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院是我们那个院子的别称。人家问起来：“家住哪儿啊？”回答说：“梧桐院。”人家就知道是县中的教师大院了。这是因为我们院里的梧桐树既多又茂盛，一棵一棵高大得直冲蓝天，站在护城河的大吊桥上，都能看见那些绿树的尖尖。
梧桐树是盛夏里知了的天堂。知了也叫蝉，黑色，比拇指略大一些，有两颗鼓出去的金鱼样的眼睛，一对透明的翅膀，会飞，但是飞不高也飞不远。逮知了很有趣，有各种方法和工具：比如在夜里打开手电，用光圈套住它，然后轻手轻脚爬上树，一把将小东西捂在了手心里。再比如用新麦草编成锥形的网，绑在竹杆头，看见伏在树枝上的知了，就把网子慢慢靠过去，猛然一触，知了十有八九会跌落网中。落网之后它总要试图挣扎，展翅想飞，却不知道翅膀一展开，恰好卡在了网缝里，活生生上一个大当。这就叫“自投罗网”。还有种方法，把麦草网改成很粘的面筋，竹竿头裹了面筋，往知了的身体一靠，知了翅膀就被面筋粘住了，它越是挣扎想逃，翅膀跟面筋的接触范围越大，身子被粘得越紧。只要树上的知了落在竹竿的高度范围内，基本上是有一只粘一只。
每年放暑假的时候，是我们院里这些捕蝉高手们施展本领的好时光。逮到知了后，先判断公母。很简单，公的会叫，母的是哑巴。会叫的知了，我们用细线拴在它们腰间，十几二十只聚到一块儿，比赛谁逮的知了叫声最嘹亮。屋里歇夏的大人们被叫声吵得头疼，常常会穿着汗衫短裤头冲出来，把我们恶狠狠地骂一通。我们不怕骂，大人骂得越凶，我们心里越乐。我们就是在骂声中成长的。至于那些哑巴知了，非常对不起，只能烤熟之后喂喂我们口中的馋虫了。烤知了一点不费事，随便捅开哪家的煤球炉，把知了的翅膀摘去，围炉排好一圈，你就等着吃肉吧。初烤时有很浓的焦尸味，熏得人要吐，很快就臭味就散去，换成好闻的肉香，香得人忍不住直打喷嚏。当然知了能吃的部位极少，掰去硕大的头部，掐掉肥肥的肚腹，剩下胸脯中段的一小块雪白的肌肉，才是令人馋涎欲滴的美食。那指甲盖大小的一块肉，沾上一丁点盐，扔进嘴巴里，真是有嚼头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很难有什么肉味能跟它相比呢。
在诸多捕知了的方法中，我比较钟情于使用面筋。中午，大人午睡的时候，我会蹑手蹑脚闪进床后，打开装面粉的坛坛，毫不手软地挖一大勺。面粉中和一点水，揉成硬硬的一团，然后下河洗面。面团浸在水中，带着耐心，慢慢地捏，细细地揉。白粉在水中化开，河水渐渐变得混浊，很多的鱼儿都赶来觅食，河面顿时水花点点。粉质散尽，剩下来橡皮大小的一块，就是面筋，能把五指粘到一块，扒都扒不开。
洗面筋是我的事，举竹竿粘知了是小山的事，发现知了就是小水的事了。小水眼睛最尖，总是能从密密的梧桐枝叶中一眼看见知了黑色的身体。小山的手准，找到知了后一竿戳过去，决无落空的道理。我们三个人，各有分工，各事其职，配合默契，是院子里捕知了小队的最佳组合。
梧桐籽的成熟也是在夏天。熟透的籽粒是褐色，珍珠大小，四个一组，紧紧附着在船形的荚壳上。把籽粒扒下来，掺上油沙，放进铁锅中，炒蚕豆那样地炒，会炒出诱人的焦香。炒熟的梧桐籽能吃，但是油性太大，吃多了会腻歪，恶心。而且它的那一层麻壳很难剥去，吃起来比较费事，弄不好塞一嘴渣渣，吐都吐不干净。因此梧桐籽儿在我们当中不受欢迎，实在找不到吃的东西时，才会拿它凑数。不管怎么说，时不时有点东西嚼嚼，总比闲着嘴巴无着无落的好。
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奇怪：我们那个院子前后好几进，正院套着跨院，跨院连着厢房，总共住了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门前有一颗梧桐树，偏到了我家门口，梧桐树没了，窗前是光溜溜一片空地。我曾经设想是当年栽树的人没带够树苗，栽到我家门口，树苗恰好用光，那块地就空着拉倒。后来听林家老头说，是我们家还没有住进来的时候，有一年夏天雷把大树劈了。我听得直吐舌头，心想好在雷劈得早，没伤着我们家的人，要是再迟几年，可怕的一幕在我的眼前发生，那多吓人！
没了大树，却让我们家凭空多得了一片菜园子。现在提倡家家户户栽树植草，那时候经济困难，谁家有地舍得植草啊，都是养鸡，种菜，贴补生活。
我爸虽是县政府里摇笔杆儿的，却天生对田园劳作一往情深。菜地靠院墙的一边，有四五个平方米的地方吧，我爸劈出来围上芦苇帐，里面养了四只黄嘴黄脚的芦花母鸡。它们轮流着辛勤工作，使我每天都能从鸡窝里扒拉出两三个热乎乎的新鲜鸡蛋。那些年里，蛋炒饭是我们家里比较常见的食品，当然是限量供应，每人一锅铲，完了就吃稀饭。偶尔吃到荷包蛋，那肯定是在某个人生病之后。病中的那个人吃，别的人只有咽唾沫的份。
剩下的菜地，约摸还有一间教室那么大小。我爸爸每年试着在地里种上不同的植物。我记得种过青菜，菠菜，大蒜，西红柿，向日葵，还有香瓜。我爸这个人细心，侍弄庄稼一丝不苟，而且严格地按照季节和栽种程序，从育苗到施肥，不允许出一点偏差，我们的菜地总是收获甚丰，令人羡艳。
比如说吧，决定种香瓜的那一次，我爸提前一年就开始做各种准备。那个夏天我们家里吃的香瓜最多，因为我爸需要考察和辨别各种瓜的口味、肉质、形状、香气，以挑选出他认为最好的。选出了种子，他又专门用麦草在灶膛里烧出一大盆草木灰，凉透之后，拿水调和了，再把瓜种搅进湿灰里，捏成一个个烧饼那么大的灰团，贴牛粪饼一样贴在墙根上。第二年开春，地里上足了肥，耙细了土，开出沟垄，赶在清明节那天，我爸郑重其事扒下墙上的灰团，打散，润湿，怕虫子糟害，还拌上少许农药，然后连种子带灰下到地里。这样一系列繁琐的程序，你想想，是不是心思特别慎密的人才能够做到？
可惜香瓜的收成不好。不是瓜长得不够多不够大，是我们院子里的窥视者太多了，香瓜总是成熟一个消失一个。偷瓜的原因，半是嘴馋，半是好玩。“偷”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刺激的，我承认我就偷过自家地里的瓜。瓜被偷了，我爸我妈还不好意思声张，因为都是同事的孩子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还能为了这点东西让同事难堪吗？
下一年，我爸不种瓜了，改种一样令人称奇的植物：人参。
人参这玩意儿，在现在已经不算稀奇了。野山参，药店食品店百货店都有卖。西洋参，那更是铺天盖地，炖的喝的嚼的含的，各种制品各种包装，价格便宜得吓人。可是在我们小时候，人参真的是一样“此物只应天上有”的东西，大多数的老百姓别说吃，根本连见都没有见识过。我爸说要种人参，全院子的大人孩子都涌过来看稀奇。大家最关心的是人参种子是真是假？从哪儿搞来？我爸当然作了回答。他是怎么答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记得的只是那种子的模样，鲜红鲜红，赤豆大小，具体地说有点像相思豆。
春天下种，到了秋天，人参苗长到一尺多高。印像中那些苗株的形状像是野菜，也就是沟边墙角篷篷勃勃长出来的那些东西。林家老头子天天都要蹒跚着脚步走过来看，他老人家第一个表示怀疑，背地里告诉我们说，我爸肯定上了人家的当。接着我爸自己也怀疑了，因为过了中秋之后苗苗开始结果，果实长在植株顶上，一根粗粗的茎杆顶出一串，也是红艳艳的，一颗一颗圆滚滚的。天气再冷下去，除了果实还红着，苗株已经不可挽回地相继死去。拔出枯根一看，哪里有什么人参嘛，那些须须比老鼠尾巴还要细。
我爸要面子，坚决不肯承认是种子有误，他归结了一句话：气候不对。东北的人参在南方不能生长，就像南方的桔子在东北不能结果一样。
现在我该说说我们院子里的人了。先说我的好朋友林小妹。
林家有五口人：她的爷爷，就是前面说到的见了女孩眼睛会发亮的林家老头子。他大约八十岁，牙掉光了，胃口却很好，总是坐在墙根下给我们讲述他从前吃过的好东西，然后抱怨他女儿林老师虐待他，一个月都不给他喝一回鸡汤。他认为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鸡汤，人参那些东西都是假的。“鸡汤大补啊！”他眼睛发亮地说。他的女儿，也就是小妹的“妈妈”，林老师，在县中教物理。个子矮小而敦实，烟瘾很大，脸色和嘴唇都因为抽烟而发黑。她的丈夫是去世了还是跟她离婚了，我不知道，从来没听人说过，那时候我也不关心这类事。她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年，是一对人高马大的小伙子，在工厂上班。我们院里的孩子都怕这两个大哥哥，从来也不敢抬头跟他们说话。当然他们也不会屑于理睬我们这些毛孩子，他们总是穿着回纺布的工作服，厚重的翻皮鞋，胳肢窝里挟着铝饭盒，脑袋昂得高高的从院子里走过去，很有一点“独行天下”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