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居明堂，按四季的不同，其用来取火之木也不相同。春属木，故用青色的榆柳之木；夏属火，故用赤色的枣杏之木；季夏属土，故用黄色的桑柘之木；秋属金，故用白色的柞楢之木；冬属水，故用黑色的槐檀之木。
邹衍认为，明堂四季的取火之木，其顺序也应按照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五行相生顺序排列，其中以土居中。《吕氏春秋·应同》中关于“黄帝时其色尚黄，其事则土”的论述，则点明了黄帝居中央为天子的奥妙，对于田氏（田氏为姬姓之后）以黄帝后代自居，取炎帝后代的姜齐政权而代之极为有用。
用五行相生说论证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并设计天子四时教令的明堂制度正是邹衍的另一大“功绩”。邹衍以阴阳五行思想规范四时明堂制度的思维模式对此后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文章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月为单位的月令制度，月令之文也成为后世农学家撰写农书的参考体例。
■邹衍——整之于身，施及黎庶 ■
战国较为有名的阴阳家，有公梼生、公孙发、南公等人，但以邹衍最为著名。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24年，死于公元前250年，活了70多岁。他比儒家亚圣孟子稍后，与公孙龙、鲁仲连等是同时代的人。
齐宣王时，邹衍就学于稷下学宫，先学儒术，改攻阴阳五行学说，然而终以儒术为其旨归。“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后来，他留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因其在天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非常渊博，尤喜谈论天地，时人称他为“谈天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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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小及大
邹衍论述问题的方法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也就是把经验、推测和幻想结合在一起，以经验作为推测和幻想的依据。这种方法可谓别开生面，使人们疑而不能否其据，信而不能得其证。
邹衍无论是学儒术，还是攻阴阳，都是本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充分体现了他匡世济民的入世精神，所以古人说，“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
对此，司马迁认识得比较深刻，他在《史记》中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可见，邹衍诸论，都是针对当时的统治者，只顾淫侈而不顾社会和黎民的疾苦、只顾眼前享乐而不计后果的现象而发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邹衍不是局限于具体问题的针砭，而是从宇宙自然变化的必然过程来指出具体事物的命运。
后人不察其大道，而学其小术，故封建迷信兴，这不是邹衍的错误。“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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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寒霜
《太平御览》写道，当初邹衍事燕惠王时忠心耿耿，很受惠王的赏识。惠王左右的奸臣小人出于嫉妒，向惠王进谗言，诋毁邹衍。惠王信以为真，下令将邹衍抓起来关进监狱。邹衍身受冤屈，仰天大哭，感动了天地，时值盛夏五月，居然下起了寒霜。这可以说是《窦娥冤》里“六月飞雪”典故最早的出处了。
邹衍在政治哲学上多有阐发，在具体政治主张上主要受儒家的影响。司马迁这样评论道：“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这显然也是儒家的思想。另外，邹衍说的“整之于身，施及黎庶”，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相类似。
除了在稷下讲学之外，邹衍一生中还到过魏、赵、燕等国，所到之处尽受礼遇，显赫一时。到魏国时，魏王出城迎接，执宾主大礼；到赵国时，平原君亲自用衣袖为其拂席，足见对邹衍的敬意之重。邹衍到了燕国，燕王用衣服围起笤帚，一边倒退着一边扫地，以免尘埃落到邹衍身上；还特地为邹衍修建了一座碣石宫，亲自去向邹衍求教，并请他给贵族子弟讲学。邹衍在当时的名气，由此可见一斑。
■ “邹衍吹律”和“驳白马非马” ■
邹衍在乐律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汉书》中记有“邹子乐”四章，名为《青阳》《朱明》《西颢》和《玄冥》，注释说：“春为青阳，夏为朱明，西颢为西方少昊，玄明为北方之神。”这四章乐曲，大概是邹衍为天子明堂制度所创作的音乐。
由于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具有浓厚的神秘因素，所以关于他“吹律测气”的记载也染上了不少神话色彩。如《艺文类聚》卷九引刘向《别录》说：“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谷生，今名黍谷。”后人将上面几句简短的叙述，演绎为一个传奇故事。
有一年春天，邹衍到渔阳郡（今北京密云境内），见此仍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百姓生活很苦。他就登上郡南的一座小山，吹起了律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之后，奇迹出现了。暖风朝小山吹来，阳光明媚，冰消雪化，树叶绿了、花儿开了。邹衍还把良种分给农民耕种，这一年百姓们五谷丰登。
后来，百姓为了纪念邹衍，便把他吹律管的小山定名为黍谷山，并在山上建了一座邹夫子祠，旁边还立了“邹衍吹律旧地”的石碑。邹衍教百姓识别良种的地方，则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别谷院”。祠前还栽有两棵名贵的银杏树，至今已两千多年了，依然枝繁叶茂。后来此地便成了密云一景，叫“黍谷先春”。
“邹衍吹律”的传说在汉朝许多诗文里都有记载。诗仙李白也曾写过一首《邹衍谷》的诗来称赞邹衍的精神：“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子一吹律管，能回天地心。”明朝密云城建成后，在百姓的提议下，官府便在东门外修了邹夫子祠，重新立碑，碑文仍是“邹衍吹律旧地”。百年以后，祠庙毁坏，石碑也不知所踪。明万历年间密云新城建成后，经过官民的努力在原处又建祠立碑，这块碑一直保存至今。
“邹衍吹律”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密云大地，百姓一直怀念着这位关心人民疾苦的先贤志士。邹衍吹律而生五谷向来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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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律测气
“律”在我国古代不仅是一种乐器而且是一种测气仪器，以律测气而形成的律吕学是我国古代独有的一门学科。其方法是用十二根竹管或铜管（按照一定尺寸比例制成）定出十二律，作为占验节气变化的仪器。邹衍从燕国纬度较高、气候寒凉的特殊条件出发，吹律测出该地的温度和湿度，进而确定播种期和无霜期，指导当地人民进行农业生产，从而使不毛之地长出“黍谷”。
此外，邹衍对于逻辑学的目的和方法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记载，邹衍出使赵国，正巧遇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等人以“白马非马”为题进行辩论。平原君就此事征求了邹衍的意见。邹衍认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辩纯属“辞正”，虽然对于弄清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有益，但是它却违反了“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的逻辑准则，以致产生“辞胜于理”的弊端。平原君十分认同邹衍的说法，于是便罢黜了公孙龙。
■ 新地球观——“大小九州”说 ■
邹衍通晓地理之学，大胆地提出了天下分为“大小九州”的学说，成为我国古代具有“海洋开放型地球观”的第一人。
“盖天说”和“浑天说”，是我国古代的宇宙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海洋）”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小九州”说就是受了浑天说的启发而创立的。
战国时代我国的航海水平已有所提高，人们对中国东部海域内的陆地或岛屿已经有所了解，加上齐地滨海的自然环境，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和燕齐渔民商贾对异域风情的传闻和描述，这一切都激发了邹衍的灵感，开阔了他的思路，使他对自己生活的世界做出了大胆的推测，创立了“大小九州”说。
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很明显，邹衍认为，当时的中国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分小九州，也就是大禹治水时所序列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九个像赤县神州这么大的州组成一个更大的州，每一州的周围都有大海环绕，这个州里的人民与其他州不能由陆路连接相通往来。而这最大的州也有九个，以此推论出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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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九州
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纬书《河图括地象》则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一，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其二，“昆仑之墟，下洞含右，赤县之州，是为中则。东南曰神州，正南曰卬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正北曰齐州，东北曰薄州，正东曰阳州。”
在人们没有真正认识地球以前，“大小九州”学说无疑是“闳大不经”的，王充评价邹衍的大九州说“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盐铁论·论邹》中也批评大九州说“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但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海外各国与中国往来的日益频繁，“大九州”说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元代的张翥在《岛夷志略·序》中说：“九州环大瀛海，而中国曰赤县神州，其外为州者复九，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能想通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此邹氏之言也。人多疑其荒唐诞夸，况当时外徼未通于中国，将何以征验其言哉！汉唐而后，于诸岛夷力所可到，利所可到，班半史传，固有其名矣！”
薛福成所撰《出使四国日记》也说：“昔邹衍谈天……司马之长谓其语宏大不经，桓宽、王充并讥其迂怪虚妄……今则环游地球一周者，不乏其人，其形势方里，皆可核实测算，余始知邹子之说，非尽无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学，邹子从而推阐之，未可知也。”
以上是对邹衍的大九州说的客观评价。其实，邹衍在距今2300多年前就预言了大洲和大洋的存在，比欧洲学者对地球做出相似的预测早了近1800年。
其“大小九州”说虽然是以主观推测为主，缺乏严密论证和科学判断，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突破了人们狭隘的地理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探索域外的热情。更何况，他那种以小推大的思维方式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 《月令》——战国阴阳家的杰作 ■
《月令》，《吕氏春秋》收录了其全文，作为垒书之纲；汉初儒家则将其作为儒家经典，收入《礼记》中。实际上，它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一篇杰作。
《月令》中的世界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其中，太阳具有决定的意义，位居最高层。太阳的运转形成了四时，四时各有气候特征；每时又分为三个月，也各有征候。与四时相对应，有相关的神；与月相对应，每个月有相应的祭祀礼制。
四时变化还受五行的制约。五行与四时的运转相配合，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土被放在夏秋之交，居中央。再下一个层是人事活动，如生产、政令等。在上述结构中，人事要受到太阳、四时、月、神、五行各种力量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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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自然
根据《月令》的观点，包括帝王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是绝对自由的。人的自由首先表现在顺应自然上，其次才表现在利用自然上。故令应以生产规律为依据，应有益于生产的发展和正常进行，而不应站在它的对立面破坏它。
《月令》总结了农业生产的规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其中还开列了一个政治月程表，提出了政治活动总的指导原则，即“凡举大事，毋逆天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天数即基本规律，这里指阴阳之交、日月之变、五行之德等。
春季为木德，万物开始生长。所以，春天政令的基本精神是“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在生产上，要修封疆、分配土地、兴建水利、禁止伐木和杀生、保护山林地泽；对人民，要救济孤贫、赦罪犯、禁止起徭和用兵等，这一切都以助生为特征。
夏季为火德，是万物繁荣的季节。与此相适应，夏天的政令一定要能佐助万物生长。为此要讲求礼乐、选拔人才；夏季严禁兴土木；为了鼓励生产，要命令臣属“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民勉作”。
秋季为金德，有肃杀之意，万物开始凋零。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应注重武和刑。要选练武士，征讨不义，修订刑罚，决狱讼，戮有罪，但要做到“端平”。秋天可以动土功，如修建城郭等。
冬季为水德，万物闭藏。与此相适应，要加强治安管理，惩治罪犯。“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山林开禁，但要掌握分寸，不得乱砍滥伐。对诸项事业进行年终检查和统计，如检查百工产品，统计人民、土田之数，以做好备耕工作。
土德不配四时，而居于夏秋之交，起协调四时的作用。与土德相应的，只有一些礼仪规定，没有具体的政令。土虽曰“中央”，实处虚位。
如果违背上述程式，必将受到惩罚，不有天灾，必有人祸。“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阴阳家认为，天人和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和先决条件，一切人类活动必须保证天人和谐，而不能破坏它，这反映了农业经济的要求。阴阳家们努力探求事物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类分的方式将事物贯穿起来，借以掌握事物联系的链条。这其中既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又有不少荒诞之论，一定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