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雨袭来的下午，父亲从手术台上被抓走了。他手里的病人刚开了膛，切了一半的胃，血糊拉塌地躺着，临时换一个医生清创缝合，搞得手术室成了一口爬着蚂蚁的热锅。
我母亲声色俱厉地嘱咐我们：“谁也不许在外面提爸爸的事！有人问，就说他出差了。”她想了想，又补充声明：“他不会有问题的。前几年打派仗闹得那么凶，他都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他是逍遥派，凭本事吃饭。”
我们相信母亲的话，对父亲的处境并不担忧。
元旦前的一个中午，父亲突然提着简单的行李卷儿走进家门。他长发遮耳，胡子拉碴，面色灰白，眼窝深陷，完全就是一个在地洞里窝藏多年的囚犯的模样。
母亲一开始欣喜若狂，张罗着给他煮面条，打鸡蛋，蒸香肠，忙得颠颠的。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意识到什么，从炉子边直起腰：“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呢？我听说中学里有个老师，关进去两个月了，家里人还没有见到一面。”她盯住父亲的脸：“你不会是……”
父亲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你承认了？承认你加入组织了？你还交待了别人？”母亲逼问。
父亲嗫嚅着：“我受不了。”他更深地低下头去：“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母亲手里的面碗掉在地上，跌得粉碎，煮熟的面条在地上散成白花花的一堆。母亲愣了一会儿，用双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一耸一耸，很伤心。
我那时候还无法体会母亲心里复杂的情绪，只觉得那一刻世界是黑黑的一片，我有一种灭顶的绝望，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我一句话没说，转身出门。
那时候我没有逃学的概念，心里再难过，学总是要上的。我低着头往学校里走，一边走一边独自落泪。反正我是个孩子，没有人注意我在这世上有什么快乐或悲伤。
他那天刚好从学校出来，骑着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兜，要办什么事去。迎面看见我，他跳下来，十分吃惊地问：“怎么回事啊？你哭什么啊？”
他这么一问，我哭得更厉害，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往下落，喉咙里一个劲地抽气，呛了水的小母鸡一样。
他笑起来，拍拍我的肩：“你看你啊，比林黛玉还要能哭啊！说给我听听，有什么非哭不可的事？”
那一刻，我实在很想对一个人说说我心里的伤痛。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过来关心我，我同样也会说。我完全忘记了母亲叮嘱我们的话。
他听完我说的一切，脸上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同情和难过。他是真的为我难过。一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女儿，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要经受多少屈辱和磨难，他肯定比我更清楚。但是他没有对我说这些，只轻轻叹口气：“下午别去上学了，我替你请个假。眼睛哭成这个样，同学看见了多不好。”
他让我坐上他的自行车，送我回家。我当时眼睛肿得很厉害，鼻塞头晕，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我就闭着眼睛在他车后坐着，任凭他走大街穿小巷带着我走。风呼呼地往我身上吹过来，两边耳朵和脸颊吹得生疼，但是额头上的一小片皮肤很温暖，因为那地方贴着他的后背，他替我把风遮住了。
他送我到家，没说别的，只告诉我母亲一句话：“孩子心里很难过。”
只这一句话，母亲便清楚他已经知道了一切。他走了之后，母亲对我说了另外的一句话，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母亲说：“要哭也不能到外面哭。”
我从此学会了把眼泪咽在肚子里。我比以前更加沉默，形单影只，倍感孤独。我一个人行走在校园里，目光严肃，双唇紧闭，骄傲而自卑。世上的一切离我很遥远，大字报小字报，学工学农，入团当干部，男生女生拉帮结伙你好他不好，统统跟我没关系，我无爱无恨，无喜无悲，无欲无求，像一个木头凿出来的小偶人。
直到有一天，他拉着我参加了学校文艺宣传队。
他拉我参加宣传队，理由是我的音色好，普通话讲得好，宣传队正在排演一个小歌剧，除我之外没有第二个合适人选。
其实是他一直关注着我，怕我情绪太低落，生命太灰暗，孤独成了习惯，成年之后会永远找不到幸福感。
很多年后回忆起那一段，他笑着对我说：“我一个教化学的老师，学校怎么就会挑我负责宣传队？我又怎么就答应了？我是喜欢嬉闹疯玩的人吗？”
他当然不是。然而人生就是这样，千变万化，充满不可知数，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早晨一觉醒来睁开眼，等待你的将会是什么。
那个小歌剧，有一个当年很时髦的名字：《铁树开花》。内容是歌颂解放军医疗队的。医疗队来到偏僻的小山村，为山民送医送药，发现村子里有一个家境贫寒的聋哑女孩。医疗队的队长决心用针灸方法让聋哑人说话。他在自己身上扎针试验，几番昏迷，最终修成正果。聋哑女孩说话了，千年铁树开花了。
我在剧中就是演那个聋哑女孩，渴望张口说话的山村少女。四十分钟的舞台时间，前面三十五分钟我只有动作和眼神，点头或摇头，万分激动的时候就做擦眼泪的动作。我在最后五分钟才被赋予了正常人的身体功能，字正腔圆地说话和歌唱。
学校的音乐老师当导演，他跟我谈剧情的时候说：“这五分钟是你的华彩时刻，你必须做到一张口声惊四座。”
我闭着嘴，目光严肃地听他讲解，心里其实很怀疑：聋哑人第一次开口说话，能够把大段台词说得清楚和流畅吗？
我在参加了排练之后才知道，我哥哥的好朋友袁小圆是剧作者。那一年，哥哥和袁小圆读高中二年级。
十六岁的男孩子，如果早熟，如果自恋，如果像我哥哥和袁小圆这样骄傲和优秀，毫无疑问他们会是校园里令人注目的一道风景。我至今忘不了他们肩并肩走在梧桐树下的样子。他们的个头一般高矮，穿一样的白衬衣、白球鞋、蓝裤子。我哥哥的皮肤更加白皙和细腻一些，唇红齿白，眉眼飞扬，像个处处受宠的幸运女孩。袁小圆的皮肤黝黑，却绝不粗糙或是粗陋，相反有一层细细的瓷一样的光泽，使他的面容显出贵族式的沉静和矜持。
我哥哥是理科成绩好。袁小圆更全面，理科文科同样都出色。高二年级的老师每次改试卷，先看袁小圆的，再看我哥哥的，如果有哪道题目他们两个都错了，那就不用往下看，肯定全班皆错。
彩排的那天，袁小圆被邀请过来看他的剧。他坐在台下第一排，故意做出漫不经心的放松，两只手撑着板凳的两端，肩膀扛起来，头侧过去，不停地小声跟我哥哥说话，时而用眼睛的余光往台上瞟一眼，好像演员的表演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似的。他那时候喜欢我们宣传队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演医疗队护士的那个。他表现出的这种漫不经心，应该是做给那个女孩子看的。
可是我误会了，我以为他不满意我。他对着我的哥哥评头论足，肯定是责备和嫌弃我。他们两个人从来都是对我不屑一顾的。我恨我的愚钝和呆板。我的眉眼像僵死的雕板画，我的举手投足慌乱而笨拙，甚至我穿的那件打了补丁的山村女孩子的衣服，它那么短小和紧绷，我在台上的时候不能不夹紧双肩，含着胸脯，以免一不小心露出我肚脐周围的一部份身体。
我告诉他说，我不能演了，我个子太高，那件戏服不适合我。
他盯住我的眼睛，温和地询问我，仅仅是这个理由吗？
我点头，偏过脸，不敢看他。一想到台下袁小圆不屑的神情和姿态，委屈的泪水就涌到眼眶里，随时都会夺眶而出。
他坐下来，耐心地跟我讲道理：“你认为贫苦的山村小姑娘有条件穿上很合身的衣服吗？戏服短小才符合剧情，因为她家里没钱给她做新衣服，那衣服是她几年之前就穿上了身的，也许是她的姐姐或者她的某个亲戚穿旧了送给她的。”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忽然想起什么：“我明白了，不是戏服的问题。你是不是对你的舞台形像没有自信？”
我站在窗口，看见冬天的阳光灰黄沉静，冬青树的叶子上落着厚厚的灰尘，像长途跋涉之后坐下来休息的疲倦旅人。有一只麻雀在蚕豆地里跳来跳去，翻找它喜爱的食物，也许是一条蚯蚓，也许只是一截草根。土地干燥得厉害，麻雀的嘴巴一甩，就有轻微的粉尘飘起来。我几乎可以嗅到泥土被太阳晒过之后芳香的气味。
他准确地猜中了我心里最致命的悲伤。在这之前，没有人用这样温暖和关切的口吻跟我说话。
正式演出的那天晚上，他亲自动手给我化妆。他仔细端详了我的脸庞，然后告诉我，我的面部轮廓很有可塑性。我跟宣传队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比起来，不够精致，不够明艳，正因为如此，我比她们更有被修正被改造的余地。
他把油彩均匀地抹在掌心，然后涂上我的脸。他的鼻尖离我很近，呼吸喷到了我的脸上，正好在额头的部位，额头感到气流的旋转和飘拂。他手上的油彩刚沾到我皮肤上的时候，是冰凉的，粘滞的，有一点化不开的晦涩。很快，油彩开始有了温度，变得滑腻和滋润，散发出令人恍惚的甜香。
我们的周围嘈杂而混乱。小乐队的成员吱吱呀呀地调弦弄琴，音调忽高忽低，让耳朵倍受折磨。有人在清点道具，大声询问一盏油灯的下落。那个被袁小圆喜欢的女孩子，勾好了眉眼，却发现腮红没有了，被不知道是谁拿去先用了，她就噘了嘴，在一旁生气。男生们早已经三下五除二地把自己收拾停当，聚在一起大声地说笑打闹，一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化妆箱，油彩盒滚落满地，引出女孩子们一片声地惊叫和责备。
他专注地伺弄我的脸，像庄稼把式全心全意伺弄地里的庄稼。灯光照着他眯缝的眼睛，我看见映在他眼中的斑澜色彩，那是我崭新的面孔，被他修正和改造过的面孔。我的额头和鼻梁是粉白色的，白得光润而纯净，没有丝毫凹陷、鼓凸和瑕疵。从颧骨开始，有一抹桃红慢慢地晕开，一丝丝地往周围皮肤渗透，像雨后天边的彩霞一样，逐渐淡至无痕。我的眉毛修长浓黑，眉型平直，末梢处微微地挑高，给我的面容平添了娇美和活泼。眼影是砖红色，妩媚中透出幽深，跟我过于严肃的目光恰好相衬，眼睛就变得楚楚动人，眼波转动时甚至还能够看出一种无言的忧伤，一种隐忍和期望。
他用手指轻轻托起我的下巴，看了又看，然后出一口长气。
我记得他指尖在我脸上滑过的时候，皮肤之间轻微摩擦的声音。
一九七七年的初秋，我们都听到了大学恢复招生的消息，开始复习迎考。
袁小圆和我插队在一个公社，两个村子靠得很近。我哥哥在工厂里请了病假，经常带着复习资料下乡，和袁小圆关着屋门做习题。公社里的知青们都说，袁小圆目标北大，我哥哥一心要进清华，他们两个最起码有九成半的胜算。
有一天我路过袁小圆的村子，看见他的屋门敞着，他和我哥哥蹲在地上做题，地上写了白花花的一片粉笔字。两个人脑袋挨着脑袋，眉头紧蹙，嘴巴里念念有词，好像在背诵公式，又好像在小声争执。
我有点好奇，想过去看看他们复习到什么地步了。我的影子遮住他们脚前那块地面的时候，他们同时吃惊地抬起头来。然后，我哥哥瞪着我，满脸都写着戒备、警惕、不欢迎。袁小圆做得更出格，他飞快地移动脚掌，用鞋底擦去了地上的一部份字迹。
我的脸蓦然胀红，一句话没说，转身逃离。
春节之前，录取通知书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第一志愿。我哥哥取在地区师专。袁小圆藏着他的通知书，不给任何一个人看到。他很快就走了，像是从人间悄悄蒸发了似的。据说他考到了四川山区的某个大学里，学机械还是什么。
我有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没有再见过他。我哥哥也从来不提他的名字，闹不清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联系。
去年我到丽江旅游。
有三天时间，我和我的同伴们愉快地在那个小城里转悠。我们坐在小溪边的露天咖啡座里喝茶，从背背兜的纳西族女人手里买粑粑吃，买烧玉米吃，买炒蚕豆吃。石板铺地的街道干净得能够看清一丝一丝深色石纹，细格子的桌布和花边遮阳伞非常洋气，满眼的外国旅游者使古朴的小镇洋溢了异国风情。溪水就在我们身后的渠道里流淌，带着湍急的粼粼声，有雪水清凉甘甜的气味。晚上，沿溪边红红的灯笼依次亮起时，溪头便有人开始放荷花灯，粉色的灯盏摩肩擦踵地顺流而下，烛火一朵一朵小小的，幽幽的，像水中一长排亮晶晶的眼睛。清风徐来，纳西古乐的声音自天而降，杯中的普洱茶水变得澄澈透明，舌尖存余的茶香久久不散。
就在丽江古镇，木氏土司府前纤尘不染的广场附近，我遇到了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袁小圆。
他先认出了我。他本来已经从我的旁边走了过去，忽然地又回头，试探地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愣住了。我先记起了他的面孔，然后脑子里才跳出他的名字。我说：“是你吗？”我不太能够接受这样仓促的奇遇。
他没有过多的变化。真的是没有。有些人的容貌好像是一生一世固定了的，十年之前是皮肤黝黑，眉眼弯弯，牙齿雪白，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依然如此。岁月从他们身边过去时，恶作剧地拐一个弯，把他们撇到一旁，于是他们的容颜和年龄就不能同步，出现了一种荒唐的停顿。
袁小圆穿着一件绛色的真丝夹克，下面是晃晃荡荡的涤沦西裤，元宝口的咖啡色皮鞋。这种颜色和面料的夹克十年之前曾经流行过，可见他现在对时尚缺乏了解。他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依然是动人心魂的。眉眼之间的傲气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谦恭，温和，真诚。初秋的阳光照在他头顶上，头发沉默地花白着，跟他依然年轻的面孔恰成配衬，看上去就有点别扭。
总之，我那天对他的第一眼印象，是他整个的人，从里到外，从衣着到精神，都有一点错位。
“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很感慨。
我说出确切的时间：“二十五年。”
他一下子有些惊讶：“是吗？”他接着又笑起来：“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你。”
我说：“怎么会在丽江碰上？太有戏剧性了。”
他开始解释：“我们单位组织出来旅游……”
我们面对面地站了一会儿，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废话。然后，他行色匆匆地指着远处买东西的一群人：“那是我们单位的，我得过去了，他们会找我。”
我点头。我说：“我的同伴也要找我了。”
我们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我们没有询问各自的工作、婚姻、家庭，没有留下电话和地址，更没有合影照相。短暂的相遇像一场梦，有一种扑朔迷离的虚幻，非人间的不真实感。之后我不止一次回想那次偶遇，弄不清上天如此安排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密码中注定有那样一次交叉吗？
那一年，我们的校园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时间是在夏初的一个上午，大概是第二节课的中途，语文老师正口干舌燥地给我们讲解各类应用文的写法，忽然有救护车惊心动魄的尖叫声从校门外一路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