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历史必区分时期，普通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现代。文字学史，亦有四个时期之区分，但不能用上古中古近古现代之成例。盖普通史以历史之时期为时期，学术史以学术之时期为时期，而文字史与文字学史时期之区分又不同。文字史以文字之起源，以篆隶草真之变迁为时期之区分。文字学史，以文字学之演进，为时期之区分。中国文字发生甚早，即现代出土之甲骨文字，亦在三千余年前之殷代。而文字学，则原始于秦汉之时，虽《礼记·中庸》有“书同文”之语，《周礼·保氏》有“六书”之名，据此周代已有整理文字之工作，而有文字学之发生，但是虽曾整理文字，而可决言整理之工作殊未告成。现在所存之西土文字(金文)，与东土文字(书六艺文字)，未能尽合六书之例条。文字尽合六书之条例者，为秦代小篆，整理文字工作，至秦代始告成。至汉代有文字书之编辑，故文字学当以自秦汉始。于是区分文字学史为四时期：第一时期为文字书时期，自秦汉至于隋止；第二时期为文字学前期，自唐至于明止；第三时期为文字学后期，有清一代；第四时期为古文字学时期，自清末至现在。
摘自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3—14页
文字学史与文字学不同。文字学者，研究文字之条例，所以指示人研究文字之方法。文字学史者，则叙述研究文字之条例之著作与其人，所以指示人知文字学说之源流，编辑文字学史，则搜集各家之学说，而以客观叙述之，以得文字学之变迁。文字学之任务，在于明文字之条例，则凡过去之学说，在今无甚价值者，可置之不论，求精求是，为学术的。文字学史之任务，在于求文字学之演进，则凡过去学说，虽在今日无甚价值，在某时代确成为一种学说者，则不能一笔抹杀，求真求实，为历史的。所以文字学史之编辑有四要：搜集欲其丰富，辨别欲其真确，选择欲其要约，叙述欲其简明。……文字学只求学说之精深，文字学史则求学说由粗而精，由浅而深之进程，故搜集不丰富不能也；文字学只须明著述者本身之学说，文字学史则必须明著述者、当时各派之学说，故辨别不真确不能也；文字学阐明一家之学说，可曲折详细以达之，文字学史则记载各家之学说，并须详其前因后果之关系，则选择不要约，叙述不简明不能也。
摘自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10页
《说文解字》一书，的确为文字学最重之书。自唐宋以来，迄于今日，研究文字学者，皆以《说文解字》为中心，而后人研究之范围，每多扩充及于《说文解字》之外。《说文解字》本书，虽则是明字例之条，分部别居，不相杂厕，但是仅于《叙》中关于“六书”，各有八字之界说，其他无多学说开示后人，只以供研究文字学者之探讨，而不能为研究文字学者之指导。所以《说文解字》一书，其本身仍为文字书，而非文字学。
摘自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5页
古人所谓六书，转注假借是用字之法，不算数；象形是具体的意符，指事是抽象的意符，会意是合体的意符，形声是意符与音符的合体。归纳起来，只有两大类：(一)纯粹的意符(象形、指事、会意)；(二)标音的意符(形声)。现存的汉字当中，标音的意符约占十分之九以上，然而它们的意符与音符却没有一定的标准。
摘自王力《汉字改革》(1940年)《龙虫并雕斋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80页
许学的流弊。许氏的毛病，只在这些“本义”上头。而许学的流弊，则又变本加厉，非但在许氏所谓本义之外再讲“本义”，而且还讲“本字”。……按小学家所谓“本字”，大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简趋繁，……另一种是由繁趋简，……前者比较地可信，后者就很违背造字的原理，因为形声字总该是比较后起的。……总之，“本义”和“本字”都该以见于上古典籍者为限。据群书以正一部字书，至少是比之据一部字书以正群书较为尊重古人的遗产！尽管有人疑心现存的先秦典籍的文字不是原来的样子，但是，倘使真的“秦火”能使中国文字失其本来面目，由许慎未必独能考据到“秦火”以前；离开群书而讲“本义”和“本字”，就是走入魔道去了。
摘自王力《理想的字典》《国文月刊》第33期1945年3月
文字学的主要目的，可以说是从一字数义的现象当中，推求各个字体的本义，以分别它所代表的几种观念孰为本义？孰为引申义或假借义？本义既然明了，余义的所以发生，也就自然会明了了。许氏《说文》一类的书所以在文字学上具有很大的价值，非普通的字典可比，就是由于这一类书的要旨，在阐明各字之本义。许氏《说文》当中所说的各字本义以及关于其他方面的说解，虽然不免有很多的错误，但是书中要旨的所在，我们不能一概抹杀；我们现在所以能指摘其中的错误，乃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比较从前进步的缘故，并非许书的宗旨和我们有异趋。
摘自张世禄《文字学与文法学》《学术杂志》第2辑1940年3月
语言文字都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如果没有意义的内容，便失了它们成立的作用；各个字体原来所以代表语言上的语词，除了书写上的形体和诵读上的声音以外，必定具有内容的意义，就是所表示的观念。我们对于各个字体的研究，也正和通常的识字教育抱着同样的目的，就是在明了各个字体的意义，认明它们所表示的观念；不过在文字学上的研究，比较普通的识字，更为精深详尽罢了。一个字体并不限定代表一种意义，一种意义也并不只是用一个字体代表出来。在这种一字数义和一义数字的情状当中，我们须依据文字学上研究的结果，以分别各个字体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分别各种意义的“本字”、“假借字”；在本字当中，又有“初文”和“后起字”的分别。
摘自张世禄《文字学与文法学》《学术杂志》第2辑1940年3月
文字是用书写上的图符来代表语言的，而普通所谓语言，是用声音来代表意义的；因之无论哪一种文字，总是具有形体、音读和意义这三种要素。不过这三种要素怎样的配合，又要看文字的性质不同而各有区别。某一种文字是用形体来直接显示意义的，各个字体虽具有音读，而形体本身并非作为记录语音的工具，并且有直接显示意义的效用，例如埃及，巴比伦，中国及墨西哥，克利地的古代文字，我们称为“图画文字”。另一种文字是用形体来作声音的记号的，各个字体是由几个语音符号——就是拼音字母——拼切成功的，从字体上得到了音读因而认识所代表的意义。例如梵文、藏文、满文、蒙文、日本假名及欧美各国的文字，我们称为“标音文字”。图画文字和标音文字，正是处于两个极端；前者利用形体的结构来显示意义，后者只用形体作为语音的记号；对于前者的研究，显然要偏重于形体的要素，对于后者的研究，就要注重于声音的要素了。
摘自张世禄《文字学与文法学》《学术杂志》第2辑1940年3月
中国文字学的主要工作，在“就字以求其本义，依义以求其本字(如有本字可求)。”本义既然明了，余义的所以发生，也自然会明了。求得了本字，其余的假借字自然会认明，初文和后起字的分别，也自然会知道了。我们着手这种工作，必定要把形体、音韵、训诂三方面的现象综合起来以互相推求，互相证明。这种研究的方法是对于中国这种表意文字上才可以实施的。如果对于古代的图画文字，那末研究起来，只是字原上和形体构造上的考察；如果对于古今各种的标音文字，那末，研究起来，只是语源上和语词形式上的探究，或者关于几个字母书写形体的校量；当然不必像中国文字学上那样要形，音，义三者并重，要应用一种参互错综的方法。
摘自张世禄《文字学与文法学》《学术杂志》第2辑1940年3月
所谓本字，就是本来代表这种意义的字体；所谓假借字，乃是因同音关系来代表这种意义的字体。我们要分别代表某种意义的本字和假借字，再在本字当中分别初文和后起字，又须先考明了各字的本义，同时注意到形体的构造以及各个字体间音读的关系。
摘自张世禄《文字学与文法学》《学术杂志》第2辑1940年3月
因为要推求各个字体的本义并且因以考明种种余义的所由生，我们就不能不探讨各个字体原始的结构和形式，古今形体的源流和变迁，各个字体构造的原则，意义演化的情形以及历代音读转变对于字形字义的关系。因之中国文字学所包含的材料，特为复杂；除了《说文》一类书及关于“六书”的讨论之外，又须研究金石甲骨的古文，篆文以后的种种书体，以及音韵学训诂学上的种种现象。
摘自张世禄《文字学与文法学》《学术杂志》第2辑1940年3月
据我从说文和金甲文里看见的一切文字，除了没有方法参考证明认识它们的一部分外，……实在可以分析它们的构造，归纳到象形、象事、象意、象声里去。……就汉字来说，无不从六书的方法构造出来。
摘自马叙伦《中国文字之源流与研究方法之新倾向》上海《学林》第6辑194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