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屏住呼吸，只用脚掌着地，猫科动物一样地往前再走几步。现在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人居然是面对面盘腿坐在床上的！他们盘坐的姿势一模一样：膝盖架着，胳膊肘撑在膝盖上，身体前倾，肩背弓起来，以便低头看到摆在两个人之间的棋盘。他们脑袋紧挨着脑袋，抵在一起，互相借力一样，有点像两只头角相抵的羊。我哥哥的一只手甚至搭在袁小圆的光腿上。而袁小圆的十个脚趾又分别扣住了我哥哥的两个脚背。他们的眼睛只看棋盘，不看对方，手脚也都静止不动，好像突然之间被什么人施了魔法，或者点了穴位，就那样地成了两尊姿态怪异的雕塑。
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是很怪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和嫉妒在我的心里窜动，我喉咙发干，脚板底下好像火烧火燎。我明白自己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闯入者，我的处境异常尴尬，走也不是，留着也不是。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哥哥坐在蚊帐里，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话：“滚！”
他们已经发现了我。我的脸唰地一下红成了新娘子的盖头布。
可我不能就这么不战而退，我勉强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闯入房间的理由：“妈妈不喜欢别人上她的床。而且你们连脚都没有洗。”
我哥哥隔着蚊帐鄙夷地瞥我一眼：“滚出去，你管不着。”
我再祭出一个法宝：“妈妈说你跟袁小圆不应该整天粘在一起，好得过份。”
我哥哥一声冷笑：“你嫉妒了？”他说：“你肯定是嫉妒了。我知道你喜欢袁小圆。哎，是不是？”他用膝盖碰了碰袁小圆的腿。
袁小圆埋头在棋盘上，像是在苦思一个了不起的残局。他没有理睬我哥哥的话，也没有抽空看我一眼。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抬头看我。
我一点儿都不否认我崇拜和喜欢袁小圆，可恶的是这个事实不应该由我哥哥的嘴里说出，他霸占了属于我的感情空间，还要对我射出冷枪冷弹，简直就是一个恶魔。我大步地走上前，哗地掀开蚊帐门，大叫：“下来！别弄脏爸爸妈妈的床！”
我的话音刚落，袁小圆呼地一下子抹掉了棋局，一声不响地把棋子连同那张画了棋盘的纸收进棋盒里，手撑着凉席挪到床边，弯腰穿鞋，从我身边沉默地走过去，翻窗离开了我家。
我赶到窗口，呆望着他的背影在夜空中消失。不知道哪家邻居刚给菜地施了粪肥，空气中有一股热烘烘的臭味，粪臭中却又夹了蔷薇花的浓香，感觉怪异得很。我有些心虚，怕袁小圆生气，从此不再理我。尽管他一直就没有理过我。
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想。我没有赶他走的意思。
下一次，他会在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呢？
高中三年，我跟他几乎没有个人的接触。他是高中部的化学老师，可是我们总是阴差阳错地分离着。我读高一时，他教高三班。我升了高二，他又从高三下来教高一。我们时常在教室走廊上匆匆地擦肩而过。那时候，上课的电铃声催命一样地响着，男生女生从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红头赤脸地往教室狂奔，头发间和衣领中冒出热烘烘的、年轻人身上特有的气味，荷尔蒙的气味。一节课下来，四十多个学生在关闭的房间里闷坐四十多分钟之后，这种古怪的气味会更加浓烈，像死鱼身上的腥臭。
他挟着讲义，有时候手里还拿着一两样做化学实验会用到的简单仪器，混杂在高中学生中间，从走廊对面向我走过来。他走路的步子本来很快，因为走廊上人多拥挤，只好随大流地跟着移动。他的脸非常年轻，脸上总是有明媚的笑意，一侧脸颊的酒窝深深，如果不是下巴上胡茬的颜色稍稍地重一点，跟我们班里那些长相老成的农村男孩没有太大的年龄差距。
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彼此都淹没在人群里，模糊了个性和外貌，普通到一不留神就会把对方疏忽过去。
可是我嗅到了他身上的气味，他皮肤上的那种温暖，就像春天走过油菜花地时，从阳光晒热的土地上升起来的暖意，饱满，潮湿，略略地带着青涩气。
初中那年，在宣传队参加歌剧演出，他弯下身子为我化妆的时候，我在这样温暖的气味里浸泡过了，腌制过了。
七七年，十九岁，我已经插队农村，是知青屋里的一个年轻的户主，穿褪色的破旧衣服，脚上是打着补丁的高帮胶靴，头发用皮筋绑成两个刷锅把儿，扛上锄头，和所有生产队的乡民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夏末秋初的一个炎热中午，我在棉花地里打药。沉重的农药喷雾器把我的肩膀勒出两道血痕，汗水渗进伤口，火辣辣地刺痛。我整个的人晒成了一只红虾，而且是那种因为脱水过久而奄奄一息的虾，虾身疲软脱节，没有弹性。从我手中喷出去的农药通过鼻粘膜吸进气管，使我双眼模糊，恶心要吐。我知道这是轻微的农药中毒。昨天我的一个同伴就因为中毒过深而昏死过去，送医院急救才缓过气来。可是喷农药的活儿总要有人来干，实际上队里的女工都聚集在这块棉花地里，临阵逃脱是可耻的行为，棉田如果喷药不够及时，虫害蔓延的后果会不可收拾，半年辛苦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恶魔般的棉铃虫就是这样肆虐和猖狂。
我心慌，气闷，恶心。棉花地里密不透风，滚烫的土地如一口蒸笼，蒸腾出农药和化肥双重难闻的气味。药水打过的棉株上，肥嘟嘟的粉色肉虫蜷缩一团，然后跌落在地，留下娇嫩的棉蕾上触目惊心的咬痕。我穿的是长裤长衫，裤脚袖管都用麻绳紧紧捆扎起来，头颈上包着一条棉纱方巾，防备农药对皮肤的直接渗透，带来的尴尬便是闷热难当，热得我们不能不把嘴巴鼻子尽可能地张大，因此而又吸进了空气中更多的农药颗粒。
队长在棉花地外边朝我招手，让我过去。他脸上的神情是笑嘻嘻的，不像是对我做的活儿不满意，要拎我出去教训一通。我放心了。
背着喷雾器从棉花地里横着穿过时，茂密的棉叶唰啦啦地擦过我的身体，衣服上沾着青青的汁液，像一朵朵染上去的蓝花花儿。刺鼻的农药味渐渐离我远去，剩下的是阳光和青苗的热烘烘的芳香。我拼命地呼吸，吐纳，肺腔中的浊气一点点地被置换出来，胃里的恶心开始平息，心情又变得轻松和愉快。不管怎么说，日子还过得去，活儿虽然苦，可是我们年轻，一觉睡过来又精力十足。我们周围的知青们彼此彼此，麻木和听天由命是我们共同的状态，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想头，也就不去多想。
队长笑嘻嘻地说：“有个人找你，男的，不知道是你爸还是你哥？”
队长往远处的机耕路上一指，我迎着太阳，眯缝起眼睛，看见了站在树荫下的他。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哥，我爸和我哥都不会来看我，我想这么告诉队长。可是我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我把肩上的喷雾器卸下来，放在田边，拍一拍衣服上的浮土和碎叶，心跳着向他走过去。我闻到自己头发里的酸馊，农药的残留气味也赖在衣服上拂之不去，高帮胶靴上似乎还有棉铃虫死尸的腥臭。我的头发零乱，满脸汗斑，皮肤晒得一片片卷曲脱落，比花脸猫的模样好不了多少。我的裤子太肥，上衣太短，裤管袖口还用麻绳可笑地捆着，跟村子里烧锅做饭的老妇女们同样的不修边幅。那一瞬间，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我心里忽然有些恨他，他不该在这样的时候不期而至，让我狼狈，让我出丑，让我无地自容。
他站在树荫下，默默无声地看着我，目光像是要穿透我的身体，看清楚我生命中所有的艰辛和困顿。他穿着格子布的短袖衬衫，米色长裤，黑色布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是骑自行车来的，车后座上卡着一个方方正正的布包，车龙头上挂着漆皮掉落的军用水壶，一块擦汗用的小白毛巾系在水壶带子上。总是这样。他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周到细致，近乎完美。
他让我更加沮丧。我们之间的差别如此巨大，我不希望他来看我。让我自甘堕落好了，最好这世上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忘记我，不再提起我，我就这么混着，混到死算数。
我一步一步走到离他很近的时候，他忽然伸出手，一把将我拉进了树荫之中。然后他取下车把上的水壶，拧开壶盖，让我喝。我的嘴唇刚一接触到壶口，就紧紧地粘上去了，凿子都无法凿开一样。我仰着头，咕咚咕咚地往喉管里灌水，喘不过气来。他眼巴巴地看着我的贪相，一声也不敢出，怕我呛着了。我喝完壶中最后的一口甘露，才猛然想起，应该给他留上一点，他回去的路上渴急了怎么办？
他是特地来给我送复习资料的，就是夹在他车后座上的那一包东西。他告诉我，据可靠消息，大学要恢复招生考试了，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要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他说我在学校里成绩那么好，我比他教过的所有女孩子都更聪慧，他希望能够看到我成功。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对你有责任。”说这句话的同时，他把手抬起来，放在我头顶，轻轻地抚了一抚，顺势落下去，擦过我的肩头时，再一次地作了一个短暂的停留。
他对我说了那一大段考大学的理由和必要，我没有听进去，但是他的手在我肩头停留的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流泪了。他说他对我有责任，我感觉到这句话的份量。我十九岁，已经懂得了承诺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他承诺了我，我应该把我的承诺回报给他。我们彼此间早就有了这样的默契。从我十三岁，用他的上衣遮盖了我流血的身体时，默契就开始了。
我比袁小圆和公社里的其他知青们多出了一个月的复习时间。我刚开始遮遮掩掩看他给我的那些复习资料时，我的同伴们非常不屑，她们说我还是年少，幼稚，见风就是雨的。她们说，中国的事情，哪能够听信谣传呢？不知道谣传十回有九回半是假的吗？中国人多么善于给自己制造心理安慰啊！
一个月之后，公社的高音大喇叭里播出新闻：中国的大学要在一九七七年底恢复高考制度。
我的同伴们傻眼了，短暂的震惊和激动之后，大家开始发疯样的收集各种文革前的初高中课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见什么逮什么，角角落落，只言片语，统统拿过来供在案头，夜夜苦读到天明。
那个时候，我已经读完了他送来给我的全部课本，开始一条条地做题，做难题和偏题。他帮我在所有的题目后面都配了答案，我可以自己给自己判定对错。
深秋的那一天，我哥哥和袁小圆敞着屋门在地上做题，粉笔在地上写出一片白花花的公式和解题步骤时，我凑巧而走过去瞥了一小眼。他们生怕我偷师，抬起头，瞪着眼，用那么戒备和不欢迎的态度对待我。袁小圆甚至抬脚抹去了地上的一切粉笔字迹。
他们一个是我的哥哥，一个是我曾经崇拜和迷恋过的男孩。
两个漂亮、优秀、自恋和互恋的小男人。
那个瞬间的场景，我记忆极深，如镌刻在石壁上的岩画一样，岁月无法轻易磨灭。
春节之前，我和哥哥双双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哥哥先看了他的，然后又看了我的。他不敢相信。他抿着嘴，漂亮的眼睛里罩上了一层青青的雾气，拿信纸的那只手在微微颤抖，很轻微很轻微，是努力克制的姿态。他不愿意在我面前暴露出他的沮丧和软弱。可是我看见了他手中纸张的颤动，簌簌的，像风中粉蝶的翅膀。
最后，他的手无意中一松，那张通知书在空中轻飘飘地打了个旋，倾斜着往地上坠落。我一把抄起来，折两折，重新灌进信封。他不看我，转身躺到床上去，两只手垫在脑后，双眼望天。到晚上，我妹妹喊他起来吃晚饭的时候，他的眉间多了一条皱纹，眼皮也有点耷拉下来。半天的时间，我的哥哥老了差不多十岁。
去年的那个冬日，我从电话中得知他的死讯之后，心里涌出的第一个愿望是在梦中再见他一次。我早上醒来，从冰箱里倒出一杯牛奶，喝下牛奶的同时，我吞下去两颗安定。然后我又上床。半小时之后，我开始迷糊，似睡非睡，能听见客厅里电话铃响，听见楼下老太太们买菜归来的寒暄和唠叨，但是我不能思想，对外界发生的一切无法作出反应。我把双手搁在胸口，期待做梦。多年以来，我有个很坏的毛病，睡觉时只要手搁在胸口，肯定会做梦，而且是恶梦。我经常在梦中被我的亲人追杀，逃无可逃，乞求、哀告、反抗都无济于事。我也会梦见我的亲人死去，是暴死，家族战争那样的死，死者躺在棺材里，血糊拉塌，面目全非，甚至身首异处。我还无数次地从悬崖坠落，快速下沉，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洞，我沉落的速度可以用“一坠千丈”来形容。醒来时我大汗淋漓，胸腔内像有一面皮鼓在拼命擂响，晕眩的感觉许久之后才能消散。也有时候我是尿急，死活找不到厕所，东奔西突，因为即将当众出丑而绝望至极……
我将双手搁在胸口，半睡半醒中做很多诸如此类的恶梦。我一次都没有梦见过他。他不会在我的恶梦中出现。我叹一口气，把手从胸口挪开，别在腰后。我又迷糊过去，但是却不再做梦，平平静静，像时间没有从身边一分一秒流逝。
下午，我开始清醒，觉得肚子饿，起来泡一袋方便面吃。我不甘心。我怎么就会梦不到他？我怎么能够梦不到他？我再吃两颗安定。
所有的程序再一次重复：我如果将双手搁在胸口，必然会做恶梦，追杀、逃窜、械斗、坠崖……鲜血淋淋，紧张刺激。我如果放下双手，又干脆什么梦都不做，安详平静如同婴儿。
我陷入一个关于做梦的怪圈。
半夜，安眠药的药劲全部过去了，我在黑暗中无比清醒，镜子中能看见自己的双眸闪亮。我听见夜的声音沉寂却又喧闹，潮水一样起伏绵延。露水一滴滴打在窗口的雨篷上，很小的一滴，偏偏响出滞缓的沉甸甸的份量。对着夜空，我开始构画他的面容，回想我们之间的一幕幕往事。回忆有连续性，像电影，却是无声的，而且是原始的黑白两色。我不满足。我还是想在梦中见到他。我想知道他在我的梦中会是什么样子，他将以什么样的形像出现，又会以什么样的举止结局。我不要真实的回忆，我要让梦境替我虚构和创造。
会发生什么呢？在梦中，在单独属于我们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