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我使用了不容分辩的口气，就像二十年前她让我在她面前脱掉裤子时一样的口气：“你留下来吃饭，我让阿姨去买菜。”
她摇摇晃晃挪到厨房，跟阿姨商量菜单，吩咐对方要买哪些东西。她的脑子很好，一样一样叮嘱得很清楚，一点儿都不拖泥带水。然后，等阿姨挎着篮子出门之后，她孩子气地怂恿我们：“我们玩一会儿吧，打扑克牌好吗？”
她拿出一副崭新的牌，我们坐下来，玩“争上游”。她把牌分成均等的四份，放一份在旁边，这样就减少了猜出对方手中牌的概率。她玩牌玩得很好，也是真正的开心，不时还尖声地叫，耍一点小赖皮。相反，我和他两个人都有点心神不定，我的目光尤其忐忑。
阿姨做他们家的饭比较费事，每个菜都只能够先放一点盐或是酱油，熟了之后盛出一小碗来，余下的部份加工到正常口味。那一小碗淡菜是给她吃的，她的肾病需要少盐。
她幽幽地告诉我：“我吃了好几年没滋没味的饭菜。”她把菜碗送到我面前，坚持要我尝一尝。我实在不知道她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对她的处境心生怜悯，然后出于人道主义的想法离开她丈夫呢？我这么怀疑。当然这也很可能是我的做贼心虚。
那次拜访之后的不久，好像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吧，他给我打来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她去世了。”我一时无言，抓着话筒，听见他在那边轻轻的呼吸声。我感觉他当时心里有些难过，虽然她病了那么久，去世也就是早晚的事。
我始终不能确定，她是否清楚我和她丈夫的关系。
他心里对此有一个什么样的了解呢？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好像应该从这里插进来说一说我的家庭。对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家庭的影响至关重要。
我的母亲是一个药剂师。我童年留下来的第一个关于母亲工作的印象，是她坐在县医院药房的窗口，隔了玻璃和铁栅栏，收进皱巴巴的处方笺，飞快地瞄一眼，扭身从背后的药架子上取下一两只药盒，有时候连盒子推出窗口，有时候要拆开包装，从瓶子里倒出一小堆药片，拿白纸包成一个三角的小包，再推出去。
她那只伸出药房窗口的手，苍白到近乎透明，手背上凸出的青筋像一条条纤细的蚯蚓，同样透明的浅粉色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指肚儿是尖尖的，有着异乎寻常的精巧和敏锐。
成年之后每次去医院看病拿药，我喜欢凝视那些医生和护士的手。那些手，或者温厚，或者精瘦，或者绵软，或者灵动，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洁净的，细腻的，白皙和高贵的。
浆洗干净的白色帽子和口罩，使我母亲原本平常的面容中多了一些凛然不可侵犯的严肃。因为瘦，她的眼睛大得有点空落，形状像杏核，尾端微微地吊上去。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丹凤眼”，丹凤眼比较细长，带着媚态，看人的时候容易产生亲和力，讨人喜欢。我母亲的眼睛过于漂亮，就显得厉害，不容接近，甚至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和戒备。
五十岁之后母亲的面容有了变化，她开始发胖，眼睛周围的皮肤松驰下来，遮盖了一部份面积，眼眶的轮廓就变得小了一些，家常和通俗了一些。她的眼神也逐渐柔和，看人的时候目光还会漾开，透出一种心满意足的笑意。这样，母亲终于成了平常意义上的母亲，一个儿孙满堂、衣食不愁的年老的女人。
我的哥哥，他完全承袭了母亲家族的遗传基因，有着同样纤细的身材，苍白的面容，杏核形状的漂亮眼睛。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从小就是。也许因为他聪明，读书成绩总是优秀。又或者是因为他的容貌太像母亲，母亲从他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因而宠爱有加，百依百顺。我小时候见得最多的是母亲谦恭地站在哥哥面前，头微仰着，陶醉一样地看他，口中不住声地问：“行不行啊？你说行不行啊？”我哥哥皱皱眉头，转身就走，甩下一句硬梆梆的话：“烦死了。”
我哥哥有一件黑色粗呢的衣服，是母亲用我父亲的一件旧大衣改制而成。我记得那衣服改成了立领，两个很大的贴袋，同样黑色的有机玻璃扣子。哥哥穿上这件衣服，再围上一条旧旧的米色围巾，苍白，羸弱，又带了一种说不出来的高贵，像极了电影里三十年代的青年大学生。我母亲手扶门框，脑袋歪过来，枕在手背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哥哥远去的背影，轻轻地叹上一口气。母亲的那种神情，不是对儿子的，是对她爱慕和崇拜的情人的，我总有这种奇怪的感觉。
我哥哥还有一双白色球鞋，鞋底和鞋面白得发青，是那个年代县城里很少有人穿用的。哥哥穿上那双白鞋，形像立刻又有了变化，是一个顽皮可爱、活力十足的翩翩美少年的模样。可惜县城里那时候都是土路，哥哥的白鞋只要沾地，片刻功夫就成了灰鞋，灰蒙蒙无精打采，非常糟糕。哥哥就从他的脚上脱下来，责令我去河边涮洗干净。当然再不可能洗到原先那样的白了，所以洗好晒干之后还要上一层白色鞋粉，很麻烦。我哥哥是个绝无感恩之心的人，每次从我手中接过擦洗干净的白鞋，他总要里里外外仔细地看，指出这儿还有一块黄斑，那儿还有一片墨渍。他厌恶地瞥我一眼，说：“你能够做好什么嘛？”
我恨这双鞋。我恨我哥哥颐指气使的口气。有一个星期天，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在屋后的麦地里挖了一个坑，把白鞋埋进去了。第二天哥哥去学校，死活找不到他的鞋，急得哭起来。我母亲帮他找，甚至爬上梯子到房顶上看。我们邻居的孩子恶作剧的时候喜欢把东西往房顶上扔。当然他们不可能在房顶上找到任何东西。
我搂着我妹妹，静悄悄地站在墙角。看着哥哥和母亲忙乱一团的样子，我心里好笑，有一点近乎恶毒的快感。
夏天收割麦子的时候，那双鞋被盘结的麦根从地里带了出来，但是鞋帮已经腐烂，根本看不出鞋本来的颜色是白是黑。我哥哥走过去，用拇指和食指把烂鞋拎起来，举着，看了又看。他心里很是怀疑，但又实在无法确定这是不是他的那双宝贝白鞋。我从后窗口看着他，他也回头看我，我们彼此的目光短兵相接。最后他无计可施，悻悻地把鞋扔了，拍一拍手上的泥土，走回家来。
在很长时间里，父亲只是我们这个家里的一个符号。
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县城里人人尊敬的人。能在他的手里开刀治病是一种荣幸。经常有邻县的小车开过来，从我们家门口直接请走父亲，一两天，最多两三天，再用小车送回到家里。这时候，邻居的孩子们围上来看汽车，东摸西摸，一脸兴奋。母亲出门几步，目送汽车绝尘而去，掠一掠耳边的短发，呵斥我们回屋写作业，声音严厉，神情却是骄傲的，矜持的，鄙睨一切的。
父亲的模样总是疲倦，因为那一台接一台的手术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他回到家里，坐在藤椅上，含笑地看着我们，一声不响，仿佛疲倦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候，碰到没有把握的疑难病症，他回家就翻书，指挥着我，把书橱里那些厚厚的、硬面皮的医书搬出来，坐在桌旁，一本接一本的翻，偶尔会握住嘴，轻轻地咳嗽几声。
我喜欢听父亲的咳嗽声，文静，温和，优雅，有书卷气，让人心里隐隐地生出感动，觉得平安和熨贴。
父亲不管家务。他的工资由母亲代拿。他能够说得出工资的十位数，却记不起来个位数，更别提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了。但是在七十年代，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也很重要，有时候它就是一家人一天的伙食费用。
父亲的特殊癖好是剪指甲。他给我哥哥剪，给我和妹妹剪，甚至给我母亲剪。他看不得我们当中哪一个人的指甲长出来一点点，有一点点他都要剪掉，否则他坐立不安。他有一把专门修剪指甲的不锈钢小剪刀，刀口磨得风快，收藏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平时不允许我们去碰。有一次我哥哥偷出来修剪蝴蝶标本的翅膀，用完之后忘了擦干净，刀锋上沾了一点蝶翅粉末。父亲发现了，把剪刀扔在哥哥脚下，责令他拿酒精棉花擦二十遍，还让我监督。我当然乐意做这样的事，端把椅子在哥哥对面坐着，眼都不眨地看着他一遍遍地擦剪刀，还掐指头数着，丝毫不予通融。我哥哥恨得咬牙切齿。
父亲和母亲一样，身上都有一种去不掉的酒精药水味。我想这是在医院工作的人群的一种特殊标志。圣洁中带着神秘的气味，因为它的背后隐藏着生命的秘密，肉体的秘密，爱情和欲望的秘密。
我妹妹生于“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因为营养严重不足的缘故吧，生下来的时候只有四斤八两，三根筋挑着一个头，浑身的皮肤皱成一团抹布，我母亲说她当时连多看婴儿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体弱多病的妹妹在月子里就开始折腾人，没日没夜地嚎哭，如果不抱她，她能够哭得脸发青，嘴发紫，身子挺起来闭过气去。我母亲因此患了神经衰弱症，脸色越发苍白，眼睛越发空落，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地晕眩，躺倒。父亲的身体也跟着走下坡路，早晨起床的时候常常会按着额头两边的太阳穴，抱怨他头疼。那一年我和哥哥都还小，非但帮不上母亲的忙，相反还需要人照料。家里面简直乱成一团，狼狈不堪。
母亲是个聪明人，懂得“丢卒保车”的道理，当机立断将妹妹托给了乡下的奶妈，请那个好心的女人带回家喂养。
六岁，妹妹要上小学了，母亲才把她接回城里。我还记得我放学回家第一次见到妹妹的情景：她长得矮小细瘦，脸色黄黄的，眼神怯生生的，头上扎了好几根小辫，头顶一根，耳朵两边两根，脑后还有猪尾巴似的一根。所有的小辫都缠上了粗粗的红头绳，猛一看像是头上爬满了可怖的蛇虫百脚，叫人心里起腻。她身上的衣服是家纺的紫花布，又长又肥，下摆一直拖到大腿，跟电影上三十年代童养媳的装扮毫无差别。
我父亲看到妹妹的第一眼，就哭了。他觉得是他自己失职，才使妹妹弄成了这副模样。他跟母亲要了钱，小心翼翼牵着妹妹的手走进商店，替她买了一身墨绿色灯芯绒的衣裤。我印象中那是父亲第一次替家人买东西。父亲挺会买，那身衣裤很洋气，衣领饰有花边，胸口还有绣上去的动物图案。但是妹妹穿着新衣服一点也不好看，新衣服衬得她整个人更加拘谨和乡气。此后的好几年中，她都不能和家庭和学校和同学融为一体，她看上去就是个乡下的孩子。
“乡巴佬儿！”我哥哥经常对着我妹妹恶狠狠地叫嚷。当然是父亲不在身边的时候。父亲在，他不敢，他知道父亲会维护妹妹。
乡巴佬儿。这是一顶沉甸甸的帽子。我认为六岁的妹妹并不能明白这个称呼的含义，但是她分明能够感觉这个称呼对她的压迫，那种牛粪一样巴在她的头上、使她不能抬头做人的羞耻。
她患上了轻微的自闭症。她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屋角，用一条肮脏的手帕叠小老鼠，不抬头，也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
学校老师来家访，对我母亲说：“你的小女儿，她是不是有什么病？”
母亲变了脸色。不，她的小女儿没有病，她很健康，甚至聪明，她就是内向，羞涩。
老师说：“要让她说话。她不说话，谁也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母亲矜持地回答：“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那天傍晚父亲回家后，母亲却忧心仲仲问他说：“我们的小女儿不会有什么病吧？”
父亲惊讶地瞥她一眼：“你说什么呀？”
母亲羞愧地闭住嘴，不再说什么了。
前年春节，在母亲家里，吃过年夜饭，妹妹帮母亲收拾桌子，掸尘，拖地。一不留神，拖把的后柄桶到了站在她身后的哥哥的腰上。哥哥当时没有太多的疼痛，片刻之后，他拿出扑克牌准备陪母亲“斗地主”的时候，忽然弯下腰，手捂着肚子，脸色煞白，额头冒汗。
家人慌忙送他去医院，一查，脾脏破裂。
春节全家都没有过好。妹妹像个罪犯似的，整日守在哥哥床头，喂饭喂水，眼泪汪汪。
我哥哥那时候已经变得谦恭卑微了，三十年的岁月磨去了他身上所有的傲慢和骄横，他的头顶微秃，鬓边花白，昔日漂亮的眼睛胆怯地隐藏在层层眼皮之中，看上去不像母亲的儿子，像她的兄弟。
我哥哥扭过头，不看妹妹的眼睛，自言自语：“这是报应。”
妹妹不承认，她哭，像小时候一样，泪如泉涌。她化过妆的眼睛花花沓沓，可笑而又无助。她伸手要摸一摸哥哥的脸，表示对他的歉意。哥哥把脸侧过去，躲开了。他嘟囔着说，他不配，千万别对他这么好。
“千万不要。你让我羞愧。”
我哥哥在三十年后懂得了忏悔，承认他少年时代的残忍。
妹妹的眼泪更加汹涌。她说她听不得哥哥说这种话，不习惯。她宁愿他还是从前那个颐指气使的哥哥，目中无人的哥哥。“多愿意从头再活一遍啊。”她轻轻叹息。
尽管从前的日子不尽如意，人们还是愿意温习和重复它。这很奇怪。
十三岁。我比我的哥哥小两岁，比妹妹大三岁。
哥哥在成年之前一直是漂亮的，出类拔萃的。他俊秀的容貌吸引了不知道多少个女孩子的目光，让她们心神摇荡，茶饭不思。但是哥哥对她们视而不见。他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用在了袁小圆身上。在整个少年时代，他们亲热得就像一对情侣。之后，哥哥工作了，结婚了，他迅速地老去，比绝大多数的男人都不经老，皮肤松驰得不可收拾，过于女性化的面孔呈现出奇怪的失衡，好像放置一个冬天之后干瘪得不成样子的红元帅苹果。他糟透了。与其这样，不如没有从前的辉煌。
我妹妹恰恰相反，她在十六岁的那一年如花蕾开放，一扫从前的乡气和凡俗，变成一个羞答答的有古典气质的美丽少女。她下巴尖尖的，鼻子翘翘的，眉眼弯弯的，皮肤是那种荷花般娇嫩的粉红，纤薄到让人不敢对着她大声说话，好像呼气太重都能够吹破她的脸。我母亲没事总喜欢琢磨她，捧着她的脸左看右看，百思不得其解。造物主是不是一个淘气的小老头儿，时不时要拿人开一个玩笑呢？
只有我，上帝对我很严肃，我小时候不算特别丑陋，长大了也没有特别漂亮。我始终平常，尤其在十三岁的时候，我平常得像沧海中的一颗水滴。
有一次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因为角度和光线的原因，他恰好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我映上去的若隐若现的面孔，一张在高山大海的画面之间如海市蜃楼般虚幻的脸。他看了一会儿，忽然笑起来，抬手轻轻扳过我的脸，对我说：“知道你脸上有什么地方不同寻常吗？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太严肃了，严肃得令人惊讶，叫人一看就不能忘记，像钉子一样钉在人心里。”
我站起来，冲到卫生间的镜子前，很近很近地贴上去，端详我自己的眼睛。我看见一种深深的黑暗，从我的瞳仁中钻进去，一直往后伸展，像深不可测的时间隧道。我的过去和将来都蜷缩在隧道中，无人能知，也无从把握。
一九七一年，“文革”还没有结束。深秋，从省城到乡镇掀起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运动，要挖出一个无中生有的“反革命集团”。据说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在人群中盘根错节，一串一串，埋伏得相当隐秘。先被“挖”出的人，要集中关押，每人交待出十个以上的发展对象，自己才能脱身。省人民医院有一个父亲的老同学，实在交无可交，乱说一气，把父亲的名字也列上了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