化的艰难处境，他们孤寂和苦楚之心又有谁能够设身处地为之体味呢？
四、母神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作用
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看，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政治改革家乌鲁卡基那之所以标举出“回归母体”的改革大旗，正是出于对业已确立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不满和敌视。由于整个一部人类文明史全都是父权制社会的一统天下，或者说是以威严的父亲形象为至上权威和统治象征的历史，像希伯来人《旧约》中的严酷而杀气腾腾的天父上帝，希腊奥林帕斯山上端坐王位的雷神宙斯，印度《犁俱吠陀》中威武而残忍的因陀罗，以及殷商卜辞中处处受到膜拜和血祭的天帝……这些作为神圣之父的幻影而以其权威震慑人间的男性家长形象，分别透过神话和信仰的五彩光环，异常鲜明地映射在文明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中，为观念和思想的发展史确定了男性中心的内核和主调。这样一来，在各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中出现的反叛和抨击现存秩序的思想家们会不约而同地打出母神旗帜，这也就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从这种对应和暗合中确实可以悟出某种思想史的必然规律来。甚至到了19世纪的科学和理性昌明的时代，回归母亲的执著努力仍然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冲击力，乃至发展为声赫一时的母权制理论。尽管20世纪的人类学研究对于巴霍芬的母权制学说并不十分有利，反而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并不存在一种先母权后父权的社会进化普遍模式，但是这种理论却并不因为科学实证方面的失利而销声匿迹，退出思想史的舞台，反而以顽强的再生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在理论家和作家、艺术家的关注之下掀起新的影响波澜。前文中提到的人类学家布里福特、心理学家纽曼、女权主义思想家波伏瓦和默林·斯通等，还有一大批尚未提到的思想理论界精英，如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和艾里希·弗罗姆（ErichFroom），都曾从各自的角度对巴霍芬的母权论表示赞许和由衷的倾心。为什么会有四千年历史上不断重复出现的这种类似现象呢？
也许被奉为20世纪思想史上经典之作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一书能够为上述疑问提供必然性的说明。作者将精神分析学的“集体无意识”概念引入黑格尔、韦伯的社会学体系中，论证了深层心理因素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制约作用。沿着这一思路，日本学者上山安敏在他的《神话与理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界》一书中把母神旗帜同欧洲思想中的“乌托邦”传统联系起来，对母权论在当代的复活和流行原因做出了历史哲学性的透析：“这是因为母权制是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欧洲市民社会规范基石的基督教也好，文化教育的根基希腊文化也好，都是支撑着父权制原理的基石。……母权制理论如果从母权制向父权制发展的这种进化论来阐释的话，那么，这种理论也就成了一种拥护基督教市民社会的安定剂，相反，避开这种进化论，却成了一张从压抑的父权制原理之下的被合理化、规范化了的欧洲基督教社会中解放出来，走向‘向自然回归’‘母亲的大地’的乌托邦处方笺。对欧洲的政治和伦理来说，进步和复旧，现代化和超现代化，成了追求完全异质目的的一把剑的两个刃口。”从政治理想的这种性别原型上看，中国历史上始终不衰的儒与道两家之争，也许还要从意识形态与集体无意识心理的相互作用关系着眼，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